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发轫于古史研究、民俗研究和民族调查的中国神话学，其发展与中国文化和政治环境的变动密切相关，在学科化过程中表现出泛学科和破学科特征。1949年以后，包括神话学在内的民间文学和民间文艺曾一度强势发展；新时期到来，神话学深度参与见证了当代中国的新启蒙和思想解放。当下蓬勃多元发展的中国神话学以自我反思与突破为主轴，为我们理解中国文明起源、中华文明特质，多民族文化现象，中国的现代性话语、以及为当代文化建设提供了必要的解析视角和宝贵资源。

　　【关键词】中国神话学  古史研究  民族调查  民间性 现代性

 　

　　张光直先生曾讲，有两个领域几乎能吸引所有人文社会科学者的兴趣——城市发达史和神话，从事二者研究的好处是：“志同道合的人多，可以互相切磋琢磨；坏处是写起来战战兢兢，牵扯不少人的‘本行’，挑错的人就多。”[1]这番感言形容出神话学研究的特点：从业人员众多、学科边界模糊、成果海量，品质参差不齐，评价标准不一。无疑，写一份《中国神话学研究七十年》的难度颇大。它起码应涉足：民间文学、民俗学、文艺理论、文学批评、比较文学、民族文学、宗教学、民族学、人类学、古典学、甚至文化研究，以及中国特色的古史研究。然而，如此包罗万象的学科综述乃可望不可即，力不从心或挂一漏万的写作困窘几乎是必然结果。尽管如此，基于对“中国神话”的理解，笔者准备以学科化以及学科反思为线索进行勾勒，在内容上强调“中国”，而不涉足国别神话研究；在论述上重于时代背景和研究意义分析，轻于逐年列举成果。研究视野上，按理应以1949年为起点。然而，就中国神话学发展来看，1949年并不是标志性分水岭。虽然在此前后，确实也有话语形态上的某些变化。总结与辨析这些变与不变之处，正是笔者写作此文的契机与意义所在。 

　　总体而言，中国文化被晚清士人发现并归纳出“神话”这类现象，既直接受当时日本的现代国族建构（以及欧洲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也因神话研究能妥善安置上古无法用现代性科学观、工具理性、实证主义来统摄和研究的部分。中国神话学与历史学、考古学这些新兴学科一起，奠定和正在建构着现代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认同及表述模式。1949年以来的中国神话学，全盘继承和发展了这些学科特征与意义。进一步探究，作为学科化产物，神话学研究脱胎于上世纪初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发展，它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启蒙思潮中“到民间去”的产物之一。中国神话学的发展与俗文化运动，尤其是中国政治环境的变动密切相关。20世纪50~70年代，在文化政策引导下，包括神话学在内的民间文学和民间文艺几乎成一枝独秀的发展态势；随着新时期的到来，神话学又深度参与见证了当代中国的新启蒙和思想解放。当下蓬勃多元发展的中国神话学以自我反思与突破为主轴，为我们理解中国文明起源、中华文明特质，多民族文化现象，中国的现代性话语、以及为当代文化建设提供了必要的解析视角和宝贵资源。  

　　一、前溯：学科奠基与拓展  

 

　　

　　“神话”并非古已有之的实存之物或既定概念，它只是现代学术建构出的观念物。当一个社会需要“神创”或天命观来建构其时空观和意识形态话语时，“神话”是一种被浸润在神圣或世俗表述中的不可或缺成分，它无法成为独立学科。当整个世界朝向科学理性的“现代”发展，从地缘政治和时间政治需要重新勘测过去和他者时，作为研究门类的“神话”由此而生。在中国，最先是由传教士和汉学家关注“中国神话”。国人较早翻译始于1897年，孙保福在《实学报》使用。正式使用“神话”概念并用于分析中国文化，始于章太炎和梁启超、蒋观云。章太炎效仿日本的中国神话学研究，将上古无法实证的部分处理为神话，开启了中国神话学的核心逻辑——神话与古史的对立。继他们之后，消解上古神圣性，建构现代民族性和民族精神，强化“民族—国家”的一体化、同质化，一直是中国神话学发展的主轴。在此过程，古史辨研究、俗文学运动、民族调查等三大方面规约了中国神话学的研究路径，具体表现在： 

　　其一，“古史辨”初期重点在古史的破坏方面，以顾颉刚提出“层累说”为焦点；后期则是“神话分化演变说”，以杨宽、童书业为代表，他们先“毁”后“置”，为那些从古史中被驱逐出来的上古帝王做了神话还原工作。由此，“信史—神话”二元对立观念、佐证古史研究的还原路径，至今仍是中国神话学界根深蒂固的使命与理念之一。 

