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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荷红]《亚鲁王》歌师口述史研究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15-11-14  作者:高荷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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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荷红[1]

  内容提要:《亚鲁王》是苗族晚近被发掘整理出来的史诗,到2010年年底,紫云县《亚鲁王》工作室搜集了《亚鲁王》史诗录音近12000分钟,拍摄录像近10000分钟,采集歌师当啷近300人,已翻译整理了2万余行。学术界、紫云当地政府、新闻媒体对《亚鲁王》的关注日渐增加。本文重点从歌师口述史入手,研究歌师所具备的条件、歌师学习《亚鲁王》的两个阶段以及《亚鲁王》传承方式的变化。

  关键词:亚鲁王 史诗 歌师 口述史

  《亚鲁王》是苗族晚近被发掘整理出来的史诗,到2010年年底,紫云县《亚鲁王》工作室搜集了《亚鲁王》史诗录音近12000分钟,拍摄录像近10000分钟,采集歌师当啷[2]近300人,已翻译整理了2万余行。目前已出版了《亚鲁王》的史诗第一部文本(汉语、苗语)和图版部分及《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3]。

  根据学者和搜集整理者的前期工作,我们认为《亚鲁王》史诗的流传是在以麻山为中心的比较大的一个范围内,但目前有政府参与搜集整理工作的只有紫云县。而“麻山”是一个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地理名词,并非现在的行政区划。它位于贵州省紫云、望谟、长顺、罗甸、惠水、平塘六县交界处,按照清代关于麻山山脉的传说,其地貌是“头饮红河水(位于今望谟县一带),身卧和宏州(今紫云县宗地乡和罗甸县木引乡一带),尾落大塘地(今平塘县大塘镇和新塘乡一带)”。“麻山”包含24个乡镇,主要有麻山次方言苗族、川黔滇次方言苗族、惠水次方言苗族、平塘次方言苗族,也有极少数的黔东方言苗族和湘西方言苗族在此居住。他们早在明代以前迁来时就带来了大量的苎麻种籽,经过长期的耕耘培育,把这片石山区变成了盛产苎麻、构皮麻的山区,“麻山”由此而得名。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麻山地区现有苗族人口30.32万人。

  《亚鲁王》为苗族史诗,无文字,从无抄本,一切都是由经过拜师仪式的“东郎”口口相传。能够演唱《亚鲁王》的歌师人数众多,按紫云县文广局《亚鲁王》翻译工作室的估算,在麻山腹地紫云县境内,歌师当啷的人数应在1500人以上。但是在2010年1月紫云县文化局所作的为期19天的普查中,共完成歌师普查826人,仅为估计人数的一半。各乡镇的普查以宗地乡人数最多,328人;四大寨乡,216人;大营乡,118人;猴场镇,106人;水塘镇,49人;松山镇人数最少为9人。2013年最新统计数据是近1800人。

  吴晓东在其后的调查中了解到这次普查未达到预期人数的原因为:

  1、在普查的过程中了解到,由于历史(文革)的原因,60岁以上的歌师大部分心有余悸,拒绝接受普查;

  2、70岁以上的歌师,大部分身体条件不好,普查期间天气冷,下雨路滑,到政府所在地的路程较远,这部分歌师不能前来接受普查;

  3、大部分中年歌师当啷均外出务工,没有普查到;

  4、由于面较广,时间仓促,有些歌师还未被发现。如宗地乡红岩村格不组82岁歌师吴老瓢、宗地乡戈抢村戈抢组66岁歌师梁老胖是普查后发现的,类似情况还有相当数量。

  这次普查可以看到当啷的分布有如下特点:

  1、从横向来看,在普查到的苗族居住相对集中的6个乡镇中,受外来文化影响越大,歌师数量越少,唱述的内容断层越大;

  2、在同一乡镇中,受外来文化影响越大的行政村,歌师数量越少,唱述的内容断层越大。

  另外,吴晓东认为这仅仅是紫云县的估算数字,麻山地区包括其它的县,有25个乡镇,18万人口,而会唱《亚鲁王》的当啷,每个村寨大约都有四五人,据此估算,当啷总数应达3000人左右。紫云县的普查做了很重要的一步。[4]

  我们看到,东郎需要学习《亚鲁王》,要学开路,要学“摩公”,有的还要学砍马仪式,但是学成的并不多。《亚鲁王》只是丧葬仪式所唱《开路经》中的一部分,丧葬是民间最普遍的仪式之一,所需丧葬主持人自然也就很多;由于每个支系的历史有所不同,所以一般需要本支系的当啷来主持丧葬仪式,这无意间增加了歌师当啷的需求量。

