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策·达木丁苏伦是受到苏联—欧洲学术传统培养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格萨尔》和《格斯尔》史诗研究者，他与其后出版《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1959）一书的石泰安一道，是“现代《格萨尔》学”的真正开创者和奠基人。从策·达木丁苏伦有关史诗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格斯尔传〉的历史根源》的学科奠基作用及其对《格萨尔》史诗学术史的钩沉功绩，可以管窥其在藏文《格萨尔》史诗研究方面的重要贡献之一—建构学术史方面的成就。

　　关键词：《格萨尔》;策·达木丁苏伦;学术贡献　　

 

　　策·达木丁苏伦（西里尔文为Ч·Дамдинсурэн，拉丁文为Ts.Damdinsuren(1)，藏文为thse rta mgrin srung(2),1908—1986）是受到苏联—欧洲学术传统培养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蒙古国”）的《格萨尔》和《格斯尔》(3)史诗研究者(4)。相比于早期欧洲《格斯尔》和《格萨尔》史诗研究者，如施密特（Я·И·Щмидт，I.J.Schmidt,1839）、波塔宁（Г·Н·Потанин，1895）、弗兰克（A.H.Francke,1900—1909）、包沃尔（C.D.Beauvoir Stocks,1925）、达维—妮尔（A.David-Néel,1931）、洛里默（D.L.R.Lorimer,1931）、科津（С·А·Козин，1935）和罗列赫（Г·Н·Рорих，G.N.Roerich,1942）等，策·达木丁苏伦的研究成就已经远远超越了《格萨尔》史诗研究初期那种粗浅认识的介绍性阶段，呈现出总结性、开创性和前瞻性等学科建设的特点。因此，可以说其研究具有奠定《格萨尔》学科基础的作用，或者更确切些说，他与其后出版《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1959）一书的石泰安（R.A.Stein,1911—1999）一道，是“现代《格萨尔》学”的真正开创者和奠基人。

　　特别是在其副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订出版的俄文著作《〈格斯尔传〉的历史根源》(5)（ИсторическиекорниГэсэриады(6)，莫斯科，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1957），出版不久就被译为中文，在我国印刷发行(7)，对我国《格萨尔》学的创立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说其直接启迪了我国《格萨尔》史诗研究的开创工作也不为过。鉴于石泰安著作的中文全译本直至1994年才在国内出版发行，因此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唯有策·达木丁苏伦的著作，是中国学界了解国际《格萨尔》史诗研究的重要窗口。

　　同时，策·达木丁苏伦不仅是蒙古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8)，还是西藏和印度文学方面的著名研究家。由于他通晓藏文，也曾介绍过藏族古典文学以及通过藏文译介过众多印度文学作品，如《萨迦格言》《尸语故事》《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育民甘露》《杜鹃传》《诗镜》《月兔本生》《罗摩衍那》《五卷书》等(9)，为藏族文学和印度文学的译介和推广等工作做出过卓越贡献。

　　这里仅仅简要介绍他20世纪50—80年代在藏文《格萨尔》史诗研究方面的重要贡献之一—建构学术史的成就。

　　一、《〈格斯尔传〉的历史根源》的学科奠基作用

　　策·达木丁苏伦一生在《格萨（斯）尔》史诗研究方面的论文与著作颇丰（论著目录参见下文“附录”），但纵观其研究，《〈格斯尔传〉的历史根源》是其有关史诗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涵盖了其基本学术思路、主要研究观点与成绩。因此，我们重点围绕该著予以评述。

　　从该著的研究旨趣可见，策·达木丁苏伦的核心论题是试图通过探讨史诗主人公格萨尔的历史真实性，来确定《格萨尔》史诗的“起源问题”。因此，在方法论上，他主要采用了史诗材料与历史文献互证的策略。事实上，这正是19世纪末俄罗斯学者亚·尼·维谢洛夫斯基（А·Н·Веселовский，1838—1906）创立的“历史诗学”在苏联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后，呈现出的一种方法论上的革新和变异特色。因此也可以说，通过策·达木丁苏伦的著作实践，我们可从侧面窥见这种方法论优劣得失之一斑。

