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曾说：“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夏禹传说正是这样一个形态，它既有“史实素地”的成分，又有后世不断叠加的神话色彩。因此，我们在梳理阐释夏禹神话的演变发展时，还要发掘夏禹神话蕴含的“史实素地”。按照钱穆的说法，“各民族最先历史无不从追记起来，故其中断难脱离‘传说’与带有‘神话’之部分”，夏禹神话传说即来自夏民族的追记。既然是追记，就有一定的史影。而夏禹神话的“史影”包含很多的内容。

　　包含诸多“史实素地”

　　首先是禹的族源问题。禹前期应主要活动在晋南，为避商均而进入豫西，定都阳城，此后夏朝的政治中心基本就在豫西一带，至夏桀亡国后，夏又经晋南逐步向西北退却，在退至汉中一带时，夏族的一支进入蜀地，所以，蜀地的禹迹当是夏遗民带去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禹生石纽”传说应是“禹生于石”这一神话叙事的置换变形。

　　其次是禹平水土之事。根据考古学、天文学、地质学、气候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成果，在公元前2200年至前2000年，确实有洪水发生，禹平水土传说有一定的可信度。记载这一传说的《禹贡》，当是在战国以后形成的定本，其最初的蓝本可能在西周初年就已成型，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不断地附加了各时代的痕迹。至于禹和九州的关系问题，应该说，禹不过是按照当时已形成的“九州”观念治理水土而已。

　　再者是夏禹的征伐传说。禹通过不断征伐，逐渐树立自己的威信，壮大夏部族的势力，最后成天下共主。禹伐共工，是由于共工族在处理水患时影响到夏族的生产和生活，从而产生冲突而发生战争。禹征三苗时，“日夜出，昼日不出”，根据现代天文学的推算，这一天象很可能发生在传说的禹时代，而禹得天下多由于征有苗。禹伐有扈氏传说，反映了禹部族向东发展时遇到了郑州附近的有扈氏的阻挡。

　　还有禹传说出现时间及禹的谱系问题。相传战国中后期逐渐形成了以《帝系》为代表的大一统世系。这种整齐划一的世系排列是靠不住的，但不能否认其价值，在当时它是一种史学的自觉，是知识阶层有意识地对古史传说的加工与改造。对于文献记载中的夏禹是何时出现的问题，新发现遂公盨已经证明在西周初期甚至更早，大禹的传说已被人们当作相当古老的历史进行传播，禹的神性则是后人在原始“史实素地”的基础上附加上去的。

　　最后是夏族的图腾问题。图腾理论是由西方学者建构的，对此应谨慎使用。对于上古传说中的神异现象，我们应重在阐述其所含的文化意蕴，在追溯其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时，对它是如何被先民赋予信仰意义、宗教价值和神话想象等种种文化因素进行阐释，并梳理其演变传承的脉络。夏人对熊有着特殊的信仰传承，鲧禹化熊传说反映了先民物物相生、以形相禅、生命一体化的原始哲学理念;禹母修己吞吃薏苡便能怀孕，是植物作为再生的仪式和象征的最好体现。

　　在不同历史阶段衍生发展

　　神话传说自产生以后就在不断地演变与衍生。如果我们将政治变迁、民族融合、社会流动和文化转型作为推动神话演进的内在动力和外在机遇，从西周、春秋、战国、秦汉四个时期来审视不同历史阶段之间夏禹神话的主要内容，夏禹神话的发展演变就会一目了然。

　　西周时期是夏禹神话的兴起期。考察《诗》、《书》、遂公盨等西周文献可知，这一时期夏禹神话的主要内容是 “平水土、名山川”。受周人天命观及重德思想的影响，夏禹神话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周人尊夏，再加上西周的民族迁徙、征伐战争推动了夏文化的传播，也推动了夏禹神话的盛行和在一定区域内的流布。

　　春秋时期，夏禹神话逐渐丰富扩大。《左传》、《国语》、秦公敦及齐侯钟等记载了此阶段的夏禹神话。春秋时期思想文化的发展表现为世俗的政治理性、道德理性与以神灵祭祀为核心的宗教意识的抗衡，以及神本信仰和人本理性的紧张，体现着人文精神的跃动。受此影响，夏禹的神格逐渐向人格转变。此时，“九州”观念的出现、“禹画九州”的神话、春秋贵“让”与禅让传说的兴起、禹会诸侯传说等，成为夏禹神话新的内容。

　　战国时期，夏禹神话多元并起。战国中后期百家争鸣，多元并起，以《山海经》、《楚辞》、诸子文献、郭店楚简、上博简等战国竹书为中心的文献记载，体现了夏禹神话丰富多彩的人文面貌。夏禹神话开始向次生态演变，出现系统化、政治化、历史化、哲理化倾向，如夏禹谱系的形成，禹的德政传说，尧、舜、禹成为君臣关系，禹的征伐传说等就是很好的例子。夏禹神话这些新的“生长点”，与战国时期特定的社会背景、政治文化、哲学理念密不可分。

　　秦汉时期，夏禹神话存在多态性。汉代是夏禹神话传播的黄金时期，也是夏禹神话的基本定型阶段。汉代夏禹神话不仅文献记载丰富，而且载体形式多样，特别是汉代的画像石，让夏禹神话以图像的形式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汉人或是对先秦时期的夏禹神话进行客观转录，或是补充丰富，或是发明创造，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形态，以独具风采的特质塑造着汉代人的灵魂。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