  当啷多数为男性,很少有女性,但并非女性不能做,在普查当啷人数的时候,就发现好几个女当啷。

  余未人在长期跟踪调查研究《亚鲁王》的过程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习艺者需要有学唱的愿望、有天赋、有良好的记忆力,才有可能通过艰苦学习成为东郎。习艺者年轻时要举行虔敬的仪式拜老东郎为师,只能在每年农历正月和七月这两个月的时段学唱。正式的唱诵只能在葬礼上。习艺者跟着东郎去参加葬礼,聆听东郎唱诵并绞尽脑汁用心记忆。这是漫长的、煎熬毅力的过程,有的需要几个月、几年,有的甚至长达十几年才能出师。当习艺者终于学会独立唱诵并得到苗人的认可时,水到渠成,新一代东郎就此脱颖而出。然后就会有丧家前来邀诵了。[5]她提到了很关键的两点,首先是歌手需具备的条件,其次是学习阶段及检验阶段。以下我们主要根据《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及《亚鲁王》文本部分对《亚鲁王》歌师口述史的相关内容加以研究。

    一、歌师需具备的条件 

  苗族以山寨、家族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使得每一个寨子都会产生几名本寨、本家族的东郎为寨人做法事、唱诵《亚鲁王》歌师。

  由此学习亚鲁王多半都是为了家族丧葬仪式所用,每个家族必须有人掌握本家族的历史,责任感是学习《亚鲁王》的首要条件。如杨保安说“开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一个传给一个,一代传给一代才到今天,所以才去学,要是不学哪家有事的时候没有人做会那很麻烦,要去其他寨子请老摩公帮忙。”[6]李志勇强调:“我们只是为了让死去的人能安心地回到祖宗的地方去。现在国家政策放宽了,我们做开路政府不会来干涉,这是我们少数民族家族的风俗习惯,政府来干涉也没有用。我还没有学的时候,听他们讲以前政府也来干涉不让做,说这是迷信活动。等我学会了之后我去帮人家做也没有人来讲我什么。我们当农民,要把这些古老的东西传给下面的一辈,我们不传下去,这些东西也就不在了。”[7]

  责任心是非常重要的,必须有传承家族、姓氏历史文化的责任心才能学好《亚鲁王》。

  梁老四提到:学习开路,老爹的影响比较大。他认为应该去学,办丧事的时候一定要请老摩公来为亡人来开路,当时家族中没有人会做摩公这一套,要是我们家族中有白喜事了,只要请其他姓的摩公来给我们家族亡人开路,老爹他们开路时不放心别姓的老摩公来为自己家族亡人作事情,因为每个姓氏开路时候唱诵的内容不一样。老爹认为要是我们家族有个人会开路的话,对自己家族做事都会比较方便。[8]

  28岁时,杨再华意识到家族中已经没有人会唱诵《亚鲁王》,葬礼上总是请其他家族的东郎前来唱诵,这很有损本家族的威严,于是他开始拜师学习唱诵《亚鲁王》。

  其次就是个人兴趣了。杨保安说“我也是因为自己喜欢了才去学的,不喜欢的话去学了也学不会的。”巴茅寨歌师岑万兴也说:“直到我这一辈,我们家族有10多个兄弟,都没有一个学得,其它的也都不愿学。想找人家会的来家中做点事情,你今天跑去请,他说明天来,但是明天他又说有事情不来了,后来我有点寒心,感觉自己对‘摩公’还比较感兴趣,就打算自己学。”[9]

  再次,时代氛围的影响,学习《亚鲁王》也是时尚。不同的时代对史诗演唱的需要不一样,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很多人不敢在公众场合进行讲述。但是在陈兴华[10]的少年时代,人们都向往着东郎这一神圣的职业。受时代氛围的影响,陈兴华于16岁开始利用当扫盲班教员的空闲时间去拜师学习唱诵《亚鲁王》,超强的记忆力和唱诵的熟练,让年仅20岁的陈兴华成为小有名气的东郎。19岁时,杨光东跟随哥哥杨光顺学习唱诵《亚鲁王》。据他回忆,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学习唱诵《亚鲁王》是本寨年轻人的一种“时尚”,类似现代社会的“歌迷”。

