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大多数史诗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才被陆续发现的;而史诗的搜集、记录、翻译、整理、出版，还是近30年的事情。中国史诗研究起步更晚一些，较为系统的研究开始于1980年代中期，学术界开始把史诗作为民俗学的一种样式来研究，其中受人类学派的影响最大，重视史诗的社会文化意义的研究。进入1990年代中期以后，学者们开始树立“活形态”的史诗观，认为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属于口头传统的范畴，重视史诗传统的内部结构研究。三十年来国家一直很重视史诗的抢救和研究，先后把它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六五”、“七五”、“八五”重点规划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又将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列为“九五”重点目标管理项目。

　　关键词：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口头传统史诗，学术史

　　从现代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近200年来民俗学的发展推动了史诗研究，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等众多现代学科的建立，也为史诗的发现、发掘和研究不断开辟了新的道路。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在当代世界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中又发现了大量的活形态的口传史诗，正所谓言史诗不必称希腊和罗马。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对国外史诗的介绍和研究已经有百年的历史。近20年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发展中国家进入快速的现代化建设，一些有识之士感到传统文化的脆弱性和它的珍贵价值。口传史诗作为特定族群或集团的文化表达样式，和其他民间文化样式一样，被纳入传统文化的抢救与保护范围，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史诗研究逐渐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领域。这是因为相对于汉族来说，我国少数民族的口头文学蕴藏丰富，尤其以口传的长篇叙事诗歌和史诗最具民族特色，传承时代久远，流传地域广阔，与少数民族的历史生活和文化认同联系紧密，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各个民族的文化创造力量，最能代表各个民族的文学成就。我国北方民族以英雄史诗见长，藏族史诗《格萨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和蒙古族史诗《江格尔》被学界并称为三大英雄史诗，其中《格萨尔》史诗有近千年传承历史。南方傣、彝、纳西、哈尼、苗、壮等民族的史诗多为中、小型的创世史诗文化英雄的史诗和迁徙史诗，其形态古老，类型多样，与民间仪式生活交织在一起，至今仍然具有文化凝聚力量。关于这些史诗的源流、各种传播形态、文本类型，它们的文化根基、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等，学者们多有论述。

　　一、 国内外史诗研究的学术背景

　　19世纪中叶英国实现产业革命，世界历史进入现代工业社会。18-19世纪之交，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席卷欧洲大陆，知识界形成颂扬民间文化、发掘民族精神的新思潮。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改变了整个欧洲的艺术、政治、社会生活和思想。在中欧、东欧社会欠发达地区，民族与国家不重合。斯拉夫民族和北欧诸民族，他们将民俗学与独立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正当性结合起来。民族主义者认为民族的精神存在于民众的诗歌之中，因此，对原始口头文化的发现，开始于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从此人们开始对口述的半口述的以及源于口述的文化予以重视。20世纪世界史诗研究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受到历史研究的启迪，加之分析程序的日益严密化，人们对已经积累起来的大量资料进行冷静思考。英国古典学家鲍勒(C.M.Bowra)首创口头诗歌和书面诗歌的对比研究，重新界定英雄史诗，深入阐发了它的文类意义。1960年代美国学者洛德(A.B.Lord)创立比较口头传统研究新领域，揭示口头史诗传统的创造力量，确立了一套严密的口头诗学的分析方法。[①]洛德的研究表明，史诗研究不再是欧洲古典学的代名词，它已经成为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口头传统研究。1970年代后陆续出现的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等新学说，充分利用了口头传统的活态资料，吸收当代语言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成果，进行理论和方法论的建构，大大提高了口传史诗研究的学术地位，使它成为富于创新的领域。近200年来民俗学的发展推动了史诗研究，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等众多现代学科的建立，也为史诗的发现、发掘和研究不断开辟了新的道路。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在当代世界形形色色的社会中又发现了大量的活形态的口传史诗。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对国外史诗的介绍和研究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但是，我国学术界对少数民族史诗的研究只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对于与史诗相关的理论探讨至今还相当薄弱。这主要是由于学术史上人们对民间传统文化不很重视，甚至存在一些偏见。近20年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发展中国家进入快速的现代化建设，一些有识之士感到传统文化的脆弱性和它的珍贵价值。口传史诗作为特定族群或集团的文化表达样式，和其他民间文化样式一样，被纳入传统文化的保护范围，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史诗是世界各个民族普遍存在的一种文类。史诗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融入大量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等内容，一部史诗是一座民间文学的宝库，是认识一个民族的百科全书。我国各个民族史诗传统形态多样，对于揭示史诗形成的规律，对于史诗理论的研究，都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史诗研究对于文艺美学、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古典文学、比较文学等许多学科都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国史诗蕴藏丰富，但是，史诗研究起步很晚，理论探讨很薄弱，因此，国内国外对中国史诗了解还很少，中国史诗在我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还没有应有的地位。中国的少数民族有着悠久的史诗传统。但是，中国缺少早期以文字记录的书面文本，史诗基本上是以口头形式流传于我国边远的少数民族的民众之中。因此，口头流传的活形态是中国史诗的一大特征。其次，由于各民族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各民族的史诗表现出多元、多层次的文化史的内容，创世神话、早期史诗和原始信仰关系紧密，关于氏族复仇、部落征战和民族迁徙的史诗又与世俗化的英雄崇拜联系起来，表现出英雄诗歌的特点。有些民族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仍然有新的史诗不断产生。第三，我国各民族史诗的类型多种多样，北方民族如蒙、藏、维、哈、柯等，以长篇英雄史诗见长，南方傣族、彝族、苗族、壮族等民族的史诗多为中小型的古歌。我国著名的三大史诗，像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都是20万行以上的鸿篇巨制，可以与荷马史诗媲美。我国各个民族的史诗传统形态多样，对于揭示史诗形成的规律，对于史诗理论的研究，都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此外，史诗为研究古代社会的各门学科，诸如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等，提供了宝贵的口承文献资料。[②]

