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神话母题的演变是神话传承中一种常见现象。本文以文化祖先型神话中具有代表性的盘古神话为例，在学理层面探讨了神话母题演变与母题层级结构的关系，阐释了神话母题表述的变化、神话母题内涵的延伸、神话母题性质的演变等几种情形，分析了神话载体、神话讲述人、神话传承民俗环境以及神话研究成果等对神话母题演变的影响。

　　关键词 神话母题；母题演变；神话传承；盘古神话

　　神话母题是神话叙事中积淀而成的最自然的表意单位，也可以称之为具有叙事结构分析功能的“文化基因”。无论是从客观事实还是学理逻辑而言，母题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在其产生与传承过程中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正是基于神话母题自身的变化与发展，才导致古老神话在后世传承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我们辩证地认知这些神话学实践中出现的基因变化或转基因现象，对合理分析与利用包括神话在内的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价值。当然，神话的内容与形式种类繁多，不同神话类型的母题在传承中的演变情况不尽不相同。本文选择文化祖先型神话中具有代表性的盘古神话为例，以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多种叙事情况为参照，对神话母题在传承中的演变问题作些探讨。

　　一、母题层级结构语境下的神话母题演变

　　人们常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盘古”作为中华文化乃至中华文明的标志性符号，其传播之广与影响之深不言而喻。盘古神话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与之神话母题的演变具有密切的关系。

　　试图考察盘古神话母题的演变，首先要准确把握母题的性质，并关注母题在不同神话叙事中存在层级结构。神话“母题”的学术价值之一就是通过母题提取与聚类的定量分析而实现对神话叙事的定性研究。关于神话母题的概念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此处不再累述。但能否从学术研究客观需要出发科学界定神话母题却是一个制约能否真正体现母题价值的难题。这里需要解决两个问题，即“母题的大小”与“母题的层次”。

　　“母题”概念较早源于音乐、绘画中的“元素”，但神话母题的提取与呈现又与一般感官所判断的对象性质不同。从中国神话学研究学术史看，有些研究者以静态的标准对待神话母题，把“母题”看作是一个稳定而不能变化的“最小单位”，尽管这一说法看似很有道理，用“最小”作为限定词很容易解决了母题的定量与定性问题，但却违背了研究对象的事实。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而言，试图把某一个特定研究对象确定为“最小”应该是不可能的。人们把“母题”作为一种测量工具或测量单位，总希望它最小只是为了测量的更精准，但事实上不同的测量对象会需要不同的测量单位。以长度为例，如果测量两个星球间的距离，一般会使用“光年”；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一般会使用“千米”；测量人的身高一般精确到“厘米”，而利用仪器测量人眼看不到的物质之间距离则会用到“忽米”“微米”“纳米”“皮米”“飞米”等，显然对于不同对象的量化需要不同的尺度，如果固守“最小”就很容易导致研究视角的僵化，在利用母题具体分析问题时也会削足适履。战国时代的庄周在其《庄子·杂篇·天下》中就明确提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对于人文社科的叙事的分析而言，也是如此。不同研究者对神话母题的界定与提取带有主观性，一个母题的内涵与外延在逻辑上也处于互动状态，一旦过分讲究“最小”就会导致分析过程中不可知论或无意义的争论，所以即使对民间叙事做出大量母题索引的斯蒂·汤普森到后来也修正了自己早期把母题当作“最小单位”的观念，认为“母题”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对于叙事对象的可分析性。因此可以认为，母题的大小是辩证的相对的。

　　母题大小的相对性的具体表现就是神话母题的层级性。事实上，汤普森在不断修正母题“最小单位”观念的同时，在提取的神话、传说、故事等二十一类母题中也无一例外地应用到母题的层次包含关系，如针对提取的神话母题划分出创世神、三界神、半神、文化英雄、世界起源、世界灾难、自然秩序、人类起源、动植物起源等，显然这些母题类型的划分并没有一个相当明确的标准，而是存在某些包含关系。如上面几类不同性质的神会与世界起源、自然秩序、人类起源等存在必然联系，这种情况也表明神话文本叙事的本身会具有母题排列组合的复杂性，同一个母题在表达不同主题的神话时，它在母题链组合链条中的功能或表意会有所不同。