  而演唱《亚鲁王》对歌师的自身条件要求比较高,必须有超强的记忆力、有在众人面前讲述的胆量、声音还要好,文化程度的高低倒不是最重要的。岑万兴说“要不怕耽搁活路,同时也要胆子大,声腔好。”[11]我们看到歌师大多数是文盲,其中陈小满的文化程度较高,为初中文化程度。

    二、学习《亚鲁王》的两个阶段 

  塞科大致分出了学歌的三个阶段:首先,聆听和吸收阶段;然后,运用阶段;最后,在更为挑剔的观众面前演唱。[12]在第一阶段,一个学歌的人通常要选择某一位歌手,紧紧跟随着他听歌,这个歌手可能是他的父亲,要好的叔叔,或附近乡里有名的歌手,当然学歌的人也常听别的歌手的演唱。[13]学歌的第二阶段是一个模仿的过程,这包括学习乐器的弹奏和学习传统的程式和主题。实际上歌手模仿的是大师们的创作技巧。[14]

  而具体到《亚鲁王》的学唱,情况有些不同,我们看到这两个阶段边界不是很清晰,因为很多师父在教授的时候一边教一边让学生用。

  1、 学习模仿阶段

  学唱“《亚鲁王》是口传心授,讲究的是要有一个懂得多的师傅,再就是我们自己要认真地学唱。学唱的时候,师父都是用苗话教我们,因为用汉话无法把里面的意思表达出来,用苗话就能很亲切地表达出里面的感情。”[15]

  《亚鲁王》有的时间长一些,有的短一些。我们看到有很多人是在小时候或年轻的时候学过,后因为多种原因不学了,重新学习的也有。最小的是黄老金在12岁的时候开始学习,韦正荣13岁开始学习,其他就是二十多岁居多,梁老四36岁时因家族需要开始学习,岑万兴小时候学过,18岁重新学习。一般来说,学习大半年到三年的时间是比较正常的。

  岑万兴“陆续与岑老桥和黄老华学习了大半年的时间,基本上掌握了‘翁祈’和‘交该’的唱词。后来又与打俄寨的黄老弄师傅学习砍马的仪式程序。开始学搞摩公的那一套,岑老桥和黄老华两位师傅就和我说要怎么弄,说是要送鬼送得出去了,才能学得成。我先把他们叫我的那一个鬼送出去了,人的病情也好了。之后,我就尽量学。”[16]

  杨再华用一年的时间就出师了。他拜堂舅韦仕龙为师,白天干活,晚上找借口给队长说自己到姑妈家帮忙看家,酒偷偷跑到堂舅家里学习唱诵《亚鲁王》。一年后,杨再华就能出师主持葬礼唱诵《亚鲁王》。

  韦正开说:学唱“亚鲁”不难,但也要学上两三年,并且要遵守一定的规矩。杨保安提到“我学了一年多的时间,学会的也就是大概一点东西,不是完全学会,因为我们苗族学‘开路’是用苗话来唱的没有字来看,都是用嘴巴来讲用脑子来记,有时候记几句话都要很长时间,要反反复复练习才能记起,所以很难学会,学不成总是忘记。后来哪里有丧事我叔叔就叫我跟他一起去,除了帮他一点,也可以在那里学得一点,去帮忙多了也就慢慢地学会更多了。”[17]

  黄老华提到学习《亚鲁王》“也有学得快慢之分。教的时候是师傅念唱一句,大家跟着念唱,等自己觉得一段记得差不多的时候,就可以在一旁唱给师傅听,师傅觉得哪些地方还不准,或是记不起来的时候,就在一边提醒着。”

  梁大荣认为:学开路还是比较伤脑壳,记性好的人就学得快,学得慢的话就只能下去自己多练习,当我们自己觉得学会一段的时候,就唱给师父听,有些记不得或记错的地方师父会给我们指出了,该怎么唱,漏了哪些,直到他觉得都记得差不多了后才接着教接下来的内容。学唱开路一般是在晚上或农闲的时候,从格然到罗湾村的路程不是很远,所以遇到师父有时间在家的时候,我就摸黑去他家学。当然,师父也不是经常有时间,他去开路的时候会叫上我们,在现场教唱。平常师父也叫我们主动去听其他老摩公唱开路经和《亚鲁王》,这样才能够学得快。我学唱开路经的时候,竟然不知道累,有时通宵到亮的学唱,回到家照样干活,做活路的时候也会想着刚学的内容,该怎么唱。有些时候学习也比较累,主要是我希望学得快点好让师父交给我更多的内容。[18]

