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著名理论家梅列金斯基在他的《英雄史诗的起源》一书中，从人类学的角度，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在综合考察世界英雄史诗现象及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史诗从原始到经典”的结论，认为“国家建立”是古典英雄史诗和经典英雄史诗的分水岭;主张从源头分析史诗的成因，提出神话概念共同存在于古代神话和童话中的观点。这些观点对我国的相关研究重新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08)11-091-095

　　享誉世界的俄罗斯著名理论家和神话研究专家Е·М·梅列金斯基的重要学术著作，《英雄史诗的起源》中文译本[1]的出版，无疑会增进我们对这位大师及其理论观点的理解，在中国学术界产生新的重要反响。

　　一、关于英雄史诗理论的辨析

　　《英雄史诗的起源》第一版于1963年由俄罗斯东方出版社出版，是该社东方民间文学和神话学研究丛书之一。旨在探究英雄史诗产生的起源。

　　一般认为，“史诗”是人类社会和精神文化发展史上的普遍现象，有创世史诗、英雄史诗等不同类型。英雄史诗是以一定的历史事实和传说为基础的。关于英雄史诗的起源众说纷纭，围绕这一问题所涉及的内容不仅仅是学术争议，更关乎如何理解远古时期人类历史和精神文化历程及其承载的内涵等更为复杂的问题。梅列金斯基对此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研究，大大推进了这一领域的学术水平。他对以往的英雄史诗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做了系统的分析和清理，特别是对英雄史诗研究对象和范围重新进行区分，对研究价值重新认识。在此基点上，确立了自己研究的对象和逻辑起点。

　　梅列金斯基以人类学、特别是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世界范围内的英雄史诗现象做了深入系统地探讨。研究涉及古希腊和古印度的伟大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摩珂婆罗多》、《罗摩衍那》等;西欧封建时代早期的史诗如爱尔兰史诗、古斯堪的那维亚民歌和史诗、大陆日耳曼人的史诗、盎格鲁萨克逊史诗《贝奥武甫之歌》;中亚突厥—蒙古诸族游牧封建社会的史诗《阿尔帕梅什》、《马纳斯》、《占加尔》、《格萨尔王传》;亚美尼亚史诗《萨孙的大卫》、俄罗斯的壮士歌、高加索的《吉尔—奥格雷》，南斯拉夫的英雄歌、保加利亚的壮士歌、法国《尼贝龙根人之歌》，西班牙记述罗兰和熙德英雄事迹的史诗等等。而研究的重点是关于“古代英雄史诗”产生、流变的问题。通过对大量故事的分析，得出了新的结论，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梅氏综合了世界范围内各种关于史诗研究的理论成果和各派如历史学派，新神话派等的观点，梅列金斯基认为：如果说历史学派是以独特的“天真的历史性”为基础的，该派的代表忽略了史诗的艺术概括的特点的话，那么新神话派则将史诗艺术简单地解释为一种象征，且他们将该种象征归结为宗教抑或是病理学的“潜意识”范畴。而心理分析派所持的是一种极端的违背历史的理论，他们试图根据病态的心理学来分析民族史诗中的英雄形象。在梅氏看来，搞清史诗与神话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已成为学术界的当务之急。唯一可靠的就是采用历史的方法真实地对民间创作的史诗作品进行研究。这种方法要求首先要确定英雄史诗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决定其发展的历史条件。他特别指出，应将历史事实作为史诗的结论性材料，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因素来进行研究。这里最为重要的是对神话本身做出正确的评价并搞清楚是哪些史诗，都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在哪个历史阶段参与了英雄史诗形成的过程，而不是将史诗与神话混为一谈。史诗的情节、思想以及使之独具魅力的和谐性，均与原始公社时期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有关。他强调史诗历来就具有人民性，应该从民间文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去探寻史诗创作的根源。英雄史诗的本源不是颂辞，不是宗教传说，更不是编年史，而是阶级出现之前的人民史诗。史诗反映的应该是人民的生活，而不是封建王族这些社会上层人物的生活;且它表达的首先应该是广大民众对于自己的历史所持的观点。今天看来，梅列金斯基强调“人民史诗”并用“原始公社时期”的概念恐怕是受苏联当时的意识形态主流话语影响，否认史诗与颂词、宗教传说的关系，也未必符合事实。但他进行分析时侧重于英雄史诗与神话式史诗的对比的观点仍是值得注意的。梅列金斯基对以往理论的梳理和辨析，既是对其他学者成果的总结，也为自己的研究找到了新起点。从后面几章所探讨的核心问题和运用的概念(如关于“国家出现”与英雄史诗的关系，如关于史诗与神话的关系等)来看，他从中受到了启发，发现了问题，而又超越了前人。从对“当代关于史诗起源的理论”的系统总结，到对整个“史诗的原始源头”的探索，再到对“古代英雄史诗”专门而集中的具体研究，最后得出关于“史诗：从原始到经典”的结论，构成他完整的研究框架和理论逻辑。可以说，他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代表了当时这一领域的研究趋势和整体水平。

