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瓦尔特·伯克特的《神圣的创造：神话的生物学踪迹》一书从宗教及仪式入手，把人类的生物性作为研究的基础视角之一，对人类文明现象、神话及民间故事叙事等诸多现象进行了解读。其结论颇为新颖，至今仍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可读性强。

　　关键词：瓦尔特·伯克特；宗教；生物学；神话

　　瓦尔特·伯克特（Walter Burkert，1931-2015）是著名的德国古典学家，他的研究重点主要在欧洲古典学，尤其是古希腊神话与仪式、戏剧等方面。目前，他的两部专著已被译成中文，第一部是《希腊文化的东方语境：巴比伦 孟斐斯 波斯波利斯》（2015），第二部就是《神圣的创造：神话的生物学踪迹》（2019）。[①]《神圣的创造：神话的生物学踪迹》作为叶舒宪先生所主持的“神话学文库”中一本重要的译著，由赵周宽、田园完成翻译。该专著一出版，就得到了学界的重视与关注。它所讨论的宗教、神话等问题，引入了生物学的角度进行思考，至今对中国的神话学、人类学及民族学等研究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瓦尔特对宗教、仪式、神话及民间故事的解读另辟蹊径，视野开阔。在娴熟运用各类民俗与生物学材料的基础上，他把隐藏在诸多看似毫不相干的人类行为中的生物学特性一一掀出，条分缕析。尽管诚如瓦尔特自己所言，“社会生物学强烈意义上的‘基因和文化共同进化’的观点，不能在宗教中得到例证，因为此处提及的进化要早于有据可查的历史时期，并且因为过于复杂，两者之间也无法建立起明确的关系。但我们不能因为缺乏证据而将文化与生物或宗教与形成于生命进化内的基础结构分离开来。宗教界于生物与文化之间的混杂性特征要求研究方法必须是跨学科的：推导与阐释应相辅相成。”（第24页）正是如此，瓦尔特在敏锐视角与深邃思考下建立了人类文化行为的生物学基础体系庞大而环环相扣，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和可信度。

　　在该专著中，瓦尔特首先从宗教着手，提出了大胆的假设，认为宗教“作为同语言一样最重要的有效沟通方式，也可以被假定为在史前时代的某一特殊阶段产生的”。（第21页）由此，宗教的社会生物学起源也早就在史前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他将宗教与仪式紧密相连，认为宗教的仪式是前语言的一种交流状态，具有动物性的基础。正是由于宗教提供了个体应对生活中各种曾经出现、反复出现的危急情形的方式，使人们消除了由生物行模式产生的焦虑感，故而得以兴盛至今。“宗教的发展与生物演变相伴，尽管它具有摆脱生物性影响的明显特征”。（第200页）他重新审视了宗教与语言的关系，指出宗教与语言的发明有着不可割断的联系。他使用了“风土”这一概念，使得对宗教的讨论显得更具有开放性。“自然宗教，作为表现超自然存在的基本而普遍的形式，不是凭空形成的，而是与特定‘风土’相适应的，人类生活漫长的进化过程为这一‘风土’的形成提供了条件”。（第22页）译者使用了“风土”这一来自中国的文化体系、更容易被中国人所理解与接受的一个的词汇，显示出他们对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度考虑。瓦尔特对宗教的理解超越了单一宗教、特定阶段宗教等囹圄，具有世界性的眼光。以此来理解中国的多种宗教也是亦有启发。中国的宗教同样具有适应此地“风土”的可行性，包括各类仪式与言语表达等，都具有生物性的根基。