  而师父教的时候也是各有各的方法,梁大荣提到:师父教的时候,是分段来教唱的,先把故事讲给我们听,听到那些有趣的故事后,我们学唱的热情就更高了。他先唱一段给我们听,接着我们自己重复师父教过的内容。他在一边歇着,等我们熟悉以后又接着教下一段。[19]梁老四也认为“师父很讲究教唱的方法,在《亚鲁王》里面有好多有趣的古书,他先是给我们讲述里面的情节,我觉得很感兴趣,学唱的时候就会学得快点。我学了一年多的时间就会了,但是我平常要忙着家里的活路,事情也很多,不少天天有时间学。假如天天都学的话,应该两个多月就全部学会了。”[20]

  学习《亚鲁王》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边学边用,在运用中学习。

  梁老四:遇到哪家开路的时候,就去听师父或者其他老摩公唱,师父一段一段地教给我们,先让我们记住以后才教其他的部分,这样自己用心点就学会了。我学了一年的时间就和师父一起去开路,那时只是会唱其中的几段,后来慢慢的和师傅去开路的次数多了,也就慢慢地记住了。

  杨光祥说:开始学习的时候,哪里有人过世了我就跟着岳父他们去做,去的时候就在一边帮着做一点学一点。

  岑万兴说:“前不久,我们去帮人开马路了,我也在尽量地重新学。这三位师傅都是很耐心地教我,我也耐心地学。我有不懂的,随便去问,他们都耐心解释给我听。有时候人家来喊我去帮做摩公,我说我先去问我的师傅,碰到岑老桥或是黄老华的时候,就向他们讨教。我会做摩公这一套,全靠这两位师傅教我,他们教给我的东西很多,我不会忘记他们。”[21]

  杨光祥说:开始学习的时候,哪里有人过世了我就跟着岳父他们去做,去的时候就在一边帮着做一点学一点。开始做“开路”的时候自己记得哪一段就唱哪一段,记不起的部分就让他们会唱的来唱。后来自己慢慢的会多一点了,就开始自己去做。因为老一辈的都老了,我们年轻一辈的就要去做。[22]

  因为《亚鲁王》是在葬礼上演述的,在平日演述和学习都有一定的禁忌:

  首先,不能在家里唱。

  韦正开说:唱“亚鲁”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除正月间外,不能在家里唱。[23]梁老四说:师傅教我唱的时候一般不在家里面教,带我到屋后的坡上教我,因为师傅家里的人不喜欢在家里唱《亚鲁王》,觉得只能在办白喜事的时候唱,平常在家里唱会给家里带来不好的事情,很不吉利。[24]梁老四:有人请去开路的时候才会唱《亚鲁王》,在平时是不能唱的。[25]

  其次,师父教授时都会有所保留,以防他们生活不顺。

  韦正开跟班兴林学“看八字”、“望地象”时,班兴林就说:“哪样你都学会了,有一两样我不能教你,哪天你再去找别人补,不能‘样样都得鬼’,这样对一回的生活不利”。所以,不管是哪个师傅,教徒弟时,都留有一手,否则他们以后不顺当。[26]

  再次,葬礼上唱诵时也有规矩。

  韦正开还说:师傅教我们时,也时常嘱咐我们要记好:“每年只能开一两个,最多三四个,一个月不能开两个,这样才久长,否则承不住。”[27]

  杨光东介绍说,葬礼上唱诵《亚鲁王》时,不能吃猪油,只能吃鱼虾、豆腐和糯米饭。传教徒弟要在每年的正月和七月两个时段进行,可以在家里传授,但有部分内容必须刀寨外的野地区传授。因为曾经有师父在家里传授这部分内容,年老体弱的人听到唱诵后,受其内容的指引,就跟随回归先祖的家乡了(去世)。

  杨保安也提到“我们去帮忙的时候要和主人家一样不能吃猪油,也不能吃油,要等到老人上山以后,老摩公做‘开荤’了才可以吃油,老人上山之前都只能吃菜油,家庭好的话可以吃点鱼,没有的话就吃一些豆腐、豆子之类的,可以喝一点酒。”[28]