　　从总体上来看，该著的突出贡献在于三方面：首先，比较全面地总结了1776—1955年(10)欧洲学者和18世纪以来部分传统学者（东方学者(11)）的《格萨尔》史诗研究成就，强调学术史的价值与意义，勾勒出了学科建设的框架和重点（这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其次，通过批评分析前人研究的重要问题，奠定了学科建设的基础课题：一方面，澄清了传统学者将格萨尔与关羽、成吉思汗混淆的问题；另一方面，作者运用“历史诗学”理论，论证史诗主人公格萨尔的历史真实性—格萨尔是11世纪的唃厮啰。最后，梳理史诗的分布与传承特点，提出了《格萨尔》史诗的三大传承体系（蒙古、布里亚特—蒙古和西藏），进而阐述各自代表性文本的特点，兼而论及了史诗文本的“独特性（多样性）”“人民性”“历史性”等特征。

　　不过也可看到，受制于时代特色与方法论影响，该著也并非“十全十美”。比如某些观点—格萨尔是唃厮啰、嘉洛部落就是“大辽”等，可能存在论据不足或论证不够严密的情况，甚至其中的某些论点，也为我国学者间引发持久的学术争论埋下了“隐患根源”。比如《格萨尔》史诗的“共同起源”(12)说和“格萨尔族属未定”(13)，等等。

　　需要强调的是，鉴于笔者关注策·达木丁苏伦的藏文《格萨尔》史诗研究方面的成就，因此关于三大传承体系的文本方面，我们仅仅重点关注了作者介绍的相关藏文本情况，即弗兰克本、达维—妮尔本、波塔宁本（笔者所谓民和本）、蒙文译本《岭·格萨尔》以及俄罗斯搜集的藏文抄本，即甲本（《霍岭》）、乙本（朱擦体《姜岭》）和丙本（草体《姜岭》）等。

　　总之，难能可贵的是，在倾其一生的史诗研究工作中，策·达木丁苏伦并非是固执己见、心胸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是一位胸怀宽广、追求学术“完美理想”的伟大学者。他一生孜孜不倦，不断追求真理和完善其学术观点，特别是到了晚年，他通过“总结式”的小论文，为其《格萨尔》史诗的“藏族起源说”的论点提出了自己的希望：“我认为，今后继续研究格萨尔传中的人名，可以进一步证实‘格萨尔传’确实属于西藏的这个理论。”(14)这为其《格萨尔》史诗的研究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也为该史诗“原产地”的争论澄清了事实。然而，事实上在我国，在他去世后不久的20世纪80年代，与他的“愿望”相悖，这种争论才刚刚拉开序幕。

　　二、《格萨尔》史诗学术史的钩沉功绩

　　正如钟敬文所指出的：“一种科学的成立，绝不是很偶然的事，也不是任凭一二好事的学者可以随意杜撰的事。最要紧的，是那对象必须具有可以成立为一种科学的内外诸条件。”(15)欧洲学者经过180多年的积累后，等到策·达木丁苏伦这样杰出学者的出现，该学问具备了一切内外诸条件之际，《格萨尔》史诗学自然而然被其与石泰安等人奠基成为一门新学问。开创新学问的重要条件之一，便是对该门学问学术史的梳理和总结。

　　在讨论学术史的过程中，策·达木丁苏伦不但总结了前人研究的得失，而且他概括的前人成绩成为该学术的奠基石，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这门学问的发展。这里，将其中的几个重要方面简介如下。

