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蒙古族人民有历史悠久的光辉灿烂的文学艺术宝库。在这座宝库里，英雄史诗是在社会发展史上划时代意义的古老的文学样式。在我国北部边疆，东起大兴安岭南北，西迄天山南北、阿尔泰山一带，在这绵延万里的辽阔土地上居住的蒙古族人民中，到处流传着古老的民间口头史诗。蒙古族民间英雄史诗是极其丰富多彩的，其中有由几百至几千诗行所组成的短篇史诗和中篇史诗，也有数十万诗行的长篇英雄史诗。

　　解放前记录出版的我国蒙古族英雄史诗很少。当时，外国学者能看到的除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和《格斯尔传》外，只有察哈尔、阿巴嘎等地区的几部短篇史诗。建国以来，从各地蒙古族人民中发掘了大量的英雄史诗。使人感到高兴的是，我们不但搜集了数十部短中篇史诗，而且记录了举世闻名的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30—40部，现已由新疆人民出版社用托忒文出版了其中的15部[1]。虽然，我们的搜集工作还不够全面系统，目前记录下来的作品只是蕴藏极为丰富的蒙古族史诗的一小部分。但现有材料可以给我们提供关于英雄史诗分布情况的大体轮廓。在古代，各地蒙古人民中，可能都有过英雄史诗。今天，尽管有的地区的民间文学中仅仅保留了史诗的痕迹，甚至在某些地区的人民中，英雄史诗已被遗忘，但在许多地区，英雄史诗仍然广泛地流传着。我们在巴尔虎、布里亚特、扎鲁特、科尔沁、阿巴嘎、苏尼特、察哈尔、乌拉特、鄂尔多斯、肃北、青海和新疆各地蒙古族人民中都发现了英雄史诗。

　　我国蒙古族英雄史诗具有地区特点。从英雄史诗的内容、形式和风格来看，我们按地域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第一，从内蒙古东部的巴尔虎一直到西部鄂尔多斯等地纯牧区史诗，它们是较多的保留着古老因素的短篇史诗，一般都在两千诗行左右。第二，新疆、青海、甘肃一带的卫拉特蒙古英雄史诗。卫拉特史诗有短篇、中篇和长篇作品。卫拉特史诗与第一地区的史诗相比较，它们可能在古代的史诗发展阶段上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因而存在着今天的一些较长的英雄史诗。著名的英雄史诗《江格尔》，就是在这个地区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卫拉特的短、中篇史诗也很有特色。它们保留着的古老因素并不比第一地区少，然而其内容更丰富、情节较复杂。第三，扎鲁特、科尔沁一带半农半牧地区的史诗。这一地区史诗有两种，即短篇史诗和中篇史诗。扎鲁特旗著名的民间艺人琶杰、毛一罕讲述的短篇史诗与第一地区的史诗基本上相同。但有被遗忘之处，也有不少较晚期的因素和现代语汇。中篇史诗，如《阿斯尔查干海青》[2]和《道希巴拉德》[3]。它们不是在古代史诗发展阶段上产生的作品，而是在古老史诗传统的基础上产生的作品实际上这不属于英雄史诗，它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蟒古思故事。

　　虽然，这三大地区或三个中心的史诗之间有一定的区别，但它们还具有许多重要的共同性。我们可以看到，各地蒙古族英雄史诗都有共同的题材和思想内容，都描写了某个英雄人物与蟒古思[4]或某一掠夺者进行斗争的故事，歌颂了人们的英雄气概，揭露了侵犯者的掠夺行为。此外，英雄史诗还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结构安排、艺术手法、母题类型和细节描写方面，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共同性。蒙古族英雄史诗是这样一种特殊的样式。不但我国各地蒙古族史诗有共同性，而且它们与国外蒙古语族人民的英雄史诗，譬如同蒙古国的喀尔喀史诗、西蒙古史诗及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史诗和卡尔梅克史诗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共同性。

　　在我国各地蒙古族史诗中，巴尔虎史诗很丰富，而且有相当的代表性。在这里，我准备就巴尔虎英雄史诗的一些问题做个初步探讨。

　　一、巴尔虎英雄史诗的分类和各类之间的关系

　　在我国现已搜集到的蒙古族英雄史诗中，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巴尔虎地区发掘的作品最多。在1962年夏天，我和祁连休先生去那里调查，我们只用一个月的时间，便记录了11部史诗的22种异文。在我们去调查以前，甘珠尔扎布同志发表过这个地区的史诗《英雄古那干》和《智勇的王子喜热图》[5]。1962年，道仁嘎同志也去巴尔虎地区调查，搜集到一批史诗。

　　英雄史诗在巴尔虎地区流传很广。在陈巴尔虎旗、新巴尔虎右旗和新巴尔虎左旗，不论到哪一个牧民居点，都有一些会讲史诗的人。巴尔虎没有职业的讲述者或民间艺人，然而普通牧民就会讲各种英雄史诗。讲述者有男、有女，有老年人和青年人。他们讲唱史诗都有一定的曲调，但不用任何乐器伴奏，不像扎鲁特、科尔沁地区那样讲唱史诗用四胡或马头琴伴奏，也不像卡尔梅克的“江格尔奇”一样用“陶卜舒儿”琴。现在，我国新疆各地讲《江格尔》和其他史诗，也和巴尔虎地区一样不用任何乐器J。蒙古书面语中，把史诗叫“陶兀里”，但巴尔虎地区人民不叫“陶兀里”。他们讲史诗有说唱调，因此把史诗叫做“带曲调的故事”，有时也叫“长篇故事”，以此区别于民间故事。