　　二、关于英雄史诗起源的主要论点

　　梅列金斯基强调在文学史上完全可以划分出一个“史诗时代”。他认为，一切民族的文学史均发端于史诗，而书面的英雄史诗又脱胎于它的口头诗歌创作。民间文学是口头创作艺术的摇篮。如果说搞清某一部英雄史诗的起源对理解民族文学形成的道路至关重要的话，那么从整体上探究英雄史诗的起源及其早期形式则是研究史前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从人类精神史和整体文学史着眼来看史诗的内容及其意义，把古代英雄史诗和它后来形成的道路放在特定的民族历史阶段中进行分析，认为各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他的主要任务并不是搞清每个文化“品种”的特色，而是通过对国家出现之前的最古老的英雄史诗与原始公社时期遗产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出现之前的最古老的英雄史诗与后来的(即国家巩固时期)史诗典籍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来找出史诗形成的共同规律性。他做的一件重要工作是力图分清神话和史诗的界限以及它们在英雄史诗形成过程中的状况，并侧重于神话式史诗与英雄史诗的对比。遵循这些宗旨，梅列金斯基具体研究了卡勒瓦拉—芬兰人的古代英雄史诗，描述这些古老的史诗所反映的原始社会的风貌;研究了高加索各民族的古代英雄传说，重点研究奥塞梯人和阿迪格人的纳尔特传说;研究了西伯利亚地区突厥—蒙古诸族的英雄史诗，特别是其古老的形象;研究了苏美尔—阿卡德史诗，以时间为序分阶段对吉尔伽美什的史诗进行了分析。明确指出，史诗中蕴涵着民间诗歌对往昔历史的解读。英雄史诗有别于民间故事，有着丰富的历史、民族和国家属性。它的发展与民族和古代国家的形成过程有着密切的联系。英雄史诗是用来表现人民命运的，其诗歌形式是别具一格的，这种形式是随着英雄史诗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在民族和国家形成之前，由于种族和政治上的融合，民族意识不断增强，史诗中的神话式的人物渐渐被历史上的人物替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史诗永远是历史性的。即使那些神话式的人物也是人民历史观的体现者，而不是古代神仙的变体。这不仅重新解释了史诗在整个文学史上的位置，而且在客观上对其作为一种普遍现象所包含的人类学意义做了阐发。

　　梅列金斯基认为应该从民间文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去探寻史诗创作的根源。他指出，“英雄史诗的起源对理解民族文学形成的道路至关重要”。“一切民族的文学史均发端于史诗，而书面的英雄史诗又脱胎于它的口头诗歌创作。民间文学是口头创作艺术的摇篮。如果说搞清某一部英雄史诗的起源对理解民族文学形成的道路至关重要的话，那么从整体上探究英雄史诗的起源及其早期形式则是研究史前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见第五章“当代关于史诗起源的理论”)。由于梅列金斯基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视野观照史诗现象，所以，对这些不同民族史诗中的变化的描述，自然形成一种比较，从中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和演进轨迹。这些颇有见地的理论，特别是对民间口头创作的意义的论述，虽然时隔将近半个世纪，在今天依然显示出它的重要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在这些研究中，隐约透露出梅列金斯基当时所处的时代(20世纪60年代的苏联)学术界的文化氛围、研究方法和指导思想的特点，比如对历史实践过程的重视，对人民性和民间性的强调等等。也正是这些特点，使得他在人类历史实践过程的宏观背景中，比较清晰地勾画出了英雄史诗的产生过程和轨迹，揭示了其形成的复杂性和所承载的意义。他的一些具体论点在今天仍值得学界参考，比如：