　　（一）“中亚的《伊利亚特》”之誉

　　现在，一般称誉《格萨尔》史诗为“中亚的《伊利亚特》”(16)（在我国学界，有时又将此誉传言为“东方的《伊利亚特》或东方的荷马史诗”等）。事实上，这个被广泛引用于我国学界的称誉，最初是由法国法兰西学院的梵文学家西尔万·列维（Sylvain Lévi,1863—1935）教授在给达维—妮尔（Alexandra David-Néel）和喇嘛庸登（Lama Yongden）编译的《岭·格萨尔的超人生活》（La vie surhumaine de Guésar de Ling,1931）一书的序言(17)中提到的。但是，最早将这个称誉“引进”《格萨尔》学界的却是策·达木丁苏伦。在该著“序言”的开头部分，他写道：“以前的研究家们把《格萨尔传》（Гэсэриада）称颂为中亚的《伊利亚特》并非没有根据的。这宏伟的史诗从热带的恒河到寒冷的黑龙江，从阳光灿烂的黄河到郁暗的勒拿河，处处被人传诵着。”(18)正是由于得到他的肯定，随着其著作引起广泛关注，这一称誉也在我国学界逐渐传播和发扬起来。

　　事实上，相比引进此称誉，策·达木丁苏伦在深情称赞《格萨尔》史诗传播的辽阔区域时，紧接着写下的具体传诵现状的文字，同样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共鸣。这里将其抄录如下：“在这片浩瀚的疆土上，很难找到一个没读过或没听过说书的人演唱‘格萨尔’（Гэсэр）这一史诗的人。从遥远的古代到今天，说书的一直在演唱这篇史诗。他们的声音自古至今一直响彻在西藏的山岳，蒙古草原和西伯利亚的大森林里，他们的听众都是极其平凡的人：牧人、猎人和他们的妻室、儿女。”(19)

　　由此可知，他对这部史诗所持的宽广的学术视野和浓厚炽热的人文情怀，始终贯穿于其整部著作之中。恐怕这也是该著作特别能引起我国学者共鸣的原因之一吧！

　　（二）《格萨尔》史诗研究的“起点”问题

　　谈到《格萨（斯）尔》史诗的研究史时，策·达木丁苏伦认为，最早的东方学家（传统学者）研究这部史诗始于18世纪下半叶，这就是松巴堪布·益西班觉（1708—1788）、察哈尔格西·罗桑慈诚（1740—1810）等人的著作。而欧洲学者的研究，则始于1776年的帕拉斯（P.S.Pallas）的著作。如果以这部史诗最早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和“发现”情况来看，毋庸置疑，他的这种观点，至今也是深深影响学界的主流观点。换句话说，他的这种“东方学者”（传统学者）与“欧洲学者”的划分方法，乃至于确定各自的最早研究时间，至今仍然占据着学界的主导地位。

　　不过，从现代《格萨尔》史诗学自身发展的特点来看，以上这些所谓的“研究起点”，仅仅是其外部表象而已，而不是客观事实。笔者认为，事实上“1839年在欧洲第一次刊订的施密特院士（Я·И·Щмидт）”(20)的德文译本（北京木刻本蒙古文《格斯尔传》）的“前言”，才可被算作是这部史诗研究的真正开始。不管是早于该“前言”的帕拉斯的介绍，还是其后别尔格曼（B.Bergmann,1803）的片段译介(21)，等等，这些所谓的“研究”，只不过是作家和旅行家们的一种“发现史诗”的记录而已，从“现代学术史”视角来看，都不能算作是一种新学术研究的真正开端。

　　而且，仅就藏文《格萨尔》史诗的研究史来说，即便是策·达木丁苏伦在该著中给予较大篇幅介绍的“东方学者”们（传统学者），特别是受到六世班禅（1738—1780）的“求教”而展开“认真考察史诗及其人物真伪和流传情况”的松巴堪布的著作，从当下的学术视角来看，也不能被看作是现代学术研究的真正开始，它也仅仅属于学术史前史的范畴（属于传统学术体系，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同样，欧洲学者就藏文《格萨尔》史诗研究的真正开始，也不能从1834年乔玛（Csoma Körösi）的词条(22)或者是1869年塞夫涅尔（Шифнер）院士搜集到草体《姜岭大战》（ΤибфοндВ1478)(23)，甚至于1885年波塔宁搜集到的民和本(24)以及1891年马克斯（Dr.Karl Marx）在拉达克搜集到《霍岭大战》抄本(25)等算起，而应该从1900年左右，弗兰克（A.H.Francke,1870—1930）在拉达克地区，有意识地搜集、记录、注释、出版和研究藏语和藏文《下拉达克本格萨尔》史诗等开始算起(26)。