  2、 运用阶段

  当歌师差不多学成的时候,师父会有一次内部测试,测试的内容很有趣。黄老华说“差不多学成的时候,一起学的几个会在师傅家杀一只鸡来,用叶子来包成几包,有肠子包、脚杆包、肝子包、鸡头包、翅膀包,放到锅中煮吃,哪个拈到哪样就能初步判定学得怎么样。拈到了肝子,说明记性好。”

  而参与唱诵还需要外部的检验,检验对《亚鲁王》的唱诵是极其庄重的。唱诵之前,死者家族、一个村落,甚至一个地域内的歌师都会前来举行仪式。歌师要着传统的长衫,头戴饰有红色“狮子毛”的“冬帽”。一位歌师的唱诵,就是在接受众歌师检审,唱诵内容如有重大失误,此歌师的资格会当场被取消。这种神圣严格的唱诵古规,使得《亚鲁王》的传承历经数代而主干完整。《亚鲁王》是这一苗族支系《砍马经》与《开路经》的一些部分,所以其全部是在丧葬仪式中演唱的。检验者是当场的听众。苗人对东郎是十分宽容的,只要听到《亚鲁王》主体的架构,就予以认可了。

  歌师跟随师傅一起唱诵,或可称为出师,出师时还不能独立主持葬礼,只是跟随师父一起分担着唱诵。

  韦正开:我才学了一年,就开始随师傅一起去唱诵了。那时只能唱一两段,不会唱了师傅就在旁边补充、指导我。这样,直到30多岁才全部唱完。[29]

  杨光祥说:开始做“开路”的时候自己记得哪一段就唱哪一段,记不起的部分就让他们会唱的来唱。后来自己慢慢的会多一点了,就开始自己去做。因为老一辈的都老了,我们年轻一辈的就要去做。[30]

  梁大荣:我们学得差不多以后,就有人请我们去开路。当然,主要还是随着师父一起,哪家需要办事情的时候,都会和师父一起去。学会开路之后,随着师父去了很多地方做事情。做老摩公的有时还会给人家看病,一般用鸡蛋来看的。学的时候,就我一个人学得多点,主要是经常记和念。空余时间念唱,遇到人家开路的时候,都会去听。[31]

  东郎们的第一唱是非常重要的,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禁忌。韦正开说:我们学了三年才“通鬼”。学会一半以后,师傅就让我们开“第一唱”,但一定是男老人过世才可以开;若是女的就不让去。据说开“男的”才有前途,“女的”阴气太重,晦气。[32]岑万兴有着不同的说法,“开路学成后第一次去给亡人开路一般要给女亡人开,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记性好。”

  歌师们对自己的第一次开唱印象深刻。

  韦正开:我第一次开唱,是在我们寨子的班家。那时不允许人们开路,我们只有偷偷地唱。不管是人多还是人少,我都不感觉紧张,倒因为是第一次,生怕出错,我就慢慢地唱。所以,师傅等村里的长辈们都说:“唱快点,等他们来时我们就已经唱完了。”最后唱下来,我和韦正荣都没有出错,其他的人都记错了。和我们一起学习的韦正才,他也会唱,在正式场合给亡人开路是就不会了,老是出错。……自开第一唱以后,我们就经常和师傅们一起去唱了。每一回他们都在旁边听,看我们唱的是否正确,如果错了马上修改。做摩公给人家开路,赚不了多少钱。[33]

  岑万兴“我第一次去给人家开路,是前两年寨上岑万盐加的母亲过世,那个时候都还没有完全学成,才学了一半。第一次念唱的时候也紧张,心里面也有点跳,还是克制住了,要不一紧张酒忘记念到哪里了。之后又跟师傅学,给亡人开路到第三回的时候,就都不怕了,比较顺溜了。那个时候我的记性要好点,现在出门多了,有时候就弄恍惚了,把以前记得的一些都忘记了。”

  岑万兴说他“开路学成后第一次去给亡人开路一般要给女亡人开,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记性好。给亡人开路念唱的分为几段,首先是念唱开天辟地,其次是‘杨鲁祈’那一段,之后是把亡人指路到他家族的那段,接着是唱亡人的家族是挨着哪一房,最后把亡人交给之前死去的家族亲人。”[34]