　　著者运用自然界的案例比对于人类世界“手指祭”、“替罪羊”、“牺牲”等概念与意识行为，论证了人类此类行为中的生物学基因基础。在自然界中，动物在遇到危险时往往通过舍弃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比如尾巴、被夹住的肢体等，由此，“损毁自己肉身的一部分以保存性命的行为就被编码在了一种特殊的生物程序当中”。（第45页）这种行为可以代代相传形成动物身上牢固不变的特征，进一步随着动物骨骼的建构而深深地嵌入动物身体与意识当中。这种行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自身的生存。具有动物性的人类行为也是如此，从“手指祭”、“阉割”等人类行为中可以看到这一动物性行为的发展与变化。人类在生活中各类的献祭方式，秉承的是一种“以部分换回整体”的思维模式，这是生物性模式起作用的结果。“这种古老的程序在人类社会依旧起作用，它依旧帮助部分人类逃脱种种毁灭性的危难并被他们延续下来，也依旧使得献祭成为缓和并战胜种种焦虑的方式。”（第56页）瓦尔特使用的人类材料虽以西方世界的为主，但其论证的内容却具有全世界的共通性。在中国，从古至今不乏此类活动的存在。人们要用活人祭祀河神，以求得咆哮的洪水得以平息。这是西门豹治水故事的起点。人类在此遵从的是舍弃部分保全整体的意识。此后，中国传统祭祀中用人俑代替了活人献祭。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结果，亦是人类生物性本能伴随我们存在的新方式。瓦尔特还据此生物遗传基因，重新解读了“逃离危险”的民间故事模式。这类故事中，主人公往往要逃离女巫、男巫、食人妖怪、巨龙及其他怪物、恶魔的魔爪时，遭到了对手的追捕。而主人公在逃离时不断向后抛掷物品，成为阻扰追逐者的障碍物，起到临时的阻挡作用。这种行为会一直持续，直到主人公真正安全为止。瓦尔特指出，希腊神话中的阿尔戈英雄神话、芬兰《卡勒瓦拉》中的维纳莫宁的逃离，都是如此。诸如此类的叙事在中国各民族中亦普遍存在。比如壮族《人熊婆》的民间故事，姐姐逃避人熊婆追赶的时候扔出了梳子等物品，变成阻挡人熊婆追赶的利器。从生物学角度来审视口头传统的叙事并由此发现其中隐藏的生物进化玄机，结论有理有据，又跳出了学术研究的窠臼，给人颇多启发。

　　瓦尔特在第三章中完成了对普罗普总结出的31个民间故事功能项的重新审视。与其他学者不一样，瓦尔特关注的并不是普罗普所总结的功能是否适用、功能项是否遗漏等问题，而是敏锐地提出，“一个故事的组织原则、情节的灵魂都被发现是在生物的层面上运作的。这个故事就是按照‘母题’的必然顺序创造的，而且它还有解决问题的实际功效。”（第76页）瓦尔特以希腊神话中帕尔修斯、阿尔戈及苏美尔人的吉尔伽美什王的英雄传奇故事为例，指出普罗普故事形态中的核心母题“远征”其实是被建立的出来的、解决问题的一种手段，只是最终以故事的形态得到表现和进行交流。除了远征类故事，还有漫游类、宗谱类、奇迹般诞生和死亡类、复仇类及欺骗类等形式的故事类型，与人生的经历同样有着密切的关系。作者专门考察了“少女的悲剧”故事，指出它和女性成长时从童年向成年转化的自然生理过程相一致。“‘女性童话故事’是追溯自然的脚步，并将深植于故事中的意识与自然文化结合的文化创造。”（第91页）从整体上看，个人发展的生物程序通过语言转化为传统故事的叙事链，并在没有话语和太多意识反应的情况下发挥了作用。仪式也是标志人类发展自然阶段的一种表演。对生物图谱的关注使得瓦尔特对人人熟知的民间故事有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从现实中考察，民间故事所蕴含的人类发展、成长的经历与阶段分隔适用于世界各地，为我们打开了认知此类叙事的一扇新大门。

　　瓦尔特对等级制度的新解读揭示了它的生物学基础，“有关等级的任何想象都应依照对史前人类生存习性的复现”。（第97页）瓦尔特比较了灵长类动物间的、人类世俗交往活动中的和宗教活动中的服从仪式，推断出了人们生存世界的统一性。在宗教中有各种各样的服从仪式，是人类等级制度的突出表现，它们在世界各地中广泛存在，甚至是史前时期。除此之外，战争中的投降仪式、颂神等都是服从仪式的内容。“颂神中还产生了新颖独特的语言游戏，这就取得了在仪式中不可能取得的效果，也就是说，颂神无需苦干，借助语言游戏，还能把对神的服从和颂扬结合起来。”（第106）比如赞美诗。赞颂行为既避免了仪式的麻烦与繁琐，又达到了人们的目的，更为实际，可操作性强。赞颂行为同时也巩固了现世的等级和权力。在中国，颂神行为也广泛存在。比如壮族民间宗教仪式中有一类“干麽”，即不需要向神献祭，只需要用嘴吟诵经文即可，内容亦多赞颂布洛陀、姆洛甲的威力，祈祷生活恢复平静。诸如此类，都是瓦尔特所言的“服从仪式”的变形。

