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荷红[1]

　　内容提要：《亚鲁王》是苗族晚近被发掘整理出来的史诗，到2010年年底，紫云县《亚鲁王》工作室搜集了《亚鲁王》史诗录音近12000分钟，拍摄录像近10000分钟，采集歌师当啷近300人，已翻译整理了2万余行。学术界、紫云当地政府、新闻媒体对《亚鲁王》的关注日渐增加。本文重点从歌师口述史入手，研究歌师所具备的条件、歌师学习《亚鲁王》的两个阶段以及《亚鲁王》传承方式的变化。

　　关键词：亚鲁王 史诗 歌师 口述史

　　《亚鲁王》是苗族晚近被发掘整理出来的史诗，到2010年年底，紫云县《亚鲁王》工作室搜集了《亚鲁王》史诗录音近12000分钟，拍摄录像近10000分钟，采集歌师当啷[2]近300人，已翻译整理了2万余行。目前已出版了《亚鲁王》的史诗第一部文本(汉语、苗语)和图版部分及《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3]。

　　根据学者和搜集整理者的前期工作，我们认为《亚鲁王》史诗的流传是在以麻山为中心的比较大的一个范围内，但目前有政府参与搜集整理工作的只有紫云县。而“麻山”是一个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地理名词，并非现在的行政区划。它位于贵州省紫云、望谟、长顺、罗甸、惠水、平塘六县交界处，按照清代关于麻山山脉的传说，其地貌是“头饮红河水(位于今望谟县一带)，身卧和宏州(今紫云县宗地乡和罗甸县木引乡一带)，尾落大塘地(今平塘县大塘镇和新塘乡一带)”。“麻山”包含24个乡镇，主要有麻山次方言苗族、川黔滇次方言苗族、惠水次方言苗族、平塘次方言苗族，也有极少数的黔东方言苗族和湘西方言苗族在此居住。他们早在明代以前迁来时就带来了大量的苎麻种籽，经过长期的耕耘培育，把这片石山区变成了盛产苎麻、构皮麻的山区，“麻山”由此而得名。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麻山地区现有苗族人口30.32万人。

　　《亚鲁王》为苗族史诗，无文字，从无抄本，一切都是由经过拜师仪式的“东郎”口口相传。能够演唱《亚鲁王》的歌师人数众多，按紫云县文广局《亚鲁王》翻译工作室的估算，在麻山腹地紫云县境内，歌师当啷的人数应在1500人以上。但是在2010年1月紫云县文化局所作的为期19天的普查中，共完成歌师普查826人，仅为估计人数的一半。各乡镇的普查以宗地乡人数最多，328人;四大寨乡，216人;大营乡，118人;猴场镇，106人;水塘镇，49人;松山镇人数最少为9人。2013年最新统计数据是近1800人。

　　吴晓东在其后的调查中了解到这次普查未达到预期人数的原因为：

　　1、在普查的过程中了解到，由于历史(文革)的原因，60岁以上的歌师大部分心有余悸，拒绝接受普查;

　　2、70岁以上的歌师，大部分身体条件不好，普查期间天气冷，下雨路滑，到政府所在地的路程较远，这部分歌师不能前来接受普查;

　　3、大部分中年歌师当啷均外出务工，没有普查到;

　　4、由于面较广，时间仓促，有些歌师还未被发现。如宗地乡红岩村格不组82岁歌师吴老瓢、宗地乡戈抢村戈抢组66岁歌师梁老胖是普查后发现的，类似情况还有相当数量。

　　这次普查可以看到当啷的分布有如下特点：

　　1、从横向来看，在普查到的苗族居住相对集中的6个乡镇中，受外来文化影响越大，歌师数量越少，唱述的内容断层越大;

　　2、在同一乡镇中，受外来文化影响越大的行政村，歌师数量越少，唱述的内容断层越大。

　　另外，吴晓东认为这仅仅是紫云县的估算数字，麻山地区包括其它的县，有25个乡镇，18万人口，而会唱《亚鲁王》的当啷，每个村寨大约都有四五人，据此估算，当啷总数应达3000人左右。紫云县的普查做了很重要的一步。[4]

　　我们看到，东郎需要学习《亚鲁王》，要学开路，要学“摩公”，有的还要学砍马仪式，但是学成的并不多。《亚鲁王》只是丧葬仪式所唱《开路经》中的一部分，丧葬是民间最普遍的仪式之一，所需丧葬主持人自然也就很多;由于每个支系的历史有所不同，所以一般需要本支系的当啷来主持丧葬仪式，这无意间增加了歌师当啷的需求量。

