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巴·布林贝赫关于蒙古史诗诗学法则的总结，集中体现在其《蒙古英雄史诗诗学》一著中。概括地说，其诗学思想生发自对本土材料的熟稔和对西方诗学传统的融会贯通。在结构安排和论域展开上，该书充满原创性；在诗歌法则的总结上，则兼备细节上的格外精审和体系上的格外宏阔。作为一宗开创性的学术工作，该著从大处着眼，举重若轻，从史诗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交代到故事人物的形象塑造，以八章的篇幅完成了蒙古史诗诗学的体系化总结。

　　关键词：巴·布林贝赫；蒙古史诗；诗学

　　值巴·布林贝赫先生诞辰90 周年之际，欣见集其史诗诗学思想之大成的专著《蒙古英雄史诗诗学》汉译本付梓。该著蒙古文版早在21 年前便已出版［1］，作者正是由此创立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诗学范式，对推进诗歌研究和诗学建设，有多方面的参考价值。阅读过该书原著的许多学者都建议尽快将其汉译出版，以飨更多读者。不过，这部著作涉及的蒙古语文知识点甚广，汉译需要精通蒙汉两种文字且具备诗学训练的学者来承担。虽说前后有过几回翻译的动议，但具体工作长期搁置了下来。笔者曾不揣冒昧，摘该书《骏马形象》一章的主要部分，翻译为汉文，以“蒙古英雄史诗中马文化及马形象的整一性”为标题，发表在《民族文学研究》上，意在向汉语学界引介其中的文学形象研究之路径。如今，经过译者陈岗龙教授的努力，该书以全貌呈现在汉语读者面前，一宗长久的心愿至此得以实现，令人深感欣慰。本文的写作，意在向作者表达敬意，向译者郑重致谢。

　　一

　　巴·布林贝赫广有诗名。蒙古文学界一致认为，纳·赛音朝克图和巴·布林贝赫是20 世纪中国蒙古新诗的两大奠基人。巴·布林贝赫的诗作，一向以语言考究、意境优美、意象隽永、激情澎湃见长。他的学术研究论文，也具有颇为相似的特点：词句极为考究，语言极为凝练，论见极为犀利，表达极为生动。读者往往会惊叹其以鲜活的形象化表述替代滞重抽象论说的本事。诗人的形象思维方式与学者的理性思维方式，在这些学术著述里，得到绝妙的统一。可以、说，在当代蒙古文人学者的圈子里，能够这样精审地使用语言，以形象的提炼和转喻，高度精妙地概括社会面相的，大概没有第二人。

　　要想准确理解这部关于蒙古史诗诗学法则的著作，至少需要知晓他的另外一部诗论著作《蒙古诗歌美学论纲》（蒙古文）［2］。在这部也是极为简明的、被有的学者称为“第一部蒙古诗歌史”（乌日斯嘎拉教授语）的著作中，蒙古史诗是被当作早期蒙古文学的典范来讨论的。其中对于史诗构造法则、艺术特征、审美倾向、程式属性、语词特点等，都有精到的总结。

　　回到这部《蒙古英雄史诗诗学》，笔者有一些想法愿意陈述于此，希望能多多少少有助于读者理解该书的主要特征和价值，虽然也知道要达成这个目的谈何容易。下面只能极为简要地为该著勾勒一个大致的轮廓。