　　神话母题的层级性为母题演变提供了逐级分析平台。一方面根据母题的大小可以构成母题的不同层级，另一方面又可以在不同的神话母题层级中分析与细化母题的大小。如盘古神话母题的层级可以划分出不同的层级。

　　1.第一层级母题。盘古神话叙事的第一层级母题可以看作是母题的第一大类。具体内容划分如下：

　　（1）盘古的产生；

　　（2）盘古的特征；

　　（3）盘古的身份与职能；

　　（4）盘古的生活；

　　（5）盘古的事迹与经历；

　　（6）盘古的关系；

　　（7）盘古的死亡与纪念；

　　（8）盘古的遗迹与遗俗，等。

　　2. 第二层级母题。如果选择上面第一层级中的“盘古的事迹与经历”为例，继续划分出下一级母题，则会有产生“第二层级母题”的如下情形：

　　（1）盘古创世；

　　（2）盘古开天辟地；

　　（3）盘古创造万物；

　　（4）盘古创造人；

　　（5）盘古创造文化；

　　（6）盘古的征战；

　　（7）盘古其他经历，等。

　　3. 第三层级母题。如果选择上面第二层级中的“盘古开天辟地”为例，继续划分出第三层级的母题，则会有如下诸多情形：

　　（1）盘古开天辟地的原因；

　　（2）盘古开天辟地的时间；

　　（3）盘古开天辟地的地点；

　　（4）盘古开天辟地的方法；

　　（5）盘古开天辟地的参与者；

　　（6）盘古开天辟地的情形；

　　（7）盘古开天辟地的结果；

　　（8）盘古开天辟地的相关事件，等。

　　4. 第四层级母题。如果选择第三层级的“盘古开天辟地的情形”为例，继续划分出第四层级的母题，则会有如下诸多情形：

　　（1）盘古用手脚劈出天地；

　　（2）盘古用特定工具开天辟地；

　　（3）盘古撑开天地；

　　（4）盘古把天顶高；

　　（5）盘古拉天缩地；

　　（6）盘古与其他人物共同开天地；

　　（7）盘古开天辟地时出现失误，等。

　　5. 第五层级母题。如果选择第四层级的“盘古用特定工具开天辟地”为例，继续划分出第五层级的母题，则会有如下诸多情形：

　　（1）盘古用斧子开天辟地；

　　（2）盘古用鞭子挥开天地；

　　（3）盘古用大刀分开天地；

　　（4）盘古用大锤和凿子分开天地；

　　（5）盘古用石片分开天地；

　　（6）盘古用钻分开天地；

　　（7）盘古用龙爪和龙尾分开天地，等。

　　6. 第六层级母题。如果选择第五层级的“盘古用斧子开天辟地”为例，继续划分出第六层级的母题，则会有如下诸多情形：

　　（1）盘古用开天斧劈开混沌；

　　（2）盘古用开山斧劈开特定；

　　（3）盘古用大斧劈开宇宙卵；

　　（4）盘古用板斧劈开白雾；

　　（5）盘古用神斧劈开天地；

　　（6）盘古用石斧劈开天地；

　　（7）盘古用金斧劈开天地；

　　（8）盘古用玉斧劈开天地，等。

　　如果第六层级中的一些母题加上相关的修饰或限定词还可以继续细分，规定出相应的再下一级母题的内涵与外延，如“盘古用神斧劈开天地”的下一级母题可描述为“盘古用神斧劈开天地，天慢慢上升，地逐渐下降”“盘古用神斧劈开天地，浊下沉变泥土成大地，清上扬结成片成天空”“盘古用神斧劈开大鸡蛋，蛋清飘到天上变成天空，黄落在下面变成土地”等。

