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与其他流布范围更广的史诗传统相比，《亚鲁王》的传播地域相对狭小、边界相对清晰，是带有明显“地方性”的叙事传统。相较于大多数史诗都是“民族的”史诗，《亚鲁王》更具有“小传统”的稀有样板意义，提醒我们在关注族群性史诗的同时要更重视支系型史诗，从而去发现中国史诗的多样性。

　　在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出版史上，像苗族史诗《亚鲁王》这样甫一面世便引起媒体广泛关注的情况颇为罕见。2012年2月21日，史诗第一卷的首发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此后，包括报纸和网站在内的国内主要新闻媒体都给予了详略不等的报道。媒体关注并热心宣传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新发现”是一件好事，但相关报道所传递的信息有的并不科学，有的失之确当。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史诗研究的学者，笔者对《亚鲁王》的发掘、整理和出版进行了相应的跟踪。经初步考察和研究，在此略申陋见，以就正于方家。

　　《亚鲁王》呈现混融性叙事特征

　　根据传承和流布的地域、历史民族地理区和经济文化类群，中国各民族史诗可分为南北两大系统。北方民族主要以长篇英雄史诗(heroic epic)见长，南方民族的史诗则多为中小型创世史诗(creation epic)和迁徙史诗(origination epic)。

　　基于《亚鲁王》的演述文本和相关调查报告，笔者认为，从口头文类进行界定，《亚鲁王》当属史诗。至于可否径直将其称作“英雄史诗”，则需要深入研究;个别媒体称其为苗族“唯一的英雄史诗”，亦难成定论。因为从史诗内容上看，《亚鲁王》具有在中国境内流布的创世史诗、迁徙史诗和英雄史诗三个亚类型的特征，其中“创世纪”部分用大量篇幅讲述宇宙起源、日月星辰形成等内容，其后又生动叙述了亚鲁王为避免兄弟之间手足相残而率众远走他乡的筚路蓝缕，其间伴随着艰苦卓绝的战争杀伐，故而兼具迁徙史诗和英雄史诗的叙事特征。

　　在中国多民族、活形态的史诗长廊中，南方若干少数民族的叙事传统都兼具“创世”、“迁徙”和“英雄”这三个基本主题和传统程式，彼此间难分畛域。如彝族的《勒俄》、土家族的《摆手歌》、壮族的《布洛陀》等具有极大的时空维度，以贯古通今的气势和纷繁披覆的铺陈，高度集中地映射着一个民族探索人生、寄托理想的精神世界和历史观，生动折射出人类口头文化及其表达形式的纵深光谱。《亚鲁王》的面世，为我们思考“复合型史诗”(跨亚文类)提供了一个鲜活的当代案例。也正由于这种叙事上的混融性，使《亚鲁王》同时集纳了神话、传说、故事等口头遗产的精粹。

　　在“过程”与“事件”间解读

　　从叙事结构上看，《亚鲁王》的情节基干和故事线索像一棵大树根须茁壮、枝叶繁茂。史诗开头部分的创世和族源叙事像树根和树干，其是不同异文的《亚鲁王》所共享的叙事主干，同一性程度较高;再往后，不同姓氏和家族的迁徙路径和历史记忆各异，就像枝叶一样呈现出演述文本异文众多的现象。其中关于苗族先祖的记述，固然可追溯到很久以前，但却决不能据此判定《亚鲁王》的历史可上溯到“大约两千五百年前”或“与《诗经》产生于相同年代”。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亚鲁王》主要通过口耳相传而世代相承，历史上并未形成写定的书面文本，这就给判定其衍成和源流带来巨大困难。据学界考证和推断，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形成期”即耗时约800年，而后又传承了近2000年。由此可见，史诗作为口头传统往往有极为悠久的历史，有漫长、复杂的形成过程。但《摩诃婆罗多》有南北两个传本系统，大量的抄本为学界构拟其传承史和传播史提供了较清晰的文本证据。

　　在看待史诗传统及其文本的形成问题时，还需注意口头史诗不是“一部作品”，而是一个流动的、有生命的“史诗演述传统”。不能以书面/作家文学的作品断代研究来僵固气韵生动的史诗传承，从而取代其文本化的过程研究。哈佛大学古典学者格雷戈里·纳吉在《荷马诸问题》一书中通过历时与共时两个维度的推演论证，回答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何样、何时、何地等问题，并为何最终以书面文本形态被保存并流传两千多年的缘由;最后归总为，荷马文本背后潜藏着相当漫长的口头创编和传播过程，最迟在公元前550年史诗文本才趋于定型。由此，他提出的“演进模型”深刻揭示了荷马文本的形成历程：“荷马史诗作为文本的定型问题可以视作一个过程(process)，而不必当做一个事件(event)。只有当文本最终进入书面写定之际，文本定型(text-fixation)才会成为一个事件。”因而，在“过程”与“事件”之间来理解和探究《亚鲁王》的演述传统与文本定型问题，或许会开启更有益的学术实践。