　　因为我们确信，学术研究从来就不是某几位“好事者”个人的“癖好”和“把玩”的东西，而是真正的学者们全身心投入、不辞辛劳地认真刻苦钻研的科学工作。

　　（三）《格萨尔》史诗的起源问题

　　关于这部史诗的起源问题，策·达木丁苏伦在该著中指出，此前主要有三种观点，即蒙古、汉族与西藏(27)。就此问题，作者并不完全赞成上述学者们的观点。策·达木丁苏伦认为考察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首先解决史诗主人公的历史真实性的问题。他指出：“首先应该弄清楚格萨尔是否真实地存在过？如果有这么一个历史人物，那么他又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生活过？他是因什么而著名的？如果这些问题都能有回答，那么关于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和为什么创造了那么多歌颂他的史诗的问题也就会有答案了。格萨尔汗这个人的本身我认为便是一把阐明有关他的史诗起源的钥匙。”(28)

　　因此，在后面的论述中，作者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格萨尔是11世纪在安多建立政权的唃厮啰，《格萨尔》史诗是其同时代的诗人诺布却派创作的。不过，在讨论此问题过程中，作者的观点前后也出现了某些自相矛盾的情况，比如“格萨尔的族属难以确定”“西藏与蒙古的《格萨尔》史诗是共同起源的”，等等。相反，正是作者的这些论点，激发了后来学者，如石泰安就此问题的新思路。

　　实际上，关于这个问题，正如作者在该著中所提到的前人研究那样，早期学者们就已经提出了“藏族起源说”的假设。比如，施密特院士（1839）指出：“在我们不了解西藏的传说(29)之前，这个问题很难得到答案。”(30)事实上，在这篇“前言”中，施密特院士还假设该史诗起源于西藏与唐古特（西夏和安多藏区）和黄河上游地区的藏人中，并以史诗中的藏语名词做了例证，如“莲花与金刚杵”“格萨尔”“顿珠（义成）”等。但同时作者指出，北京木刻本蒙古文《格斯尔》绝不是纯粹的翻译文本，因为在语言和风格方面它均带有原创性的印记(31)。

　　此外，即便是专门研究蒙古文学的劳菲尔（1927）也认为：“在对格萨尔的藏文长篇英雄史诗（эпосом）不太熟悉的情况下就进行分析显得太早而且太仓促。”(32)弗拉基米尔佐夫院士（1920）更是指出：“这个传说的不同章回在蒙文都有许多翻译或复述，很难说在什么时候，是谁翻译了格萨尔王的传说，正如现在无法确定在蒙文译本中，究竟以那（哪）一种西藏凯—萨尔王的传说为基础一样。一般说来，确定蒙古格萨尔汗和西藏凯—萨尔之间的关系是将来的事……格萨尔传说在蒙古人民中间非常流行；蒙古人，各蒙古部落跟这个传说是如此亲密无间，他们把它看成自己的民族作品，确实，这一传说在蒙族人民中间也正是如此。”(33)

　　因此，等到石泰安的研究，他概括总结出了这个问题的核心观点—西藏起源说：“尽管存在有某些认为史诗可能是突厥起源（鲍达宁，1890年、1893和1894年）的不同看法，但大家很久以来就承认了藏文本的最早地位，无论是在有关它从西藏的东北向蒙古传播（格里姆，1856年；鲍培，1927年；罗列赫，1931年；劳佛尔，1901年和1931年），还是从西藏西部向吉尔吉特（勃律）的传播（洛里默，1931年）都一样。”(34)

　　也就是说，早在1959年，关于史诗的起源问题，学者们基本上已经弄清楚。不过，由于各种原因（比如石泰安的著作直至1994年才被翻译出版发行，比如现代性影响下的“民族主义思潮”等），这个问题至今仍“困扰”着我国学界。