　　从上面有关盘古神话母题的层级情况不难看出，当需要表达一个特定神话主题时，所选择的神话母题极其丰富且具有不稳定性，任何一个大一级的母题类型都可能包含若干小的层级，对各个层级母题的选择通常可以跨层级选择，而任何一个小的层级母题都可能会归属于不同的神话类型，这样才会形成由不同母题组合而成的不同母题链。尽管母题链在表达某一特定主题或主要情节时会有核心母题、基本母题或辅助性母题的区别，但由于神话自身集体创造与口头传承的基本性质，就会导致母题的再创造与再表述一直处于动态发展的过程中，而相关母题结构的层次性也越来越细致或复杂。如神话讲述人在描述“盘古用特定工具开天辟地”这个情节母题时，到底是使用石斧、板斧、开天斧，还是使用当地能够见到的其他用来分开物体的工具，都会带有很多不确定性或创新性，甚至一些现代出现的工具应用到神话中也是常见的现象。

　　二、神话母题演变的几种情形

　　神话母题的演变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会有不同的结果。从神话母题的数量而言，随着神话在传承过程中的变化，会出现神话母题的增加、神话母题的减少，神话母题的消亡等情形；从神话母题表意本身而言，会出现母题表意内涵与外延的变化、神话母题含义的引申等。在此综合神话母题的内容与形式，可以归纳出如下几种情况。

　　1.神话母题表述的变化。任何神话的生成都是通过若干叙事元素来支撑的，但神话的传承绝不会像录音或摄像那样把以前的神话原原本本地复述出来，即使有些特别强调讲述规矩而声称不敢轻易一字的讲述者，也会由于神话传承过程中特定语境的变化，使某些神话叙事细节发生改变，因而表现出神话母题表述的变化。

　　如盘古神话中的“盘古的产生”母题。这个母题的产生时间并不能说是我们目前发现的文献文本的产生时间。有研究者认为发现记载盘古神话的最早文献是三国时吴国人徐整的《三五历记》或《五运历年记》，于是就将盘古神话母题产生的时间确定为三国时代。但事实上在民间开始流传盘古神话的时间是很难溯源，况且今天所见神话文本一般都是文人从民间采集加工整理的结果，所以可以认为《三五历纪》中的“混沌生盘古”母题应与中华史前时代就广泛流传的“卵生”神话母题密切相关。关于盘古的“垂死化生”母题也在史前神话思维中普遍存在。同样《五运历年记》中关于“盘古的眼睛变日月”或者“眼睛的闭合形成阴晴”，这与成书于战国时期至汉代初期的《山海经》中记载的“烛龙”，也存在母题间的相似性。从根本上说，神话叙事的关键更在于“事件”的塑造，通过一系列“事件”建构出一个明确的主题，而作为看似重要的“人物”只不过是充当了这个“事件”的名誉责任者，如果塑造同一类文化英雄或其他文化祖先主题时，都可以套用这类母题结构。

　　通过大量关于文化祖先的神话文本比较不难发现，神话在表达文化祖先的荣耀时，不仅会有“不平凡的出生”，而且也常常会有“育化万物”“创造文化”“征伐立功”“恩泽后世”等本领，所以我们阅读这类神话时往往会有千人一面、所做的事迹也大多似曾相识的感觉。之所以形成文化祖先崇拜，一个重要的评价标准就是这位祖先为后人留下了什么重要的物质遗产或精神遗产。从一定程度上说，无论是盘古，还是伏羲、女娲、炎、黄、尧、舜、禹，这些文化祖先对文明的创造与培育文化之根都有大致相似的贡献，在母题的使用上出现大同小异的叙事或根据时代变迁做一些变化、通融乃至张冠李戴也显得非常自然。

　　2.神话母题内涵的延伸。许多神话被誉为神圣的叙事，在引导人们的价值观与审美观方面也会与时代发展相适应，如盘古神话中的“盘古是文化祖先”母题也会延伸到“中华龙文化”母题的叙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传统文化中的符号化过程中形成了家喻户晓的“龙的传人”母题，盘古作为开天辟地的创世大神在后世传承中自然也会与“龙”发生关联，并在后来的传承中就会增加上与“龙”相关的一些母题，如盘古的产生时说盘古“最高处住着的九条龙轮流孵俩龙蛋。孵到八千年的时候生出大神盘古。” ^【1】，盘古的体征时描述为“盘古之君，龙首蛇身，嘘为风雨雷电。” ^【2】，盘古的后代也具有龙的特征，如盘古的四个儿子人称“龙王”^【3】，盘古的后代是“龙犬子孙”^【4】 这一系列的形象就很好地支撑了“盘古”与“龙”的关系，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对盘古的始祖形象形成相应的共识与文化认同，也使“龙”这个象征性符号在更久远的文明溯源中找到依据和自信。这一文化认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无疑具有积极作用。