　　与中国蕴藏丰富的史诗传统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我们的研究起步晚，理论探讨还很薄弱，国际学术影响不大。中国大多数史诗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才被陆续发现的;而史诗的搜集、记录、翻译、整理、出版，还是近30年的事情。新时期，党和国家一直很重视史诗的抢救和研究，先后把它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六五”、“七五”、“八五”重点规划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又将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列为“九五”重点目标管理项目。我国史诗研究起步很晚，较为系统的研究开始于1980年代中期。进入1990年代中期，学者们开始树立“活形态”的史诗观，认为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属于口头传统的范畴，试图探讨口头诗歌的内部运作机制，以传统、体裁和文本为依据，进入口头诗学的新视野，由史诗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外部研究，转向对口传史诗内部结构研究。以往的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主要是以历史重建的方法揭示史诗反映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把史诗作为民间文学的体裁样式进行一般性的文本分析，以一般文艺学和美学的方法探讨史诗的起源和发展的一般特点。中国少数民族的史诗，主要是活形态的史诗。这一点也是中国史诗学科建设的生长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建所20年来，逐步形成了一个老中青相结合、语言门类布局合理、研究重点突出、人员优化组合的史诗研究队伍。一些资深研究员已经在史诗领域积累了数十年的研究经验。 我所的一些研究者从1960年代开始积累了史诗研究资料，大多数为田野调查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包括录音的口头文本、各种手抄本和刻本、图片和实物资料等。同时，他们对散落各地的地方资料也做了相应的统计工作。“十五”期间本所史诗研究相关成果主要有：《格萨尔艺人桑珠说唱本》[③]、《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④]、《蒙古英雄史诗源流》[⑤]、《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⑥]、《卡尔梅克<江格尔>校注》[⑦]、《格斯尔全书》[⑧]。《格萨尔艺人桑珠说唱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西藏社会科学院格萨尔艺人桑珠说唱本课题组于2000年启动，2001年完成的。桑珠老人在1979年就被邀请到西藏社会科学院，专门从事《格萨尔》的说唱和整理工作。藏族艺人桑珠被称为说唱《格萨尔王传》的“语言大师”，他能够唱颂六十五部，达两千多万字。按照藏族的说法，桑珠属于“托梦艺人”，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做梦学会说唱《格萨尔王传》的。桑珠的说唱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在长期的流浪说唱中，不断吸收各地的谚语、歌谣，使他的说唱语言极为丰富，且赞词联翩，成为说唱艺人中使用赞词最多的艺人。西藏共搜集《格萨尔》藏文手抄本、木刻本近300部，除去异文约有100部，现已正式出版藏文本70余部，总印数达300万册，使这一零散传唱的口头文学变成了一部系统完整、被称为“世界史诗之王”的文学巨著。同时还出版了20余部汉译本，并有若干种英、日、法文出版。《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杨恩洪，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对格萨尔说唱艺人的社会地位与贡献、艺人说唱的形式、艺人的分布与类型、托梦神授及其与藏族传统文化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入论述。作者在亲赴藏区、蒙古族及土族地区采访过40余位艺人，撰写了其中的22位具有代表性的藏族、蒙古族、土族民间艺人的评传，为人们提供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艺人说唱及史诗传播的活的资料。该专著对已知的百余位艺人进行了分类研究，论述了说唱艺人在史诗产生、发展、传播及变异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对其中的托梦神授现象、艺人记忆长篇史诗的可能性进行了研究。《蒙古英雄史诗源流》探讨了这些文本之间的关系和它们的发展与流变。该著作学术史部分论述了19世纪以来德国、英国、法国、芬兰、匈牙利、美国、俄罗斯蒙古国和中国学者搜集、出版和研究蒙古英雄史诗的重要成就，系统分析了英雄史诗的起源，从原始英雄史诗的情节框架和人物结构出发，论述了蒙古英雄史诗的发展规律，说明了蒙古语族英雄史诗的蕴藏、分布，探讨了蒙古英雄史诗的分类、部族特点和地域特点等问题。这部专著涉及蒙古族中小型英雄史诗113种，是目前国内外该领域研究中涉及作品最多的一部著作;史诗的起源是国际史诗学领域的尖端问题，作者对于蒙古史诗生成条件、发生、发展规律进行探讨，尤其对于蒙古史诗源流的探讨，颇有新见;作者提出蒙古史诗由婚姻型史诗、征战型史诗、家庭斗争型史诗三类史诗题材组合构成，自成一说，对于蒙古史诗及我国英雄史诗的研究有理论借鉴意义。《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探讨了史诗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中广泛参照了国际上史诗学晚近的理论成果，针对蒙古语诗歌在语音、韵式、句法方面的独特性质，设计了相应的分析模型和检测手段。对于蒙古史诗诗学，提出理论上的总结：程式是蒙古口传史诗的核心要素，它制约着史诗从创作、传播到接受的各个环节，而程式化的根源是它的口头性。该书虽然作者仅就一个文本进行诗学分析，但是由于这种分析是在作者关于史诗研究的宏观把握之下进行的，并运用了新的理论方法，因此其价值也就不再限于关于个别史诗文本的范围，而是直接延伸到关于蒙古史诗和中国史诗的整体研究，甚至延伸到关于中国口承文学和口承文化研究的多个领域。对于活态史“口述特性”的把握，对于史诗文本基本类型与属性的分析，对于"表演中的创作"的阐释，对于"程式是口承史诗的核心要素，它制约着史诗从创作、传播到接受的所有环节"的表述，精当而有创见。突破了现有史诗研究格局，拓展了史诗诗学研究的新领域。蒙古英雄史诗《江格尔》主要流传于我国新疆蒙古族聚居区和俄罗斯卡尔梅克地区。卡尔梅克语是蒙古语的一种特殊方言，有自己的文字，而且遗存大量古蒙古语词汇，与我国通行的蒙古语及蒙古文有较大差距。《卡尔梅克<江格尔>校注》是专门为研究《江格尔》的国内学术界提供的一部集学术资料、学术著作、工具书特征于一身的古籍整理和研究成果。全书由《江格尔》文本转写、校勘、注释，《江格尔》乐谱和词汇诠释四部分组成。全书汇集了在俄罗斯先后出版和发表的卡尔梅克文《江格尔》长诗31部，共36，000行诗，将其撰写成通用蒙古文，同时还进行了校勘，并写出2，600多条注释，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完整的卡尔梅克《江格尔》汇集、转写、校注本，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学术资料价值，对今后国内外《江格尔》研究将产生重要影响。《格斯尔全书》的出版，为今后的《格斯(萨)尔》研究，尤其对口承《格斯(萨)尔》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整理版本。该书第一卷由长篇学术导论、1716年北京木刻本和北京隆福寺削竹写本《格斯尔》影印原刊、蒙古文校勘注释和拉丁字转写等四个部分组成。该书主要在两个方面具有值得借鉴和推崇的成绩：一是整理和注释者在书的校勘注释中体现了民族古籍和文献整理的多重标准理念和学术思维;二是撰写的学术导论比较系统地概述了《格斯尔》各种书面版本和口头文本的流传与传承以及错综复杂的源流关系，论述了《格斯(萨)尔》学的学术史和问题，阐明了编者对《格斯(萨)尔》学研究的全面把握和对《格斯(萨)尔》科学版本的学术意识。这种整合多学科的注释方法也是民族古籍整理工作中值得吸取和借鉴的。该书第二卷于2003年9月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由学术导论、评介艺人金巴扎木苏、金巴扎木苏演唱的《格斯尔》、蒙古文注释、《格斯尔》演唱曲谱等五个部分组成。对艺人金巴扎木苏的发现，被学界誉为“重大发现”，他所演唱的《格斯尔》是我院民族文学所学者于近年集中抢救整理的大部头史诗作品，长度为迄今所发现的单一艺人演唱的《格斯尔》史诗之最。《格斯尔全书》第二卷就是对该艺人演唱的全部《格斯尔》史诗文本的整理结集与评介注释。