　　当啷多数为男性，很少有女性，但并非女性不能做，在普查当啷人数的时候，就发现好几个女当啷。

　　余未人在长期跟踪调查研究《亚鲁王》的过程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习艺者需要有学唱的愿望、有天赋、有良好的记忆力，才有可能通过艰苦学习成为东郎。习艺者年轻时要举行虔敬的仪式拜老东郎为师，只能在每年农历正月和七月这两个月的时段学唱。正式的唱诵只能在葬礼上。习艺者跟着东郎去参加葬礼，聆听东郎唱诵并绞尽脑汁用心记忆。这是漫长的、煎熬毅力的过程，有的需要几个月、几年，有的甚至长达十几年才能出师。当习艺者终于学会独立唱诵并得到苗人的认可时，水到渠成，新一代东郎就此脱颖而出。然后就会有丧家前来邀诵了。[5]她提到了很关键的两点，首先是歌手需具备的条件，其次是学习阶段及检验阶段。以下我们主要根据《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及《亚鲁王》文本部分对《亚鲁王》歌师口述史的相关内容加以研究。

　　　　一、歌师需具备的条件 

　　苗族以山寨、家族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使得每一个寨子都会产生几名本寨、本家族的东郎为寨人做法事、唱诵《亚鲁王》歌师。

　　由此学习亚鲁王多半都是为了家族丧葬仪式所用，每个家族必须有人掌握本家族的历史，责任感是学习《亚鲁王》的首要条件。如杨保安说“开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一个传给一个，一代传给一代才到今天，所以才去学，要是不学哪家有事的时候没有人做会那很麻烦，要去其他寨子请老摩公帮忙。”[6]李志勇强调：“我们只是为了让死去的人能安心地回到祖宗的地方去。现在国家政策放宽了，我们做开路政府不会来干涉，这是我们少数民族家族的风俗习惯，政府来干涉也没有用。我还没有学的时候，听他们讲以前政府也来干涉不让做，说这是迷信活动。等我学会了之后我去帮人家做也没有人来讲我什么。我们当农民，要把这些古老的东西传给下面的一辈，我们不传下去，这些东西也就不在了。”[7]

　　责任心是非常重要的，必须有传承家族、姓氏历史文化的责任心才能学好《亚鲁王》。

　　梁老四提到：学习开路，老爹的影响比较大。他认为应该去学，办丧事的时候一定要请老摩公来为亡人来开路，当时家族中没有人会做摩公这一套，要是我们家族中有白喜事了，只要请其他姓的摩公来给我们家族亡人开路，老爹他们开路时不放心别姓的老摩公来为自己家族亡人作事情，因为每个姓氏开路时候唱诵的内容不一样。老爹认为要是我们家族有个人会开路的话，对自己家族做事都会比较方便。[8]

　　28岁时，杨再华意识到家族中已经没有人会唱诵《亚鲁王》，葬礼上总是请其他家族的东郎前来唱诵，这很有损本家族的威严，于是他开始拜师学习唱诵《亚鲁王》。

　　其次就是个人兴趣了。杨保安说“我也是因为自己喜欢了才去学的，不喜欢的话去学了也学不会的。”巴茅寨歌师岑万兴也说：“直到我这一辈，我们家族有10多个兄弟，都没有一个学得，其它的也都不愿学。想找人家会的来家中做点事情，你今天跑去请，他说明天来，但是明天他又说有事情不来了，后来我有点寒心，感觉自己对‘摩公’还比较感兴趣，就打算自己学。”[9]

　　再次，时代氛围的影响，学习《亚鲁王》也是时尚。不同的时代对史诗演唱的需要不一样，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很多人不敢在公众场合进行讲述。但是在陈兴华[10]的少年时代，人们都向往着东郎这一神圣的职业。受时代氛围的影响，陈兴华于16岁开始利用当扫盲班教员的空闲时间去拜师学习唱诵《亚鲁王》，超强的记忆力和唱诵的熟练，让年仅20岁的陈兴华成为小有名气的东郎。19岁时，杨光东跟随哥哥杨光顺学习唱诵《亚鲁王》。据他回忆，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学习唱诵《亚鲁王》是本寨年轻人的一种“时尚”，类似现代社会的“歌迷”。

