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研究者往往是古典学、语言学、比较文学、民俗学、民族志学或文化人类学等专门学科的专家。欧洲古典学、18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运动、19世纪中叶欧洲民俗学的产生，都推动了史诗学术研究的发展。从20世纪后半叶起，随着人类学和民俗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在世界各地的当代社会中发现了大量的口头传统史诗，这些新材料的发现促使史诗研究者从东西方文明对话和文化多样性的角度反思史诗观念，它涉及史诗的口头创编和演述，涉及史诗搜集、整理、迻译和出版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也逐渐成为民俗学的热点问题。

　　晚近的口头传统研究主要关注人类在保持文化多样性与坚持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许多重要问题。学者们强调不同文化背景和多学科之间的对话，从文化遗产学、口头传统研究、信息科学、传播学等多个领域，对濒危语言与口头传统进行跨学科研究，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创造环境来保存和保护我们人类共同的遗产。史诗学的议题包括口头文学的创编、记忆和传递，口头传统的采录、归档、整理和数字化，濒危语言抢救和民俗学档案馆建设等。随着新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信息化建设正在向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逐步渗透，形成多学科综合发展的崭新局面。近20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口头传统研究与数字技术相结合，形成了富于创新的领域。

　　中国少数民族的口头史诗蕴藏丰富。举世闻名的“三大史诗”有藏蒙史诗《格萨(斯)尔》、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此外，在中国的北方和南方，发现并记录了数以千计的史诗或史诗叙事片段。蒙古、土、哈萨克、柯尔克孜、维吾尔、赫哲、满等北方民族，以及彝、纳西、哈尼、苗、瑶、壮、傣等南方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传统和丰富的史诗篇目，它们至今仍以活形态的口头演述方式传承和传播。中国史诗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格萨(斯)尔》、《江格尔》和《玛纳斯》，以及其他北方和南方少数民族的史诗。专题研究涉及史诗的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特定史诗的传承和流布、演述和创编、文本和艺人，史诗学理论和学科建设等诸多问题。

　　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史诗研究逐渐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领域。这是因为相对于汉族来说，我国少数民族的口头文学蕴藏丰富，尤其以口传的长篇叙事诗歌和史诗最具民族特色，传承时代久远，流传地域广阔，与少数民族的历史生活和文化认同联系紧密，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各个民族的文化创造力量，最能代表各个民族的文学成就。

　　史诗进入中国学术殿堂，得益于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建立。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包括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出版。目前，相关研究机构的设立获得国家的持续支持。

　　近20年来，中国史诗学界加强了对1960年以来欧美史诗学的研究，系统介绍了口头程式理论、民族志诗学、表演理论和故事形态学等重要理论和方法，一些重要的理论著作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另外，通过学术访问、双边合作项目等方式，加强对外交流，提高了研究人员的素质和科研水平。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与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口头传统研究中心签署了合作协议，以期在口头文学研究领域，通过一系列的学术交流活动，共同促进学科的进步和发展。双方在各自的学术阵地——《民族文学研究》(中文)和《口头传统》(英文)上，分别出版“美国口头传承文化研究专辑”(中文)和“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研究专辑”(英文)。《民族文学研究》陆续介绍了20世纪民俗学的重要成果，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荷兰皇家科学院两度开展合作研究，分别出版了项目成果。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博物馆》中文版编辑部编纂、中国史诗学学科成员供稿、于2010年3月出版的“中国口头史诗传统”专刊，对中国史诗丰富的类型与流布、史诗歌手与史诗文本的传承、史诗演述与民俗生活变迁等多个重要研究支系进行了介绍。

　　中国史诗和史诗研究现已成为国际史诗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世纪和20世纪的两百年中，作为东方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中国各民族的史诗逐步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注意，其中成果影响较大的学者，有大卫·尼尔(David Neel)、石泰安(R. A. Stein)、施密特(I. J. Schmidt)、拉德洛夫(F. W. Radloff)、海西希(W. Heissig)、夏嘉斯(K. Sagaster)、莱歇尔(K. Reichl)、波塔宁(G. N. Potanin)、科津(S. A. Kozin)、鲁德涅夫(A. Rudnev)、札姆察拉诺(Zhamcarano)、波佩(N. Poppe)、弗拉基米尔佐夫(B. Ya. Vladimirtsov)、日尔蒙斯基(V. Zhirmunsky)、涅克留多夫(S. J. Nekljudov)、兰司铁(G. J. Ramstedt)、鲍顿(C. R. Bawden)和查德威克(Nora K. Chadwick)等。

　　近年来，中国史诗学建设已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优势学科。中国史诗和史诗研究成为国际史诗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国际史诗研究学会在中国成立，必然要重视史诗传统的多样性、创造性及可持续性，这将会给中华各民族文化带来新的活力，将会促进中华各民族文化大发展，提升中国史诗研究的话语权。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