　　神话母题通过不断延伸，就会增加其传播的文化附加值。母题表意的延伸使神话叙事过程更好地与文化再创造的目的性紧密结合起来，与时代的需要结合起来，与文化的发展规律结合起来，甚至与讲述者自身的利益结合起来。其中有些盘古神话母题还会与地方性知识相结合。我们不难发现，在表达盘古母题时，许多地方性盘古神话文本往往由“盘古的产生”延伸出“盘古的出生地”，再由“盘古的出生地”延伸出“盘古与当地风物”的关系，由此出现了盘古在河南，盘古在河北，盘古在广西，以及不同的盘古山、盘古庙、盘古洞等众多神话母题，。这些母题的大量出现以及为盘古增加的文化新内涵，不仅使盘古神话的内容更接地气，而且流传起来更有人气，增强了盘古神话的生命力和传播度。

　　根据盘古神话叙事中母题的性质与功能可以大致划分为有关的盘古的名称性母题、语境性母题和情节性母题三种不同类型，虽然名称性母题和语境性母题可以通过增加定语或状语的方式对母题的规定性造成延伸，但相比之下情节母题在神话传承中延伸更为突出。情节母题内涵的延伸有多种实现形式，如由盘古的开天辟地、化生万物延伸到盘古的文化创造，由盘古的文化创造延伸到盘古与生产生活知识的密切联系，由盘古与社会文明的关系延伸出盘古与中华民族进取精神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等。正是由于这些母题延伸，才使神话在传承中不断发展和丰富，不断适应着人们对提升文化审美的需求。虽然许多神话的传承者在讲述和表达神话母题过程中，对什么是神话和母题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判断，但不但否认每个人都可能在自己的生活和生产中凭借自己的经验不断汲取新的知识与信息，努力丰富和发展已有的神话母题，通过情节的创新与多样化使原来的神话人物更加丰满，表述更加生动，主题更加鲜明。从这个角度考察母题时，这些母题也就成为有了生命的实体，是一种“活”的存在，甚至会“子又生子，子又生孙，子子孙孙无穷尽焉”，进而使神话伴随着人类发展的整个进程。

　　3.神话母题性质的演变。某种程度上讲，关于母题的性质的界定是一个学术研究的方法问题，是根据神话研究表达的需要对神话母题的内涵与功能作出的主观性判断，会涉及神话文本的文类、主题、情节表达、母题链的构成等诸多因素。正是基于这类情况的复杂性，导致至今仍有不少研究者一直纠结于神话与传说、神话与故事、神话与寓言童话等文学体裁的概念区分之中。事实上，任何一个母题或由不同母题构成的母题链都可能会出现在不同的叙事文类之中，以母题为切入点研究神话的传承或神话母题链的功能，并不会像自然科学的数据分析那样一般都具有客观的可以物理化的标准，而是带有非常明显的主观性，所以无论是母题在神话创作中的使用，还是欣赏者研究者对神话母题的提取与分析，因观察的角度不同往往会结果迥异，有时还会出现学者对特定现象作出强制性的阐释。因此一个母题到底具有怎样的性质以及如何定位阐释，很大程度上受限于研究者的文化素养、知识经验、分析环境等多个方面，与人们的社会实践密切相关。有时关于神话母题性质的变化看似一个一个静态的研究结论，而实际上却是一个学术实践的理论探讨问题，随着人们对神话发展的不断反思，会对神话母题的性质形成动态的考察与定位。