　　而演唱《亚鲁王》对歌师的自身条件要求比较高，必须有超强的记忆力、有在众人面前讲述的胆量、声音还要好，文化程度的高低倒不是最重要的。岑万兴说“要不怕耽搁活路，同时也要胆子大，声腔好。”[11]我们看到歌师大多数是文盲，其中陈小满的文化程度较高，为初中文化程度。

　　　　二、学习《亚鲁王》的两个阶段 

　　塞科大致分出了学歌的三个阶段：首先，聆听和吸收阶段;然后，运用阶段;最后，在更为挑剔的观众面前演唱。[12]在第一阶段，一个学歌的人通常要选择某一位歌手，紧紧跟随着他听歌，这个歌手可能是他的父亲，要好的叔叔，或附近乡里有名的歌手，当然学歌的人也常听别的歌手的演唱。[13]学歌的第二阶段是一个模仿的过程，这包括学习乐器的弹奏和学习传统的程式和主题。实际上歌手模仿的是大师们的创作技巧。[14]

　　而具体到《亚鲁王》的学唱，情况有些不同，我们看到这两个阶段边界不是很清晰，因为很多师父在教授的时候一边教一边让学生用。

　　1、 学习模仿阶段

　　学唱“《亚鲁王》是口传心授，讲究的是要有一个懂得多的师傅，再就是我们自己要认真地学唱。学唱的时候，师父都是用苗话教我们，因为用汉话无法把里面的意思表达出来，用苗话就能很亲切地表达出里面的感情。”[15]

　　《亚鲁王》有的时间长一些，有的短一些。我们看到有很多人是在小时候或年轻的时候学过，后因为多种原因不学了，重新学习的也有。最小的是黄老金在12岁的时候开始学习，韦正荣13岁开始学习，其他就是二十多岁居多，梁老四36岁时因家族需要开始学习，岑万兴小时候学过，18岁重新学习。一般来说，学习大半年到三年的时间是比较正常的。

　　岑万兴“陆续与岑老桥和黄老华学习了大半年的时间，基本上掌握了‘翁祈’和‘交该’的唱词。后来又与打俄寨的黄老弄师傅学习砍马的仪式程序。开始学搞摩公的那一套，岑老桥和黄老华两位师傅就和我说要怎么弄，说是要送鬼送得出去了，才能学得成。我先把他们叫我的那一个鬼送出去了，人的病情也好了。之后，我就尽量学。”[16]

　　杨再华用一年的时间就出师了。他拜堂舅韦仕龙为师，白天干活，晚上找借口给队长说自己到姑妈家帮忙看家，酒偷偷跑到堂舅家里学习唱诵《亚鲁王》。一年后，杨再华就能出师主持葬礼唱诵《亚鲁王》。

　　韦正开说：学唱“亚鲁”不难，但也要学上两三年，并且要遵守一定的规矩。杨保安提到“我学了一年多的时间，学会的也就是大概一点东西，不是完全学会，因为我们苗族学‘开路’是用苗话来唱的没有字来看，都是用嘴巴来讲用脑子来记，有时候记几句话都要很长时间，要反反复复练习才能记起，所以很难学会，学不成总是忘记。后来哪里有丧事我叔叔就叫我跟他一起去，除了帮他一点，也可以在那里学得一点，去帮忙多了也就慢慢地学会更多了。”[17]

　　黄老华提到学习《亚鲁王》“也有学得快慢之分。教的时候是师傅念唱一句，大家跟着念唱，等自己觉得一段记得差不多的时候，就可以在一旁唱给师傅听，师傅觉得哪些地方还不准，或是记不起来的时候，就在一边提醒着。”

　　梁大荣认为：学开路还是比较伤脑壳，记性好的人就学得快，学得慢的话就只能下去自己多练习，当我们自己觉得学会一段的时候，就唱给师父听，有些记不得或记错的地方师父会给我们指出了，该怎么唱，漏了哪些，直到他觉得都记得差不多了后才接着教接下来的内容。学唱开路一般是在晚上或农闲的时候，从格然到罗湾村的路程不是很远，所以遇到师父有时间在家的时候，我就摸黑去他家学。当然，师父也不是经常有时间，他去开路的时候会叫上我们，在现场教唱。平常师父也叫我们主动去听其他老摩公唱开路经和《亚鲁王》，这样才能够学得快。我学唱开路经的时候，竟然不知道累，有时通宵到亮的学唱，回到家照样干活，做活路的时候也会想着刚学的内容，该怎么唱。有些时候学习也比较累，主要是我希望学得快点好让师父交给我更多的内容。[18]