　　作为一部诗学著作，《蒙古英雄史诗诗学》的结构和论域，会让熟悉一般诗学著作的人感到一点诧异。从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开始的西方诗学体系，在阐释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方面，在提炼作诗技艺方面，渐次形成了大致的论域系统，铺垫了后世长期追随的范式。所以，看到本书的论域和章节安排，一定会产生与既往理论框架和预期不对位的感觉。不过在我看来，这正是该著作具有的诸多原创性的一个方面。那么，本书的论域和结构安排，为什么会是今天大家看到的样子？这与作者对蒙古英雄史诗诗学的理论建构有独特的理解体悟有关。作者在第一章《导论》中论述了作为特定社会历史现象的史诗所具有的三个主要属性：原始性、神圣性和范式性。在第七章《文化变迁中的史诗发展》中主要分析了社会生活的发展如何施加影响于史诗创编，使得形成于不同时代——生长期、发展期和衰落期——的史诗，因此被赋予了各自时代的特色。这一前一后的关于社会历史背景上史诗的特质和形态的讨论，就为我们理解蒙古英雄史诗与社会历史的关联，营造了一个粗线条但仍深具阐释力的框架。在这两章中，不断出现关于社会历史与口头艺术创作之间关联的论说，我们从中感到的，是作者反复将文艺活动置于社会历史背景上进行分析和阐释的努力。该诗学著作的历史连续感和扎根生活实际的特色，因而得以确立。

　　从第二章《宇宙结构》开始，作者进入诗学内部要素的讨论。在作者的理解框架中，蒙古、英雄史诗所展示的事件舞台，在时空上无限大，在时间轴上可以上溯到宇宙形成之初，在空间轴上可以贯通天界、人间和冥界，可以远到苍天所覆盖的大地的尽头。史诗所处理的艺术世界的规模，恰恰是史诗作为“重大文类”（master genre）［3］所应有的基本属性的一个环节。所以，在诗学著作中，讨论史诗中上中下三界、时空、方位、数量等概念，就是恰如其分的。作、者用第三、第四、第五加起来三章的篇幅，分别讨论了史诗艺术中白形象体系、黑形象体系和骏马形象。以往我们常见的，是关于史诗形象的文学学阐释，这里则展开讨论了形象构造的基本法则问题。在蒙古英雄史诗的世界中，形态不外乎由一个二元对立的体系构成：正方的白形象系列——英雄、战友、家人、国人等；反方的黑形象系列——敌人（恶魔蟒古斯）、同伙、亲友、同类等。英雄的坐骑和恶魔的坐骑，则分别属于正反两个系列。但因为骏马形象在艺术上的特点非常鲜明和充分，所以单独列出一章予以讨论。在西方的诗学工具书中，一般都总结说，史诗主人公往往是神、半神半人或是人间豪杰，对于英雄对立面的形象则所涉无多。在民间叙事样式中，形象塑造倾向于“偏平化”，性格特征倾向于推向极致，对比手法倾向于反差分明，这应该说是常见的现象。不过，如此提炼和总结蒙古史诗的二元对立结构，指出它是蒙古人将异己力量对象化和具象地抽象化，从而以蟒古斯形象完成二元结构的论见，则是既往的研究中所不见的。特别应当提及的，是作者不仅从形态和现象上归纳出这些形象的一般构造规律，还进而对这些形象的内在品质和属性进行了剖析，通过对神格与人格、共性与个性、高贵性与童稚性、纯真品性与暴烈习气等环节的深入解析，完成了超越具体故事的结构性的、规律性的概括。这个阐释框架，将成为今后其他相关话题研究的一个绕不过去的基础和必须攀援的台阶。

　　蒙古人在历史上被称作是“马背上的民族”。马匹在日常生活中、在迁徙和征战中、在躲避和逃亡中，作用都是无可替代的，因而在人们的心目中，地位也是比较高的。虽然如此，在诗学著述中用专章来讨论，笔者没有在其他地方见过。在蒙古人的长期艺术创造活动中，马早就成为一种特殊的、复合性的、承载多种意涵和具有多重指代功能的形象。一般而言，按照巴·布林贝赫的说法，在蒙古史诗中英雄是人性和神性的统一，蟒古斯是人性和兽性的统一，只有骏马是神性、人性和兽性的统一体。预知福祸像神，口吐人言如人，吃草负重乃兽，一身而兼具多重属性，在蒙古人的审美世界中，只有骏马有此殊荣。巴·布林贝赫在这里并不是心血来潮，由于特别喜爱骏马而专门设置篇幅，而是因为，在蒙古史诗中，骏马往往有名字，出生有来历，在与英雄的关系中占据特殊地位，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推进故事情节的转折和发展上发挥重大作用。在蒙古史诗的诗学法则的讨论中，缺少关于骏马的讨论，这是不可想象的。不过，把骏马形象在这个深度上予以充分解析，也是以往所没有的。具有反审美价值的驴子，作为蟒古斯恶魔的坐骑，以及英雄的骏马的对立物，也被予以明晰的解析，从而使得关于骏马形象的分析，具有了更为宽阔的视域和更为多向的维度。骏马形象的总结，是《蒙古英雄史诗诗学》又一开创性的探索。