  在运用阶段,本家多半会请熟悉本家族的东郎。一般情况下,都是由本家族的当啷来演唱,因为本家族的当啷才了解自己这个家族的迁徙历史。如果本家族没有足够的当啷,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请外姓的当啷来帮忙,但本姓的当啷要教他关于这一支苗族迁徙的路线,来帮忙的当啷才可以唱,或者让来帮忙的当啷唱与迁徙无关的部分。而一堂丧葬仪式持续时间很长,可以由几位当啷交替来演唱,这样可以轻松一点。从而也形成这样一个习俗,主人家得有两人专门为演唱的当啷司茶,每当当啷唱完一段的时候,一人忙倒茶,另一人跪着给当啷敬茶。

  因为不同姓氏的唱法有所不同,比如唱到亚鲁王的子孙那一部分,不同的姓氏可能有的唱一两部分,有的只唱和自己这一支有关系的一部分,其它部分就不唱了。而且,《开路经》的演唱因为时间比较长,要连续不间断唱一晚上,一个人唱是非常累的,所以往往需要几个人合作。既然是合作,就应该熟悉对方所唱的内容。这样,最好的合作者就是自己同姓的祭司,和自己同一支系的祭司,如果实在找不到合作者,也可以找异姓的祭司合作,只是如果他不熟悉这一支系苗族的历史,就得告诉他,这样其实也是比较麻烦的事情。正因为这样,拜师一般还是拜与自己同姓的人。

  经过学习和实践,东郎得到了内外部的认同,通过长期的演述,成为成熟的东郎,就可被更多人请去。

   三、传承方式 

  《亚鲁王》无文字,从无抄本,一切都是由经过拜师仪式的“东郎”口口相传。因为《亚鲁王》是在丧葬仪式中演唱的,歌师当啷也就是丧葬仪式的主持人,是巫师。他可以为亡灵开路,指引亡灵回到祖先居住的地方。所以,《亚鲁王》歌师的传承有其特殊性。

  摩公做的时候是分家族的,杨保安说“我们唱的‘开路’哪家都是一样的,只是做的时候要分家族来做,黄姓的就要去请自己家族的老摩公来做,杨姓的家族就要找姓杨的老摩公来给死人‘开路’,有些家族没有人懂得这些,主人家就要请我们去帮忙。寨子中的罗家、梁家、金家、黄家也来喊我去帮忙。”

  因此,要学习《亚鲁王》必须选择那些知晓本家族历史、跟家族关系密切的人。“学演唱开路经一般不能是父传子,但父亲在招收徒弟的时候,孩子往往也可以在一边跟着学习,只是一般父亲在名义上不招自己的小孩为徒弟,孩子往往要拜另一个师傅。”韦正开提到如果“一个家庭老爹会唱了,他的娃娃多多少少都会唱一些。如果不会,哪一天老人过世,请人开路时会遭到他人笑话。”[35]韦正荣是跟父亲韦老二学的,杨光东是跟哥哥杨光顺学的。还有跟姑爹、岳父学习的。梁老四选择王老保做师傅的原因是:我们梁姓家族是请王老保来开路的,村里面有好多的人都跑去跟他学《亚鲁王》,有姓王的,有姓韦的,就是没有姓梁的人去学。我觉得记性还好,再说王老保和我们梁家关系也很好,王老保晓得我们梁家的祖先来源,因此决定跟他学唱“亚鲁”了。[36]

  学习时,有时一个师傅有多名学生,但出类拔萃最后出师的是少数,如陈兴华收了不少徒弟,但最终能出师的只有三人;而有的歌师是由多个老师教授的,因为“史诗的内容本身相对独立的几个部分,譬如史诗的创世部分、亚鲁王的成长、征战部分、落地方(各家族迁徙落户的过程)、指路经的部分,东郎有各自擅长的部分,学习者可按照对方的长项去拜师学习”[37],如陈兴华的师傅有母舅韦昌秀、伯岳父伍老桥、堂伯陈老幺,岑万兴也曾向多位师傅求教,如岑老桥、黄老华、黄老弄。

  拜师时多半有个仪式,而“在宗地乡大地坝村保持着较为严格的拜师仪式。拜师时要先行请亚鲁王的仪式,后将鸡分为鸡头、鸡爪、鸡肝、鸡肠等几块,分别用叶子包好,众徒弟抓阄,拿到鸡头者为掌门传人。”[38]其他地方较为松散,水塘镇格凸村黄老金拜师时,是背着一百多斤干鱼去的;韦正开也说:拜师的时候,都要带些见面礼去,比如一两包烟、一两斤酒等;杨保安拜师时,“开始去学的时候要带米、酒肉请我叔叔教我们。我们这里都是一个敬一个,是我们苗族的老传统了,后面去学也用酒用饭来请,隔不多久大家就吃一顿好一点的,天天吃好的我们也没有钱来买那么多的东西。有时候我去叔叔家学,或者他有空了就到我家来教。”[39]