　　而师父教的时候也是各有各的方法，梁大荣提到：师父教的时候，是分段来教唱的，先把故事讲给我们听，听到那些有趣的故事后，我们学唱的热情就更高了。他先唱一段给我们听，接着我们自己重复师父教过的内容。他在一边歇着，等我们熟悉以后又接着教下一段。[19]梁老四也认为“师父很讲究教唱的方法，在《亚鲁王》里面有好多有趣的古书，他先是给我们讲述里面的情节，我觉得很感兴趣，学唱的时候就会学得快点。我学了一年多的时间就会了，但是我平常要忙着家里的活路，事情也很多，不少天天有时间学。假如天天都学的话，应该两个多月就全部学会了。”[20]

　　学习《亚鲁王》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边学边用，在运用中学习。

　　梁老四：遇到哪家开路的时候，就去听师父或者其他老摩公唱，师父一段一段地教给我们，先让我们记住以后才教其他的部分，这样自己用心点就学会了。我学了一年的时间就和师父一起去开路，那时只是会唱其中的几段，后来慢慢的和师傅去开路的次数多了，也就慢慢地记住了。

　　杨光祥说：开始学习的时候，哪里有人过世了我就跟着岳父他们去做，去的时候就在一边帮着做一点学一点。

　　岑万兴说：“前不久，我们去帮人开马路了，我也在尽量地重新学。这三位师傅都是很耐心地教我，我也耐心地学。我有不懂的，随便去问，他们都耐心解释给我听。有时候人家来喊我去帮做摩公，我说我先去问我的师傅，碰到岑老桥或是黄老华的时候，就向他们讨教。我会做摩公这一套，全靠这两位师傅教我，他们教给我的东西很多，我不会忘记他们。”[21]

　　杨光祥说：开始学习的时候，哪里有人过世了我就跟着岳父他们去做，去的时候就在一边帮着做一点学一点。开始做“开路”的时候自己记得哪一段就唱哪一段，记不起的部分就让他们会唱的来唱。后来自己慢慢的会多一点了，就开始自己去做。因为老一辈的都老了，我们年轻一辈的就要去做。[22]

　　因为《亚鲁王》是在葬礼上演述的，在平日演述和学习都有一定的禁忌：

　　首先，不能在家里唱。

　　韦正开说：唱“亚鲁”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除正月间外，不能在家里唱。[23]梁老四说：师傅教我唱的时候一般不在家里面教，带我到屋后的坡上教我，因为师傅家里的人不喜欢在家里唱《亚鲁王》，觉得只能在办白喜事的时候唱，平常在家里唱会给家里带来不好的事情，很不吉利。[24]梁老四：有人请去开路的时候才会唱《亚鲁王》，在平时是不能唱的。[25]

　　其次，师父教授时都会有所保留，以防他们生活不顺。

　　韦正开跟班兴林学“看八字”、“望地象”时，班兴林就说：“哪样你都学会了，有一两样我不能教你，哪天你再去找别人补，不能‘样样都得鬼’，这样对一回的生活不利”。所以，不管是哪个师傅，教徒弟时，都留有一手，否则他们以后不顺当。[26]

　　再次，葬礼上唱诵时也有规矩。

　　韦正开还说：师傅教我们时，也时常嘱咐我们要记好：“每年只能开一两个，最多三四个，一个月不能开两个，这样才久长，否则承不住。”[27]

　　杨光东介绍说，葬礼上唱诵《亚鲁王》时，不能吃猪油，只能吃鱼虾、豆腐和糯米饭。传教徒弟要在每年的正月和七月两个时段进行，可以在家里传授，但有部分内容必须刀寨外的野地区传授。因为曾经有师父在家里传授这部分内容，年老体弱的人听到唱诵后，受其内容的指引，就跟随回归先祖的家乡了(去世)。

　　杨保安也提到“我们去帮忙的时候要和主人家一样不能吃猪油，也不能吃油，要等到老人上山以后，老摩公做‘开荤’了才可以吃油，老人上山之前都只能吃菜油，家庭好的话可以吃点鱼，没有的话就吃一些豆腐、豆子之类的，可以喝一点酒。”[28]