　　研究英雄史诗的起源问题首先要对英雄史诗最初的形式进行分析，对阶级出现之前社会的叙事体民间口头创作做出一个总的评价。最初的英雄史诗遗产不能单单归结为向后人提供了一些传统的题材。传统本身是靠民间口头创作的思想性沿袭下来的。英雄史诗中勇士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的和谐统一在某种程度上是将氏族的凝聚力和原始公社时期道德法律准则理想化的结果。然而，在英雄史诗中这些社会准则并非要求人人恪守的金科玉律，它只是在英雄个人的壮举中体现出来的。当然他们在维护社会的道德准则的时候也并没有违背自己的意愿。

　　梅氏有一个观点值得特别注意，这就是他提出，“认为原始公社时期民间文艺创作只有神话是不正确的”。神话的概念不仅存在于神话中，也广泛地体现在古代的童话中。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因为原始时代的神话(“宗教出现前”和一部分宗教出现早期的神话)是一种创作，是一笔财富，是全氏族的一种思想体系，而不是特殊的司祭阶层的创造。只是到了后来，随着原始公社制度的日益衰落，出现了职业的萨满教司祭，他们首先成了神话的职业创作者。

　　另外，关于神话与艺术和宗教的关系。梅列金斯基也提出，我们不能将原始时代的神话与艺术和宗教混为一谈，尽管它在艺术与宗教的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否则，势必会造成非此即彼的认识，认为艺术源于宗教，或者宗教源于艺术。那时的神话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精神领域”，而是氏族社会混合性思想体系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这些观点，对于认识英雄史诗的特点，以及它与神话的关系等复杂现象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关注的重点问题及其观点

　　首先，梅列金斯基认为关于英雄史诗起源的研究，要特别注意原始社会两种形式的史诗及其形象。一是关于文明使者(先祖或创世者)的传说，二是早期民间故事中的勇士。在阶级出现前社会的民间文学中塑造的主要人物形象就是文明使者。这些文明使者最终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当时世界秩序的创造者，他们或被描写成人类的始祖，或被定性为人类的缔造者和先师。文明使者和创世者的特征在普罗米修斯这一形象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英雄史诗中勇士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的和谐统一在某种程度上是氏族的凝聚力和原始公社时期道德法律准则理想化的结果。文明使者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有着积极的主观能动性。在民间创作之初只有这种远古时代的被神化了的英雄才会成为客观上带有集体主义者性质的个体的化身，因为他们身上体现的是整个部落的伟力，但他的行为只是发生在严格的世界秩序建立之前的史诗时期。民间诗歌创作中的文明使者演进为史诗中的英雄，也就是说，文明使者这一形象是在艺术中，而不是在宗教中完成了他的进化。与此同时，梅列金斯基对神话壮士歌型的原始神话感兴趣，其原因是他意识到民间故事中的壮士，在英雄史诗的形成过程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只是氏族公社中的普通成员，只是“某一个人”，他们完全依赖拟人化了的自然界的力量，且在故事中遇到神话人物时往往会退居次要地位。随着人类驾驭自然界力量能力的增强，原始公社制度解体初期劳动分工的细化和个人能动性的增加，部落间冲突的升级，无个性的“某一个人”逐渐变成了具有史诗中壮士特征的真正的民间故事中的英雄。可以看出，对这两类形象的分析，构成了梅列金斯基关于英雄史诗起源研究的重要一环。在论证这些主要观点的过程中，他的一些具体观点，特别是对一些概念内涵的区分值得充分关注。比如，他对神话与童话的区分：原始童话中重点描写的不是整体上的自然界，也不是部落的集体命运，而是个别人生活中的偶然事件。且这些事件有的还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原始童话中的所有概括性因素(如主人公形象等)与典型童话一样都是神话式的，因为神话观念是人所共有的(其实，童话中的概括性因素并不是目的，有时关注点会转移到日常生活的细节上)。但人类对自然力的依赖性在原始童话中要比原始神话中大得多。原始神话中的英雄们代表着整个部落集体，是战胜自然力量的化身。

