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常见的工作方法和研究方法之一，也是提升和验证相关理论与观念的重要渠道。通过本人承担的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2009年少数民族神话中多民族同源共祖现象研究课题，以及相关的民族民间文化问题的调查情况为例，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对田野调查工作的几点体会和认识。

　　一、田野调查是验证理论、升华认知的重要渠道之一

　　田野调查对社会科学工作者验证理论、升华认知来说，绝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我们进行任何一项工作包括学术研究，首先要明确它的意义和价值，是否认识到该项工作的重要性，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最后的结果。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田野调查”又称之为“田野作业”、“实地调查”等，主要指研究者根据社会发展或自身理论研究的实际需要，对某一地区、某些特定人群进行的实地调查活动。田野调查涉猎的范畴相当广泛，几乎涵盖了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民间文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各类社会科学领域。“田野”在调查研究的学术含义中已成为实地、现场的代称。田野调查虽然作为一种以感官对象为主的研究方法，注重获得直观性资料，但通过整理分析和系统探究，就可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实现感性认知向理性知识的转化，或者辅助于观念、原理的验证，进而推进理论研究中的升华。

　　例如，要深入研究目前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包括活态神话的传承，田野调查就是一项非常必要的工作。我国作为56个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具有各民族相互融合、友好往来的悠久文化传统。如何论证这种源远流长情如手足般的民族关系?如何全面发掘和充分认识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必须选择一种合适的文化载体作为研究对象。对此，我们不能不想到具有广泛的历史传承性又具有跨文化跨学科性质的民间传统文化和民间神话。这些不可多得的民间资料是中华民族文化中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这些资料数量浩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同时又在民间广泛流传。如关于民族溯源的神话作为人类完善自我生存诉求的必然产物，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典型表现，它承载着各民族之间交往关系或融合的历史，带有一定的民族共性。从这个意义上看，通过必要的田野工作进一步探讨多民族同源共祖神话流传和接受情况，不仅可以洞察一个民族的开放的民族观，而且也是目前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文化支撑。但对此我们却面临一个问题是，在目前文本资料不断叠加的研究背景下，田野信息却显得日益匮乏，即使有一些网络媒体对此设置了民间信息的平台，但也终因资料的良莠不齐或鱼目混珠，使许多思考或结论难以找到立足的实证。要解决好上述问题，田野调查对于收集实际资料和科学研究就成为非常有效的途径。

　　从学科特征上讲，田野调查不仅是一种表象式的探究，更是一种事物表象与本质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田野资料的收集、纪录、整理和分析，不仅能验证以往观念，而且能够架构起新的研究体系和理论基础。显然，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研究没有捷径可走，需要同时兼顾两条荆棘之路，一条是丰富的专业理论积累，另一条就是大量的田野支持。二者相辅相成。如在2009年8月进行的南方地区壮族、侗族和苗族的文化调查中，大家怀着对民间的敬畏和探索之心，走进广西、贵州等少数民族地区的腹地，一个个田野的脚印中印证并检验了一些书本中概念的真伪，发现了其中不少有价值的东西。调研组成员李斯颖在个人调研总结中写道：“我们在录音、录像、全面搜集材料的基础上，对这些民间故事的汉语翻译进行了忠实记录与整理，掌握了以岩洞、台江为代表的侗族、苗族民间故事的内容与传承情况，形成了对侗族、苗族民间故事的整体认识与现状把握。对于全面分析目前少数民族故事形态的流传、变异等规律以及典型故事类型的民族化、地域化，收获颇多，也将对今后的理论提升大有裨益。”