　　近10年来，我国新一代学者加强了对20世纪中叶以来欧美史诗学的研究，系统介绍了口头程式理论、民族志诗学、表演理论[⑨]等重要学说;对研究我国史诗的外国学者，如赖歇尔(K. Reichl)、海西西(Walther Heissig)、哈图(Otto Harrassowitz)、波佩(Nicholas Poppe)、涅克留朵夫(S. J. Nyekljudov)的学术，进行了跟踪研究。另一方面，通过学术访问、双边合作项目等方式，加强对外交流，提高了研究人员的素质和科研水平。[⑩] 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与美国密苏里大学口头传统研究中心签署了合作协议，以期在口头文学研究领域，通过一系列的学术交流活动，共同促进学科的进步和发展。双方在各自的学术阵地——《民族文学研究》(中文)和《口头传统》(英文)上，分别出版“美国口头传承文化研究专辑”(中文)和“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研究专辑”(英文)。《口头传统》是目前欧美最重要的口头文学研究专刊。[11] 此外，民族文学研究所还于1999年申请建立院级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资料库”，目的在于通过现代化手段，抢救濒临消亡的活态口头传统。资料搜集范围主要是各民族史诗的口头文本、音像资料和艺人资料。资料库在口头传统资料的采集方式、手段、文本整理、编目归档、保存利用等环节，需要电子技术和数字化的管理，其资料的规模、完整性和耐久性，对我国史诗研究来说，都将是空前的。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研究队伍的整合、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资料库的建立、理论和方法论的逐步完善、研究方向的具体化和系统化等。从现有的条件和已经开始的工作来看，中国史诗研究正在朝健康的方向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二、中国的史诗与史诗传统

