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活态史诗翻译既关涉语言转换和文本迻译，又要再现史诗表演的文化语境，核心是在译入语书面文化中如何再现和表达史诗口语文化的意义与语境。对活态史诗译介的三个维度，包括史诗的语言维度即史诗语言的诗性特点、文化维度即文化表征功能和语境维度即口头表演语境进行聚焦。研究发现，借鉴民族志诗学、人类学深度描写、多模态话语等最新理论成果，可以构建一种涵盖活态史诗语言、文化和语境三重维度的多模态翻译模式，从而再现活态史诗的原初样态和艺术魅力。

　　［关键词］活态史诗；民族志诗学；深度翻译；多模态翻译

　　引言

　　世界各民族的史诗总体上都经历了由口头传统向书面文本逐渐演变的文本化过程，口头传承和文本书写先后成为史诗传播的两大形态。荷马史诗和印度史诗历经文本化过程后成为固态书面文本，失去了传播的活水源头。而以活态演绎的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藏、蒙古族的《格萨（斯）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和蒙古族的《江格尔》）至今仍以口头传承和文本书写形式在域内外藏族、蒙古族 和柯尔克孜族等相关民族、民众中广泛流传。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下三大活态 史诗在说唱艺人的口里、歌里、书里乃至影视文化等多元媒介中广为传播，影响深远。固态史诗翻译与一般书面作品的文本翻译大致相同，只要兼顾史诗翻译的科学性与艺术性原则即可。然而，如何在书面文本中呈现口头文化精髓，这是活态史诗翻译的难点和重点，需要学界作出回答。文章对三大史诗的翻译传播展开研究，无疑拓宽了民族口头文学 对外传播的研究路径，扩大了口头文学翻译的纬度 和视野，具有推动当前翻译学发展的学术价值。

　　一、三大史诗翻译传播研究概述

　　由于三大史诗传播的原初语言是藏文、蒙古文和柯尔克孜文等民族文字，对史诗价值的认识和理解一直以来囿于本民族内部，并没有形成真正的跨语传播，造成史诗大规模为各族读者阅读和欣赏的范围有限，适合大众阅读的汉译本和外译本读物鲜有所见。国外介绍研究三大史诗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1716年北京出版的蒙文木刻本《格斯尔可汗传》拉开了《格萨尔》文本研究的帷幕。1776年俄国学者帕拉斯（P.S.Pallas）将《格萨尔》首次介绍并翻译到西方。迄今为止，用德文、俄文、法文、英文等文字出版的《格萨尔》史诗各种版本近50部。1802-04年德国学者别尔格曼（Benjamin Bergmann）用德文将《江格尔》两篇故事翻译出版，他是第一个记录和翻译《江格尔》诗篇的学者。据贾木查统计，“俄罗斯、蒙古、中国、芬兰、德国等国学者以本民族语言文字整理出版的《江格尔》单章故事版本、多章故事版本（包括翻译文本）、拉丁音标转写版本、原始资料版本、卡尔梅克新文字和俄文对照版本、加工整理版本等各种文本已有30多种”。1856年，俄国民族志学家乔坎·瓦里汗诺夫（Chokan Valikhanov）将他在中亚地区搜集到的《玛纳斯》部分诗行翻译为俄语。1885年拉德洛夫（Wilhelm Radloff）搜集记录了《玛纳斯》前三部并翻译为俄文在圣彼得堡出版。1977年英国学者亚瑟·哈图（A.T.Hatto）将俄译稿译为英文，这个英文版附有原文的拉丁字母转写，并有详细注释和说明，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三大史诗的国外研究主要围绕史诗的主题、人物、宗教、语言、考古、民俗、艺术、音乐等不同学科进行了探索，做出了颇有成效的努力，然而，遗憾的是都没有围绕翻译而开展比较研究。