　　（四）藏文《格萨尔》文本及其研究

　　史诗藏文本的重要性是欧洲学界早就引起关注的话题，但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直至20世纪50年代，藏文本的搜集与掌握在欧洲学界依然凤毛麟角，以至于策·达木丁苏伦在了解了藏文本的搜集和研究的学术史后，做出了如下断言：“藏文手抄本传说既没有用藏文出版也没有用其他民族语言出版过。在科学上藏文传说只是由于波塔宁、弗兰克、达维德·尼丽（达维—妮尔）的译述才被人们知道的。—格萨尔的藏文手稿目前差不多还没有被研究过。”(35)当然关于藏文本的出版情况，他在注释中也提到了巴考藏有木刻版之传闻，但他更加相信贝尔（Charles Bell,1931）等人的观点：“藏文《格萨尔传》从来也未出版过。”(36)

　　总之，直至1957年该著出版以前，藏文《格萨尔》的研究状况，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即便有波塔宁、弗兰克等人的“介绍性”研究，但深入的研究工作尚没有真正开展起来。但是，关于大量藏文本的存在和早期藏文木刻本出版情况，已早为人所了知（如罗列赫1942年论文）。事实上，稍后不久（1961），他本人在蒙古国主编出版了藏文木刻本《大食分财宗》以及“民和分章本”和《霍岭》《姜岭》等多种抄本。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巴考等人已经搜集到了藏文木刻出版本这一事实。因为，目前学界认为，最早的藏文木刻印刷本已于1661年出版(37)，而且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已被欧洲学者们搜集到了。

　　（五）晚期的观点

　　1982年，策·达木丁苏伦在德国波恩大学的《亚洲研究》第73卷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格斯尔〉研究的一些问题》的一篇小论文(38)，其中回顾了20世纪下半叶《格萨尔》史诗研究的兴盛情况，特别提到了藏文史诗的出版为学界提供充分的研究资料之事。按照他的介绍，这些资料包括我国、印度以及在蒙古国出版的众多藏文资料。这篇论文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其晚期《格萨尔》史诗研究方面的重要论点，特别提到了他所关心的《格萨尔》史诗学术史的话题。

　　在学术史方面，他对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他认为，石泰安、霍莫诺夫（М·П·Хомонов，1976）、赫尔曼斯（M.Hermmans,1965）、海西希（W.Heissig,1978—1980）、劳仁兹、涅克留朵夫（СергейЮръевичНеклюдов，1984）和白玛次仁（pad ma tse ring）等学者的研究成绩最为突出，并且特别高度评价了白玛次仁对于史诗历史和人物形象研究的观点。他还认为，该文的价值在于引证了学者们难以获得的诸多西藏历史和传记文献中的材料，例如《朗氏家族史》（rlangs kyi po ti bse ru）就是一部《格萨尔》史诗研究过程中的重要资料。

　　现在看来，《朗氏家族史》这份与史诗密切相关且可信的较早资料，对于他和石泰安这样身处外国的学者来说，当时的确是极难获得且极其珍贵的。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的著作出版之际，也可能从其他渠道，比如五世达赖喇嘛的著作《西藏王臣记》中已经间接获悉，但非常遗憾的是，却无法看到全部的藏文原文。而此时，当他从白玛茨仁论文中比较详细地了解后，也如石泰安在其著作出版后（1959）看到该文献的全文的惊喜程度是一样的(39)。

　　总之，他在充分肯定了后来者推进这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果的同时，也为他本人奠定的《格萨（斯）尔》史诗学的未来研究充满了十足的信心和期待。

　　小结

　　概而言之，策·达木丁苏伦是我们目前所知对《格萨（斯）尔》史诗学术史进行全面总结和概括论述的第一人，他在奠定这门学术基础方面铺下了第一块基石。因此，毋庸置疑，他做出的成绩是巨大的。但我们也不得不指出，其概括中存在些微缺憾和不足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对于传统学者论述《格萨尔》史诗的各种资料，了解和掌握得还远远不够。目前，在我国经过70多年的学术积累，我们已经得知有上百位传统学者自10世纪以来对这部史诗做出过多方位、数量庞大的评论与论述(40)。但作者在该著中，仅仅提及了18世纪以来的个别代表。因此，他对于传统学者研究成绩的总结，还是远远不够的。当然，我们不能以现在的眼光去苛求一位开创和奠基者，特别是对于处在那个特殊年代的国外学者来说，获取藏文资料的困难程度是难以想象的。