　　在中国，《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被并称为三大史诗，大量研究表明，史诗的宏大性，更重要地是表现在它的神话、历史文化上的意义，对族群的重要性上。南方各民族史诗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丰富。在南方的彝、苗、壮、傣等30多个民族中，蕴藏着大量内容比较古老的史诗、关于文化英雄的史诗、迁徒史诗，关于这些史诗的源流、各种传播形态、文本类型，它们的文化根基、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等，学者多有论述。由此可知，就史诗这一文类的界定来说，目前学者们开始注意到它的三个传统背景：全球的、区域的和地方传统的。

　　史诗《格萨尔》起源于古代的部落社会，它继承了古老的说唱故事、谜语或占卜的传统，具有浓厚的西藏本土信仰——本教色彩。史诗大约形成于11世纪。青藏高原传统的牧区，自古以来是艺人辈出的地方。西藏的那曲、阿里、昌都;青海的果洛、玉树、海南;甘肃的甘南;四川的甘孜、阿坝以及云南的迪庆，这些地区分散在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交界地带。这些地区正是史诗广泛流传的地域，同时也是操康方言和安多方言人们生活的地区;这里又是藏人赴拉萨朝佛、朝圣的必经之地，也是藏人与内地各民族交往的重要地区，人口具有流动性。除了藏族以外史诗流传于中国的蒙古族、土族、纳西族、裕固族、普米族地区，与他们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外，史诗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流传在蒙古国、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卡尔梅克和图瓦。在史诗传唱的过程中，这些不同地域的人们，加强了彼此的文化交流。在这样广阔的地域和不同族群中间，说唱艺人们共同讲述着格萨尔的故事，英雄的形象和主题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

　　史诗《格萨尔》约有千年传唱历史，迄今已记录有约 120 部，100 多万诗行，2000 多万字，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演唱篇幅最长的英雄史诗，代表着藏族民间文化与口头叙事传统的最高艺术成就。国内《格萨尔》史诗研究，从史诗的起源、发展、传承、流布研究，到史诗表演、创作以及文本分析、艺人研究等，都有新的探索。史诗的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仍然继续推进，更加科学和规范的史诗文本陆续问世。自多米尼克·施罗德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在青海调查记录土族《格萨尔》开始，经过20世纪80、90年代的重新开掘，土族《格萨尔》史诗被陆续记录和整理，也取得了喜人的成果。[12]晚近的《格萨尔》研究主要集中在史诗文本类型和结构、史诗艺人及艺人说唱本的整理、史诗的传承和流布、史诗的历史文化内涵、史诗学科建设等方面。在史诗的流传过程中,藏传佛教寺院发挥了传唱、收藏、撰写、研究、收集格萨尔文物等重要的作用。《格萨尔》史诗文本类型和传承类型的形成，与西藏社会文化的发展紧密相关，是藏族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产物。对于史诗的社会历史及文化史意义的探讨始终是史诗研究的主要内容。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格萨尔》产生年代的问题，学者们习惯于从史诗反映的历史内容来确定史诗的年代，或以英雄人物来推测史诗的年代，或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来研究史诗的历史原型问题，从历史、宗教、民族文化交流梳理史诗的历史发展脉络。《格萨尔》史诗研究已经进入大学的学术建制之中，出现了一些知名的《格萨尔》研究家。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 国外《格萨尔》研究有了很大发展。俄、法、德、印、蒙等国相继出版了许多译本, 出现了石泰安(法) 、胡默尔(德) 、海西西(德) 、白歌乐〔蒙〕、达木丁苏伦(蒙) 、中根千枝〔日〕等一批著名“格萨尔”研究家。[13]

　　《江格尔》是中国著名的三大史诗之一，主要流传于中、蒙、俄三国卫拉特蒙古人中。《江格尔》研究内容涉及该史诗的搜集、整理和保护问题研究，《江格尔》史诗的流传和变异研究，《江格尔》史诗的当代接受和传承研究，《江格尔》史诗的文化研究，《江格尔》史诗的文本研究。自1802至1803年间，德国旅行家贝尔格曼(Benjamin Bergmann)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卡尔梅克人中发现、记录并发表了《江格尔》两部长诗的转述本至今，《江格尔》研究已经有200年的历史。蒙古族《格斯尔》研究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格萨(斯)尔》学研究的广泛开展和蒙古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蒙古《格斯尔》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蒙古《格斯尔》产生时代和版本研究、来源研究、异文研究、史诗传统研究、格斯尔风物传说研究、主题和艺术研究以及蒙古《格斯尔》在蒙古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研究尤为突出。在蒙古语族人民的英雄史诗中,除《江格尔》和《格斯尔》以外,已记录的其他中小型英雄史诗及异文有550部以上。我国学者在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和《格斯尔》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了10部专著。这些专著比较深入地探讨这两部史诗,尤其分析了史诗的产生和流变规律。同长篇史诗的研究相比,其他中小型英雄史诗的研究起步较晚一些,但是研究成就也比较突出。[14]

