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早在五六千年前,其先民蚩尤部落就同炎帝、黄帝部落“逐鹿中原”,但是苗族至今未发现有传统文字。其历史和文化通过活态史诗代代相传。《亚鲁王》就是例证。

　　《亚鲁王》蕴含着深厚的文化表述,马桑树天梯、造地造山、造日月射日月、造乐器、造铜鼓等原生态神话,是苗族先民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反映,已经成为苗族颂扬生命智慧的文化符号,成为刚毅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象征。《亚鲁王》在苗族丧葬仪式中面对亡灵唱诵,与仪式紧密结合且受仪式制约。仪式分为“吊唁”仪式、“砍马”仪式和“节甘”仪式三个阶段,每一仪式皆有其独特的程序和文化内涵,目的是要通过歌师的唱诵,让逝者沿着亚鲁王迁徙征战的旅途,返回祖灵的所在之地。亚鲁王形象表征了苗民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顽强拼搏、不屈不挠、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亚鲁王精神。因而,几千年来活态史诗《亚鲁王》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了苗族的历史和文化,在潜移默化中熏陶了苗民的精神、情感和道德品质。

　　《亚鲁王》是苗族的心灵记忆,也是诗化的民族历史。苗族在历史的进程中处于迁徙状态,但经典文献语焉不详,《亚鲁王》弥补了正史里关于苗族迁徙的空白。亚鲁王带领族人迁徙到一系列地方,从哈榕冉农、哈榕冉利一直到哈榕呐岜,最后到荷布朵王国重建王国大业。远离故土的迁徙经历打乱了传统的地域、种族、语言和文化的界限,要适应他乡的社会和语言环境,在不断的迁徙中寻找理想的乐土并营构乐土。因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亚鲁王》起到了以诗传情、以诗表礼、以诗育人、以诗记史的作用,可以说是苗族生活的百科全书。

　　从史诗类型看,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以跨海征战、海上漂泊冒险作为叙事中心,呈示的是海洋文明的文化形态,是海洋城邦类型的史诗。发端于我国北方草原的《江格尔》、《玛纳斯》和《格萨尔》表征了游牧文化的特点,是北方草原游牧型的史诗。而《亚鲁王》则典型地表征了南方史诗群的特点,属于山地史诗类型。世居崇山峻岭中的苗族,生产和生活都要受到山地生态环境的影响,从衣食住行到生活习俗都打下了山地的烙印。自古以来,苗人总是不停地念“山字经”,在山上采集野菜、野果,在山中捕捉鸟雀野兽,在河里捕捞鱼虾,以天然洞穴作为栖居之所,用山上的石头制造工具。之后,在山地条件下开展经济活动,逐渐发展起“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山地经济。此外,亚鲁王国的世代谱系、生产方式、生产工具、财产(财物)分配模式、打铁技艺、食盐制作技艺、以牛作为图腾崇拜对象的习俗,也是判断史诗具有山地文明形态的佐证。因此,《亚鲁王》既呈现了苗民对山地的独特认知,也展示了他们对山地经济的经营及其智慧,体现出与游牧和海洋等文明迥异的文明形态,是南方山地史诗的范本。

　　从表述方式看,史诗中出现了大量的动植物,也常常用动植物作比喻。如亚鲁王引领族人迁徙到达很多地方,但是,无论迁徙到哪里,羊、鸡、狗、猪、牛、马、猴、虎、蛇、兔、鼠等动物跟随而来,稻谷种、糯谷种、红稗种、麻种、棉花种、青冈树、豆冠树、五倍子树、椿菜树、杉木树、枫木树等尾随而到,再如十二生肖一个轮回的乡村集市贸易等。在这些表达中,人与动植物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把人比作某种动植物也没有贬义。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苗族先民很早就有了万物有灵的信仰,这不仅反映了古代苗人对自然的敬畏和顶礼膜拜,也彰显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和谐共存的生态智慧和生态伦理,是山地民族对外在宇宙的绿色忧思。苗族基于其独特的山地环境而形成的诗意栖居的生态文化,对于当下人类面临的自然生态危机,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本文为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亚鲁王》的文学人类学研究”阶段性成果,编辑时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