　　另一方面，一些欧洲学者的重要研究成绩也并未予以关注，比如罗列赫和石泰安的著作。罗列赫1942年的重要论文《岭·格萨尔史诗》(41)，尽管在参考文献中罗列了该条目，但实际上并没有引用过，而仅仅利用了罗列赫1931年的著作《通往亚洲最深处的小径》(42)中相关《格萨尔》史诗的介绍。在1942年的这篇论文中，罗列赫较全面地介绍了欧洲学者的《格萨尔》史诗搜集情况。同时也详细介绍了他本人在西藏及其周边地区搜集的《格萨尔》资料，而且还深入分析了史诗的传承及史诗起源等重要问题。同样的情况是，关于石泰安编译、注释的林葱木刻本《格萨尔》(43)，也仅仅列为了参考文献中的条目(44)，并未予以重点评述，等等。这些当时的重要研究成绩，可能由于条件所限无法完全获悉，且似乎也并没有引起作者足够的重视。

　　但是，从策·达木丁苏伦晚期学术论文可知，他已经全面掌握了后来者们的研究成果，并且以包容和赞扬的态度给予了充分肯定和客观评价。难能可贵的是，正如我们所概括的那样，其早期著作中总结的《格萨尔》学术史方面的重要成绩，是作者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在《格萨尔》史诗研究方面开掘出的第一条建构学术史的道路。相比这个功绩，那些微小问题和不足，可说是瑕不掩瑜。相反，其开掘学术史和奠定学术基础的功绩，却是值得大书特书、广为宣传的。

 

　　策·达木丁苏伦与仁钦曾于1959年、1961年，在蒙古国主编出版了一套藏文《格萨尔》手抄本(45)。他于波塔宁搜集的“民和分章本”与自己搜集的《分大食财宗》合编而成的名为《格萨尔传奇藏文版之第1—3章》（Tibetan version of Gesar saga,ChapterI-III)(46)中，还用藏文撰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介绍搜集与研究现状的“前言”（1961）。笔者认为，作者当时关于该史诗研究状况的认识和观点，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他出版《〈格斯尔传〉的历史根源》之后不久的“学术史观”，故笔者不揣谫陋，在此汉译如下。

　　此外，在本文写作过程中，除了尽量阅读笔者所掌握语言的研究资料外，还通过网络搜集和参考了一些国外学者其他语言的相关“延伸”研究资料，这里一并作为“文献目录”列出，供大家参考。

　　（一）前言

　　《格萨尔》是藏族、蒙古族（hor)(47)的民众喜闻乐见且广泛传播的一部史诗。百年来，世界各国许多学者研究这部神奇的史诗，出版了许多研究成果。但是，由于《格萨尔》史诗的原稿是用藏文和蒙古文（sog skad）写成的，全部出版所有史诗不太可能。因此，研究者不论研究藏文或蒙古文史诗，只能研究部分内容。若要具备整体上研究《格萨尔》史诗的条件，诸多有识之士就要搜集所能见到的所有抄本，经过艰苦辨析，出版所有《格萨尔》的抄本。

　　蒙古语（hor skad）的《格萨尔》出版之事，已经很早就开始了，特别是近年来进展迅速。1716年在北京出版了蒙古文《格萨尔》的上部“七章本”。这个“七章本”又于1836年在彼得堡由俄罗斯（rgya ser）学者施密特出版了蒙古文（sog skad）与德文版。过了一个世纪后，1936年，俄罗斯学者科津在列宁格勒又将上面说过的这个“七章本”翻译成俄文出版了。之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于1955年出版了这个“七章本”，又于1956年加上后面的五章下部出版了。之后，1959年，蒙古国的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yon smin mchog gi grwa ba）出版了《岭·格萨尔》28章（本）、扎雅的佛教图书馆中找到的《格萨尔》19章（事实上是10章），托忒乌苏蒙古文（mong gol tho do u sug）的卫拉特《格萨尔》等也出版了。