　　柯尔克孜族的口头传统包括韵文形式的英雄史诗、部落系谱、古老的仪式歌、哭悼歌、情歌、生活歌、儿歌、谚语和散文形式的神话、传说、故事、谜语、笑话等。其中，《玛纳斯》史诗的表演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以前，它是柯尔克孜族口头文学传统中最古老最经典的部分。《玛纳斯》史诗讲述的是以玛纳斯及其七代子孙的英雄业绩为内容的传奇故事，赞颂的是他们的英雄主义精神。史诗虽然在民间传承了近10个世纪，但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由俄国哈萨克军官乔坎˙瓦里汗诺夫(C.Valikhanov) 和俄国突厥学家拉德洛夫(V.V. Radlov)从民间歌手口中第一次记录下它的文本。从那以后，《玛纳斯》史诗开始逐渐被世界各国学者和读者所认识，并发展成为当前这样的国际性学科。到目前为止，从我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富汗等国的柯尔克孜族聚居区搜集到的《玛纳斯》史诗的各类唱本有150多个。史诗的创作者、口头传承者都是各个不同时代的玛纳斯奇。在当代玛纳斯奇中，出生于我国新疆阿合奇县哈拉不拉克乡米尔开其村、被国内外学者尊称为“当代荷马”、“活着的荷马”的居素普·玛玛依无疑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15]

　　哈萨克族所处的人文地理环境为其口头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形成了大量的寓言、传说、故事和歌谣，其中民间故事和英雄史诗尤为丰富。如产生于10世纪前后流传在锡尔河流域的《先祖阔尔库特书》，产生于10世纪弘吉剌剔部落的《阿勒帕米斯》，产生于12世纪克普恰克部落的《库布兰德》，产生于14世纪金帐汗国的《克里木的四十位勇士》、《康巴尔》、《英雄塔尔根》以及形成于哈萨克汗国建立之后的《阿布赉汗》、《卡班拜》、《贾尼别克》、《叶先坎尔迪》、《阿尔卡勒克》等英雄史诗，它们至今仍然在哈萨克族的民间传承。在如此大的时空跨度背景下产生的英雄史诗，其内容极其丰富，文化底蕴十分深邃。19世纪上半叶，俄国、德国等一批学者进入中亚，这批学者的田野作业使哈萨克族民间口头传统得到了初步的搜集，其中也涉及到了民间史诗歌手。如当时活跃在哈萨克草原的诸如J. 贾巴也夫、M. 僧格尔巴耶夫、R. 麦孜霍贾也夫、K. 邵吾然巴也夫、A. 努尔勒巴也夫、K. 贾普萨尔巴也夫、K. 艾孜尔巴也夫、W. 凯里巴也夫、A. 萨里也夫等一批民间史诗歌手的演唱作品得到了记录或录制。进入20世纪以来，哈萨克斯坦涌现出了以赛. 森夫林、穆. 艾外佐夫等为代表的一批本族文学方面的研究者。涌现出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准的研究著作和论文。[16]

　　中国南方地区的彝、哈尼、纳西、白、拉祜、傈僳、羌、普米、景颇、阿昌、德昂、傣、布依、水、苗、瑶、侗、土家、壮等民族中都流传着本民族或本支系的创世史诗。已搜集、整理、翻译、出版的创世史诗文本就有数十部之多。如纳西族的《创世纪》，白族的《创世纪》，彝族的《查姆》、《梅葛》、《阿细的先基》、《勒俄特依》和《物始纪略》，壮族的《布洛陀》，侗族的《起源之歌》，苗族的《苗族史诗》，《苗族古歌》，瑶族的《密洛陀》和《盘王歌》，拉祜族的《牡帕密帕》，傣族的《巴塔麻嘎捧尚罗》，阿昌族的《遮帕麻与遮米麻》，景颇族的《勒包斋娃》，哈尼族的《十二奴局》、《窝果策尼果》和《奥色密色》，佤族的《西岗里》，普米族的《帕米查哩》，德昂族的《达古达楞格莱标》，布依族的《赛胡细妹造人烟》，仡佬族的《十二段经》，傈僳族的《创世纪》以及苦聪人的《创世歌》等。这些创世史诗作品从叙事结构上体现出完整的体系，即从开天辟地、日月形成、造人造物、洪水泛滥及兄妹成婚、族群起源、迁徙定居、农耕稻作等，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创世纪序列，并始终以“历史”(各民族心目中的历史)这条主线为中轴，依照历史演变、人类进化的发展程序，把各个篇章、各个情节连贯起来，构成一个自然而完整的创世程序，向人们展示了宇宙天地、古往今来波澜起伏的历史画卷。南方史诗研究涉及彝、苗、壮、傣等30多个民族的创世史诗、英雄史诗和迁徒史诗，论者探讨了这些史诗的源流、各种传播形态、文本、类型，它们的艺术特点、文化根基、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等。[17]