　　实践证明，通过对某些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化和神话进行实地田野调查，可以解决目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相互依存与和谐关系的现实依据问题，通过这种方法使长期不被重视或搁置在文本中的民族民间文化和“口传神话”重新活起来。正如冯骥才感慨目前田野工作的滞后时所说，有的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语言，但是有些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没有文字就没有记载，只是口头的，它相对比较脆弱，另外，许多少数民族人数少，住得分散，一旦他们的文化消失，这个民族就会失去精神依托。由于少数民族民间文化是一种自发的文化创造，相对精英文化，它基本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其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相当脆弱，几乎每一分钟，我们的田野里、山坳里、深邃的民间里，都有一些民间文化及其遗产消失，都有一些风情独异的古村落转眼间不复存在，它们失却得无声无息，好似烟消云散。如何发现和利用好这些瞬间即逝的民间资源，当田野不能走向你的时候，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积极地走向田野。

　　二、把握好田野调查的各个环节和步骤

　　田野调查复杂而艰辛，是一种生存技能和研究能力的考验，也是一个由多个环节组成的系统性工作。它不仅要有充分的物质、心理方面的准备，而且还要精心做好前期的工作预测和日程协调，掌握大量的跨学科知识和应急知识。田野调查的结构可分为若干环节和步骤，如准备阶段、初始阶段、现场调查阶段、撰写研究报告阶段以及补充调查阶段或后期追踪调查等。只有设计和实践好这一系列环节，才能最大程度地把调查的点与面有机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拓展学术视野和考察空间。

　　(一)调查方案设计是做好田野调查的基础

　　针对个体学术研究而言，进行田野调查首先要制订好调查计划以及调查方案。一般而论，调查方案的制定来源于自己进行学术研究的实际需要和自身的客观条件。在设计调查方案时，主要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因素。

　　1.设定调查主题。调查主题是整个田野工作的核心与灵魂。主题的确定是否科学合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田野调查的质量与价值。如，在思考关于少数民族神话传承的调查课题时，首先拟定了揭示少数民族神话与民族关系的意象。因为尽管许多少数民族神话分布广、类型多、叙事丰富，流传久远，但是在目前这类神话之中，族源神话在许多民族地区的生产生活和日常交往中占有重要位置，并反映出中华各民族文化信仰的开放性和融合性。同时还发现，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相对寂寞，国内外学者对该类神话的搜集、整理和研究重视程度不足，诸多必要的实证性研究并没有真正展开并深入下去。为此，试图通过调查少数民族族源神话中的同源共祖这个典型现象，凸显“少数民族”、“神话”和“同源共祖”这些关键词。调查主题就是要把这些关键词落实到调查行为之中，在调查重点上选取了少数民族族源神话，侧重于搜集和采录那些讲述民族或氏族来历及其某一始祖出生的神话。同时在主题中概念的界定也要加以规范，如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民族”这一概念属于历史的范畴，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若用今天“民族”的概念框定神话中所叙述的“民族”，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神话中的“民族”实际包括了现代民族以及民族的最初形式，即氏族、部落、部族，“族源神话”自然也会包含 “氏族起源、民族支系起源、民族起源”等类型。这样，就把少数民族地区此类神话的产生、流传和当地群众的接受与认可情况设定为调查主题。

　　2. 选择调查对象。调查对象包括调查地点和被调查人群两个方面。在确定主题之后，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选择合适的调查地点。调查者应该本着少投入多产出的原则，通过比较分析选取最佳的考察现场。一般来说，选择的地点有两个最基本的要求，一是选择的调查点必须有特色，即该地区的社会或文化形态较为特殊，与其他民族地区相比，具有明显的个性。二是选择的调查点必须具有典型性，如在少数民族神话中多民族同源共祖现象研究课题调研中，所谓调查点的典型性就要求该地区在该民族族源神话传承中具有代表性，能够反映出该民族神话传承情况的主流倾向。当然，这些问题的设定，依赖于自己原有的田野调查经验或必要的知识积累与分析。通过自己对已掌握的200篇族源神话材料分析发现，同源共祖神话在各个民族区域的流传情况不尽相同，其中，北方地区7个民族共有同源共祖神话5篇，占全部搜集神话数量的2.5%，4个民族笔者没有搜集到相关神话。西北地区14个民族共有2篇，占全部搜集神话数量的1%，有12个民族笔者没有搜集到相关神话。西南地区21个民族共有133篇，占全部搜集神话数量的66.5%，有2个民族没有搜集到相关神话。华南地区9个民族共有38篇，占全部搜集神话数量的19%，有3个民族笔者没有搜集到相关神话。中东南地区4个民族共有22篇，占全部搜集神话数量的11%，有1个民族没有搜集到相关神话。显然，南方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同源共祖神话数量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北方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相对较少。这样，就把调查地点确立为广西、贵州和云南三个地区。至于被调查人群，则要考虑被调查者的民间身份、年龄结构、文化水平、生活状况等。其中，民间身份主要指被调查者是不是民间艺人?在当地群众之间有没有一定影响?表演的情况如何?等等。选择好调查对象对保证调查效果至关重要。