　　如何通过史诗演述体现蒙古人对自然的理解，或者换句话说，在蒙古英雄史诗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怎样呈现的，对这个问题的提出和回答，构成了本书第六章的内容。巴·布林贝赫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对立或顺应关系，而是具有多个层面的复杂的、深层的关系。在“心理化自然”层面，自然以人们希望的样子出现，于是，自然就是人们意念中的、理想中的自然，在这种状态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的。在“拟人化自然”层面，自然是按照人们自己的样子被塑造的，于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模仿关系；在超自然力量层面，自然则被大大地夸张了，以极端变形的、幻化的方式出现。本书的最末一章，讨论蒙古英雄史诗的意象、韵律和风格。这一章的内容，与我们所熟知的诗学著作所关注的论题较为接近。不过，这里再次显现出巴·布林贝赫不蹈窠臼的立意。没必要逐条胪列于此，但我特别想强调的一个论见是，在他看来，蒙古史诗中存在大量抒情因素，而对抒情因素构成的程式性单元展开分析，就不能简单套用“母题”单元。在他建构的诗学体系中，最小的叙事单元是母题，最小的抒情单元是意象。他通过大量的事例，令人信服地证明，在那些抒情性的段落中，结构性的、程式性的表达单元，可以用意象作为单元作出划分和分析。

　　以上，仅是对这部诗学著作的论域和结构的简要勾勒和粗浅评骘。我想说的是，巴·布林贝赫遴选这几个话题展开讨论，并不是效仿了某个前在的范例或理论框架，而是在广泛的蒙古史诗阅读经验中，发现了这些环节和要素，并且认定在形成蒙古史诗基本特征和范式方面，这些环节和要素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所以，若要简单地概括该书的结构和论域方面的特点，我可以说，这里所搭建的框架和展开的论题，就是构造蒙古英雄史诗的最基本的诗歌创编法则。营造场景和场域、描摹主人公和对手、设置各要素间的关系、推进故事进展和场景转换乃至搭建句子和段落，都遵循了这些法则。

　　二

　　可以想象，这部专书所使用的概念和术语，在迻译过程中一定让译者颇费踌躇。我这里只想强调一点，特定领域的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开拓性工作，往往会伴随着新术语体系的建立。那么，该著在整个蒙古史诗研究领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在整个中国史诗研究领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就需要有所铺陈。按我的理解，巴·布林贝赫诗学建构的意义，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

　　在蒙古文学研究领域，中国蒙古史诗的研究起步比较晚。假如不把报刊上的一般介绍性文字考虑进去，则大体上较为系统的研究，在20 世纪80 年代才形成一定规模。论文和著作渐渐增多，在介绍和描述之外，一些学理性思考，陆续出现在各类出版物上。与中国民间文艺学的理论趋向大致同步，中国的蒙古史诗研究，也经历了从俄苏文论体系的巨大影响中慢慢走出来的过程［4］。西方同行的成果，令国人惊艳，也有点趋之若鹜的情形。譬如，蒙古学家瓦尔特·海西希（Walther Heissig）所总结的蒙古史诗14 个母题系列的学说，就引领了某种形式主义意味的研究潮流。巴·布林贝赫和宝音和西格教授合作，编辑了基于海西希母题系列的分析框架而形成的蒙古史诗选本和母题索引［5］，说明巴·布林贝赫对这个理论框架也是十分熟稔的。但在他自己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不同的景象。他并没有逆向地拆解史诗直至其构成单元，从而说明蒙古史诗的故事构造法则遵循了怎样的母题链接和组装顺序，相反，在他的诗学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痕迹不重，却是对古典诗学强调总结“作诗法”的回归倾向。他的诗学立场，隐然有一种立足民间诗人的意味。某些艺术现象的心理成因，也是他比较感兴趣的诗学元素。于是，不单是“从外部”讨论现象和形式，而同时兼有“从内部”讨论成因的文字，就经常出现在他的笔下，这些文字显然承载着他的诗学思想。虽然我反复强调过，他的诗学体系建构，来自大量的材料和阅读经验，是“立足本民族”的，但他又从来不是一个关起门来只看自己民族材料的学人。在他的知识谱系中，可以看到从亚里士多德到莱辛的印痕，也可以看到黑格尔《美学》和维科《新科学》的踪影。