　　据此，可以认为蒙古文的抄本大概都出版了，但是又从布里亚特艺人的口中记录出版了4～5本。这样一来，蒙古和布里亚特语的《格萨尔》全都出版了。因此，蒙古和布里亚特的《格萨尔》相互进行对照研究的条件就具备了。但是藏文的《格萨尔》大概没有出版，鉴于此，蒙古文和藏文《格萨尔》二者之间进行相互对照研究的条件尚不具备。也有学者指出，即使没有藏文的《格萨尔》，仅仅研究蒙古文的《格萨尔》条件就够了。比如，1906年学者劳费尔（lavshu pher，БертольдЛауфер）的《蒙古文学概论》一书中说：“蒙古人所写的英雄史诗中，最富成就的当属《格萨尔王史诗》。藏族和杜如卡喀嘎（turukha ka）部落中正在说唱的这个英雄，也正在蒙古人的口头产生。现在，人们心中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看法，即无法对这部史诗展开细致研究。《格萨尔王》特别是对藏族的所有《格萨尔》史诗部本还没有了解的情况下，就说这说那过于着急了。”劳费尔写完上述观点之后过了50多年，藏族的《格萨尔》也出版了一些。

　　俄罗斯的学者波塔宁在安多地区从史诗艺人口中，通过翻译人员记录成了俄文的几章《格萨尔》。这些内容收录在他的著作《中国安多藏族边境和中部蒙古》。学者弗兰克在西藏的西北拉达克地区将那里的许多《格萨尔》史诗缩写成英文和德文出版了。他出版的《格萨尔》的章是：《岭地十八英雄诞生史》《岭王格萨尔的诞生史》《格萨尔和珠姆婚宴》《格萨尔降伏汉地》《格萨尔降魔》《霍尔抢走珠姆》《格萨尔降伏霍尔巴哈里部落》等。弗兰克从人民的艺人中写出的章节，并没有按照原来的顺序排列。弗兰克出版的《格萨尔》属于西藏西部，西藏东部所属《格萨尔》由法兰西的妇女达维—妮尔和石泰安等进行了长时间的收集。达维—妮尔在西藏康区的结古镇，从艺人豆庆（sdig chen）那里记录了几部《格萨尔》，她将这些《格萨尔》部本翻译成法文并于1931年出版了。学者石泰安1956年将西藏东部的《格萨尔》三章用拉丁文撰写藏文的方式出版了。他出版的三章是：《天岭·九藏》《诞生·花园和占据玛域·洁白丝结》《赛马·七宝》。

　　最近，在西藏地区也出版了一部木刻版《格萨尔》，书名叫《征服大食财宝宗之后分封财宝》（《大食分财宗》）。另外，又听说在藏区出版了几部《格萨尔》。出版的这些《格萨尔》，相对于庞大的藏族的《格萨尔》史诗来说，也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大量的藏族《格萨尔》没有出版，只是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容易散佚，这就给学习者寻找文本和研究者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鉴于这个原因，考虑到学习东方文化的爱好者们和藏蒙研究者们手头利用的需要，蒙古国的图书馆，为了纪念这部伟大的著作，出版了藏文《格萨尔》的手抄本和影印本。我们出版的《格萨尔》的部名是：(1)《格萨尔王诞生传》（1961）、(2)《第5章霍尔军》（1961)(48)。以上两部手抄本的原稿是俄罗斯学者波塔宁于1885年在安多地区搜集的，现在这部著作保存于列宁格勒的世界东方研究所图书馆。这里出版的是这部复印件的抄本。(3)《世界大王格萨尔传》（1961）这一部的原稿手抄本同样保存于列宁格勒的世界东方研究所图书馆，我们依据这部原稿的复印件出版了手抄本。此部是大家所熟悉的有关格萨尔和沙莱河（sha ras gwol）的战争。(4)《降伏姜萨当王》（1959）和(5)《姜岭之战》（1959）两部收藏于喀里喀·哲布尊丹巴的私人图书馆，根据这两个手抄本出版了。(6)《征服大食财宝宗之后分封财宝》（1961），此部是根据藏文木刻版手抄后出版的。上述藏文《格萨尔》原稿文字上存在许多不正规的地方，我们没有做修订，依照原样出版了。文字上出现不正规，可能具有方言特点的原因，我认为这对学者研究来说非常重要。