　　按照巴尔虎史诗的故事情节，可以把它们归纳为如下四大类：

　　第一，描写英雄人物远征娶亲的史诗。这是有单一情节发展线索的作品，英雄到远方去娶妻子是史诗的主线，他在途中与敌人交锋是附带性的情节。这类史诗有《巴彦宝力德老人的三个儿子》[6]的三种巴尔虎异文和一种鄂尔多斯异文《阿拉坦希胡尔图汗》[7]以及桑吉德玛[8]讲述的无名史诗。这种史诗在其他地区也有。例如，新疆史诗《英俊的哈尔特布赫》[9]的内容比较复杂，但主要故事情节是描绘英雄到远方去娶妻的经过。下面，我们讲一讲《巴彦宝力德老人的三个儿子》的故事梗概：从前有老两口，他们有三个儿子。老大当了可汗(不如说当了家长)，两个兄弟给他修了宫帐，并决定给他娶媳妇。他们准备到遥远的西方去找巴尔苏铁木耳汗，让他把女儿布尔玛杨俊嫁给老大。出发以前，老二希林嘎拉珠去请北方的查干太师占卜，卜者说，当年不能去，因为在路上会遇到各种敌人。希林嘎拉珠听到他的话很生气，回到家便说大师让我们马上去。这样弟兄三人骑着马携带武器走向西方，在路上碰到一个头上乱长着角、胸前只有一只眼睛的小蟒古思。小蟒古思听到勇士去娶布尔玛杨俊，便说他父亲决定给他娶这个姑娘。兄弟三人一怒之下，顺手砍掉了小蟒古思头上的角，正要挖掉他那只独眼时，小蟒古思逃走了。三人往前赶路，小蟒古思的父亲大蟒古思前来和他们厮杀，希林嘎拉珠勇敢战斗打死了敌人。他们又往前走，遇到了巴尔苏铁木耳汗。可汗不同意女儿出嫁，他放了大烟雾后，跳上自己的马往家奔驰。弟兄三人走了三天才冲出烟雾，追到家里抓到了可汗。把他压倒在地，在他们的威胁下，可汗答应嫁女儿，便设宴招待。各种异文大同小异，这里不一一介绍了。

　　第二，描写英雄人物战胜掠夺者的史诗，也就是描述一次英雄事迹的史诗。巴尔虎英雄史诗《英雄希林嘎拉珠》[10]、《英雄古那干》、《陶干希尔门汗》[11]、《英武的阿布拉尔图汗》[12]和《阿贵乌兰汗》(《阿拉坦嘎鲁》的四种异文)¨引，是属于这种有单一情节发展线索的作品。在各地发掘的蒙古史诗中，这类作品最多。我们试以《陶干希尔门汗》为例：从前有个铁木耳嘎尔迪汗，他的儿子叫陶干希尔门汗。陶干希尔门汗有个非常美丽的妻子，名叫阿拉坦希胡尔。离他们很远的东北方向，住着一个15头的安达赉沙拉蟒古思。它发现阿拉坦希胡尔后，便派一名手下的蟒古思在夜间睡觉的时候去把她偷来。安达赉沙拉企图霸占她。可汗早晨起来后，发现妻子不见了。他请北山上的卜者占卜，卜者告诉问蟒古思抓走他妻子。可汗回家后，骑着战马，穿上战袍、战靴，带着弓箭和宝刀，前往东北方征讨蟒古思。在战马的帮助下，他越过天险，跨过大河，奔向蟒古思的地方。他见到一个蟒古思，向他问安达赉沙拉蟒古思的住处。问完了把他砍死，接着赶到安达赉沙拉蟒古思的家，见到了自己的妻子。两人见面后大哭。妻子告诉他蟒古思打猎的地点，陶干希尔门汗找到蟒古思后，猛勇奋战，终于消灭蟒古思，带着妻子回家去过着幸福生活。其他史诗也都这样描写了某英雄与抢夺他妻子或牲畜的蟒古思(或某可汗)之间的斗争。其中《英雄希林嘎拉珠》里，萨力汗浩日蟒古思来偷走的不是英雄的妻子，而是他的弟弟、妹妹和战马。这部史诗在国内外已有六种异文，有的异文中说布尔玛杨俊是希林嘎拉珠的妻子。鉴于国内外学者对这部史诗比较熟悉，我就不多谈了。

　　第三，描写英雄人物远征娶亲及回家后消灭乘虚入侵之敌的事迹的史诗。这类两种不同线索发展的史诗，有《珠盖米吉德夫》[14]、《智勇的王子喜热图》、《阿拉坦曾布莫尔根夫》[15]和呼伦贝尔盟布利亚特史诗《十五岁的阿尔泰孙布尔博克多夫》[16]。寸戈国卫拉特史诗《古南哈尔》[17]和《胡德尔阿尔泰汗》[18]，也属于这类作品。例如，《珠盖米吉德夫》的故事梗概是这样的：珠盖米吉德夫骑着骏马去远方的西南洲，要娶乌兰罗布桑汗的女儿乌仁高娃。可是乌兰罗布桑汗夫妇有意刁难。但英雄经过艰苦奋斗打死了凶暴的凤凰，战胜了天上的名摔跤手，并抓来了外海岸上的淘气的银合马，因而娶了乌仁高娃。当英雄带着妻子回到家乡时，家乡遭到了安达赉沙拉蟒古思的破坏，父母及牲畜已被赶走。夫妻二人去找蟒古思报仇。乌仁高娃变成一个贫苦的妇女到蟒古思家去，给蟒古思放牛犊，暗中谋划营救出公公、婆婆的办法。珠盖米吉德夫在妻子的配合下消灭了蟒古思，救出了父母。夫妻二人带着两位老人，赶着自己的牛马，回到家乡，过着幸福的生活。第三类史诗的后半部都相似，多数情况下前半部亦相似。但这部史诗的前半部与其余史诗不同。其余史诗里，英雄通过“好汉三项比赛”，即赛马、射箭和摔跤，战胜情敌而娶妻。这里除摔跤外，还完成了两项艰巨任务。