　　国内对史诗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成果显著。新中国成立以来，陆续出版了史诗口头说唱整理本、原始资料本、文学阅读本、史诗创编异文本、汉译本和其他少数民族语本，涌现出一批民族学研究专家，出版了一系列学术性较强的研究成果。最新成果是2015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由冯骥才任总主编、诺布旺丹编撰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百科全书•史诗卷：格萨（斯）尔、江格尔、玛纳斯》。《百科全书·史诗卷》全书近100余万字，是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界在三大史诗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进行盘点、梳理，吸收和借鉴的基础上编撰而成。国内活态史诗的翻译几乎和20世纪50年代民族文学的整理出版同步进行，一批翻译家和学者先后对民族口传文学进行了翻译与研究。20世纪30年代于道全、任乃强汉译《格萨尔》拉开了国内史诗翻译的帷幕。20世纪60年代陆续出现了《格萨尔》、《江格尔》和《玛纳斯》汉译本，新世纪以来五洲出版社出版了三大史诗的国内英译本。关于活态史诗的翻译研究，早在1981年马学良发表《谈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翻译》一文，指出民族民间文学翻译的独特性和难点。扎西东珠就《格萨尔》的现实意义及其文学翻译研究进行探索并阐释了史诗汉译中的文化传递问题。王治国发表系列文章，对《格萨尔》的翻译与传播作出了持续性研究。单雪梅和张媛分别对《江格尔》在英语世界的推介情况和民译、汉译和外译作了述评。梁真惠出版专著《<玛纳斯>翻译传播研究》，对《玛纳斯》翻译传播作出了系统描述与理论探索。本文重点在于史诗的英译本分析，为论述方便，三大史诗的典型英译本详见表1。

　　实际上，对三部史诗的域外、域内翻译传播史作一简要回顾不难发现，三大史诗的域外翻译传播具有一定的共性。从表1可见，三大史诗域外研究均是肇始于西方探险家、旅行者、西方汉学家等。除了境外俄国、蒙古、柯尔克孜族学者外，史诗受到了欧洲大陆和后期北美汉学家的关注。这些汉学家的研究，在各自的领域都形成了格萨尔学、江格尔学和玛纳斯学，已具一定的国际影响力。三大史诗的域外传播经历了由非英语译本到英语译本的逐渐过渡，并在西方主要语言之间多次转译。无论早期研究者是出于何种目的，客观的事实是活态史诗都有了书面文本的外译本，无论是传统的原文与译文对照式翻译，还是节译、摘译、述译等形式，均为史诗对外传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三大史诗源自口头传唱，在经历搜集整理、翻译出版等文本化之后，走向了域内翻译与域外翻译、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阶段。三大史诗都经历了民译、汉译和外译的诸多形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史诗的章节片段翻译，属节译、摘译阶段；史诗的分章、分部翻译，属分译阶段；史诗的整部翻译，属全译阶段。显然，三个阶段是交叉并行的关系，并不是严格时间意义上的前后相承关系。

　　由于传播语言与地区的不同，三大史诗的翻译与传播呈现出局部的差异，但毋庸置疑的是，在数字技术和现代传媒高度发达的今天，史诗传播的媒介呈现多样化态势，涵盖了艺人口头说唱、史诗文本传承以及新近的多媒体数字文化等诸多介质。与此相应，史诗对外翻译的范围与形式也随之扩大，将涵盖艺人说唱的口头翻译、传统的书面翻译以及可能的多媒介综合翻译。然而，当前翻译研究在活态史诗“他民族化”，即藏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汉族等民族语间内部翻译（民译）以及诸多语种对外翻译（外译）方面取得了成果，但基本还是以书面文学的规制来研究活态文学的文学传播机制，没有意识到少数民族口头文学与汉语书面文学的异同，都偏重口传文学“文本化”之后的译介和传播，忽略了活态史诗独特的语言结构、文化含义、审美特征及多媒介传播模态。

　　二、民族志诗学翻译：再现活态史诗语言诗性特点

　　活态史诗具有高度发达的口头诗歌韵律特点，体现在史诗说唱艺人的口头传唱中；活态史诗具有强大的文化表征功能，体现在史诗自身背后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中；活态史诗艺人口头表演的语境，存在于鲜活的现场演说中。语言、文化和语境的三重维度，构成了活态史诗的文学、历史和表演价值所在。而现有的史诗翻译将口头诗歌的史诗翻译成书面文字时，口头表演特征消失殆尽。

　　目前在三大史诗的英译本中，史诗口头说唱的韵文体有的被转换为无韵的散文体或自由体诗歌，有的则被改编为章回体小说与故事译创本。不仅仅是说唱艺人的声音、演唱、手势动作、面部表情、身体活动等副语言因素，而且说唱时重要的现场听众反应、场景描述、演述语境等，都在翻译中遗憾地丢失了。于是，在书面翻译文本中如何补偿活态史诗语言诗性的思考，就成为活态史诗翻译面临的焦点所在。

