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格萨尔史诗通识读本——朝向地方知识的现代性阐释》一书的序二）

　　就从我写《格萨尔王》这部长篇说起吧。

　　我写小说从来不做任何规划。我不为写作而写作。我写小说通常是为解答自己的内心困惑。

　　这个世界很大，在这个大世界上，总有些情形特别的地方。我出生成长并生活了很长时间的青藏高原就是这样的地方之一。都说在这个世界上，遇到什么不明白的地方，看书就可以解决。因为人类已经建立起来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知识系统。关于历史，关于文化都是如此。可是我出生成长的青藏高原是如此特别，遇到的好多问题在已有的书上找不到答案。如果不想放弃思考，就只好去自己寻求：搜集资料，跑路。到真实的地理和生活里去，倾听，观察，感受，思考。人的一生说起来复杂曲折，看起来很多选择，其实是条单行线，遇到十条路也只能往一条路上去。每次遇到岔路口，挑一条走，全然不知等在前面的是什么。不知道。就不能规划。所以，一般也不接受出版机构的命题作文。

　　可例外还是出现了。那就是长篇小说《格萨尔王》。这是我的第三部长篇小说。

　　之前的《尘埃落定》写近代史，《空山》写了进行中的当代。

　　两本书写了连续的一百年，试图回答一个问题，藏族的历史文化何以如此?但两本书写完，内心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一个地方一个民族所以如此应该还有更深远的原因。历史?历史中生长起来的文化?文化又反过来规定了历史?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回到更远的古代，从历史的发端处开始。于是找到了一个浩大庞杂的文体《格萨王传》。大家都知道，这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而且是仍然在民间以口传方式传唱的活形态史诗。专家们还说，这是关于藏文化的百科全书。我也就一头扎入这部史诗文本单中，试图找到可以解决我内心困惑的一些答案。但没有想过要因此写一本现代版的，有些解构意味的同题的长篇小说。后来写了，那是因为机缘巧合。

　　那时，瑞士一家出版社要用德文出版我的一部中篇小说《遥远的温泉》。出版社知道我正在巴黎配合法国的出版社为另一本法文版的书做活动，就邀我就便去法兰克福书展做些宣传。在书展上看到一套特别的书。英国一家出版社出的，叫“重述神话”。用现代小说写古代神话。参加这个计划的有我喜欢的作家。比如加拿大的阿德伍德。她重写的是一个希腊神话。还有葡萄牙的萨拉马戈和我熟悉的中国作家苏童。这给我一个触动。藏族历史文化，经过藏传佛教的强力改写与覆盖，很难从书面材料中找到久远时代的真实面貌。如果有，口传的《格萨尔王传》算是一份相当有意思的材料。这也跟正在困惑我的问题有很深的关联，那就是吐蕃强盛后引入的佛教，在一个强大的民族陷于衰落时，为何却日益强大。回国后，我真的开始在草原上漫游，访问那些神奇的说唱艺人，并尽量把那些文学化的材料用来印证古代的历史事实。

　　就是在这个时候接到了英国那家出版社的邀约。邀请我加入他们的“重述神话”系列的创作。这就算是不谋而合了。签约时却遇到一个问题，关于这本小说的长度。出版社希望这套书的长度基本一致。每本书在二十万字以内。但我要写的这个题材本身就是一个庞然大物，已经整理成文的部分就达120多卷，散文部分不算，仅韵文部分就100多万诗行，2000多万字。如此庞大的一个故事，如果只用十多万字来书写，我对出版社说：那你们得到的不是一本血肉丰满的小说，而是博物馆中那种恐龙骨架。更何况，《格萨尔王》被称为世界上惟一的“活形态史诗”，也就是说，这部史诗由为数众多的说唱艺人在民间以多种形式传唱，这个故事还在艺人们演唱过程中不断开枝展叶，这棵巨大的故事树还在生长。我在写出故事的同时，还想写出故事传唱与生长的状态。也许，故事在草原人群中的传唱与生长状态才是更有意思的文化现象，我当然想将其与故事同时呈现出来。所以，我得超出出版社规定的字数十万字以上。一个作家与出版社签约，翻来复去谈的不是版税的高低，而是一本书的字数，至少在我，是一个很新鲜的经验。有一两次，几乎都谈不下去了。其实，那时我已经按我自己的思路开始这本书的写作。谈得成，这本书会写，谈不成，这本书也要写。中国文学有外文版当然是好的。但不能为了外文版而改变写作的初衷。当然，后来他们接受了我写成的那本书。这时，已经是三年以后了。应该说，预付版税也是丰厚的。但等到书写成，付印，人民币和英镑的汇率已发生很大的变化，从一英镑兑换人民币从十几元降到了十元以下。因此少挣了不少。

　　但我并没有特别在意。

　　我高兴的是书按我的意思写出来，然后以不同语种开始出版发行。又过了差不多两年，在伦敦，才第一次和这本书的编辑见面。编辑女士对我说，谢谢你写了一部杰出的小说。我请她重复了一句那个评价。这回听清楚了。外国的编辑跟我国的编辑有些不同。书未出版前，他们坚持很多东西，但一旦成书，他们从不吝惜那些可以增加作家自信心的溢美之词。

　　去年底，几位罗马尼亚作家来访，给我带来了《格萨尔王》罗马尼亚文版作见面礼。此时，还有几个外语文本的《格萨尔王》也正在翻译之中。

　　这也只是持续百年以上的格萨尔故事走向世界的故事中的一例。

　　其实，格萨尔走出封闭的藏族社会，走向世界的故事早已开始。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者任乃强先生深入康巴地区，发现了藏族民间社会中格萨尔故事广为流布的情况，向汉语世界作了初步介绍。他最初把格萨尔故事称为“藏三国”，以显示这个故事在藏区流布广泛，和格萨尔的英雄形象如此深入人心的状况。

　　几乎在同一时期，两个法国人，大卫.妮尔女士在藏区腹地，石泰安先生在藏区与汉区以及藏区与印度文化接壤地带，对格萨尔故事进行持续不断的搜集研究，并将其介绍到西方世界。直到今天，石泰安先生的《一份有关西藏历史史诗的古代史料》和《格萨尔王评注》还是这个领域奠基性的扛鼎之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格萨尔王传》搜集整理和研究得到高度重视。有藏民族生活的省（自治区）和国家都成立了专门机构，对史诗进行长期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更有意思的是，今天，在格萨尔史诗流行面广，影响度深的许多地区，这个英雄史诗正被深度开发，成为文旅融合发展中一个重要对象，在延续民族文化的同时，也为当地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驱动力。

　　可以说，格萨尔史诗正越来越成为了解藏区文化的一个独特窗口，一个越开越大的窗口。正因为如此，《格萨尔通识读物》的出版，我以为至少有两重意义。首先，格萨尔是藏民族史诗，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所以这也是一部中国史诗；其次，这样的普及性读物的出版，正是中国多民族文学史构建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过去的中国文学史以汉语言文学史为全部，而一个多元的多语种的中国文学史正需要这样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