　　第四，描写英雄人物前后两次战胜两个不同的掠夺者的史诗。如《阿拉坦嘎鲁布》[19]和《英雄古那干》的几种异文[20]，就是这种史诗。

　　在这四类英雄史诗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就是在它们之间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第一二类史诗的那种情节产生得最早。反映英雄到远方去通过自己的勇敢行为战胜情敌而娶妻和英雄镇压吃人的凶残势力蟒古思的史诗，可能产生于前阶级阶段上。当然，我这里说的是最早期的史诗有过这种情节，并不是说我们在前面所举的现有第一二类史诗，都产生于阶级社会之前。对现有的那些史诗，必须做具体分析。英雄史诗《巴彦宝力德老人的三个儿子》的几种异文，较多的保留着早期史诗的基本面貌。尽管有不少后期因素，但和其他史诗比较，这算是最早的作品。这是反映氏族社会生活的带有神话色彩的史诗。它保留着原始社会抢婚的风俗习惯。这就是这部史诗的可贵之处。它对蒙古史诗的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不过，这部史诗，仍然有一些后加的东西。譬如出发以前算卦的那段描写，不像萨满教的占卜，而带有浓厚的喇嘛教色彩。还有布尔玛杨俊这个名字，也是喇嘛教传播到蒙古地方后起的藏语人名。此外，《英雄古那干》和《阿贵乌兰汗》也属于较早的作品。但前者有当代人加工的部分和现代化的语言。《英雄希林嘎拉珠》中关于佛爷那段描写，是近几百年来出现的事情。不过这不是当代人加工的东西，早在1908年出版的《阿白黑林嘎拉珠》[21]中，也有同样的部分。

　　第三类史诗产生得比前两类晚些。这类史诗的两个情节，可能是在第一二类史诗的基础上发展的。但这不是简单的拼凑，而后人把前两类史诗的情节有机地联系起来，并把它们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结合而创作出另一类独立的史诗。第三类史诗的第一个情节是改变第一类史诗而来的。二者都描写了英雄娶妻子的事迹。在改变的时候，删掉了第一类史诗中的英雄到远方去的路上所进行的一些战斗，突出了英雄通过自己的勇敢行为战胜情敌的部分。这与社会生活的变化有关，在这里那种野蛮的抢婚现象，已经被较文明的“好汉三项比赛”代替了。第三类史诗的第二个情节，是与第二类史诗有密切联系。它们都描写了英雄与蟒古思的斗争。第二类史诗最初反映的是阶级社会前的部落之间的掠夺战争。这里蟒古思进攻的目的是为了抢劫妇女。可是，在第三类史诗中就有了家奴。这里蟒古思掠夺妇女和牲畜外，还往往把英雄的父母抓去当家奴。第三类史诗是有了家奴以后形成的。所以，作者把蟒古思进攻的目的改变了。这样随着社会生活和阶级关系的变化，英雄史诗的内容也在不断地变化。、第四类史诗的两个情节，是由第二类史诗和第三类史诗的后半部所组成的。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呢?我们对照一些作品看一看。现有英雄史诗《阿拉坦嘎鲁》的五种异文，其中除宝尼讲的异文外，其余四种都是第二类史诗。这四种异文的内容与宝尼讲的异文的前半部基本上相同。据各方面情况看，这四种异文是原有的较完整的第二类史诗。它们绝不是宝尼讲的那种史诗的后半部被忘记而剩下的部分。相反，宝尼讲的异文的前半部是由这种第二类史诗改变而成的。我们再看宝尼讲的《阿拉坦嘎鲁布》的后半部。它的故事梗概如下：阿拉坦嘎鲁消灭安达赉沙拉蟒古思回来，发现他的家乡和宫殿变成废墟。他看到妻子留下的信，才知道阿拉其哈拉蟒古思来进攻，并抓走他的妻子和父母，赶走了牲畜。阿拉坦嘎鲁去向蟒古思报仇。他进蟒古思占据区时，变成一个骑着两岁劣马、身上长满癞的小孩。他在路上见到自己的放牧人都变成蟒古思的奴隶，他们还在怀念阿拉坦嘎鲁布。他的父母也做了蟒古思的家奴，给蟒古思捡粪和挑水。见到蟒古思后，他说自己是找骆驼走遍天下的人。蟒古思问他关于阿拉坦嘎鲁的消息。他说阿拉坦嘎鲁早已被安达赉沙拉打死，因而使蟒古思得意忘形。这样，他便见到了妻子和父母，了解到消灭蟒古思的方法。他先消灭蟒古思的几个灵魂，接着消灭其肉体，最后还打死了蟒古思的妖婆和儿子。这种情节与第三类史诗的后半部相同。第三类史诗《阿拉坦曾布莫尔根夫》的第二个情节也是如此。英雄到远方娶妻子回来时，家乡变成废墟。在宫殿的旧迹上看到一封信，他才知道他的家乡遭到安达赉沙拉蟒古思的破坏，父母和牲畜被蟒古思赶走。接着阿拉坦曾布去追蟒古思。在路上他的变身和所遇到的情况以及在父母的帮助下消灭蟒古思的过程，与《阿拉坦嘎鲁》大同小异。第三类史诗《珠盖米吉德夫》和《智勇的王子喜热图》的后半部的基本内容也和它们差不多。除此之外，《英雄古那干》有四种异文，其中的三个也是第四类史诗。这三种异文的主要情节类似于宝尼讲的《阿拉坦嘎鲁布》。可是，这部史诗的第四种异文，属于第二类史诗。这一种异文的内容与其余三种异文的前半部基本上符合。这种情况，也可以证明我们的结论的正确性。第四类史诗，是由第二类史诗和第三类史诗的后半部合并而成的。这类史诗的形成比其余三类晚。甚至它不一定是在英雄史诗时代形成的，但它也可以成为独立的一类史诗。这种情况说明，在史诗的长期演变过程中，也可以出现新形式的作品。