　　众所周知，《亚鲁王》经由苗族史诗传承人群体东郎在葬礼上的口头演述而传承至今，其意在通过演述英雄祖先亚鲁王的坎坷经历和历史足迹，指引亡灵一步步回到先祖故地。也就是说，史诗演述是整个丧葬仪式活动的组成部分。而且，葬礼中往往有“砍马”等活动，以象征当年亚鲁王率众征战与迁徙的艰难过程和血泪史。因而，史诗演述既是仪式化的，又是嵌入仪式的——仪式行为规范着史诗演述活动;仪式框架的大小、延续时间的长短决定了每次具体史诗演述的进程。此外，因为《亚鲁王》具有类似“指路经”的社会文化功能，由此决定了史诗演述的主要功用不在于娱乐民众，而在于为亡者唱诵，成为苗民生死转换不可或缺的一个“关捩点”。进一步说，对于恪守传统的苗族民众而言，在葬礼上演述《亚鲁王》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故事讲述”活动，而是与他们的宇宙观与生活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每个人不可或缺的人生仪礼。这便是《亚鲁王》传唱至今的重要社会根基，也是其文化价值的一个重要内容。不过，据此便宣称其文化价值堪与中国“三大史诗”比肩，甚至冠之以“苗族的‘格萨尔王’”，仍嫌持论草率、比喻不当。因为，每个民族的史诗传统都是认识其自身的百科全书，也是一座“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史诗传统或许有叙事规模上的大小，但在彼此之间去做一些“信手拈来”的比附就失之轻躁，也并不妥帖。尤其是在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今天，对人类创造力和文化自主权的彼此尊重，应得到媒体和学界的严肃对待和高度重视。

　　多向度考察学术价值

　　如前所述，《亚鲁王》在麻山苗族民间具有多重的社会文化功能，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同样需要从不同的向度予以考察和研究。

　　从叙事程式上看，《亚鲁王》集中呈现出史诗三个亚类的综合特征，为平行案例的比较研究，为仍在形成中的国际史诗类型学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案例。《亚鲁王》的口头演述与仪式紧密结合，不在娱人，而在为亡灵“指路”;其文学性、神圣性和审美属性都因嵌入丧葬仪式而需要通过仪式化进程渐次展开和发生作用，这就丰富并拓展了学界对史诗属性的理解。

　　就史诗的文学接受而言，若干参与者“共同在场”——演述者东郎和角色各异的受众(包括作为主要叙事对象的亡者)，大家通过亲自参与一整套民俗生活的事件及其进程，在面对面的言语交流中共同完成了意义的生成赋予和情感传递。与其他流布范围更广的史诗传统相比，《亚鲁王》的传播地域相对狭小、边界相对清晰，是带有明显“地方性”的叙事传统。相较于大多数史诗都是“民族的”史诗，《亚鲁王》更具有“小传统”的稀有样板意义，提醒我们在关注族群性史诗的同时要更重视支系型史诗，从而去发现中国史诗的多样性。就语言要素而论，《亚鲁王》的叙事古奥难解，许多语词的含义即使连演述者自己也不甚清楚。特定“语域”中口头叙事传统与古语词之间的内在关联，虽然为意义阐释“设置”了障碍，但也为研究其口头传播的记忆图式和叙事法则，尤其是研究作为言语行为的史诗演述与语言流变(西部苗语方言)的文化语境和社会情境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语言材料。《亚鲁王》的树形叙事结构，乃是今天族群分支与历史上共祖关系的形象描摹，生动映射了特定传统的规范性和变异性，也为民间叙事中的异文现象研究和规律性总结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解析维度。总之，《亚鲁王》的传承与传播有其独特的历时性轨辙和共时性流布，给学界提出了新课题，要求我们作出科学、准确的回答。如果中国学者能长期深入麻山苗族地区，对这个极有价值的叙事传统进行持续而切近的观察，进而总结和抽绎出某些学理，那么，将不仅为中国史诗学建设添砖加瓦，且会对国际史诗学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学理思考。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