　　在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巴·布林贝赫的意义，还可以从如下方面理解：其一，如何牢牢立足本土材料，从中发现规律，而又尽力避免理论视阈上的狭窄和近视导致的裹足不前和缺少理论锐气，博采众长，取精用弘，才能游刃有余地处理本土材料，并充满自信地作出理论总结。可以说，在共和国建立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少数民族学者群体中，他是这方面的一个表率。进一步说，如何根植于本土丰沛深厚、生动多样的文学资源，将其置于世界文学特别是史诗体系和相关理论谱系之中，以缜密邈远的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理性和理论自觉意识，去观察、发现、总结和提炼其不同于其他史诗和诗学的特点、规律，并将其系统化、理论化，建构基于中国史诗具体形态和世界史诗学理论的中国本土史诗学话语体系，《蒙古英雄史诗诗学》是一个范例，而且，其理论启示，远远超出了史诗研究。其二，新生代的史诗学者在口头诗学范式的影响之下，倾向于将口传史诗理解为一个演述传统，一个生活事件，一个有时会与仪式等活动同时发生的操演。于是，对特定文本的解析，以及对特定传承人和演述事件的自我设限，多少丧失了宏阔地把握口头艺术一般规律的眼光，从美学视角理解和阐释语言艺术的特征和规律的努力就不大见得到了。对于史诗研究而言，这种对文学的、美学的、诗学的回归，具有很大的校正作用。中国史诗研究的健康发展，离不开这种取向和维度的研究。其三，从文体和风格上说，巴·布林贝赫的这部诗学著作，开创了一种简明地、优雅地、诗意地讨论口头艺术的写作风格。不是匠气十足地亦步亦趋于某种写作格式，而是随着思绪的飘动，按照人的艺术精神的生发和活动状态，以诗歌般的语言极为精炼地概括艺术活动及其背后的动因和规律，这种写作姿态和气度，倒是显现出某种与古典学学者心意相通的地方。其四，优秀的人文学术成果的产出，离不开其生产者广博的人文素养和深湛的学术功力。假如有人对这一铁律表示怀疑，那么，巴·布林贝赫就是一个正面的例子。他不到30 岁时就曾获得过内蒙古部队的嘉奖，其在蒙古语文上的扎实功底——主要事迹是他居然能将一部东蒙书局出版的蒙古文词典从头到尾背诵下来——得到鼓励，那时他正给部队的报纸做编辑。这种远超同侪的语文能力，改变了他后来的人生道路——1958年内蒙古大学成立，他被点名转业到蒙古文系做教师。看看他在写作本书时引用和利用的著述，就知道他的学术修养是涵盖着从蒙藏佛学知识到西方文艺理论经典的宽广谱系的，其间还交错出现对蒙古民间文化信手拈来的熟稔和从容——这些知识中的相当部分，是不见诸文献的，没有丰富的蒙古文化体验，就不可能游刃有余地使用和阐释这些民间文化的材料。