　　二、关于巴尔虎英雄史诗的起源问题

　　蒙古史诗，最初产生于社会发展的哪一阶段上，它们是在什么样的艺术传统和社会生活的基础上产生的呢?我想通过对巴尔虎史诗的分析，对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第一，英雄史诗是在艺术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在古代艺术传统的基础上产生的。蒙古英雄史诗产生以前，也有过一些文学样式，如原始神话、传说、赞词、祝词、歌谣和萨满诗歌。它们是史诗产生的前提和必要条件。没有这种前提，史诗就不可能产生。英雄史诗是在这些传统艺术的土壤上培育出来的。其中尤其是关于蟒古思的传说，直接成为史诗情节发展的核心。巴尔虎史诗是继承和革新关于蟒古思的传说而产生的一种文学样式。

　　在人类童年时代，也就是在原始社会产生了关于吃人的凶残的怪物蟒古思的传说。这种传说迄今还在一些地区流传着。还有在各地蒙古人民中，发掘的民间传说、故事和史诗中，也都有这种传说的痕迹。除蒙古族外，邻近的达斡尔、鄂伦春等民族的传说故事中，也发现了类似的作品。

　　在内蒙古昭乌达盟和哲里木盟一带蒙古族人民中，有许多关于蟒古思的传说故事。这种吃人的怪物，男的叫做“蟒古思”、女的叫做“毛兀子”。史诗里的蟒古思是人格化的怪物，它与人类不同的地方，就是在身上长着许多脑袋。一般出现的有12头、15头、25头的蟒古思，有时也有95头的大蟒古思。达斡尔族人称蟒古思为“蟒盖”，鄂伦春族人叫“蟒猊”或“蟒盖”。在这些民族中也流传着不少类似于蒙古族的关于“蟒盖”的故事。“毛兀子”也是人格化的女恶魔，它的形象使人厌恶。这种女恶魔往往把左乳房驮在右肩上，把右乳房驮在左肩上走。此外，我们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记录了民间故事《达兰台老头和他的儿子》[22]，在这篇故事中，也有那种吃人的妖婆，她还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由此可知，不仅在巴尔虎和其他地区蒙古人民中有蟒古思这种吃人的恶魔的传说，而且邻近的民族中也有类似的传说故事。在大多数情况下，蟒古思是人格化的怪物。但在有的作品中没有人格化，它只是个吃人的凶恶的动物。这种蟒古思不是人类社会中的掠夺者的代表，而是自然界的凶暴势力。据说它能够活吞许多人和牲畜。例如，在新疆卫拉特史诗《英俊的哈尔特布赫》里，英雄哈尔特布赫在远征娶妻的路上遇到一个躺在大山谷里吃过路人的15头阿塔嘎尔哈尔大蟒古思。英雄便把一座小山头连根拔出来堵死了它的嘴。这种蟒古思是自然界的黑暗势力。它在书面文学中也有反映。1240年创作的《蒙古秘史》中提到“吃人的大蟒古思”和“活吞物的可怕的蟒古思”。这指的是自然界里的凶残的肉食动物。《蒙古秘史》的这种活吞物的说法，是从民间传说和史诗中来的。由此可知，在蒙古传说和史诗里，有人格化的蟒古思，也有没有人格化的蟒古思。前者是社会上的掠夺者或勇士作对氏族的化身，后者却是个自然界的有害动物。在原始社会的民间传说里，蟒古思最初是自然界黑暗势力的形象化的代表。后来它逐渐被人格化，成为社会上的野蛮残忍的掠夺者的形象。这种人格化现象，是在野蛮期低级阶段就有过。那时候人们通过想像力，已经开始创作了神话和传说。在蒙古神话和传说的基础上，产生了最初的一批史诗。