　　2、 运用阶段

　　当歌师差不多学成的时候，师父会有一次内部测试，测试的内容很有趣。黄老华说“差不多学成的时候，一起学的几个会在师傅家杀一只鸡来，用叶子来包成几包，有肠子包、脚杆包、肝子包、鸡头包、翅膀包，放到锅中煮吃，哪个拈到哪样就能初步判定学得怎么样。拈到了肝子，说明记性好。”

　　而参与唱诵还需要外部的检验，检验对《亚鲁王》的唱诵是极其庄重的。唱诵之前，死者家族、一个村落，甚至一个地域内的歌师都会前来举行仪式。歌师要着传统的长衫，头戴饰有红色“狮子毛”的“冬帽”。一位歌师的唱诵，就是在接受众歌师检审，唱诵内容如有重大失误，此歌师的资格会当场被取消。这种神圣严格的唱诵古规，使得《亚鲁王》的传承历经数代而主干完整。《亚鲁王》是这一苗族支系《砍马经》与《开路经》的一些部分，所以其全部是在丧葬仪式中演唱的。检验者是当场的听众。苗人对东郎是十分宽容的，只要听到《亚鲁王》主体的架构，就予以认可了。

　　歌师跟随师傅一起唱诵，或可称为出师，出师时还不能独立主持葬礼，只是跟随师父一起分担着唱诵。

　　韦正开：我才学了一年，就开始随师傅一起去唱诵了。那时只能唱一两段，不会唱了师傅就在旁边补充、指导我。这样，直到30多岁才全部唱完。[29]

　　杨光祥说：开始做“开路”的时候自己记得哪一段就唱哪一段，记不起的部分就让他们会唱的来唱。后来自己慢慢的会多一点了，就开始自己去做。因为老一辈的都老了，我们年轻一辈的就要去做。[30]

　　梁大荣：我们学得差不多以后，就有人请我们去开路。当然，主要还是随着师父一起，哪家需要办事情的时候，都会和师父一起去。学会开路之后，随着师父去了很多地方做事情。做老摩公的有时还会给人家看病，一般用鸡蛋来看的。学的时候，就我一个人学得多点，主要是经常记和念。空余时间念唱，遇到人家开路的时候，都会去听。[31]

　　东郎们的第一唱是非常重要的，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禁忌。韦正开说：我们学了三年才“通鬼”。学会一半以后，师傅就让我们开“第一唱”，但一定是男老人过世才可以开;若是女的就不让去。据说开“男的”才有前途，“女的”阴气太重，晦气。[32]岑万兴有着不同的说法，“开路学成后第一次去给亡人开路一般要给女亡人开，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记性好。”

　　歌师们对自己的第一次开唱印象深刻。

　　韦正开：我第一次开唱，是在我们寨子的班家。那时不允许人们开路，我们只有偷偷地唱。不管是人多还是人少，我都不感觉紧张，倒因为是第一次，生怕出错，我就慢慢地唱。所以，师傅等村里的长辈们都说：“唱快点，等他们来时我们就已经唱完了。”最后唱下来，我和韦正荣都没有出错，其他的人都记错了。和我们一起学习的韦正才，他也会唱，在正式场合给亡人开路是就不会了，老是出错。……自开第一唱以后，我们就经常和师傅们一起去唱了。每一回他们都在旁边听，看我们唱的是否正确，如果错了马上修改。做摩公给人家开路，赚不了多少钱。[33]

　　岑万兴“我第一次去给人家开路，是前两年寨上岑万盐加的母亲过世，那个时候都还没有完全学成，才学了一半。第一次念唱的时候也紧张，心里面也有点跳，还是克制住了，要不一紧张酒忘记念到哪里了。之后又跟师傅学，给亡人开路到第三回的时候，就都不怕了，比较顺溜了。那个时候我的记性要好点，现在出门多了，有时候就弄恍惚了，把以前记得的一些都忘记了。”

　　岑万兴说他“开路学成后第一次去给亡人开路一般要给女亡人开，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记性好。给亡人开路念唱的分为几段，首先是念唱开天辟地，其次是‘杨鲁祈’那一段，之后是把亡人指路到他家族的那段，接着是唱亡人的家族是挨着哪一房，最后把亡人交给之前死去的家族亲人。”[34]