　　3.拟定调查提纲。调查提纲是调查方案的主体，包括调查目的、初步的调查内容、步骤和实施措施等内容。这些内容的表述要尽可能做到全面细致，具有可操作性。如根据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调查规划，2009年8月，与本研究所另外两位工作人员对贵州省黎平、台江等地的侗族和苗族进行了为期14天的民间文化田野调查，出发之前，在全面了解情况和信息沟通的基础上，确定了明确的调查目的和调查内容，即通过对侗语、苗族的民间文化与信仰传承情况的全面了解，形成系统的调查结论。在调查提纲中，将这一目的的完成分解为若干层次，包括(1)黎平县侗族民间故事和侗族大歌的资料搜集;(2)岩洞侗族和肇兴侗族的萨文化崇拜与信仰;(3)岩洞和竹坪侗族的神树崇拜;(4)台江县方召苗族的民间祭祀仪式等等。提纲中还拟定了本次调查的附加内容，如，(1)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该地区民间故事讲述家和侗族大歌艺人的调查档案;(2)对部分民间艺人进行深度采访，录制相应录音、录像资料，在当地作出汉语对照翻译;(3)对此前的侗族文化传承调查问卷做一定数量的回访，分析调查问卷答卷的真实度和代表性。正是依靠这些较为详尽的调查提纲，才使后期的调查工作进一步充实，整个调查过程行程涉及15个村寨，采访56位民间歌师、巫师、歌手和一般性群众，搜集了21首侗族大歌和32则民间故事，整理出侗族祭萨岁、祭神树、民间婚俗、人生礼仪、丧葬礼仪、打三朝礼仪、侗语教学与侗族大歌传播、民间节日庆典活动等专题报告12篇，并对苗族的祭木鼓、祭神树、男女对歌、苗族族源神话等做了全面考察，形成15篇纪实性资料。

　　在调查提纲的拟定中，有时还需要确定调查的研究类型，分清楚调查过程中那些属于基础研究，哪些是应用研究，哪些是事实研究，哪些是现状调查研究等，真正将工作目标、人员分工、行走路线、工作时间、采访设备、交通联络、保障措施、成果形式等梳理清楚。

　　(二)前期准备是确保田野调查顺利进行的保证

　　田野调查具有多元性、实践性、探索性、随机性等特点，对此应该做好必要的前期准备，在调研心理、相关信息以及资料物品方面做好准备。

　　1. 心理准备。进入田野不能仅凭一股热情，这项工作不是到民族地区游山玩水，也不是走马观花式地去领略民族风情，相反大多数少数民族居处偏远地区，特别是到一些原生态文化地区调查，往往交通不便、语言不通，甚至会表现出饮食困难、居住不适，水土不服。所以到偏远的民族地区做田野，不能有任何罗曼蒂克式的幻想，只能怀有献身学术磨练意志之心。如身负考察器材行走在深山峻岭之中，常常需要长时间忍受饥饿与疲惫;在当地少数民族的家中没有干净的碗筷和可口的饭菜，只能入乡随俗;一旦病倒通常不能有良好医疗的奢望，只能靠坚强的意志战胜病魔，等等。