　　三、作为口头传统的史诗研究

　　近年来史诗研究主要关注史诗艺人及其口头创编和演述、口传史诗的搜集、整理、出版等一系列问题。对特定史诗传统的田野研究主要从学术史的反思开始，对史诗文本的类型学分析正在从史诗的传统形式深入到对史诗文本深层结构和传统意义的解释，对史诗艺人及表演研究加深了人们对于特定史诗传统的认识，对历史原型的探寻则深化了史诗的文化史的意义。研究者通过史诗艺人演唱研究，试图探索民间大型韵文叙事的基本构造和法则。通过歌手的个案追踪，希望描述民间社会的表演制度和表演者的社会角色，同时希望了解个人与整个传统的关系。关于史诗的文本分析、类型学和形态学研究，关于史诗说唱艺人和表演研究，这些研究所共同面对的是口头传统。口传史诗的诗学以文本、文类、传统为依据，目的在于探讨口头传统的内部运作过程，揭示史诗创作、表演、流布与史诗传统的演化模式。关于史诗形态学或类型学，人们习惯上根据史诗反映的历史内容界定史诗类型，提出“原始”、“创世”、“英雄”、“民间”、“民族”、“神话”等史诗类型，根据长度来划分大、中、小型史诗类型。这些界定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史诗作为文类、作为特定传统的特性。

　　史诗可以被定义为最初由讲述者、游吟诗人或歌手在口头表演中表现的长篇英雄诗。在这样的口头“文本”中，我们可以识别与文本本身相关的要素与特征，还有与文化背景相关的特征。史诗文本在语言使用或特定语言表达手段上具有鲜明的特征。一个文本可能包含一些固定的程式，或者其它的程式，一组诗句或者某种特征鲜明的表达;重复、韵律、节奏;一种显而易见的“散文”叙事与“诗歌”的交替使用。长篇创作的史诗常常有数千行之多，没有程式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它们由固定的结构因素所组成，诸如，程式随着即兴表演而变化。西方史诗中的这种技巧是由帕里(M. Parry)、洛德(A.B.Lord)和鲍勒(C.M.Bowra)发现的。在蒙古、藏、克尔克孜等民族的史诗中可以看到类似的手段。就史诗而言，在口头表达中，人们会发现几种风格：最重要的是言语模式，其次有背诵模式和歌唱模式。在一般的口头文学中，通过韵律、音乐和歌唱，散体与诗体相遇、结合、交织。在一种口头表演的散体、诗体和戏剧体之间，具有一种过渡性的而不是一种根本性的区别。这个观念改变了西方世界中对散文或诗歌进行定义的观点。对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界定中，这种散文与诗歌的区分是怎样做出的，或者应该怎样做出?

　　口头文学有一种社会功能。文化语境的要素涉及日常生活的现实，地理环境和社会组织等等。获取有关地方背景的信息，如习俗、传统、事件、社会关系等，是非常重要的。在我国的有些地区，不是任何人、任何歌手都可以演唱史诗的，只有祭司、巫师在特定的场合、特定的仪式上才能演唱史诗。巫师兼歌手现象的大量存在，成为南方民族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南方民族史诗传承古老性与独特性的体现。类似的情况在我国北方三大英雄史诗中也存在着。最初的史诗演唱者多由巫师或萨满担任，人们相信他们通过巫术仪式使神附体，是神授使他们获得演唱史诗的本领。藏族艺人说唱之前的烟祭、戴帽说唱、蒙古族艺人唱前向格斯尔大王祈祷，以及在各种年节的说唱，不仅反映了格萨尔在人们心中的神圣地位，同时也是其所属古老民族文化和宗教观念的体现。史诗说唱，说到底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与人们的仪式生活关系紧密。在不同的文化中，史诗的表演往往是讲唱结合。歌手通常强调，他们发现没有音乐的表演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讲述与音乐是一种活的统一体，它在今天得到更为认真的研究。藏族民间艺人吸收民间音乐的营养创造了丰富的曲牌，配以不同的人物和场景。各种不同的曲调有80余种。所有这些都为《格萨尔》的传播、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现在要比过去更加关注歌手，歌手通常是具有高度天赋的表演者。一个目不识丁的艺人，为什么能背诵十几部，甚至几十部故事，几十万诗行、几百万字? 关于藏族历史上第一位说唱艺人的来历，艺人们都说，他们是与格萨尔有缘份的青蛙的转世。后来活跃在广大雪域之邦的众多的说唱艺人，据说都是那只青蛙的转世和化身。传说格萨尔曾祝愿他的故事能够“像杂色马的毛一样”。在《格萨尔》的流传过程中，那些才华出众的民间说唱艺人，起着巨大的作用。他们是史诗最直接的表演者、创作者，是真正的口头诗人。在他们身上，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聪明才智和伟大创造精神。《格萨尔》史诗由游吟歌手追随着游牧民口头传唱和传播，藏族史诗歌手技艺的习得和传承分为神授、闻知、掘藏、圆光、吟颂几种方式，而蒙古族歌手则靠师徒相传。史诗演唱散、韵相间，散文部分描写生动，韵文部分曲调丰富，藏族歌手无需乐器，与此不同，蒙古族歌手则大多使用马头琴、四胡等乐器伴奏。据不完全统计，藏族格萨尔史诗共有曲牌80余种，不同地区、不同流派的歌手，所擅长的曲调各有不同，史诗艺人绝大多数为文盲，却能凭大脑记忆，保存篇幅宏大的史诗，有的长达上百万行：如82岁高龄的藏族史诗艺人桑珠能够讲唱超过2000小时的史诗，72岁的蒙古族艺人金巴扎木苏可以演唱40章、8万6千行的史诗。他们根据不同人物、不同场景、不同氛围灵活自如地运用不同的曲牌、语调、表情、手势、乐器等手段滔滔不绝地唱出的史诗，演唱时绘声绘色，效果生动感人。[18]