　　20世纪中后期“民族志诗学”理论为活态史诗再现语言诗性特点带来了启发。民族志诗学（Ethnopoetics）与破解“荷马问题”的口头程式（Oral Formulaic）、表演（Performance）理论一脉相承。该理论主张世界范围内每一特定文化都有各自独特的诗歌，这些诗歌都有其独自的结构和美学特点，不能因为不符合西方的诗歌韵律特点而“遮蔽”其口头诗歌的自身特点。正如杨利慧所言：“民族志诗学实际上是表演理论大阵营里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主要的学术追求，不仅仅是为了分析和阐释口头文本，而且也在于使它们能够经由文字的转写和翻译之后仍然能直接展示和把握口头表演的艺术性，即在书面写定的口头文本中完整地再现文本所具有的表演特性”。[8]可见，民族志诗学是探讨口头诗歌如何记录与翻译的一种理论视角，与活态史诗翻译有着天然的内在关联。

　　民族志诗学理论对书面文本如何再现口头传统因素，由口头转向书面中经“格式化”和“过滤器”操作后，如何进行有效翻译补偿具有借鉴意义。为了翻译为文字后还能够将口头语言诗性特征保留下来，民族志学者们运用各种标记符号、脚注、分行誊录等方法，以求完整地再现口头叙事中的语气变化、声音顿挫等诸多口头因素、尽可能立体、形象地在书面文本中表现出口头艺术的表演性。民族志诗学倡导的尽可能再现史诗的语言形式特征，如重复、韵律节奏、程式化结构等语言诗性特点是值得借鉴和尝试的，其价值意义远远大于实践层面的指导意义。以民族志诗学标准来反观三大活态史诗的英译，就会发现无论是达维·妮尔的散体《格萨尔》英译本，还是哈图的散体《玛纳斯》英译本，抑或是道格拉斯的《格萨尔》韵体英译本，还是梅依的《玛纳斯》韵文本，活态史诗的口头诗学特征在译本中没有完全得以体现，距离民族志诗学的学理主张还有一定的距离。因此，作为典型的口头诗歌传统，活态史诗翻译需要借鉴民族志诗学的理论与方法。按照民族志诗学的要求，翻译史诗时尽量不要随意转换文体、删除重复、改编韵律，而是通过运用诸如黑体字、连线、破折线、断行等印刷符号将与说唱艺人表演相关的声音、语态、神态、动作等感知要素尽可能地再现出来，以唤起读者阅读文本时的声响感，旨在译入语书面文化中表达和再现史诗口语文化的意义与语境。如此而译出的民族志诗学翻译文本，是一个保留了史诗语言诗性特点的综合性立体文本。

　　三、人类学深度翻译：体现活态史诗文化表征功能

　　三大活态史诗借助高度程式化语言，糅合了相关民族神话传说与民间故事，讴歌了各自民族的创世英雄，谱写了相关民族的壮丽诗篇，集中体现了相关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和民族集体记忆。换言之，史诗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容，重塑了民族身份与族群文化，为中华文化多样性作出了极为生动的注释和说明。史诗除了具有活态文学独有的语言诗性特征之外，还有深厚的文化表征功能，蕴含着藏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等相关民族的文化特征。史诗的文化表征功能不仅仅体现在作为文化事项的一次次艺人说唱时的外部语境，更多地体现在史诗自身具有的相关民族的历史底蕴、种族变迁、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核。如果说民族志诗学为活态史诗语言维度的诗性特点再现提供了借鉴，那么，阐释人类学的深度描写理论（thick description）以及随后被翻译学者借用并创造的新术语“深度翻译”（thick translation）为活态史诗的文化表征功能再现提供了新的视野。

　　美国当代阐释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借鉴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有关文化概念的认同提出“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作为探索意义之阐释的人类学“深度描写”建立在对地方性知识的深入把握上，不仅仅是通过在异族文化中进行田野调查获得的直观感受，更多地是去从他者文化中的具体细节中寻找可能的关联，对一些有意义的文化现象进行阐释。人类学文化翻译聚焦在另一种文化中再现和表达异族文化的信息和意义，这一点与当前翻译研究的阐释学视角不谋而合。正如哲学阐释学伽达默尔所言：“一切翻译就已经是解释，我们甚至可以说，翻译始终是解释的过程，是翻译者对先给予他的词语所进行的解释过程”。由于翻译的阐释性特征与阐释人类学的深度描写具有天然的关联，美国翻译家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将深度描写运用到翻译研究领域，提出了“深度翻译”（thick translation）概念。所谓“深度翻译”是指在翻译文本中，“添加各种注释、评论、序言、按语、跋语、附录索引将翻译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尽力去重构源语文本产生时的历史氛围，以促使被文字遮蔽的意义与翻译者的意图相融合”。英国翻译理论家赫曼斯（Theo Hermans）对“深度翻译”进行了高度评价，指出“深度翻译将翻译、阐释与描述置于同一话语空间，深入而非凌驾到语词、概念、范畴和话语的动态历史关系之中。通过反驳翻译的透明性与描述的中立性，彰显了译者的主体性”。“深度翻译”概念的提出，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翻译在跨文化的历史沟通中所发挥的阐释差异、体现差异、构建本土化解释的重要作用”。“深度翻译”使译文的副文本信息与翻译文本互证互识，便于读者更透彻理解译本和译本背后的他者文化。