　　在运用阶段，本家多半会请熟悉本家族的东郎。一般情况下，都是由本家族的当啷来演唱，因为本家族的当啷才了解自己这个家族的迁徙历史。如果本家族没有足够的当啷，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请外姓的当啷来帮忙，但本姓的当啷要教他关于这一支苗族迁徙的路线，来帮忙的当啷才可以唱，或者让来帮忙的当啷唱与迁徙无关的部分。而一堂丧葬仪式持续时间很长，可以由几位当啷交替来演唱，这样可以轻松一点。从而也形成这样一个习俗，主人家得有两人专门为演唱的当啷司茶，每当当啷唱完一段的时候，一人忙倒茶，另一人跪着给当啷敬茶。

　　因为不同姓氏的唱法有所不同，比如唱到亚鲁王的子孙那一部分，不同的姓氏可能有的唱一两部分，有的只唱和自己这一支有关系的一部分，其它部分就不唱了。而且，《开路经》的演唱因为时间比较长，要连续不间断唱一晚上，一个人唱是非常累的，所以往往需要几个人合作。既然是合作，就应该熟悉对方所唱的内容。这样，最好的合作者就是自己同姓的祭司，和自己同一支系的祭司，如果实在找不到合作者，也可以找异姓的祭司合作，只是如果他不熟悉这一支系苗族的历史，就得告诉他，这样其实也是比较麻烦的事情。正因为这样，拜师一般还是拜与自己同姓的人。

　　经过学习和实践，东郎得到了内外部的认同，通过长期的演述，成为成熟的东郎，就可被更多人请去。

　　　三、传承方式 

　　《亚鲁王》无文字，从无抄本，一切都是由经过拜师仪式的“东郎”口口相传。因为《亚鲁王》是在丧葬仪式中演唱的，歌师当啷也就是丧葬仪式的主持人，是巫师。他可以为亡灵开路，指引亡灵回到祖先居住的地方。所以，《亚鲁王》歌师的传承有其特殊性。

　　摩公做的时候是分家族的，杨保安说“我们唱的‘开路’哪家都是一样的，只是做的时候要分家族来做，黄姓的就要去请自己家族的老摩公来做，杨姓的家族就要找姓杨的老摩公来给死人‘开路’，有些家族没有人懂得这些，主人家就要请我们去帮忙。寨子中的罗家、梁家、金家、黄家也来喊我去帮忙。”

　　因此，要学习《亚鲁王》必须选择那些知晓本家族历史、跟家族关系密切的人。“学演唱开路经一般不能是父传子，但父亲在招收徒弟的时候，孩子往往也可以在一边跟着学习，只是一般父亲在名义上不招自己的小孩为徒弟，孩子往往要拜另一个师傅。”韦正开提到如果“一个家庭老爹会唱了，他的娃娃多多少少都会唱一些。如果不会，哪一天老人过世，请人开路时会遭到他人笑话。”[35]韦正荣是跟父亲韦老二学的，杨光东是跟哥哥杨光顺学的。还有跟姑爹、岳父学习的。梁老四选择王老保做师傅的原因是：我们梁姓家族是请王老保来开路的，村里面有好多的人都跑去跟他学《亚鲁王》，有姓王的，有姓韦的，就是没有姓梁的人去学。我觉得记性还好，再说王老保和我们梁家关系也很好，王老保晓得我们梁家的祖先来源，因此决定跟他学唱“亚鲁”了。[36]

　　学习时，有时一个师傅有多名学生，但出类拔萃最后出师的是少数，如陈兴华收了不少徒弟，但最终能出师的只有三人;而有的歌师是由多个老师教授的，因为“史诗的内容本身相对独立的几个部分，譬如史诗的创世部分、亚鲁王的成长、征战部分、落地方(各家族迁徙落户的过程)、指路经的部分，东郎有各自擅长的部分，学习者可按照对方的长项去拜师学习”[37]，如陈兴华的师傅有母舅韦昌秀、伯岳父伍老桥、堂伯陈老幺，岑万兴也曾向多位师傅求教，如岑老桥、黄老华、黄老弄。

　　拜师时多半有个仪式，而“在宗地乡大地坝村保持着较为严格的拜师仪式。拜师时要先行请亚鲁王的仪式，后将鸡分为鸡头、鸡爪、鸡肝、鸡肠等几块，分别用叶子包好，众徒弟抓阄，拿到鸡头者为掌门传人。”[38]其他地方较为松散，水塘镇格凸村黄老金拜师时，是背着一百多斤干鱼去的;韦正开也说：拜师的时候，都要带些见面礼去，比如一两包烟、一两斤酒等;杨保安拜师时，“开始去学的时候要带米、酒肉请我叔叔教我们。我们这里都是一个敬一个，是我们苗族的老传统了，后面去学也用酒用饭来请，隔不多久大家就吃一顿好一点的，天天吃好的我们也没有钱来买那么多的东西。有时候我去叔叔家学，或者他有空了就到我家来教。”[39]

