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学者吉拉尔认为一个社会共同体在其初始创建时，都需要有一次伟大的替罪羊事件，而每个民族和宗教的创世纪神话的核心，都是一个替罪羊神话。
　　我想，这是因为，一个社会共同体的建立，离不开社会共同体成员的认同（凝聚力、团结），而激发和维持共同体成员认同感的最佳手段莫过于“同仇敌忾”：对共同敌人的仇恨和排斥。
　　为此，为了共同体能够存在，没有敌人也要找出一个敌人，找不到敌人也要想象出一个敌人，想象不出一个敌人也要假设一个敌人：共同体就是建立于对共同敌人的共同想象之上。
　　替罪羊仪式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寻找敌人和创造敌人的仪式。
　　这样就是为什么，当一个共同体在共同的敌人被消灭之后，往往会陷入内部混乱。共同体的敌人消失之际，往往也就是共同体分裂之时。抗日战争结束之际，就是国共两党内战开始之日。
　　又比如冷战结束后的美国。
　　因此，为了共同体命运计，最好的办法不是把敌人赶尽杀绝，而是给它留一条生路。因为共同体的存在需要一个敌人。
　　这实际上是一条源于动物界的法则：猫儿如果没有老鼠可捉，就成了只知道玩毛线球或者睡大觉的懒猫了。（偶曾经从老家把一只猫儿带到北京，猫没有了耗子捉，竟捉起了蟑螂，也不知到它是从那里找到一只蟑螂，而且还不把蟑螂一下子弄死，养在卧室里尽着性子PK。看它可怜，只好又把它送回老家捉耗子玩。）
　　这也就是福科讲的，一切权力运作，都源于“划界”活动：界限这边的是人，界限那边的是恶魔；界限这边的是人民，界限那边的是敌人；界限这边的是上帝的选民，界限那边的非我族类。……界限那边的“他者”越可怕，界限这边的“我们”越团结，横亘在两者之间的界限也就越清晰，越不可逾越。
　　（毛泽东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毛泽东的话总是一针见血。因为他手里不但掌握了批判的武器，而且还掌握了武器的批判，所以说话不用像文人那样拐弯抹角兜圈子。）
　　而替罪羊仪式，或者说傩仪、醮仪、磔除仪式等，就是这样的划界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了在神与魔、正与邪、人与鬼之间划分出一条清晰的界限，我们与他者各居一边，互不干扰，相安无事，就会天下太平，这种划界仪式体现在地理上，就是在城市与荒蛮、村落与郊野之间一条看不见的分界线，当地人都知道有这样一条分界线，它与实际的地理疆域可以是重合的，也可以是不重合的，替罪羊仪式、傩除仪式往往就是从社区的中心地带开始，而在社区的这个仪式分界线上结束，代表罪恶、魔鬼、瘟疫、敌人的替罪羊（流浪汉、麻风病人、巫婆神汉，或者是人偶，或者是羊羔、公鸡、鸡蛋等劳什子）就被流放到这条界限之外，不许越雷池一步，外面的不许进来，里面的人也不能出去。
　　由于这条界限可能被不安分守己的妖魔鬼怪或者现实的敌人冒犯，因此，要经常性地、年复一年地举行替罪羊仪式和傩除仪式，不断地巩固这条看不见的“战线”。
　　当社区发生突发的事件或者发生自然灾害时，人们就会认为是邪祟冒犯了这条分界线，因此，也 需要举行替罪羊仪式或傩除仪式，巩固被冒犯了的边界。
　　这条边界与其说是地理的，不如说是心理的，不过它常常以一定的象征手段体现出来，例如护符、祭坛、庙宇、界碑等等，地理界限不过是心理界限的象征性体现。
　　如果说，在传统农业社会中，这条心理界限常常体现为一条清晰的地理边界的话，——村口、城墙、土地庙、城隍，往往就是这样的地理边界，那么，在现代社会，这条心理边界常常是无法用具体的地理边界加以区分，而更主要地体现为一定的符号象征物和文化认同感。
　　在传统自然经济的社会中，生活于一个空间中的人们也就必然是一个社会共同体，而在现代社会，这种地理－社会的共同性早已不复存在了，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在现代人的心中已经没有了这样一条“巫术性”的边界，现代社会已经没有了替罪羊仪式或者傩仪的栖身之地，无宁说，替罪羊仪式以更加错综复杂的和微妙多变的方式交织于现代社会的权力机制之中，正如，现代政治在很大意义上只是原始巫术的变本加厉而已。