  我们看到大多数年长的歌师多半都受到了“文革”的影响,廖长华、廖友生两位东郎在“文革”期间曾被抓去区里参加学习班,半年后才获准回家。1966年“文革”爆发,破除封建迷信,打倒牛鬼蛇神,东郎们都被抓进学习班劳动学习。“文革”期间麻山苗人的葬礼都是在深夜偷偷地举行。杨再华拜师学习唱诵《亚鲁王》时,还处于“文革”期间,要破除“四旧”,打倒牛鬼蛇神,打倒封建迷信,师傅不敢传教,他偷偷跑到堂舅家里学习唱诵《亚鲁王》。

  每个东郎歌师都有一个传承脉络:

  杨老长→杨光云→杨小陆、杨保安→杨小岩;

  梁老米→梁老红→王老保→梁老四→梁老天、二儿子、梁记挖;

  老不尚→黄老桥→黄老弄、黄小福、黄小友、黄小保、黄老爪、黄小才、岑小强、岑银保、岑小友;

  杨氏祖公→文老保→杨老保、杨光祥→杨昌荣、杨胜青;

  韦丫吉→韦吴丫→韦老二→韦正开、韦小孙、韦正荣、韦大中。

    1、传承中的变与不变: 

  《亚鲁王》的传承强调“不变”,也与麻山自然生态的恶劣和这支苗族苦难的命运有关。在生活重担的压迫下,苗人们崇拜英雄的先祖及其开创的业绩,遵循古规,事事谨慎,古典神貌依然,这样所导致的后果之一,是创造力难以弘扬。东郎们的唱诵庄严肃穆,追求原汁原味,没有歌骨歌花之说,没有那样灵活多变的唱诵规则。这就决定了《亚鲁王》的传承和唱诵是一丝不苟的、不带有娱乐性的,因而也是小众的;而这部英雄史诗对苗人心灵的征服力,却是最强悍的。

  在每一场唱诵中,主题构架和程式是不变的,东郎们声称自己是绝对忠于师傅的传授来唱诵的,这种唱诵是一成不变的。

  事实上,东郎是可以有自己的发挥的。有趣的是,东郎本人不承认这个。而东郎个人情况的改变也会导致唱诵的变化。如年纪稍长记忆力衰退,会影响演唱效果;过度饮酒也会产生负面效果,如杨光顺近年来沉迷于饮酒,记忆严重衰退;如不经常演练,也会导致记忆模糊,如黄老金对史诗的记忆已经模糊化了,唱诵的内容已经无序,记忆从哪里切入就从哪里开始唱诵,纯属史诗声音的自然流露。

    2、新情况的产生: 

  以往《亚鲁王》皆为口耳相传,“但近代以来个别家庭中出现了以汉字记录文本的案例,记录者均受过一定程度教育。手抄本用汉译或汉字记录苗音两种办法综合使用,因为苗音与汉语语音差异大,难以一一对应,所以常常连记录者本人都难以顺利辨认。这种记录本不记述全文,以记录人名、地名和主题次序为主,确实起到防止遗忘的预期作用。宗地乡德昭村廖姓家族中便传有一本小楷竖体书写的手抄记录本,纸质薄而脆,据说是清朝时期的写本。”[40]“文革”后陈兴华意识到了史诗的濒危。之后若干年间,陈兴华在工作之余,用汉字记录苗族语音的方法四处走访年老的东郎,认真笔记,不断丰富自己的唱诵内容。“他把村里的东郎聚集起来带到镇上,白天躲在屋里,晚上偷偷到镇广播站唱诵录制,想将史诗整理成汉字永久保存。”[41]

  目前,录音机的使用比较普遍,很多有志于学习《亚鲁王》的人都出外打工了,他们多半选择听磁带的方式来学习。杨光东有四个徒弟,还未出师,却常年在外打工。岑万兴说:“出去打工的时候,没有机会向两位师傅请教,我拿录音机把两段念词(‘杨鲁祈’和送老人去到家族中先前过世亡人的所在处)录了音,带在身边,经常复习。”[42]岑万兴“带的学生有空的时候跟着录音学,放录音机学习唱词。”韦正荣在外打工时,用磁带把亚鲁录好后,带回去学。