　　三

　　巴·布林贝赫的诗学思想主要体现于其先后完成的《心声寻觅者的札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蒙古诗歌美学论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蒙古英雄史诗诗学》（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7）和《直觉的诗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等四种专书中。以上著作皆以蒙古文撰写，一同映射了巴·布林贝赫不断深拓的诗学探索之路。如果说在诗歌创作方面，巴·布林贝赫成为蒙古新文学（主要是新诗，尤其是母语写作）的奠基人的话，那么，在蒙古诗学体系建设方面，他也同样是奠基人，开创了结构完整、特色鲜明、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的诗学格局。

　　乘故乡的风，听春天的喷泉，寻觅心声六十载；

　　驭命运之马，望英雄的星群，直觉诗学五十年。

　　这是笔者在巴·布林贝赫于2009 年辞世之际，用他的诗篇和著作名连缀而成的挽联，用以追怀他一生的诗歌创作和诗学建设的卓越成果。今天和今后，无论蒙古诗学的探索朝着什么方向进发，巴·布林贝赫的诗学建树都会是一个起点、一个标杆、一个巍然耸立着的“圆圆的山峰”①。

　　《蒙古英雄史诗诗学》自蒙古文版问世以来，影响已渐及境内外。对于中国的蒙古史诗研究而言，巴·布林贝赫开创了一种有异于他人的立足本土美学范式的诗歌理解方式。这种新研究范式，已经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当然目前还主要集中于用蒙古文撰写的学位论文和研究成果中。例如，我们从赛西雅拉图、却日勒扎布、陈岗龙、额尔敦巴雅尔等多位学者的专论或述评中，就能感受到他们对《蒙古英雄史诗诗学》的多方面肯定［6］以及巴·布林贝赫诗学思想对后代学者的影响。本人拙著《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的结构和程式样例的遴选，也可视作是对《蒙古英雄史诗诗学》理论成果的某种接续和继承。就国际影响而言，蒙古国的一些学者原本对该书就不陌生。2017 年，作为在蒙古国晚近出版的“中国蒙古学经典”学术文丛之一种，《蒙古英雄史诗诗学》的西里尔文版，由哈·苏格丽玛转写，由蒙古国乌兰巴托大学出版社出版。相信今后国际学界会有更多的借鉴和引述。

　　虽说该著的汉译本，延滞多年方得以面世，但无论就巴·布林贝赫诗学思想在蒙古文学学术史上的地位而言，还是就中国本土的史诗学理论建设而论，该著的学理价值在其进入汉语世界后可望形成更广泛且更深入的讨论，也将在中国文学之于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留下其应有的轨辙。这是因为巴·布林贝赫的这部史诗诗学著作，不仅对于史诗研究而言具有经典和示范意义，就一般的文学研究而言，其意义还在于如何在本土传统与国际性的学术范式之间展开学理性对话，把特定文化传统的知识体系，与国际学术格局中那些分析性的、学科范式性的成果熔铸为一个充满原创性思考的阐释体系。这种孜孜矻矻的努力正是新时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应当发扬蹈厉的学术自觉。

　　注 释：

　　① “圆圆的山峰”是布林贝赫家乡广为流传的歌曲的名字。这首歌是20 世纪40 年代后期布林贝赫根据一首民歌的旋律另外作词而成的，后流行甚广。1949 年由东北文协文工团出版、内蒙古日报社出版发行部发行的《蒙古民歌集》，收录有这首歌。

　　参考文献：

　　［1］ 巴·布林贝赫.蒙古英雄史诗诗学（蒙古文）［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7.

　　［2］ 巴·布林贝赫.蒙古诗歌美学论纲（蒙古文）［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

　　［3］“master genre”，我译为“重大文类”。见John Miles Foley ed. A Companion to Ancient Epic，Blackwell Publishing，2005，p.1.

　　［4］ 朝戈金.中国史诗学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5］ 巴·布林贝赫，宝音和西格.蒙古英雄史诗选（上下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

　　［6］ 满全.巴·布林贝赫研究［M］.呼伦贝尔市：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6.

　　作者简介：朝戈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博士生导师。

　　原文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