　　随着现代社会的日益分化和复杂，社会危机发生得也越来越频繁，一个社会为了维持和巩固其同一，就不得不越来越频繁地重复替罪羊仪式，或者复述其创世纪神话。
　　按吉拉尔的理路，创世纪神话就是语言层面上的替罪羊仪式。
　　而民族历史和政党历史叙事中的核心故事，就是此类象征替罪羊仪式的创世纪神话。（想想我们学过的革命史，谁知道其中那些遗臭万年的“阶级敌人”有多少是屈死的替罪羊。）
　　华夏民族的创世纪神话就是典型的替罪羊仪式，一是黄帝蚩尤之战，一是尧舜故事。
　　黄帝蚩尤之战，黄帝战胜和驱散了代表异民族的蚩尤和三苗，象征华夏子孙与非我族类的划界，从此世界上就有了“炎黄子孙”的概念，司马迁为什么在《五帝本纪》中记载这个故事，其用意不是很明显吗？在太史公书中，《五帝本纪》就相当于犹太人圣书的《创世纪》。
　　然而，究其根本，黄帝蚩尤之战，其实并非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山海经》中记载的很清楚，黄帝战蚩尤，为的是止息阴雨。黄帝是做法的祭司，蚩尤是代表阴雨的凶神，也就是替罪羊（见拙文《黄帝蚩尤神话探源》）。黄帝蚩尤之战是一次彻头彻尾的替罪羊仪式，但是，在史书中，这场战争却被认为是一场真正曾经发生于中原大地上的部族战争，一场替罪羊仪式被叙述为创世纪时代的民族战争，不是很耐人寻味吗？
　　如果说黄帝蚩尤之战是中华民族的创世纪，那么，尧舜故事则是中国传统社会体制的创世纪，尧舜故事集中叙述于《尚书•尧典》中，那是儒家伦理的圣书，而尧舜则被儒家视为治国安民、任贤使能的政治典范。
　　《尧典》故事的核心是舜流放四个凶人和任用十二个贤人，“舜放四凶”明摆着是典型的替罪羊仪式，舜把四个凶人（其实是四个替罪羊）从四方的四个城门驱赶出去，换来了百姓安宁，天下太平，这像不像后来的祭城隍？岂止是像，根本上就是一回事。（见拙文《尧典：一个古老的傩仪“剧本”》）尧舜故事在儒家话语中一次又一次地复述，这场替罪羊仪式也就从创世纪神话演变成了政治神话。
　　其实，流传在野史和民间中的大量的神仙除妖、贤人御凶等之类的故事，大多有替罪羊仪式（傩仪）的背景，比如，有名的《白蛇传》故事，我认为这个故事的原型或者主干是白娘子和法师斗法，也就是法师除魅，这个故事就是吴越地区端午除虫仪式的体现，其中虫以蛇的形象出现，自然就是白娘子，法海自然就是驱傩的法师或祭司。《白蛇传》的戏原本主要是在端午节上演的，而故事中也正有白娘子端午节因为误饮雄黄酒而显形的情节，而端午饮雄黄酒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出蛇虫。因此，我一直怀疑，这出戏的原型其实就是端午节上的驱疫仪式。另一个线索是雷峰塔，在有的书中叫雷坛，莫非是道士演示雷法驱鬼的祭坛？（希望以后能有机会详考）。只是由于这个故事在其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演变为以许仙和白娘子的人鬼生死恋为主的爱情故事，其驱傩仪式的原型就被遗忘了。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和“黄帝蚩尤之战”、“舜放四凶”的故事同出一辙，但没有像后面两个故事这样演变为民族创世纪和政治神话，不是因为其故事不精彩，不过是因为它错过了这个机缘，没有被像孔子或司马迁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妙手点化。
　　因此，“黄帝蚩尤之战”和“舜放四凶”故事成了神话，被写入了圣书和历史，而“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则永远只能作为故事，只能在野史戏台上流传。
　　这体现了神话和故事的区别：
　　神话是历史化政治化的故事，是知识分子和民众共同创造的，民众只是提供故事素材，知识分子则为故事赋于创世纪意义和民族性的权威。
　　没有这种权威，故事只能是故事，有趣而已，但不会成为民族的共同叙事。
　　不妨说，神话的形式或原型是民间的（仪式，故事），神话的意义和力量则源于知识分子。
　　神话之为神话，不在于其形式或原型，而在于其意义或力量，因此，从根本上讲，神话是由知识分子创造的。
　　在此意义上讲，神话不是民间文学，至少，仅仅在民间文学的理论范畴中，无法说透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