　　2.信息准备。根据选题和调查提纲做好文献检索和信息搜集。田野调查需要的文献内容非常广泛，一般会涉及到历史文献、地方志、民族志、文物档案、各类统计资料、该民族历史照片、文化介绍以及其他一些相关资料，诸如《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国少数民族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等，查阅这些文献的主要目的是帮助了解国内外同类调查课题的大致状况，寻找更好的调查切入点，避免重复调查与研究。文献检索可以采用图书馆现有资料检索和计算机在线检索系统，应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和时间情况量力而行，如网络在线检索，可以登录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搜索，或用google，baidu等进行搜索，同时对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其他中国学术期刊镜像等较为集中的系统资料进行浏览，从而对该地区该民族所要调查的内容形成一个较为合理的心理预期和问题设定，为下一步实际调查做好铺垫。必要的时候，还应该根据原来掌握的情况拟定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确定随机取样还是典型取样，是选择个体调查还是群体调查等。

　　特别是要对所调查地区或民族的本土信息资料做好必要的准备。虽然调查的目的和重点是收集新的、别人没有发现过的材料，或者是从别人没有调查研究过的方面进行调查。但如果调查前不了解已有的文献资料和调查情况，对该民族和该地区一无所知或一知半解，就会在具体操作中处于被动，不仅会浪费大量的时间，而且还有可能会把别人早已调查的结论当作新发现。在调查准备阶段通过资料的搜集，全面熟悉了该民族和该地区的习俗和文化，就有可能提高自身的洞察力，进而搜集到别人没有发现的新东西，提出新论点。如果对所调查的民族情况知之甚少，也不便于双方情感交流，难以在调查中密切配合，形成互动，被调查者则会对你的访问只做表层敷衍，甚至出现在调查中遭到冷遇的情况。相反，如果对该民族和该地区有了较好的信息储备，被采访者就会觉得对他们有一种无形的尊重，容易引发话题的共鸣，便于把问题不断推向深入。如在广西田阳县敢壮山一带调查壮族祖先神话的流传情况时，因为对壮族文化始祖姆六甲、布洛陀等有较好的资料准备，在访谈时对民间艺人的讲述做出一些必要的修正和补充，结果引发了参与者的极大的热情，不仅主客关系在共同吃住中迅速变得非常融洽，而且在得到尊重的同时，当地艺人都纷纷亮出家底，搜集到许多鲜为人知的资料和信息。

　　此外，还需要掌握与社会文化相关的一些基础理论知识，如传播理论、民族理论、实践理论、人类学知识、心理知识等，如果调查前不熟悉这些理论和知识，也会影响调查的效果。

　　3.物资准备。这个看似简单的事情，有时也会制约调查的效果，物质准备一般：包括(1)调研材料、文物资料、地形图、域情简介、工作手册等文字性资料;(2)录音设备、照相录像设备、信息储存设备、计算机、定位仪等资料搜集与处理设备;(3)笔、尺、记录本、记录表格等常用文具;(4)餐具、运动鞋、遮阳帽、水壶、感冒药、肠胃药、创可贴等简单的生活与医疗物品;(5)为被采访者准备一定数量的小礼物;(6)钱卡、身份证、介绍信等出差必备资料与物品。田野考察之前在必要时还可以接受一些岗前培训，对考察注意事项、职业道德、人身和财物安全、当地乡风民规等做一些更深入的了解。

　　(三)脚踏实地的调查是民间取宝的最佳途径

　　要搞好田野工作，就要应用一定的方式方法脚踏实地地去观察和探究。对今天的社科研究者来说，通过田野调查不仅能掌握一定的第一手民间资料，也是提高自身研究能力的重要渠道之一，如通过比较确定调查背景因素或者结构上的因果关系，通过深度访谈发现被调查对象的文化特征，通过本质分析确定研究对象抽象的行为模式，通过理论假设和数据分析验证以往研究结论等等。但这些方法最终只有付诸实践才会才能变成现实。