　　我们看到大多数年长的歌师多半都受到了“文革”的影响，廖长华、廖友生两位东郎在“文革”期间曾被抓去区里参加学习班，半年后才获准回家。1966年“文革”爆发，破除封建迷信，打倒牛鬼蛇神，东郎们都被抓进学习班劳动学习。“文革”期间麻山苗人的葬礼都是在深夜偷偷地举行。杨再华拜师学习唱诵《亚鲁王》时，还处于“文革”期间，要破除“四旧”，打倒牛鬼蛇神，打倒封建迷信，师傅不敢传教，他偷偷跑到堂舅家里学习唱诵《亚鲁王》。

　　每个东郎歌师都有一个传承脉络：

　　杨老长→杨光云→杨小陆、杨保安→杨小岩;

　　梁老米→梁老红→王老保→梁老四→梁老天、二儿子、梁记挖;

　　老不尚→黄老桥→黄老弄、黄小福、黄小友、黄小保、黄老爪、黄小才、岑小强、岑银保、岑小友;

　　杨氏祖公→文老保→杨老保、杨光祥→杨昌荣、杨胜青;

　　韦丫吉→韦吴丫→韦老二→韦正开、韦小孙、韦正荣、韦大中。

　　　　1、传承中的变与不变： 

　　《亚鲁王》的传承强调“不变”，也与麻山自然生态的恶劣和这支苗族苦难的命运有关。在生活重担的压迫下，苗人们崇拜英雄的先祖及其开创的业绩，遵循古规，事事谨慎，古典神貌依然，这样所导致的后果之一，是创造力难以弘扬。东郎们的唱诵庄严肃穆，追求原汁原味，没有歌骨歌花之说，没有那样灵活多变的唱诵规则。这就决定了《亚鲁王》的传承和唱诵是一丝不苟的、不带有娱乐性的，因而也是小众的;而这部英雄史诗对苗人心灵的征服力，却是最强悍的。

　　在每一场唱诵中，主题构架和程式是不变的，东郎们声称自己是绝对忠于师傅的传授来唱诵的，这种唱诵是一成不变的。

　　事实上，东郎是可以有自己的发挥的。有趣的是，东郎本人不承认这个。而东郎个人情况的改变也会导致唱诵的变化。如年纪稍长记忆力衰退，会影响演唱效果;过度饮酒也会产生负面效果，如杨光顺近年来沉迷于饮酒，记忆严重衰退;如不经常演练，也会导致记忆模糊，如黄老金对史诗的记忆已经模糊化了，唱诵的内容已经无序，记忆从哪里切入就从哪里开始唱诵，纯属史诗声音的自然流露。

　　　　2、新情况的产生： 

　　以往《亚鲁王》皆为口耳相传，“但近代以来个别家庭中出现了以汉字记录文本的案例，记录者均受过一定程度教育。手抄本用汉译或汉字记录苗音两种办法综合使用，因为苗音与汉语语音差异大，难以一一对应，所以常常连记录者本人都难以顺利辨认。这种记录本不记述全文，以记录人名、地名和主题次序为主，确实起到防止遗忘的预期作用。宗地乡德昭村廖姓家族中便传有一本小楷竖体书写的手抄记录本，纸质薄而脆，据说是清朝时期的写本。”[40]“文革”后陈兴华意识到了史诗的濒危。之后若干年间，陈兴华在工作之余，用汉字记录苗族语音的方法四处走访年老的东郎，认真笔记，不断丰富自己的唱诵内容。“他把村里的东郎聚集起来带到镇上，白天躲在屋里，晚上偷偷到镇广播站唱诵录制，想将史诗整理成汉字永久保存。”[41]

　　目前，录音机的使用比较普遍，很多有志于学习《亚鲁王》的人都出外打工了，他们多半选择听磁带的方式来学习。杨光东有四个徒弟，还未出师，却常年在外打工。岑万兴说：“出去打工的时候，没有机会向两位师傅请教，我拿录音机把两段念词(‘杨鲁祈’和送老人去到家族中先前过世亡人的所在处)录了音，带在身边，经常复习。”[42]岑万兴“带的学生有空的时候跟着录音学，放录音机学习唱词。”韦正荣在外打工时，用磁带把亚鲁录好后，带回去学。