　　第二，英雄史诗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是在一定的社会生活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因为初期的巴尔虎史诗主要描写的是英雄与蟒古思的战斗。所以，我们为了搞清楚巴尔虎史诗所反映的是什么样的社会现实，就要分析史诗里的战争。在蒙古族社会发展史匕，曾经发生过连绵不断的战争。自从原始社会的部落战、后来的争夺家奴和财产的掠夺战、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的战争至元朝灭亡后封建割据时期各封建领主之间的混战，等等。那么，巴尔虎史诗反映的是哪一阶段的战争呢?看来它们所反映的不是元代以后的封建战争，也不是成吉思汗那种统一各部落的战争，而是原始社会的部落战争。有些反映的是不同部落个别成员之间的搏斗。在巴尔虎史诗里，根本没有封建统治者那种带领一批将领和军队打仗的人物，也没有那种大的战争场面。史诗里打仗，一般都是一个英雄对一个蟒古思，最多英雄带着亲弟兄或个别助手上战场。打仗的目的也不像封建战争那样占领和统治别人的领地。蟒古思进攻的目的，往往是为了抢妇女，当然有时候就是为了掠夺财产和家奴。我们在前面讲过的那些第一二类史诗中的战争，主要是为了争夺妇女。如在《英雄古那干》[23]里，蟒古思趁英雄古那干不在家之机，抓走了他那日月般光辉的妻子。英雄发现后去追蟒古思，通过惊心动魄的战斗消灭蟒古思而夺回妻子。在《英武的阿布拉尔图汗》里，安达赉沙拉蟒古思前来进攻的目的是“夺走阿拉坦希胡尔夫人，杀死阿布拉尔图汗”。在第三四类史诗中，蟒古思抢妇女和财产外，还抓英雄的父母去当家奴。这种情况下，英雄们也是单枪匹马去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勇敢消灭蟒古思。古老的巴尔虎史诗的神话色彩浓厚，英雄的敌人都是幻想中的形象蟒古思。这种史诗英雄与幻想的形象蟒古思的战斗，是难以与封建战争联系起来的。在它们之间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小能说史诗里反映的就是封建战争。所以，这些史诗里所反映的斗争，只能是人类社会早期的部落战争，甚至是不同部落的个别成员之间斗争的一种反映。根据具体情况看，第一二类史诗所反映的是前阶级时期的部落之战。第三四类史诗形成于阶级分化后，它们反映的是原始社会末期或阶级社会初期的部落战争。

　　在氏族社会的部落战中，肯定会出现一些残酷无情的野蛮凶暴的人物，他们像史诗里的蟒古思那样毁灭一切。在反抗这种掠夺者的斗争中，也会出现一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他们代表自己部落的利益和愿望，通过自己的勇敢行为，战胜了那些残忍的敌人，因而受到全部落的爱戴和崇敬。这种现实生活中的英雄事迹，给人们极大的创作启示。人们为了表达对自己部落的英雄人物的赞扬和对外部落掠夺者的憎恨，借用已有的关于蟒古思的传说，把它们加以熔铸，于是便创作出最初的一批英雄史诗。所以，最初的巴尔虎英雄史诗是在氏族社会部落战争的基础上，继承古老的神话、传说和诗歌的艺术传统而产生的一种文学样式。

　　从第一二类史诗的产生到第三类史诗的形成时期，这在蒙古族社会中是英雄史诗时代，也就是部落战争的那种英雄时代。因为，英雄史诗就在这一时期作为划时代的古典形式创作出来的。这种英雄史诗时代，是从原始社会的野蛮低级阶段开始一直延续到阶级社会初期强大的部落联盟的建立为止。巴尔虎史诗，甚至其他一些蒙古史诗的产生阶段都属于这一时期。

　　我们不能肯定在蒙古历史上到底多少世纪前有过英雄时代。但蒙古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据历史文献记载，到ll—12世纪的蒙古社会中，个别地方还发现过一些没有统治者的氏族。这种情况说明，蒙古社会中的英雄时代，不会像希腊那样在几千年以前就结束了。

　　第三，英雄史诗反映了原始社会的风俗习惯，并保留着不少神话传奇色彩的因素。我们在前面介绍过巴尔虎史诗《巴彦宝力德老人的三个儿子》。其中弟兄三人在姑娘的父亲不愿意的情况下，逼着他答应嫁女儿。这是古代抢婚制的反映。反映这种抢婚习惯的史诗是罕见的。在后来的史诗里，婚姻已变为先由父母定亲，后由男子通过自己的英雄业绩(即通过“好汉三项比赛”)战胜情敌而娶妻。这是两个不同的婚姻制。英雄人物通过“好汉三项比赛”，即赛马、射箭和摔跤中取得胜利而结婚，这不是抢婚现象。举行“三项比赛”是在蒙古社会中选择好汉的一种比较文明的手段。

　　在许多史诗里，都有蟒古思乘机抓走英雄的妻子的事件。不能说这也是抢婚现象。在巴尔虎史诗里，正面英雄人物抢姑娘和掠夺者抢有夫之妇，是两种不同的现象。前者属于抢婚制度，在史诗里得到支持和赞扬。后者是一种恶劣的社会现象，在史诗里受到谴责和鞭笞。在蒙古社会生活中，抢有夫之妇的现象一直延续到成吉思汗时代。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仑本来是篾儿乞惕部赤列都的妻子。在赤列都娶妻回家的路上，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碰见他们。他回家去带几个兄弟来，抢诃额仑做了自己的妻子。后来篾儿乞惕部报复，他们抓走铁木真的妻子孛儿帖兀真，做了赤列都的兄弟赤勒格儿孛阔的妻子，因为这时赤列都已死去。这种现象与古代抢婚不同。当然，这是从古代抢婚时代遗留下来的社会上习俗。在《巴彦宝力德老人的三个儿子》中，出现的那种抢婚是在人类社会早期的现象。恩格斯曾说：“自从对偶婚发生时起，便开始有抢劫和购买女性的现象出现而成为普遍征兆……”[25]又说：“对偶家庭是发生于蒙昧期和野蛮期相交的时期，大半是在蒙昧期高级阶段上，[26]而只有个别地方是在野蛮期低级阶段上。”在早期巴尔虎史诗中，可能反映了蒙古族社会的蒙昧期高级阶段或野蛮期低级阶段上出现的抢婚习惯。这种婚姻制度的反映，也翻过来有助于我们鉴别巴尔虎英雄史诗产生的时代问题。