　　1.虚心学习的态度。虚心学习就是抛弃原来自己对某些问题的成见甚至身份，要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求教的学生。因为即使是一个文化积累非常丰富的人，在生活感知方面也很难超越在那里祖祖辈辈生活了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当地居民，他们的文化已经融入在举手投足之中，因此在田野调查中调查者不能先入为主，而只能默默地观察、聆听、思考，再观察、再聆听、再思考，有时还需要不分巨细地记录和扑捉每一个信息。如在贵州与日本辰巳民间文化考察小组的8位学者有十几天共同作业的经历，这些日本学者不怕吃苦，严谨认真的态度，善于发现问题的作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些日本学者中许多已是60多岁高龄，有时他们一天要听10个多小时的故事，但始终一丝不苟，认真记录，即使在听不懂民族语和汉语的时候，也始终保持认真听讲的姿态。在实地调查期间，他们每一个人又有自己的特殊对象和内容，总是不厌其烦地咨询发现的一些细节。考察团有一个已经63岁的叫繁原幸子女士，身边始终带着一把尺子，对见到的艺人的乐器、捣米的石臼甚至捶布的棒槌、纺线的锭子等都要一一测量，记录下来，在晚上逐一对照民间故事作品中涉及到的有关叙述加以验证，第二天还要把一些疑问向讲述人询问。这些做法也许正是我们今天许多调查者所欠缺的。

　　2.访谈注意方法与技巧。田野调查离不开对被采访者的访谈，访谈常见的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问卷访谈，问卷可以分为回答式和选答两种形式，其中问答式要求调查者根据调查提纲，对确定的一定数量的受访人问一些大致相同或相似的问题，拓展所调查问题的广度;而选择式问卷，则是调查者把所要了解问题的若干种不同答案列在表格上，由受访人自由选择。究竟采取哪种形式应因地而异，因人而异，最好做出两种准备，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问卷方法。另一种是非问卷访谈，这种形式事先可以不设定表格，也不规定具体提问的问题，而是调查者在现场与受访人就某些问题自由灵活地交谈，在交谈中捕捉信息。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访谈，都有它的优缺点，调查者要结合以往的田野经验采用适合自己的方法，以免浪费宝贵的调查时间，使问题流于形式。

　　调查过程还要讲究调查技巧。这些技巧包括很多因素，诸如提出问题的技巧，沟通感情的技巧，启发诱导的技巧，扑捉信息的技巧，发现问题的技巧，等等。笔者在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的山寨采访当地的拉祜族神话时，一些受访人本来对自己的神话知道很多，但他们并不知道什么叫神话，也难以用自己的语言条理清楚地把要说的神话故事表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就一步一步地启发诱导受访人，让他们讲那些很古老的祖先的事情，讲一些当地经常敬奉的神灵是怎样形成的，讲一些关于神的故事等等，这样当地艺人才开始讲述起来。特别是涉及到艺人比较忌讳的事情时，更需要努力创造条件，寻找时机，启发诱导讲述人，而不能把自己为话语主体，造成调查工作的本末倒置。

　　3.努力做好现场记录。现场记录是田野调查中最基础的资料，也是形成调查报告的最直接的依据。现场记录包括笔记、录音、录像等形式，这些手段的综合使用对以后还原田野场景很有帮助。一般来说，田野笔记必须手疾眼快，能够尽可能多地记录那些瞬间即逝的信息，形成音像注释的充分素材。绝大多数调查者都有每天记录田野日志的习惯，但记录田野笔记的同时还要做到边记录、边思考、边整理，积极发现调查中的疏漏和不足，以便能在当地找机会及时补充和解决。特别是涉及到资料的典型性与准确性时，更要反复核实，对那些有疑问或者不同的采访人说法不一的问题，要慎重对待，最好得到大多数人的印证，否则，一旦离开调查地区，这些材料就会变成不能利用的悬案。如果一天之内形成多种形式的调查资料，一定要争取时间，及时做好整理、编译或注释，如访谈录音、考察录像等，都要随录制随编目，以免过一段时间之后，许多资料不能对号入座，变成调查的废品。