　　在“三大史诗的典型英译本”可以看出，达维·妮尔的《格萨尔》译本和哈图的《玛纳斯》译本在某种程度上显现出浓厚的深度翻译特征。达维·妮尔译本对藏族独有的文化空缺词“naga”的注释、对藏族民俗习语“yak”、“tasmpa”的注解以及藏文化背景的阐述例子比比皆是。哈图译本提供了大量的副文本信息，阐释柯尔克孜族的原始信仰和文化意象，“为了实现《玛纳斯》原文内容与意象的忠实呈现，基本上是采取直译方法，并进而在注释评论中对相关语词意义与文化意象进行详细阐发”。这两部史诗译文对少数民族特有的传统习俗、民俗事项、仪式风情、民族文化等的文化阐释，对史诗译本读者的理解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译本只提供了极其简略的注释，对史诗背后的丰厚文化内涵没有充分涉略，读者在阅读优美诗体译文时，失去了深入了解另一个民族文化的机会。深度翻译对活态史诗翻译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需要译者增加注释评论，对史诗中的文化意象给予人类学的深度描写与阐释。通过“深度翻译”的文化阐释，追求译文的语境化，阐释史诗翻译过程中的民族意义生成、民族经验渗透，利用文化想象凸显史诗的民族价值以呈现其文化依附的民族属性，是人类学深度翻译与活态史诗翻译的本质关联所在，因为重构原文文本产生时的历史语境，才能使译入语读者更深入地理解和尊重原语文化。

　　在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志诗学看来，“世界范围内的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化都有各自独特的诗歌，这种诗歌有着自己独特的形式结构和审美特点。我们应该充分尊重和欣赏不同文化所独有的诗歌特点并致力于对这些特点进行揭示和发掘”。那么，三大史诗的翻译样态只是侧重了史诗的某一方面的特征，没有完整地再现活态史诗的综合特征，即活态史诗的语言维度——口头诗歌结构韵律、文化维度——史诗自身的文化表征功能以及语境维度——活态史诗所独有的口头表演特征。三大史诗的译本基本上是把一部部鲜活的现场动态表演的史诗转换成为一部部静止的阅读文本史诗，这是活态史诗翻译传播过程中一个巨大的缺憾。为此，“不仅要建构再现活态史诗精髓的民族志翻译模式，更为紧迫的是，还要建构史诗立体景观的数字翻译模式以寻求史诗沿线传播的理想范型”。因此，需要借助数字媒介构建一种多模态翻译模式，来探索某种更为有效的活态史诗翻译策略。

　　四、多模态翻译：重现口头表演语境视觉效果

　　如果说民族志诗学为活态史诗的翻译提供了一种理论指导，强调翻译少数民族口头诗歌时要保留其独特的诗歌特点，再现其语言诗性特征的话，那么人类学深度翻译则是从文化阐释的角度强调活态史诗语言背后的文化维度，提供相关民族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习俗等方面的文化阐释。然而，如何弥补活态史诗经转写或翻译为文字后造成的表演特征缺少，即，活态史诗的口头表演语境的再现同样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