　　中国还有许多蒙古族说唱艺人，他们以传统的古朴说唱形式活跃在民间，他们是史诗的传播者。目前已知的《格斯尔》说唱艺人约有100多人。其中被国家命名为《格斯尔》说唱家的有桑巴拉敖日布、苏鲁丰嘎、罗布桑、乌泽尔、胡亚克图、罗日布、照·道尔基等人。曾受到过毛主席接见的帕杰被命名为《格斯尔》说唱家。今天，青海、甘肃等地区仍然活跃着一批蒙古《格斯尔》说唱艺人，他们随时都能以娴熟的演唱技巧来讲述格斯尔的英雄故事，但是与东部蒙古说唱艺人相比，青海和甘肃地区的艺人演唱史诗时已经不使用马头琴或四弦胡琴，而叙述为主，时而以清唱为辅了。蒙古族说唱艺人，他们几乎都没有“神授”或“梦授”史诗的经历。历代蒙古族史诗艺人主要是向前辈艺人学习而成功的。蒙古《格斯尔》说唱艺人出于西域迁移过来的厄鲁特蒙古人、土著查干蒙古人和内蒙古东部的巴林、扎鲁特蒙古人之中。在漠北喀尔咯蒙古人、贝加尔湖的布里亚特蒙古人、遥远的卡尔梅克和图瓦地区的《格斯尔》说唱艺人相对少一些。从地域分布上来看，青海高原、喀尔咯蒙古、贝加尔湖地区与内蒙古东部巴林、扎鲁特草原都相隔数千里远，他们的历史文化有一定差异，但这样广阔的蒙古文化区域流传的《格斯尔》史诗，在相互要情节上没有多大区别，这说明蒙古族史诗说唱艺术来自于同一个传统。[19]

　　口头传统体现了人类文化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文化的规范往往是通过它来传递的。跨文化比较的方法，可以运用到那些不同文化背景中产生的口头文学的研究中去，这包括世界范围的史诗传统。晚近民俗学提倡以文本、文类(史诗、传说、故事、歌谣)、传统(语言、文化、社会历史)为基本出发点，开展比较口传统的研究，特别强调共同性之外的独特性的研究。[20]像藏族、蒙古族、彝族这样一些民族，他们的口头传统各有其独特性的方面。对独特性的解释要充分考各个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特点，同时又能够在不同的传统之间找到可以提供比较的共同的点。史诗传统的比较研究也是近年的研究方向。除了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比较研究之外，外国史诗研究也是一个重要部分。我国对印度两大史诗的介绍和研究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对于希腊史诗的研究也有长期的学术积累。我们今天对于史诗的学理认识也主要是从外国文学研究中获得的。20世纪英国古典学家鲍勒(C. M. Bowra )将原创的或口传的史诗与拟制之作或书面文学的史诗作品进行对比研究，建立了史诗研究的类型学的框架。对于口传史诗的调查从南斯拉夫开始，帕里(Milman Parry)还有后来的洛德(Albert Lord)，这条线一直延伸到对以下地区的口传材料的研究，如阿尔巴尼亚、土耳其、俄罗斯、非洲、波里尼西亚、新西兰、美洲，20世纪初对中国史诗的研究开始兴起，非洲史诗研究正如火如荼。

　　由此可见，中国的史诗研究期待着与世界史诗研究实现更高层次的对话。19世纪浪漫主义者和格林兄弟开辟了当时尚未开拓的民间诗歌和民间故事的领域。随后出现了民族学者、民俗学者以及后来的比较文学者，他们大大推动了口传史诗的研究。作为口头传统的史诗及其研究，需要新的建构，需要未来的诗学，因为各民族语言的诗歌并不取决于抽象的美的概念。[21]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属于口头流传的活形态史诗，这正是史诗研究未来的生长点。我们可以做到在世界上其它地方的人们所无法做到的事情：去体验口头传统，去记录口头传统，去研究口头传统。这些传统在范围上具有多样性，因而更值得引起学界的关注。[22]