　　例如，盘古神话文本中出现“盘古”与“盘瓠”以及这两个名称的融合就属于神话母题性质的演变。如有研究者认为“盘古神话的最早记述者为三国时豫章(今南昌)人刘整（疑为“徐整”），当时豫章地近蛮荒，可以设想盘古即盘瓠。” ^【5】 “苗、黎、彝等族也流传着一个大同小异的神话传说，即盘瓠又叫盘古，是由龙变为神犬，故叫龙犬。” ^【6】 “瑶族的始祖称‘盘瓠’或‘盘古’。‘瓠’‘古’仍是“瓜”的意思。” ^【7】 “过山瑶将盘古视为祖先神，在他们生活的各个环节中，都要拜祀盘古王，在他们的故事和歌谣中盘古和盘瓠有时是同名的。” ^【8】 “《源流歌》《盘王出游歌》《过山根》等篇章里要么把‘盘古’想象成瑶族的远祖兼有开天辟地之功，要么把‘盘古’与瑶族的人文始祖‘盘瓠’等同起来。” ^【9】无用累举，虽然从叙事主体看盘古神话与盘瓠神话性质不是同一种类型，盘古是创世神话中的创世神，而盘瓠则明显是祖先神，但在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的神话叙事中以及研究者心目中二者却融合在一起。正是基于对母题性质的不同定位，在神话学术史还曾出现过颇有影响的盘古神话起源的印度说、巴比伦说、中原说、西北说、南方说、苗瑶畲族说、环太平洋文化因子说等不同推断，虽然有些结论与盘古神话母题的本质相差甚远，但不能不说这些都反映出盘古母题性质的变化。

　　总体而言，盘古神话母题的演化体现了口传文化、区域文化乃至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种发展趋势和规律。任何神话的传承都是原有神话所蕴含的某种理念与当今文化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因此神话的文化价值包括其反映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只有同社会自身发展的需要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得到具体有效的体现。从这个方面说，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不同生产生活方式，都会不同程度融入神话母题发展变化之中。

　　三、影响神话母题演变的几个主要原因

　　母题的演变成为神话传承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之所以一些神话母题出现转基因现象，既有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也迎合了受众对神话叙事生动性丰富性的客观追求。母题只有在神话传承中具有与时俱进的自适性，才能保证神话传承与应用的生命力。影响神话母题演变的因素很多，在此择其要者，做些简单归纳。

　　1.神话载体的丰富性导致神话母题的演变。神话母题在多种载体之间的转化与表述会产生差异性。关于神话的载体形态，有的划分为散体神话、韵体神话和散韵结合体神话；从神话的创作形式或创作思维方法划分为原生态神话、次原生态神话和拟神话等。同一个主题或者同一类神话的叙事在不同的载体语境下，母题的表现方式会有明显的差异。同样是相对灵活的盘古神话散文体，古代文献与当今口头散文体叙事也会存在很大区别。如关于盘古产生的母题，记载盘古的早期文献如三国时代吴国人徐整在《三五历记》中有“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 ^【10】的描述，这高度概括的文字可谓惜墨如金，但盘古到底在混沌中如何孕生却不得而知，需要读者发挥想象力方能摩划出个大概；东晋葛洪的《枕中书》记载“昔二仪未分，瞑涬鸿蒙，未有成形，天地日月未具，状如鸡子，混沌玄黄，已有盘古真人。”而明代周游创作的接近白话的小说《开辟衍绎通俗志传》第一回中关于盘古的产生就进一步具体化，描述为“天地合闭，像个大西瓜，合得团团圆圆的。合闭已久，若不得开，却得一个盘古氏。”相比之下，同样是“卵生盘古”，在进一步形成更细化的母题层级时，民间口头散文体叙事则显得描述更细致生动也更接地气，如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南宋乡的神话说“混沌卵中的两种元气各自结成精华，生出盘古和地母。” ^【11】福建省古田县吉巷乡流传的神话描述为“混沌转聚成大蛋，聚灵性在中心，生盘古。” ^【12】流传于湖南省衡山县的神话描述为 “天地卵中盘古爷爷的灵胎怀了一万八千年，慢慢地长，越长越大，里面装他也装不住。他一下子把蛋壳胀破，就生出来了。” ^【13】流传于河南省桐柏县二郎山乡的神话描述为“九重天上的九条龙轮流盘卧孵两龙蛋。孵到八千年的时候，那个大一点的龙蛋裂纹了；孵到九千年的时候，那个大龙蛋裂开了口，生出一神人。他就是世上第一人——盘古大神。” ^【14】由此可以看出，这些不同地域的民间口头散文体文本在塑造盘古产生的母题时都有各自不同的创新，形成了一些具有个性化特征的母题描述。