　　其次，梅列金斯基认为在研究包含有某种民间诗歌历史概念的英雄史诗的形成道路时，一定要考虑到古代神话关于自然界起源和“人类部落”起源的概念。自然界与人类始终是神话描写的对象，与异族人进行的斗争与征服大自然的斗争紧密地融合在一起，而大自然的破坏力往往被描绘成与主人公及其部族为敌的魔鬼。神话描写的重点并不是个别人生活中的事件，而是某个集体的命运。英雄形象首先体现的是氏族、胞族、部落，亦即人类始祖的特征，因为在原始公社时期人们的意识中他们的部落就是全人类，一个部族的历史也就被当作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这种历史又通常是一种叙述人的起源、文明活动及其保卫文明成果与魔鬼进行斗争的故事。而人的原始状态也就被认为是史前既定的世界秩序。通过这种从邈远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对远古精神现象的研究，梅列金斯基得出结论：赞颂古代英雄的独特的民间口头创作体裁——英雄史诗，其特点是：缅怀过去，旨在于寻找远古时代的体现氏族间精诚团结的一些典型形象，歌颂能够与集体有机地融为一体、为了集体利益而忠诚服务的人物。英雄史诗对过去的理想化是原始公社制度解体和氏族关系衰落时期的特有现象。非凡的力量，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这只是英雄气概的一个方面;它的另一方面是主人公的公众性，社会性，这也正是史诗还要彰显的英雄行为的功能。主人公的侠义精神中还含有道德的因素，如言出必行，饶恕失去抵抗能力的对手等等。

　　梅列金斯基有一个重要观点，是认为“国家建立”是古典英雄史诗和经典英雄史诗的分水岭。“国家建立”是他划分英雄史诗生成演变过程不同时期特质的重要概念。他用“古典”(原始)英雄史诗与“经典”英雄史诗的术语，并对之进行了深入辨析。他认为，英雄史诗的发展与各民族在政治上的融合有着密切的关系。国家的形成不仅有力地遏制了史诗将历史神化的倾向，而且使记载民族融合的历史传说成为英雄史诗的基本素材的来源。这时的英雄史诗已经开始由古典(原始的)向经典(成熟的)过渡了。各民族组建成国家对英雄史诗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国家建立是古典英雄史诗和经典英雄史诗的分水岭。构成史诗核心的历史传说的古老成分大都源于国家形成的初期，而在这个时期尚未出现经典史诗，只是到了后来，“当早期的政绩已经成为昔日黄花的时候”，经典史诗诞生了。在经典英雄史诗中，人民对历史的追忆是通过真实的历史活动条件来表现的，全然摒弃了神话式的虚拟。民间创作描写文明开拓者的神话时代渐渐地被歌颂宗法制历史的史诗“黄金时代”取代，英雄部族的形象也随之矗立并发展起来。曾经与史诗共存的历史传说成了经典英雄史诗素材的重要来源。史诗中的敌人形象进入经典英雄史诗后便不再是那些妖魔鬼怪，而具有了历史人物的特征。成熟的史诗是用历史传说这种语言来表达人民的历史的，“史诗时代”已不再是神话的时代，而是民族发展史早期的一个光辉的历史阶段。梅列金斯基的这种区分涉及到神话、史诗被历史化和历史被神话的关系问题。