　　近十几年来借助信息技术和多媒体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多模态话语分析和语料库翻译研究。Kress和Van Leeuween认为，多模态语篇是一种融合了多种交流模态（如声音、文字、形象等）来传递信息的语篇。多模态话语就是运用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觉，通过语言、图像、声音等多种手段和符号资源进行交际的现象。Gibbons认为多模态指在具体语境中一种以上的模态并存的现象，这些模态包括书面语言、口头语言、形象等等。国内学者朱永生认为，模态（Modality）指交流的渠道和媒介，包括语言、技术、图像、颜色和音乐等符号系统。顾曰国认为模态是“人类通过感官（如视觉、听觉等）跟外部环境（如人、机器、物件、动物等）之间的互动方式”。多模态语篇分析是指将语言与非语言符号纳入统一分析范畴的一个研究领域，其出发点是将图片、手势、表情、声音特征等非语言符号视为跟语言一样的表意资源。很显然，多模态话语分析是把静态的语言、文字和动态的影像、音乐、手势等非语言符号资源综合起来，多角度对语言交流活动进行描写进而分析不同模态之间如何协作参与意义构建的一种理路。正是由于活态史诗集语言模态与声音、图像、动作、表情等多种非语言模态于一身，融合了多种交流模态，因而多模态话语研究对于构建一种活态史诗的多模态翻译模式带来了契机。由于活态史诗的多模态特征，史诗翻译的多模态研究将成为翻译研究中最具活力的一个新方向。

　　多模态翻译模式的构建需要借助语料库翻译学的理论指导与数据支撑。将翻译研究与语料库结合起来肇始于英国Mona Baker教授。语料库翻译学基于翻译语料，注重实证和定量研究，通过数据统计和理论分析，系统地描述翻译本质、翻译过程和翻译现象，成为翻译研究不可或缺的领域。语料库翻译研究通过原文与译文语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以实证的方法进行语言对比分析，描述语符转换机制。而活态史诗艺人之所以能够吟唱宏篇巨幅的史诗，就在于他们大量使用“高度程式化的语言（formula）主题或典型场景（theme or typical scene）以及故事范型或故事类型（story-pattern or tale-type）”作为现场表演的“记忆单元”，对这些记忆单元的统计分析与译文的平行对照，恰恰是语料库翻译学关注的重点。在语料库翻译研究中，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作为语料库中间的重要对照系，构成一个开放、多层次的原文和译文高度语境化的对话系统，这一点与多模态翻译模式殊途同归。因此，在传播媒介多元化时代，从阐释人类学出发，结合民族志诗学与表演理论，建构以数字翻译语料库为基础的民族活态史诗多模态翻译运作模式，对口头文学跨文化传播与译介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数字媒介的出现为翻译的多模态增加了新的维度。“多模态翻译研究拓宽了翻译研究范围，改变了人们对翻译活动和翻译质量评估标准的传统认识”。活态史诗的多模态翻译不仅仅体现在史诗口头记录本、文学再创本、改编小说、连环画、史诗儿童版等翻译为其他民族和国家文字，还包括翻译中不同模态之间的转换与运用，如将文字模态转换为图像、将诗歌改编为集音乐、图像、动漫于一体的多媒体数字文本等。换言之，多模态翻译在文本翻译基础上，借助影像媒体重现表演语境，将艺人史诗表演和多语种史诗版本进行数字典藏，通过音频、视频材料同步注解和翻译来建立语料库，提供多语译文检索和关键词标引，以数字文学形式欣赏史诗多语译本与说唱视频。通过兼容史诗图文、说唱音频、视频、网页等多媒体影像文化的多模态翻译模式，能够立体地重现史诗说唱全貌，使口语文化以新的数字形态得以传播。如此，多模态翻译模式将活态史诗的三重维度互为补充、融会贯通，能够相对完整再现活态史诗特有的语言诗性特点、体现活态史诗文化表征功能和重现口头表演语境视觉效果。

　　结语

　　本文借鉴民族志诗学、人类学深度描写、多模态话语最新理论成果，对活态史诗翻译的三重维度进行初步探索，提出了建构以数字翻译语料库为基础的活态文化多模态翻译运作与传播模式，以期综合立体地再现史诗立体景观和口语文化精髓。虽然我们不能照搬三种理论指导下的任何一种翻译实验，但是对于活态史诗翻译而言，这些理论的价值意义远远大于其实践指导意义：一方面至少为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翻译研究打开了一扇窗户；另一方面也给活态文学翻译的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译者不仅需要具有双语、双文化能力，还应具有民族志学者的意识与素养，运用口头文学文本分析方法，对源语的历史文化进行深度描写，并熟悉语料库翻译学与多模态话语分析方法。活态史诗多模态翻译研究旨在抛砖引玉，为我国少数民族口传文学传播研究提供一个翻译学的新视角，以推进史诗“原汁原味”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传播，期待得到更多专家学者的关注、支持与参与。

　　作者简介：王治国，天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翻译学博士、比较文学博士后，人文学院副院长，研究领域为典籍英译、少数民族文学翻译。

　　原文刊于：《内蒙古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注释及参考文献已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