　　而搜集整理者的介入也改变了传承方式，《亚鲁王》搜集整理工作组分三次对陈兴华录了音，第一次、第二次是参与其主持的葬礼，并全程录音，第三次就是将其请到文化馆进行室内录音。虽然第三次他边唱边梳理唱诵了三天，但绝大部分诗行唱诵的内容已经无法表达了。如搜集者拜老摩公为师，“杨光东知书达理，理解搜集整理者的心情，懂得其记录翻译成书的价值和意义，所以不讲究传授场合是否符合传统的传教要求，竭力配合，反复地回忆、梳理唱诵内容，一句史诗反复唱诵若干次，并耐心解说……十三天后，搜集整理者完成了对杨光东唱诵的记录及翻译整理。”[43]

　　目前，贵州紫云贵州省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亚鲁王》团队正在组建过程中，学术界、紫云当地政府、新闻媒体对《亚鲁王》的关注日渐增加，而对其中传承人——歌师的普查、采访、调查工作也将持续，系统地、科学的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

　　[1] 高荷红，女，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2] 或译作当郎，指会唱《亚鲁王》的歌师，为苗语的音译——吴晓东。

　　[3]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编：《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4] 引自吴晓东：《苗族史诗〈亚鲁王〉调查》，未刊稿。

　　[5] 余未人：《追念苗族英雄亚鲁王》，《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序言，9页，中华书局2011年版。

　　[6] 李志勇：《马宗歌师杨保安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17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7] 李志勇：《马宗歌师杨保安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186～18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8] 徐玉挺：《戈岜歌师梁老四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23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9] 杨春艳：《巴茅寨歌师岑万兴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196-19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10] 陈兴华1945年出生。

　　[11] 杨春艳：《巴茅寨歌师岑万兴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24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12] [美]阿尔伯特·贝茨·洛德著，尹虎彬译：《故事的歌手》，第28页，中华书局2008年版。

　　[13] [美]阿尔伯特·贝茨·洛德著，尹虎彬译：《故事的歌手》，第30页，中华书局2008年版。

　　[14] [美]阿尔伯特·贝茨·洛德著，尹虎彬译：《故事的歌手》，第32页，中华书局2008年版。

　　[15] 徐玉挺：《戈岜歌师梁老四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23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16] 杨春艳：《巴茅寨歌师岑万兴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196-19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17] 李志勇：《马宗歌师杨保安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17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18] 徐玉挺：《格然歌师梁大荣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265～26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19] 徐玉挺：《格然歌师梁大荣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265-26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20] 徐玉挺：《戈岜歌师梁老四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23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21] 杨春艳：《巴茅寨歌师岑万兴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200～20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22] 李志勇：《打拱歌师杨光祥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28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23] 王金元：《四大寨歌师韦正开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218～21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24] 徐玉挺：《戈岜歌师梁老四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23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25] 徐玉挺：《戈岜歌师梁老四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23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26] 王金元：《四大寨歌师韦正开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220～22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27] 王金元：《四大寨歌师韦正开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220～22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28] 李志勇：《马宗歌师杨保安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18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29] 王金元：《四大寨歌师韦正开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218～21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30] 李志勇：《打拱歌师杨光祥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28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31] 徐玉挺：《格然歌师梁大荣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27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32] 王金元：《四大寨歌师韦正开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218～21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33] 王金元：《四大寨歌师韦正开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21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34] 杨春艳：《巴茅寨歌师岑万兴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24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35] 王金元：《四大寨歌师韦正开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22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36] 徐玉挺：《戈岜歌师梁老四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23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37] 唐娜：《谈〈亚鲁王〉演述人东郎的传承机制与生态》，《〈亚鲁王〉文论集》(二)，2013年11月，未刊稿。

　　[38] 唐娜：《贵州麻山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考察报告》，《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5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39] 李志勇：《马宗歌师杨保安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17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40] 唐娜：《贵州麻山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考察报告》，《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5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41] 唐娜：《谈〈亚鲁王〉演述人东郎的传承机制与生态》，《〈亚鲁王〉文论集》(二)，2013年11月，未刊稿。

　　[42] 杨春艳：《巴茅寨歌师岑万兴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200～20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43] 《亚鲁王：汉苗对照》之《东郎简介》，第17页，中华书局2011年版。

　　本文原载《亚鲁王论文集二》，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