　　其二，1918年5月，北京大学发起歌谣运动，带动了民间文学搜集热潮，神话、传说等体裁也一并被关注。这波朝向民间的搜集运动，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想象以及民族主义诉求，精英知识分子希望以此启蒙教化国民素质。黄石《神话研究》（1927年）、茅盾《中国神话研究ABC》（玄珠）（1929年）、《神话杂论》（1929年）、《北欧神话ABC》（方璧）（1930年）、钟敬文《楚辞中的神话和传说》（1930年）、林惠祥《神话论》（1933年）纷纷出现。茅盾在搜集“断片”基础上希望还原神话“原始形式”，提出了“中国神话历史化”命题，其影响之大，至今时今日而不绝。较早在理论和方法论上系统介绍西方神话学的是周作人；将神话与中国文学完全勾连上对应关系的是鲁迅。这批研究奠定了中国神话学学科化的雏形。 

　　其三，抗战期间，大批优秀学者汇聚西南，促进了西南民族文化研究，开启了中国神话学的民族志调查路径。例如钟敬文《槃瓠神话的考察》（1936年）、芮逸夫《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1938年）、马长寿《苗瑶起源之神话》（1940年）、岑家梧《槃瓠传说与瑶畲的图腾制度》（1941年）、程仰之《古蜀的洪水神话与中原的洪水神话》（1942年）、凌纯声《畲民图腾文化研究》（1947年），其中以闻一多《伏羲考》最有代表。这些研究综合运用口承、信仰、民俗、图腾等文化人类学资源来研究民族文化的形成、传播与分布，尤其倚重古典进化论派人类学理论，其学术影响至今仍浸润在众多的神话学论文与专著中。 

　　再看同时段的解放区。1942，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必须学习工农大众的思想感情，包括表现他们思想感情的民歌、民间故事等萌芽状态的文艺”。不久，解放区掀起学习民间文艺的热潮。1949年7月，周扬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作报告指出：“解放区文艺的一个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和自己民族的特别是民间的文艺传统保持了密切的血肉关系。”如此不难理解，为何继俗文学运动之后，1949年开始，中国神话学归属于民间文艺/民间文学的学科化建设轨迹愈加清晰。 

　　二、1949~1980：在一枝独秀中发展“民间性” 

　　刘锡诚曾总结：“开拓各少数民族口传神话的研究领域，是1949年以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神话研究的新拓展特点。”[2]20世纪50~70年代，党的文艺政策一度强调“民间文学是一切文学形式的源头”的观点，促使学界对包括神话在内的民间文学研究，成为一枝独秀。1950年3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民间文艺集刊》、《民间文学》等刊物提供了专业园地。1958年，毛泽东几次谈到搜集民歌问题，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社论。7月17日，宣传部召开“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决定编写各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这些政策与工程，有力推动了少数民族和民间文学的调查与研究，催发出一批神话论著：何满子《神话试论》（1957年）、胡小石《屈原与古神话》（1957年）、杨明照《四川治水神话中的夏禹》（1959年）、周庆基《黄帝传说与仰韶文化》（1959年）、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版，1960年）、《中国古代神话》（增订版，1960年）、孙作云《楚辞九歌之结构及其祀神时神巫之配置方式》（1961年）、高亨《上古神话初论》（1962年）、吴泽《女娲传说史实探源》（1962年）、谭正璧《〈雪精〉的故事：一个古佚民间神话故事的探索》（1963年）、胡厚宣《甲骨文商周鸟图腾的遗迹》（1964年）、袁珂《漫谈民间流传的古代神话》（1964年）、《关于舜象斗争神话的演变》（1964年）、陈炳良《中国古代神话新释两则》（1969年）、王孝廉《日本学者的中国古代神话研究》（1972年）、《关于石头的古代信仰与神话》（1976年）等等。 

　　这批成果尤以丁山 、孙作云、苏雪林、袁珂的研究代表了此时期的学术成就。孙作云师从闻一多，1941年受聘于北京大学文学院，专治中国古代神话，尤擅研究《楚辞》，在视野和方法上有所拓展。他在《中国古代图腾研究》（《中和月刊》1941年2卷4、5期）中提出：“古史的研究，不但取材于书本，而且要取材于古物，……在古物之外，再加一个古俗，用古代的风俗来帮助文献和考古之不足；这个方法可以叫做三层证明法。”建国后，他的神话研究论文有《〈楚辞·九歌〉之结构及其祀神时神、巫之配置方式》（1961年）、《汉代司命神像的发现》（1963年）、《从〈天问〉看夏初建国史》（1978年），以及新时期以后的《说〈九歌·东皇太一〉为迎神曲〈礼魂〉为送神曲》（1980年）、《〈楚辞·天问〉与楚国庙壁画》（1983年）等。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于1961年，由龙门联合书局出版。（但真正发挥影响还是在198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重新影印之后）。丁山详细论证了昆仑神话是婆罗门教徒由印度输入中国，[3]其研究属于文明溯源派的“印度说”，具有较大影响。苏雪林也是此时期文明溯源派的代表人物。不过她通过对屈赋的研究得出的是“巴比伦”说。她在《我研究屈赋的经过》（1962年7月《作品》4卷1期）中总结自己的研究特点：“我发现了世界文化同出一源，中国文化是世界的一支。我研究屈赋竟得到一个“一以贯之”的方法。用这个方法不但能把中国许多杂乱无章的文化分子整理成一种秩然有序的系统，而且也能把世界文化整理出一个头绪来。第三，我主张经史子集打成一片，不但藉以解决屈赋问题，竟可藉以贯穿我国古书的脉络。第四，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揉合一处，始可窥见中国文化的全貌。” 