  而搜集整理者的介入也改变了传承方式,《亚鲁王》搜集整理工作组分三次对陈兴华录了音,第一次、第二次是参与其主持的葬礼,并全程录音,第三次就是将其请到文化馆进行室内录音。虽然第三次他边唱边梳理唱诵了三天,但绝大部分诗行唱诵的内容已经无法表达了。如搜集者拜老摩公为师,“杨光东知书达理,理解搜集整理者的心情,懂得其记录翻译成书的价值和意义,所以不讲究传授场合是否符合传统的传教要求,竭力配合,反复地回忆、梳理唱诵内容,一句史诗反复唱诵若干次,并耐心解说……十三天后,搜集整理者完成了对杨光东唱诵的记录及翻译整理。”[43]

  目前,贵州紫云贵州省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亚鲁王》团队正在组建过程中,学术界、紫云当地政府、新闻媒体对《亚鲁王》的关注日渐增加,而对其中传承人——歌师的普查、采访、调查工作也将持续,系统地、科学的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

  [1] 高荷红,女,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2] 或译作当郎,指会唱《亚鲁王》的歌师,为苗语的音译——吴晓东。

  [3]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编:《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4] 引自吴晓东:《苗族史诗〈亚鲁王〉调查》,未刊稿。

  [5] 余未人:《追念苗族英雄亚鲁王》,《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序言,9页,中华书局2011年版。

  [6] 李志勇:《马宗歌师杨保安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17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7] 李志勇:《马宗歌师杨保安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186~18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8] 徐玉挺:《戈岜歌师梁老四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23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9] 杨春艳:《巴茅寨歌师岑万兴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196-19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10] 陈兴华1945年出生。

  [11] 杨春艳:《巴茅寨歌师岑万兴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24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12] [美]阿尔伯特·贝茨·洛德著,尹虎彬译:《故事的歌手》,第28页,中华书局2008年版。

  [13] [美]阿尔伯特·贝茨·洛德著,尹虎彬译:《故事的歌手》,第30页,中华书局2008年版。

  [14] [美]阿尔伯特·贝茨·洛德著,尹虎彬译:《故事的歌手》,第32页,中华书局2008年版。

  [15] 徐玉挺:《戈岜歌师梁老四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23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16] 杨春艳:《巴茅寨歌师岑万兴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196-19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17] 李志勇:《马宗歌师杨保安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17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18] 徐玉挺:《格然歌师梁大荣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265~26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19] 徐玉挺:《格然歌师梁大荣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265-26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20] 徐玉挺:《戈岜歌师梁老四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23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21] 杨春艳:《巴茅寨歌师岑万兴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200~20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22] 李志勇:《打拱歌师杨光祥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28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23] 王金元:《四大寨歌师韦正开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218~21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24] 徐玉挺:《戈岜歌师梁老四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23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25] 徐玉挺:《戈岜歌师梁老四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23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26] 王金元:《四大寨歌师韦正开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220~22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27] 王金元:《四大寨歌师韦正开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220~22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28] 李志勇:《马宗歌师杨保安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18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29] 王金元:《四大寨歌师韦正开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218~21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30] 李志勇:《打拱歌师杨光祥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28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31] 徐玉挺:《格然歌师梁大荣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27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32] 王金元:《四大寨歌师韦正开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218~21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33] 王金元:《四大寨歌师韦正开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21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34] 杨春艳:《巴茅寨歌师岑万兴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24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35] 王金元:《四大寨歌师韦正开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22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36] 徐玉挺:《戈岜歌师梁老四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23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37] 唐娜:《谈〈亚鲁王〉演述人东郎的传承机制与生态》,《〈亚鲁王〉文论集》(二),2013年11月,未刊稿。

  [38] 唐娜:《贵州麻山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考察报告》,《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5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39] 李志勇:《马宗歌师杨保安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17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40] 唐娜:《贵州麻山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考察报告》,《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5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41] 唐娜:《谈〈亚鲁王〉演述人东郎的传承机制与生态》,《〈亚鲁王〉文论集》(二),2013年11月,未刊稿。

  [42] 杨春艳:《巴茅寨歌师岑万兴口述史》,《亚鲁王文论集·口述史·田野报告·论文》,第200~20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43] 《亚鲁王:汉苗对照》之《东郎简介》,第17页,中华书局2011年版。

  本文原载《亚鲁王论文集二》,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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