　　如果口语化的散体神话变成了韵体形式，母题的变化就会又有不同。一些韵文体的描述由于韵律表达的程式化，也会把盘古的产生高度凝练，如湖北省神农架林区流传的《黑暗传》中描述盘古的产生是“玄黄头颅化混沌，混沌里面盘古生。盘古生在头颅内，头颅好似天地形。” ^【15】 “（混沌中）不知过了几万春，盘古长大成人形。” ^【16】有些韵体诗歌对盘古神话母题的改造更具特色，如河南省西华县经歌中描述的“无圣老母生下混沌。混沌一直在长大，长得无际又无边。她也不分清与浊，她也不分深与浅。她也不分南与北，她也不分地与天。她也不长手与脚，她也不长鼻子眼。单单生出阴阳气，阴阳二气搅一团。阳气重时有光亮，阴气重时是昏暗。阴气能够结成冰，阳气多了挺温暖。不知过了多少秋，不知又过多少年。阴阳之气修成果，二气精元成神仙。阳气精元出盘古，阴气精元出娲仙。” ^【17】显然，上面几则具有韵体文本在表达“盘古的产生”母题时，许多内容会依附于语言表现形式，甚至有时为了含辙押韵，有意识地节外生枝，导致了一些关联性母题的产生。

　　2.不同讲述人对神话的理解与表达造成母题的演变。神话讲述的过程不仅是神话记忆再表达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神话再创造的过程。神话讲述人接受和利用以往母题是神话传承的基础，而因地制宜合理创新则是神话发展的动力，其最终目的是将古老的文化古为今用，在新时代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即使在展现出巧妙的民间智慧。如在解释“盘古名称的产生”母题时，就出现了“盘古最早时像蛇盘在蛋黄里，故名盘古”“盘古在卵里盘着孕生，故名盘古”“很古盘着产生的人叫‘盘’，故名盘古”“盘古最早盘在鼓里，故名盘古”“盘古孕育时头盘着脚跍着，故名盘古”“因盘古年代久远取名盘古”等等，这些关于盘古名称的解释带有明显的个人经验，是讲述人根据自己的认知对盘古名称作出的近似合理的解释，显示出讲述人的远见多识或讲述技巧，但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受众的习惯性感知，认为这些解释符合盘古生平事迹的客观事实，由此生成了诸多关于盘古名称来历的新鲜母题。再如，明代董斯张的《广博物志》卷九、清代马骕的《绎史》卷一都选录并解释了三国徐整《五运历年记》关于盘古产生的母题，表述为“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首生盘古。”这里对盘古生于“元气”的解释，显然是徐整最早记载的“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的新发展，“元气生盘古”母题在许多盘古神话文本中都有流传。因讲述人或神话采录者导致的母题变化进一步推进了盘古母题的多元化，其最终结果是丰富了盘古神话叙事内容，也为盘古神话的持续传播提供了客观基础。