　　此外，在巴尔虎史诗中，还保留着图腾崇拜、灵魂崇拜、相信梦幻和占卜等等蒙古族原始萨满教的风俗习惯。在史诗中，除蟒古思这种神话色彩的形象外，还有一些神奇的现象。如在第三四类史诗中，英雄走到他乡异地，便变成一个骑着两岁劣马的癞小子。这一切现象也都可以证明，巴尔虎英雄史诗是在原始社会里产生的。

　　三、关于巴尔虎英雄史诗的主人公

　　巴尔虎史诗的正面主人公，除他们的姓名外，还有各种称呼。常见的有“巴特尔”、“莫尔根”和“可汗”(或可汗之子)。在个别情况下，还遇到“巴彦”、“诺彦”、“博克多”和“安本”等较晚出现的称呼。这种“巴特尔”、“莫尔根”和“可汗”等概念，在古代和现代有不同的涵义。现代的“可汗”(汗)，就是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相当于汉文“皇帝”和“国王”的意思，可是现代的“巴特尔”是英雄，“莫尔根”是智者和神箭手。所以，有些人用现代称呼的意思，去给史诗的主人公划阶级成分、贴阶级标签。他们肯定可汗就是封建皇帝，巴特尔、莫尔根是普通人，有可汗的史诗是歌颂封建统治者的作品。这样仅仅根据史诗人物的现代称呼，不分析具体史诗的具体情况是无法得出正确结论的。

　　如果我们分析巴尔虎史诗，对照各种史诗的正面主角，就可以发现史诗里一些可汗与那些莫尔根、巴特尔等人物之间没有什么区别。有的史诗里说，某某可汗有满山遍野的马牛羊、有什么金顶银墙的宫殿、有贵重的战袍、战靴、宝刀和弓箭，等等。根据这种情况看，这种人物似乎接近现实生活中的可汗。但是，其他史诗里的那些莫尔根和巴特尔，也同样有这些东西。希林嘎拉珠巴特尔和古那干乌兰巴特尔的宫帐和战斗武器并不比陶干希尔门汗、阿布拉尔图汗的差。希林嘎拉珠的宫帐是“黄金般的帐顶、白银般的围墙、珊瑚般的墙柱、水晶般的天窗。在那围墙的四周、雕刻着凶猛的大鹏。在那围墙的四壁、雕刻着残暴的鳄鱼。”本来说希林嘎拉珠是孤儿，但这孤儿不但有这种宫殿、而且还有什么佛堂和武库等。史诗里说“希林嘎拉珠巴特尔，走进存放武器的库房。他穿上坚韧的黑铠甲，带上大黑羊角弓，拿起那神灵的雕羽箭，佩上那入鞘22柞，出鞘22庹长的宝剑。”看过一些蒙古史诗的人都知道，几乎所有的蒙古史诗的主人公都拥有这样的宫殿财物以及战斗武器等等，并不是可汗才有这些东西，而巴特尔、莫尔根就没有。对这些宫殿、财物以及战斗武器等事物的描写上，反映了后代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显而易见，这些不是原始社会产生的东西，而当现实生活中出现了豪华的宫殿、精良的武器等等以后，按照它们的模样装点美化了史诗中英雄的蒙古包和武器的结果。在史诗里这些东西不是不可缺少的部分，而是可有可无的虚构的表面现象。凭这类现象来区别史诗里的英雄人物给他们划定阶级成份是徒劳的，滑稽的。巴尔虎史诗的主角可汗与巴特尔、莫尔根之间不存在什么本质的差别。如果把一些史诗中的巴特尔、莫尔根换成可汗，或者把可汗换成巴特尔、莫尔根，对那些史诗的内容没有什么影响。所以，仅仅根据称呼去区别英雄史诗的主人公是不科学的。不能把史诗中的可汗都说成封建统治者。

　　那么，应该怎么样看巴尔虎英雄史诗中的可汗呢?英雄史诗中的可汗是现实社会中的可汗的反映。先有了现实社会中的可汗，才会在史诗里出现可汗。据历史记载，从公元4—5世纪起，在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中就有过可汗。尤其是在五世纪初，柔然酋长社仑自称“可汗”。从此以后，这种称号更为流行。大家所熟悉的是在《木兰辞》里几处出现可汗。梁沈约《宋书•吐谷浑传》日：“可寒[27]，此天意，非人力也。”沈约说：“可寒，宋言官家也。”还有北齐魏收《魏书•吐谷浑传》日：“可寒，华言天子也。”以上用语虽然有所不同，官家也罢，天子也罢，都说明当时的可汗是北方民族的一种头面人物。在那个时候，蒙古族还没有进人封建社会，不可能有封建皇帝。对蒙古族来说，当时的可汗所指的不过是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酋长、首领而已。据《蒙古秘史》记载，在11—12世纪蒙古社会中有过许多可汗。如合不勒合罕[28]、俺巴孩合罕、忽图刺合罕和也速该合罕，等等。当时，这些可汗先后都是一个部落的酋长。当然，这个时期的部落酋长与原始社会的部落酋长不同。他们难免有一些统治者特征。但他们不是封建皇帝。在蒙古社会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封建皇帝就是成吉思汗。从成吉思汗以后的可汗，才是封建统治者。不过其中还有差别，有元朝的大可汗，也有四大汗国的可汗。元朝灭亡后，明代蒙古社会封建割据时期，各个封建领主也自称“汗”。

