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是民族历史文化发展脉络中以口头形式创制的具有多重文化价值的古老文化遗产，是无文字时代民族民间文化的集大成者。它不仅堪称民族文化的百科全书，而且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据重要位置。在我国的民间口头文学坐标系中，以《格萨尔》《玛纳斯》《江格尔》等三大史诗为代表的数以百计的各民族大小史诗作为一种宏大的叙事文类，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不可多得的独特文化样式。尤其是我国的三大英雄史诗，不仅在中华民族文化大观园中占据显著而重要的位置，而且早已成为人类口头文化遗产的重要代表作而享誉世界。

　　史诗不仅有其显著的文类特征，而且拥有独特的产生、发展、传承、演述规律。在演述时间与空间上，口头史诗在文本类型的多重性方面，在演述艺人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方面，在文本产生的社会空间和民俗语境的关联性方面以及传播方式的复杂性方面，均有自己的特殊经纬度。自古以来，我国很多少数民族都有大量史诗以口头形式流传于民间。我国南北方不同民族中流传的史诗文类有一定差异，北方各民族以英雄史诗居多，南方各民族史诗具有显著的神话特征，但无论如何，作为同一种专属的独特文类，它们都具有该文类应该具有的共同性和普遍性，并且这种共同性和普遍性也已经得到国内外学界的普遍认同。当然，我国南北方史诗的多样性特征以及对其多样性特征的探索已经成为我国学界对世界史诗学的新贡献，并逐渐得到世界史诗学界的认可和尊重。

　　我国学界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大规模搜集、编辑、整理、翻译、出版和研究各民族的口头史诗，与世界史诗学对话交流以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史诗学理论建树也是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才开始。但是，在多民族活态田野资料基础上展开的田野工作实践和学术研究方面的开拓，使我国的史诗学科异军突起，长期的对话和交流不仅使我国史诗研究登上了西方话语体系霸屏的学术阵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掌握世界史诗学科的主导权。这都应该归功于我国几代民族史诗研究学者勇于探索的精神、我国丰富多样的活态口头史诗传统的蕴藏以及各民族学者们高质量、多层次的史诗研究成果的产出。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目前对于口头史诗本质的认识和阐释解读依然停留在为数不多的学者们所构建起的象牙塔之中，并没有在民间得到广泛普及和运用。所以，有些口头史诗编辑整理翻译人员至今因缺乏对于口头史诗本质的全面而深刻的认识，而导致在面对口头史诗文本时无所适从。

　　目前，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作为一项烛照后世的高层次的国家文化工程，需要我们群策群力，尽心尽责，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去完成这项光荣使命。就目前史诗示范卷编选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我认为有必要在一定范围内对编纂规范原则、编纂体例和选本标准、翻译整理标准等问题开展深度的学术交流与探讨，为保质保量地完成编纂任务打下良好的基础，为今后的编纂工作发挥示范引领和学术指导作用。

　　口头史诗顾名思义就是以口头形式传承的史诗。因此，口头性便是这类史诗作品最本质的特征。只有对其口头性本质进行全面充分的把握,才能使我们编辑整理翻译时少走弯路和歧路，以科学的方法完成使命。关于史诗的口头性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而对于口头史诗区别于书面文本的最关键的就是其“在演述中的创作”。也就是说，一部纯粹的口头史诗在创作方式、传承渠道、听众接受等方面与书面文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口头史诗“在演述过程中创编”的本质特征是帕里和洛德在口头史诗的程式、典型场景、故事范性这三个结构层面进行研究讨论后确立的，这给口头文学的认知带来了颠覆性变革。在这里需要提醒大家，其实19世纪中叶，德裔俄罗斯探险家和语言学家拉德洛夫对于中亚吉尔吉斯及我国柯尔克孜族地区《玛纳斯》演述传统的田野调查及报告是帕里和洛德理论的滥觞。在当前口头诗学的讨论中，口头史诗文本的即兴创作特征在限度之内的变化以及没有任何可资参考的权威本或者标准精校本，口头传统对于史诗歌手“在演述之中的创编”即时产生的口头文本的辐射力和约束力，通过书面文本的讨论无法确立口头诗学等等都是绕不过去的问题。

　　由于我们在筛选编辑过程中面对的是来自不同渠道的、各种形式的口头史诗文本的书面化形式，而编辑整理的目的是为了给习惯于书面阅读的读者，而非口头史诗的听众，提供比较理想的史诗内容和尽可能完整的故事内涵，让他们在阅读中感受史诗的魅力，体验史诗在阅读中的审美情趣。记录在案的口头史诗文本常有“重复”“冗余”“啰嗦”等特点，因此，口头史诗的全面认知可以帮助我们对此作出比较明确而客观的评价，也能帮助我们更加准确地区分、提炼史诗内容的核心主题和结构，从而最大程度保持口头史诗的原始特征。这不仅是对此类古老文类形式和传承者应有的尊重，同时也是对当下社会文化进程和当代读者负责的态度。

　　口头史诗文本除了固定故事框架之内的稳定性之外，还具有因演述环境、演述现场的语境以及史诗演述人自身的演述水平和身体状况而使史诗文本产生的变异性，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使同一部史诗具有不同的文本，在不同演述歌手的演述中带上他个人的一些主观色彩，或者是不属于原本传统的瑕疵甚至一些受当时历史社会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糟粕，而这些正是我们需要剔除并进行适当整理的地方。我们在这里的讨论主要是针对纯口头文本而言。对于从歌手口述中采录的文本及手抄本、刻本等不同的史诗文本来源的正确区分与辨识，我们同样应给予高度重视。对于不同的文本形态需要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

　　史诗文本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存在各种学术性和技术性问题。文学翻译总体有两种基本策略：一个是文化翻译，一个是迂回的文学创新翻译。前者重视原文的文化因素，以此来表明民族语言之间的差异性和译出语的特殊性，那么译者就必须以音译方式保留原文的独特音韵、古词、原型及其文化艺术特征，通过注释等手段给译文附加很多文化因素，尽可能多地传达出原文的深刻内涵；而后者则更加注重译文给读者的阅读快感，尽量用译入语的音韵词语消弭译出语的独特性，无疑这会在一定程度上丢失原文中的民族文化基因。每一部史诗都是本民族文化的标杆，其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民族文化基因。如何在翻译时处理好上述关系也是我们在编纂口头史诗时不容回避的关键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