　　(四)全面翔实的调查报告是田野调查的最终结晶

　　调查总是围绕一定的问题设计实施的，调查就要形成对调查对象的某些感知或认知，这些知识就是调查的最后成果，需要用全面翔实的调查报告的形式表达出来。

　　田野调查在获取信息、搜集数据工作完成之后，特别是在最后调查报告写作阶段，就要静下心来对田野现场发现的材料进行分析综合细致梳理。如对采集的资料与数据作出结论时，采用怎样的研究原理和分析策略?是否需要对群体、地点、采集背景、采访过程、作品结构等进行因果关系方面的比较分析?某些现象的显著因素与隐形要素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等等，这些问题需要反复阅读笔记，观看录像、核对录音，借此进一步进行现场再现，做好系统的比较数据，找出有价值的数据、概念或建构相应的理论模型。如在少数民族神话多民族同源共祖现象的文化调查总结时发现，不但大多数神话的叙事中同源共祖的若干民族与今天所讲的民族名称是一致的，也有一些神话中“民族”与“民族支系”混称，如广西平果县的壮族艺人讲，姆六甲生十二个崽女，她就让这十二对兄妹分家，后来他们变成了壮人、猎人、汉人、傣、渔人、苗人，种甘蔗的汉人，布农人(壮)、侗人、瑶人等。这里把民族名称与职业性称谓混为一谈。云南楚雄民间故事讲述人介绍彝族族源神话时说，格滋天神造人，他撒了一把雪，先造的第一批是人独脚人，被太阳晒死;第二把雪造的第二代独眼人，被蒸死;第三把雪变成四只眼的竖眼人，不爱惜粮食，被淹掉。后来洪水毁灭人类，葫芦里出来的一对兄妹结婚，生出汉、掸、倮罗、傈僳、苗、土蕃、白伲、回回、骆越9个民族。若用今天“民族”的概念去对照民间口传神话的这些叙事，显然是不规范的，但从田野的角度观察，这些作品中看似语病的“混称”，恰恰反映出神话流传过程中的实用性、真实性和多民族之间“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相互认可的融洽的民族关系。这也正是我们要从民间文化实践中需要寻找的答案。

　　三、田野调查中要处理好几个结合

　　(一)新资料与旧资料的结合

　　严格地讲，就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好采集的新资料与已有资料的衔接。因为面对繁杂的实际现场，由于自己知识储备和洞察力的局限，总会受到各种现象甚至假象的干扰，必须选择发现新问题作为调查重点，而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更不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调查人应该围绕自己的调查重点，对讲述人的话题或需要搜集的材料进行必要的引导，一是要把搜集新材料放在首位，寻找那些没有人发现过的新材料或没有人了解过的新内容。如通过对壮族、侗族地区的几个典型的民间故事艺人的跟踪调查发现，每一次让他们讲神话故事，他们都把原来已经讲过的几篇比较熟悉的作品重复来讲，当然这些作品也往往是现已整理完成或者正式出版的资料，如果这样迁就讲述人按照他们自己的思路讲述下去，就会在有限的采访时间里影响新材料的搜集。因此，调查者就应该事先预料到这些情况，设计出较为自然委婉的话题转换导言，引导被采访人转入要调查的主题。同时，材料是否新颖，还要考虑所搜集的对象是否能体现该地区与同一民族其它地区具有文化差异，如果同一民族其它地区已发表相关的资料，则应该把创新放在着重了解该地区的同类文化现象与其他调查人员发表的其它地区的文化调查结论是否相同方面，如果存在差异，就要在调查中对存在的表现和原因方面进行必要的深入探究。