　　总之，“可汗”不是一种固定的概念。一千多年以来，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它的涵义也在不断的变化。从阶级社会前的氏族和部落的酋长、首领到阶级分化后的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领[29]、封建领主、一直到最高封建统治者皇帝，都曾被称为“可汗”。

　　我们在前面考证，巴尔虎史诗最初产生于氏族社会。现在又证明，氏族社会的酋长、首领也被称为“可汗”。巴尔虎史诗里的可汗，不像后来那些封建社会的统治者，而他们的形象很像原始社会的酋长、首领等人物。我们在前面说过，巴尔虎史诗的可汗，他们上战场不像封建统治者那样带领大批将领和军队去打仗。史诗里的可汗是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们和其他英雄人物一样，往往都是单枪匹马去与传奇色彩的形象蟒古思打仗。他们通过个人的刚强的意志、无畏的勇气和力量战胜敌人而取胜。我们认为，有些巴尔虎史诗的正面可汗，是氏族社会的酋长或首领的艺术反映，也就是那些人物的加以理想化的艺术形象。巴尔虎史诗里的许多可汗基本上都保留着氏族社会里的酋长或首领的特点。当然，在封建社会的长期流传过程中，在他们身上难免带上一些阶级社会的统治者的特征。虽然如此，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那一部巴尔虎史诗的正面主人公完全变成为像奴隶主和封建主那种人物。有的人把喜热图莫尔根汗当作奴隶主。但是，史诗里很难找到描写他压迫和剥削奴隶的情况。没有奴隶主特征的可汗，也说成奴隶主，这是不科学的。把喜热图莫尔根汗当作奴隶主的人，把巴尔虎史诗中共有的那些宫殿、牲畜、战斗武器等表面现象当成了主要的证据。甚至他们所依据的一些现象，是当代讲述者和整理者外加进去的东西。

　　必须指出，巴尔虎史诗里有正面的可汗和反面的可汗。史诗的作者站在勇士的立场上塑造了正反面的两种可汗形象。其实他们都是部落酋长和首领的反映。但史诗里对这两种可汗的态度完全不同。正面可汗是被歌颂的自卫反攻者，反面可汗是受到谴责的掠夺者。史诗对正面可汗是尽量突出他们的优秀品德，而对反面可汗却突出他们那种掠夺者的特征。他们正像当时的掠夺他部落的可汗那样野蛮、残酷、诡诈、贪婪和荒淫。和他们相对立，正面可汗具有正直、忠厚、宽恕、勇敢和刚毅等当时人们的优秀品质。这样他们成了完全不同的典型。把这种完全不同的两种可汗都说成奴隶主，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除史诗里原有的可汗外，还有一些可汗的称呼，可能是后人加的。这里有各种原因。其中有个重要的原因，是人民群众借用这种“可汗”去反对现实社会中的可汗。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阶级的思想。封建统治阶级造成了对可汗的迷信，利用可汗去愚昧老百姓。在那种情况下，人民群众也借用口J汗的名义。他们把自己爱戴的英雄史诗的正面主角称“可汗”，并把他们加以理想化后与现实社会中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人民的可什相对照，以这种理想化的可汗去反对现实社会中的暴君。在蒙占族英雄史诗和世界各国史诗中，有不少这种理想化的可汗(君主)。巴尔虎史诗中的可汗是很复杂的。他们的产生有许多不同情况。不考虑那种复杂情况，轻易地给史诗的可汗乱贴阶级标签，得不出正确的结论。

　　我们在前面说，氏族社会的酋长和首领曾被称作“可汗”。此外，有时候这些酋长和首领也有“莫尔根”和“巴特尔”等称呼。据历史记载，在11—12世纪蒙古社会中“莫尔根”是部落首领的称呼。所以，有些史诗里的莫尔根和巴特尔等人物，也同样是部落酋长和首领的反映。因此，那些有可汗、莫尔根、巴特尔等正面主人公的史诗之间没有区别。当然，不能说巴尔虎史诗的正面主角都是部落酋长、首领的反映，在部落战争时期，除了酋长和首领外，普通的部落成员也可以成为英雄人物，而且这种英雄人物比比皆是。在英雄史诗中，他们的事迹也同样会得到反映。实际上在巴尔虎史诗中，描写这种普通人的英雄事迹的作品不少。我们要对具体史诗的人物做具体分析，不能不把他们区别开来。

　　总之，以上情况说明了巴尔虎史诗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过程。巴尔虎英雄史诗最初产生于史前时期。在原始艺术传统的土壤上，以氏族社会的部落战争为背景，在野蛮期中低级阶段上，产生了第一批巴尔虎史诗(如有的第一二类史诗)。在这些初期史诗的基础上，在原始社会末期和阶级社会初期，形成了另外一些史诗(如有的第三类史诗)。这种史诗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同时，还在各方面继承了原有史诗的传统。从第一批史诗的产生到这一类新史诗的形成阶段，是在蒙古族社会中的英雄史诗时代。因为就在这一时期，蒙古英雄史诗作为划时代的古典形式创作出来了。