　　基于对上述问题的讨论，瓦尔特进一步对人类的“罪恶”、“罪源”等进行了生物学的解读。他指出，希腊文学作品多以瘟疫故事开端，这是从日常生活中的疾病经历以及人们试图预料、控制疾病这一模式开始的。“灾难，通常推测是起源于神祇的愤怒、神使的调停，宗教或道德上的罪的陈述，通过宗教仪式赎罪。这套模式在青铜时代似乎就已建立起来。”（第121页）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维吉尔《农事诗》中的阿里斯泰俄斯等都是这类叙事的代表。宗教祭仪的建立和调解人的出现都成为人类对自身罪过的补救和救赎。希腊神话中宗教祭仪或节日的来源，一般是因谋杀打破禁忌，瘟疫或饥荒横行，通过问神而得到神谕，举行某种宗教仪式才得以免祸。从此，仪式便世代相传。人类在自然界生活中的经验，往往是指向“为什么”，要找到事情发生的源头。这种生物学的探究却指向了宗教的仪式以求得心灵的慰藉。这种模式同样在全世界通用。壮族的布洛陀史诗中包含了调解各类矛盾关系、攘除灾病等内容。以禳除“婆媳冤”的经文为例，因媳妇误会婆婆，说她偷了自己的衣服、诅咒公公婆婆而引起灾祸，导致媳妇全家身体病痛，农业收成不好，灾祸连连。经过问询布洛陀、姆洛甲，才知道要向公公婆婆请罪，做仪式将关系修好，从此媳妇家才恢复了和平安宁。这种描述同样对应着生活的日常。对灾难进行预测的人多为先知、神使、萨满、巫医、拉比等角色，他们寻找神的旨意，并通过仪式等来完成。人类需要人与神之间的“调解人”，以此找到自己的“罪恶”、“罪源”，解答自己对于生活问题的困惑。

　　在书中，瓦尔特对“礼物”的存在、赠与的“互惠性”问题进行了有意思的探索。他指出，礼物交换是人类文明的现象之一，是人类社会的普遍成就，然而“把互惠原则扩展开来并不具有逻辑必然性，甚至在某些方面根本就是非理性的，但这并不妨碍人类对它的普遍接受。”（第149页）经过考察，瓦尔特认为，合理公正和团结协作使得群体具有更强的生存优势，从而群体视为具有适应性和成功的标志。实际上，从人类狩猎时代就开始的祭祀盛宴，逐步地将人类社会从简单的食物共享发展到礼品交换的社会行为。在他看来，无论是平等交易还是互惠原则，“在以上所有过程中，生物规律一直在发挥作用。生命是基于‘公平’交易的短暂的安宁，是在物质和能量的不断变化中取得的动态的平衡。互惠的理性要求适用于生物界，并在宗教传统中得到适时的强化。”（第176页）他在分析中还以中国对外的丝绸贸易为例，阐明互惠原则及其方式在其中的重要性。

　　瓦尔特对符号的理解同样带有生物学的色彩，并得出了颇有新意的结论。“有效使用符号是生命体的基本功能，从最原始的生命组织到灵长类动物都是如此。”（第177页）由此，预言、神判、标记、誓言等都是人类在生存中逐步发展出来的、日益具有人类文明的成果。人类的感知能力随着生物进化而不断进步，筛选出一系列符合自身需要、适应生存条件的符号，以此构建出便于自己认知的世界。这一结论不无道理。从百越民族的纹身、在中国流传颇广的神判习俗，都能看到这一原则的适用性。

　　纵而观之，瓦尔特·伯克特的《神圣的创造：神话的生物学踪迹》虽然完成较早，但其中运用了大量的人类学、民族学的材料，对于各类学术观点信手拈来，论证思路有自己的合理性，结论精彩而有说服力。直至今日，他的观点依然有可取之处，读之使人耳目一新。译者的翻译亦成为此书中文版的加分之处，通读下来流畅无顿挫感，有“信、达、雅”之妙，可见译者用心之专注。

　　[作者简介] 李斯颖（1981-），女，壮族，广西上林县人，广西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神话数据库建设”[编号：17ZDA161]；桂学研究院•协同团队项目[编号：GXYJY20170901]。

本文原载《长江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文中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