　　(二)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这种情况也可以看作是书本知识与田野现场之间的结合。一般来说，没有理论支撑的田野调查是盲目的调查;同样，对于一些特殊领域而言，没有田野调查支撑的理论也会是空洞的理论。这里强调二者的结合，主要指在调查和形成结论的时候，要兼顾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能顾此失彼。在进行田野调查的初期，原来总以为一些权威著作中的结论可以作为自己思考问题的论据，通过实地调查常常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书上得来终觉浅，欲知此事须躬行”，另一方面“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只有原生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环境才能使我们领悟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真正内涵。例如，在自己实地调查之前，从一些学者那里得知侗族崇拜的女神“萨天巴”的原型是蜘蛛，但根据对广西的三江、贵州的岩洞、竹坪、宰拱等侗寨的调查，这个结论只是一家之言，并不被广大侗族群众所认可，相反，侗族的“萨”的原型是一个一般的侗族妇女而生成的民族女英雄。一旦某些书本存在偏颇的知识遇到田野素材时，才会暴露出自身的苍白无力。

　　在调查南方地区少数民族同源共祖神话资料和寻找这类神话产生和流传的原因时，就要借用相关的民族学理论，要在调查中分析一些民族固有的同源关系，必须了解相关文献中的民族关系理论，借此我们会知道从夏、商、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越族的族称，并在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形成了以稻作农耕经济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古老族群——百越民族群体，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个百越民族群体在内部外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经过融合、分化与重新组合，形成了现代壮侗语诸族和傣泰民族。而云南一带的氐羌族群作为中国上古的一个民族系统，也是许多民族的通称，属于古代氐羌系统的民族分布非常广泛，现在我国出自氐羌系统的民族除汉族外，还有藏、羌、彝、白、纳西、哈尼、景颇、普米、独龙、怒、门巴、珞巴、傈僳、拉祜、基诺、阿昌、土家族等民族，这些民族语系上以氐羌语为原始母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从书本理论了解了这些关系之后，对形成科学的调查结论很有帮助。

　　再如，在处理一些概念时往往会发现书本概念与当地群众认识上的不一致。有些时候是因为当时的书面资料采集人翻译方面的不一致造成的，如流传于贵州黄果树一带的苗族射日神话中，有一则记述杨佬射日，而“杨佬”只是后来整理者的苗族音译，并非姓“杨”，苗族人的祖先，黔东南叫“央”、“姜央”;黔西北叫“杨”、“杨佬”。“杨”乃是“央”的音变，“央”也是“杨”的音变，实际上是一个人。要想调查时达到预期效果在处理语言方面就要注意这些问题。在广西平果县和田阳县调查壮族文化始祖的神话传承情况时，同样遇到书本语言与田野语言的不一致，虽然当地群众大多数能使用汉语，但当你想让他们清楚地知道你需要得到的考察目标时，直接询问被采访人却事与愿违。据田阳县敢壮山壮族布洛陀文化推广中心覃文才介绍，如果在田阳县周围的村子问“布洛陀”或“姆六甲”时，老百姓一般会说“不知道”。因为这是被文人译成汉语后只是在各类报刊书籍中使用的“概念”，而这些概念当地老百姓并没有广泛接受，根本不知道指的是谁。但如果用当地的语言，把“布洛陀”说成“boux”，把“姆六甲”说成“姆娘”，老百姓就明白了，会讲出许多关于他们的神话。

　　(三)学习与提高的结合

　　田野调查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一个学习与提高的相互促进的过程。“学习”主要指调查的本身就是一种了解民间信息，掌握社会知识的学习活动，但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不说明调查者自身的业务素质就能自然提高，这就需要有目的地将学习与提高的结合起来。例如在内容丰富而环节复杂的田野调查过程中，通过做好前期的工作预测和日程安排，提高自己的协调能力;通过适应艰苦的调查环境，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通过选择采访目标以及与被参访人交流，提高自己的社会交往能力;通过对考察资料的全面分析，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等等。同时，进行必要的田野调查，不但增强自己的本专业知识储备，还会促使自己进一步学习和掌握传播学、考古学、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宗教学、民间文学、民间音乐、现代媒体技术等多学科知识，增强知识背景的积累，激发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进而推动跨学科研究和学术创新。

　　(《博士后交流》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