　　四、英雄史诗的体裁和叙事风格

　　梅列金斯基还探讨了英雄史诗的体裁、叙事风格及其与叙事内容之间的关系。他认为：

　　诗歌创作的“进步”并不在于它从神话中“解放”出来。一些与神话关系密切的诗歌体裁也如同神话一样，“会随着人类驾驭自然能力的增强”(马克思，《1857-1858经济手稿》引言)而逐渐走向消亡。这时，神话人物退居次要地位，而人类英雄成了古代民间口头创作叙事体作品的主要人物。

　　叙事诗风格的成熟意味着真正的英雄史诗的形成。英雄史诗和历史传说之间可能有许多偶合点，这表现在题材方面都描写氏族的复仇，创作中都采用历史故事和神话的素材。但是，正如前面所引述的，英雄史诗与历史传说不仅内容有别，而且表达形式也不同。继英雄史诗之后又出现了历史叙事歌曲，这类体裁的作品将史诗的历史观和社会观进一步具体化了。比如，美拉尼西亚文明使者传说中的英雄因素已经丧失;神话逐渐向描写日常生活的民间故事过渡，正面的文明使者变得越发机智，而反面人物却变得越发的滑稽可笑。梅列金斯基通过对世界范围内丰富的英雄史诗的比较研究，体现出鲜明的人类学研究的特性，展示了史诗故事的多样性和整体性，相通性与异质性，逻辑性与变异性。譬如，与大部分英雄史诗不同的是，卡勒瓦拉—芬兰人的古代民间诗歌注重歌颂人们平静的劳动生活，而不大张扬武士精神;高加索的纳尔特传说，则展现的不再是温馨的劳动场面，而是大会战与远征奔袭的厮杀;纳尔特史诗是英雄史诗的典范，它有着高度的艺术性，却又保留着远古神话那些玄妙的特征;而由民间历史传说直接演变而来的描述大卫事迹的民歌构成了描写萨逊勇士反对哈利发统治斗争的亚美尼亚民间史诗的核心;中亚和北亚地区突厥—蒙古诸族史诗创作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有着具有独特诗歌结构的描写草原骑士的英雄史诗，是这些游牧民族古代文学遗产的最重要的典籍，其主要的元素即为中亚草原上的畜牧生活和与这些民族密切相关的历史背景;通古斯、古亚细亚和乌戈尔—萨莫迪等民族的民间文学中只出现了英雄史诗的萌芽，而西伯利亚的突厥人和布里亚特人(特别是亚库梯人和布里亚特人)则创作出一批讴歌英雄事迹的早已成型的英雄史诗。

　　梅列金斯基的这些观点，在一定意义上同时也确立了研究英雄史诗的原则。他另辟蹊径，拓展了新的思路，其学术意义不仅仅在这本著作所涉猎的英雄史诗的范围，还可能对人类早期文明现象，特别是远古文学艺术和文化现象的研究具有启发性。比如，由英雄史诗而涉及的史诗与“散文叙事”的关系问题就可作为一例。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人类学教授威廉·巴斯科姆曾提出过民间文学形式中的“散文叙事”的概念，他说“散文叙事是个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在内的广泛流传并十分重要的口头艺术范畴。这三个形式都是散文的叙述，这使它们相互联系起来，而且它们有别于谚语、谜语、歌谣、诗歌、绕口令和其他形式的拥有严格传统特质的口头艺术”。[2]那么，同作为远古时期的文化精神现象，英雄史诗，或者说史诗叙事与散文叙事是什么样的关系?是否是相对的概念或并存的叙事现象?体裁上的这种划分是否意味着内容上的区别?类似的问题，我以为在《英雄史诗的起源》中都可以找到直接或间接的启示，在相互关联和参照中，整合理论成果，并进一步拓展研究空间。联系到我们中国的神话和英雄史诗的研究，特别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新认识，也颇多启发。

参考文献

　　[1]　梅列金斯基，王亚民等译.英雄史诗的起源[M].商务印书馆，2007.

　　[2]　(美)威廉·巴斯科姆.民间文学形式：散文叙事[A].(美)阿兰·邓迪斯，朝戈金等译.西方神话学论文选[C].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

　　作者简介：程金城，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甘肃　兰州　730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