在口头传统文类的中关注和采用本土分类的方法首先来自马林诺夫斯基。20世纪初，这位文化人类学功能学派的奠基者基于在南太平洋岛屿上开展田野调查而提出的观点，即在对口头故事进行分类时必须将其视为一种社会文化事件，一个特定类型的故事一定会与其语境，与当地土著的社会文化生活密切相关[1](p.126)。随着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他的这一观点逐渐得到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民俗学家的普遍认同,成为一种普遍准则。

 

　　按照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我们可能对突厥语族民族的数以百计的史诗做出很多不同的解读和分类，在类型的划分方面，在定义和界定方面都会遇到非常大的挑战。众所周知，突厥语民族英雄史诗的分类是一个棘手的地问题,其原因在于文本类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不仅因为突厥语族民族史诗数量众多，内容繁杂，而且也因为其文本类型的多样性以及在一些传统中，比如在维吾尔、乌兹别克等民族的传统，口头性与书面性的彼此交融互动具有长久的历史发展过程。此外，同属于突厥语族的不同民族都具有彰显各自不同文化特征的，悠久的史诗传统。所以我们不可能完全基于干巴巴的文本进行有效的分类，因为同一部史诗的文本由于其口头性本质和历史发展的原因而呈现出篇幅长短不一，艺术性有高有低，结构繁简不等的多种文本状态。比如以书面文本形式发现的史诗《乌古斯汗传》只有1百多行的篇幅。而史诗《玛纳斯》则是一部数十万行的口头长篇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