　　结语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的史诗研究，在国内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史诗研究”课题组曾在“六五”和“七五”期间两次承担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先后完成并出版了中国三大史诗和南方史诗研究专著4部，“中国史诗研究”丛书7部。这些著作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较高评价。其中一些著作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奖、教育部优秀学术著作奖和胡绳青年学术奖等重要奖项。作为研究所长期重点项目，史诗研究又继续列入“八五”重点规划项目和“九五”重点目标管理项目。一些新成果陆续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各民族史诗演唱传统梳理工作基本完成的基础上，近两年学术重心开始向史诗理论转移，标志着学术的深化。特别是研究所于1999年立项并得到批准的院级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资料库”的建立，对史诗学科优势的巩固、对学科的长久发展，作用巨大。中国史诗学学科2003年被列入院“重点学科建设工程”，其宗旨是，进一步强化学科在中国史诗学术发展进程中所起的领导、规划、示范、推动作用，从而巩固民族文学所的中国史诗研究中心的学术地位。通过稳步扩大国际学术交流，设立双边和多边“史诗工作站”，通过扩大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高质量成果的数量，进一步参与国际史诗学术的各类活动，造就有一定国际知名度的学术团队，从而为该重点学科赢得一定的国际声望。在未来研究走向的规划上，中国史诗学科目标明确，即通过长期建设，构筑“中国史诗学”体系。

　　[①]Cecil Maurice Bowra, Heroic poetry, London: Macmillan, 1961; Albert B. Lord, The Singer of Tal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

　　[②]参见仁钦道尔基等 《中国史诗研究》丛书七种，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2002。

　　[③] 《格萨尔艺人桑珠说唱本》，郎樱、次旺俊美、杨恩洪主编，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2001年。

　　[④] 《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杨恩洪著，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

　　[⑤] 《蒙古英雄史诗源流》，仁钦道尔吉著，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

　　[⑥] 《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朝戈金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⑦] 《卡尔梅克<江格尔>校注》，旦布尔加甫著，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8月。

　　[⑧] 《格斯尔全书》(第一卷)，斯钦孟和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二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⑨]口头程式理论，亦称帕里-洛德理论(Oral Formulaic Theory, or Parry-Lord Theory)，是20世纪发展起来的民俗学理论，其更大的背景是俄国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学术范例。从口头传承研究的学术背景来看，口头诗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研究的是作为记忆手段和传统参照物的文本型式;他们与普洛普的形态学方法、奥利克的史诗法则，都属于文本型式研究。口头诗学上承阿尔奈、汤普森的芬兰历史-地理学方法，下开民族志诗学和表演理论的先河。表演理论(Performance Theory)是当代美国民俗学界乃至世界民俗学领域最富影响和活力的理论与方法论之一。该学派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在存在主义哲学、人类学、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语言学理论等的影响下，随着民俗学自身从单纯关注文本到注重语境的方法论的转向而逐渐发展起来的。80至90年代上半期，其影响臻至顶峰。民族志诗学(Ethnopoetics)，指研究土生民族采用的各种口头艺术形式(包括诗歌)。研究重点在口头艺术话语的语言表达效果和结构衔接特征，以及转写和书面表达的方法。特别关注的是如何识别“诗行”、节律和其他反复出现的语言特征或风格学特征，同时参照口头文学的分类。(《现代语言学词典》，〔英〕戴维·克里斯特尔 编，沈家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31页)

　　[⑩]陆续被介绍的学者及其著作有 [俄]涅克留朵夫(1991)， Nicholas Poppe (1979)， Walther Heissig (1979) , Otto Harrassowitz, Wiesbaden Norak，Chadwick,Victor Zhirmunsky(1969), K. Reichl(1992)。

　　[11] 《口头传统》(总第16卷之二)：《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研究专辑》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斯拉维卡出版公司出版。

　　[12]王国明：《土族〈格萨尔〉研究历程》，《安多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

　　[13]岗·坚赞才让：《西北民族大学〈格萨尔〉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4 期。

　　[14]巴·苏和：《古老的文学经典，当代的理论阐释——蒙古族英雄史诗研究概述》，《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 1期。

　　[15]参见《〈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第1-20页。阿地里•居玛吐尔地著，民族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16]黄中祥：《哈萨克英雄史诗与其幻想故事的比较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史诗与英雄》，米尼克·希珀、尹虎彬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

　　[17]吕雁：《中国南方民族创世史诗与神话的体系化》，南宁：《民族艺术》2006年第1期。

　　[18] 参见《格萨尔论》，降边嘉措著，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505-549页。

　　[19]以上关于蒙古族《格斯尔》说唱艺人的资料由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巴雅尔图研究员提供，特此声明。

　　[20]米尼克·希珀(Mineke Schipper)：《史诗及其英雄——口头文学的跨文化研究》，原载《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史诗与英雄》，米尼克·希珀、尹虎彬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

　　[21]《历史诗学》，[俄]维谢洛夫斯基著， 刘宁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3年1月，第406页。

　　[22]约翰·迈尔斯·弗里：《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中译本前言，朝戈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第10-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