　　策·达木丁苏伦（thse rta mgrin srung）写于1961年

　　（二）文献目录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该文献目录，参考了以下三种资料：S.Luvsanvandan,In Honor of Tsendiin Damdinsürün's Sixtieth Anniversary (1968),The Mongolia Society Bulletin,1969,Vol.8,No.1/2 (15)(1969),pp.6-17；冈田和行著，武·呼格吉勒图译：《达木丁苏荣生平及其著作目录》，《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9年第3期，第45页；ЦэндийнДамдинсурэн:к100-летиюсоднярождения/Российскаяакад.наук,Ин-т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Москва:Вост.лит.,2008.

　　1.著作

　　(1）《格斯尔传的三个特征》（蒙古文），白歌乐译，《青海民族民间文学资料》第4集，内部刊物，青海省文联印，西宁，1959年11月，第9～55页。原著为Geseriin tuujiin gurvan shinj (Three Aspects of the Geser Cycle),UB.1956；《格斯尔传的三个特征》（新蒙文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呼和浩特，1957年。

　　(2）《格萨尔的历史根源》（俄文），青海省民间文学研究会编印，西宁，1960。原著为Istoricheskie korni Geseriadv (The Historical Basis of the Geser Cycle),Moscow,1957。

　　2.论文

　　(1）《蒙古格斯尔王传》（俄文），《东方档案》，1955年第23卷，分册1～2，布拉格，第52～62页。[Mongol'skii epos o Ge ser khane (Mongolian Epic of Geser Khan),Archiv orientální,XXXiii,1955.]

　　(2）《格萨尔王传》（蒙古文），《青海民族民间文学资料》第3集，内部刊物，青海省文联印，1959年10月，第1～10页。原文载Geseriin tuujiin uchir (On the Geser Cycle),Mongol khel-bichgiin tukhai (On Mongol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UB,1955；《蒙古语文》（内蒙古蒙古语文研究会编）总第7期，1956年第1号，第43～52页，译者估计为白歌乐。

　　(3）《简评西藏文献及其蒙古译文》（英文），《西藏》，1977年第2卷第3期，第62～66页。（A Short Review on Tibetan Literature and its Mongolian Translations,The Tibet Journal,1977,Vol.2,No.3,pp.62-66.)

　　(4）《〈格斯尔传〉研究之现状》（蒙古文），《蒙古研究》，1982年第8(16）卷，分册2，第25～34页。

　　(5）《当代蒙古民间艺人》（英文），《亚洲研究》，1982年第73卷，威斯巴登，第49～60页。

　　(6）《关于〈格斯尔〉研究的一些问题》（俄文），国淑苹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编印：《民族文学译丛（一）》，1983年7月，北京，第25～28页。原文载《亚洲研究》，1982年第73卷，波恩，第225～230页。

　　(7）《论蒙古〈格斯尔王传〉的新版本》（英文），《亚洲研究》，1985年第91卷，威斯巴登，第593～599页。

　　(8)S·洛桑旺丹：《纪念策·达木丁苏伦诞辰六十周年（1968年）》（英文），载《蒙古学会公报》，1969年第8卷第1/2期（15），第6～17页。[S.Luvsanvandan:In Honor of Tsendiin Damdinsürün's Sixtieth Anniversary (1968),The Mongolia Society Bulletin,1969,Vol.8,No.1/2 (15),pp.6-17.]

　　(9)A.D.策丹娜（A.D.Tsendina）：《策·达木丁苏伦：致他诞辰100周年》（俄文），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2008年。（ЦэндийнДамдинсурэн:к100-летиюсоднярождения/Российскаяакад.наук,Ин-т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Москва:Вост.лит.,2008.)

 

　　作者简介：李连荣，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格萨尔》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格萨尔》史诗与藏族民间文学。

　　文中注释和参考文献从略，请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