　　3.民俗活动对盘古神话叙事母题的改造。任何特定的神话母题只有在民间的实际传承与应用中才会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又会在很大程度上培养民间接受习惯，表现出不间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如民间盘古神话叙事中关于盘古的外貌特征都常常带有民俗神像的影子，诸如“盘古牛头马面龙身”“盘古三头六臂两角”“盘古形体为鸡形”“盘古龙首人身”“盘古龙身蛇首”“盘古鸡头龙身”“盘古虎头人身”“盘古头上生角”“盘古赤面长须”等。再如，关于描述盘古的服饰母题方面，有盘古大神“披着驾云衣，穿着登云鞋” ^【18】；盘古“把野兽拦着，就把它打死，用兽皮做衣裳” ^【19】；盘古兄妹“把树叶穿起来当衣服穿” ^【20】等。在一些地方也出现盘古形象与当地民俗活动的新的融合，如广东省始兴县隘子镇的盘古庙中盘古“装束似官吏：戴头巾，龙袍玉带，皂靴” ^【21】；广西壮贵港市桂平市麻铜镇地台街的盘古庙中盘古“身披铠甲、赤面美须” ^【22】，而麻铜镇梁村的盘古庙中盘古则是“头戴文冠，身着交襟黄色长衣，红布披身” ^【23】；广西来宾市兴宾区良塘乡甘东村盘古庙中盘古“披肩长发，上身着草织披肩短衣，下穿草织短裙” ^【24】，而来宾市象州县妙皇乡盘古村盘古庙中盘古则是“穿一身红色衣裤，戴一顶黑色礼帽”^【25】，等等，当然民俗活动中的盘古形象也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如2020年笔者对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盘古祖殿中的盘古塑像调研时看到的盘古是“身披黄色斗篷” ^【26】，而据有关调研记录发现，几十年前该庙盘古塑像还是盘古较为原始的情形，塑造成“身上是葛条缠树叶，也没有鞋，打着赤脚” ^【27】。这些情况表现出民俗活动中对盘古形象塑造的入乡随俗，反映出民间对盘古形象的认可与接受主要建立在已有的知识经验基础上，神话传承一直处于动态发展中。让古代的神话人物穿上后代才有的衣服或增加现代人的服饰，并不能简单理解为民俗对神话人物的粗制滥造，相反，却表现出神话传承的智慧与艺术，这些改造在很大程度上留存了古老神话叙事的主题和母题，新瓶装老酒使之酒味不减反而更浓，更容易扩大接受群体。

　　4.神话研究成果对神话母题的干预和影响。从中国神话学发展史看，以往在文本与理论研究方面存在各说各话现象，这种分工表面上看似都很符合专业特色，而事实上包括神话在内的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是在多个维度下不断融合的结果，特别是随着人类信息手段的进步与交流的日益开放，神话文本与神话成果之间的相辅相成与关联互动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大量田野调查发现，许多神话的传承过程中会出现讲述人、听众、组织者（有些地方政府作为组织者或组织参与者、主导者）、学者（包括外聘学者或地方学者）、文化开发经营者等，正是这种多种身份者的对话交流与碰撞，使一个神话在原来叙事的基础上会发生一些新的变化。

　　神话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会引发母题的演变是非常自然的。从神话产生与传播而言，很大一部分动力来源于“解释”。所谓“解释”一方面与神话自身的思维与叙事规则有关，一个特定时代、特定地区或特定民族的神话往往蕴涵着及其丰富的文化含义，只有经过深刻解读，才能发掘出神话叙事中所隐含的文化密码和价值观。但由于解释者的文化素养和观察角度不同，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会表现出主观差异性，如《太平御览》引用《尸子》中孔子对神话叙事“黄帝四面”的解释，孔子认为，这个母题的意思是“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这种说法强调的是黄帝治理四方的才能，有意回避了黄帝四张脸神话思维。这种解释是否正确另当别论，但孔子解释这个神话母题的出发点，是针对当时礼崩乐坏、各路神灵粉墨登场的时代，试图通过不言怪力乱神，敬神而远之，把“黄帝四面”放置在现实社会语境，把黄帝非正常的体征描述回归到正常的人的特征，以达到仁政教化的目的。无独有偶，司马迁《史记》中把黄帝视为中华民族真实存在的祖先，也与借助黄帝建构天下大一统的理念有关。当然，神话中作为祖先的黄帝，也是祖先神、中央神，神生“四面”以及有各种超能力和非凡事迹也未尝不可。但从后来许多黄帝神话传说的地方化、历史化，以及一些研究者从历史角度考察神话或从神话中寻找历史的做法看，某些观念对神话母题演变的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这种情况在后世传承的许多盘古神话文本以及盘古形象在当今文化创意与再生产中也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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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神话数据库建设”[17ZDA161]阶段性成果；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民间文学比较研究》（18ZDA272）阶段性成果。

本文原载《社会科学家》2022年第2期，文中注释从略，请参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