　　巴尔虎英雄史诗从原始社会产生迄今，在这漫长时期的口头流传过程中，经常不断地发展和演变，无论从史诗的形式、内容和正反面人物形象，都有一定的变化。在形式方面，从小到大、从最简单到较复杂、从单一情节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情节、从少数史诗到许多史诗、从一部史诗的一种原文到多种异文，巴尔虎史诗是这样逐渐地发展和演变过来的。因此，时至今日，有了如此众多的英雄史诗。巴尔虎史诗的内容，也随着时间的远近、社会性质的变化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以及讲述者思想观点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其中神话色彩的因素越来越减少，具体的现实的成分越来越多;古老的早已不存在的事物，逐渐被人们忘记，后期的新东西不断地增加。因此，在现有的口头流传下来的一些英雄史诗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和不同阶级的因素。这就是说，在巴尔虎英雄史诗中有它们产生时期的内容，也有其前后期出现的事物和现象。史诗是有这样两重性的作品。拿巴尔虎史诗的人物来看，起初反面人物都是由神话、传说中借用的幻想的形象蟒古思，后来除蟒古思外，还出现了一些可汗。这种可汗的形象，原是部落战争时期那种掠夺他部落的凶暴的酋长和首领的反映。后来有的具备了阶级社会的压迫者和剥削者的特征。巴尔虎英雄史诗的正面主角，原是部落战争时期反对掠夺战中出现的英雄人物形象。这种英雄人物，有的是部落酋长，有的是普通的部落成员。在史诗的流传过程中，原来的有些部落酋长的形象，在表面上带上了后来的统治者的一些特征。这一切是巴尔虎英雄史诗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过程，也就是它的发展规律。如果不注意巴尔虎英雄史诗的这种发展规律，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和评价具体作品。

　　(说明：这篇论文完成于1980年6月，这次作一些文字加工)

　　注 释

　　[1]《江格尔传》(托忒文)，托•巴德玛、宝音克希格等整理，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版。

　　[2]《阿斯尔查干海青》，扎鲁特旗说书人朝鲁(男，1962年86岁)和那顺帖木耳讲述，巴达玛整理。

　　[3]《道希巴拉德》，说书人巴拉吉尼玛讲述，道仁嘎、索尤拉图整理。

　　[4]蟒古思，即恶魔。

　　[5][23]史诗《英雄古那干》和《智勇的王子喜热图》，见《英雄古那干》一书，蒙文，甘珠尔扎布编，纳-赛音朝克图校，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6]《巴彦宝力德老人的三个儿子》的三种异文的讲述者有：扎哈塔(陈巴尔虎旗人，男，27岁，牧民)、道尔吉昭达巴(陈巴尔虎旗人，男，25岁，牧民)和好尔劳(新巴尔虎右旗人，女，59岁，牧民)。三种异文搜集于1962年，第三种异文的整理者道仁嘎。

　　[7]《阿拉坦希胡尔图汗》史诗的讲述者：内蒙古伊盟乌审旗人孟和巴图(男，1960年72岁)、整理者道仁嘎。

　　[8]桑吉德玛、新巴尔虎右旗人，女，1962年60岁，牧民。

　　[9]史诗《英俊的哈尔特布赫》的讲述者额仁策，新疆和精县牧民，男，1978年24岁。

　　[10][12][14][18]见《英雄希林嘎拉珠》一书，仁钦道尔吉搜集整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11]《陶干希尔门汗》的讲述者罕达(新巴尔虎右旗人，女，1962年68岁，牧民)。

　　[13]《阿贵乌兰汗》的四种异文的讲述者：达木丁苏荣(陈巴尔虎旗牧民，男，1962年34岁)、乌尔根毕力格(陈旗牧民，男，1962年25岁)、胡和勒(陈旗牧民，男)和巴尔嘎布(陈旗牧民，男，1962年65岁)。

　　[15]《阿拉坦曾布莫尔根夫》的讲述者：达木丁扎布，男，1962年40岁，新巴尔虎右旗牧民。

　　[16]《十五岁的阿尔泰孙布尔博克多夫》，中央民族学院教师巴图孟和整理。

　　[17]《古南哈尔》的讲述者：新疆和精县人仁钦，(男，1978年24岁，牧民)。

　　[19]《阿拉坦嘎鲁布》，见《民间文学》1979年第六期(原为《阿拉坦嘎鲁》)。

　　[20]《英雄古那干》的第一种异文见《英雄史诗集》，蒙古语言文学研究所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二种异文的讲述者美达嘎(新巴尔虎右旗女牧民)，第三种异文的讲述者罕达(新巴尔虎右旗女牧民，1962年73岁)。

　　[21]史诗《阿白黑林嘎拉珠》，见扎木萨莱诺、鲁德乃夫编《蒙古人民的文学范例》(俄文)，1908年。

　　[22]《达兰台老头和他的儿子》，见《民间文学》1962年12月号。

　　[24]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3页。

　　[25][26]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07、211—212页。

　　[27][28]可寒、合罕，即可汗。

　　[29]有的历史学家认为蒙古族没有经过奴隶制发展阶段(见《光明日报》1980.8.1第三版)，这有可能。所以，我们没有叫“奴隶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