　　袁珂的研究从这段时期发轫，产生重大影响在新时期，后文再作介绍。 

　　在理论动态方面，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西方文学组于1962年出版了《现代英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上编）。该书选编了一组“神话仪式学派”的材料：赫丽生《艺术与仪式》、鲍特金《悲剧诗歌中的原型模式》、墨雷《哈姆雷特与俄瑞斯忒斯》等[4]，大体反映了50年代前后的神话理论的新兴情况。 

　　这段时期的少数民族神话研究借助建国后的民族识别工作，上接30、40年代芮逸夫、凌纯声的研究，下启新时期“三套集成”编纂，在大规模的整理发掘中表现出一些理论倾向。正如马昌仪所总结：“从 50 年代初到 70 年代末，由于在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民族社会、历史、经济、文化普查，搜集了许多在学术界鲜为人知，但至今仍在口头上流传的神话，这是此前任何时候所不能比拟的。同时，长沙马王堆汉墓彩绘帛画以及其他以神话为题材的考古文物的发现，为中国神话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可靠的资料。”[5]不过，总体而言，这些研究虽呼应了新中国对“民间性”、“人民性”、甚至“阶级性”的强调，但并未溢出“前溯期”的学术范式与理论成就。 

　　三、1980~2000：学科化发展与泛学科化的繁盛发展 

　　新时期以来的神话学研究呈现出三大基本脉络：第一，延续了之前的“人民性”/“民间性”理念和民族调查路径，“三套集成”工程进一步推动学科化发展。第二，深受新时期思想启蒙和“美学热”影响，出现“神话热”景象。第三，有更自觉的学科构建、学术史勾勒及反思。 

　　（一）持续深入的“民间性”发展和民族调查 

　　从1981年开始被提议，到2009年出版完毕，被誉为“世纪经典”和“文化长城”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全部问世，先后有几十万文化工作者参与调查、搜集、编纂。空前的民间调查与资料搜集，进一步促进了各地神话研究的发展。其中，以张振犁的中原神话研究最有代表。张振犁重在探讨中原神话所蕴涵的古代哲学观念、科学思维和文化模式，代表作有《中原古典神话流变论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东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话论》（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在此之前，神话的搜集与调研多进行在民族边疆地区，中原“活态神话”少有被提及。张振犁认为，在田野中发现和研究神话是一种“文献的回流”，是在田野中检视文献记载的内容，这为神话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少数民族神话研究方面。1979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和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成立，1983年《民族文学研究》创刊，发掘了大批民间文学作品，尤其对三大史诗的研究更充分。随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毛星主编，1983年出版）和多部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丛书”陆续面世，极大推动了学界对少数民族神话的挖掘整理、分门别类的研究。比如：谷德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神话选》（上、下）（中国民间出版社1987年）；东部和北方少数民族神话研究以富育光《萨满教与神话》[6]为代表，这是第一部以田野考察为基础的萨满教研究著作；乌丙安在《满族神话探索》[7]中对国内外信仰萨满教的民族做了比较，归纳出萨满教三种类型的信仰对象。1990年，乌丙安又出版《神秘的萨满世界》（上海三联书店），进一步在对东北各民族的比较研究中揭示萨满的本质。南部有李子贤编《云南少数民族神话选》（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吴晓东《苗族图腾与神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等多种论著问世。 

　　（二）新启蒙与“神话热” 

　　80年代知识界开始反思文革话语，西学二次涌进，各种理论和文艺思潮被大规模译介，中国社会迎来所谓“新启蒙”时期。作为思想资源的神话学，积极参与解构机械的“阶级论”，见证了一个时代的解放与开拓精神。叶舒宪在《神话的意蕴与神话学的方法》一文中，把现代神话学路径归纳为：语言学的、仪式学的、自然学派的、历史学的、结构主义的、心理学的、哲学的和女性主义的八种方法。[8]可以说，这些流派都在新时期再次或首次被译介，促成了神话研究的多元化局面。以至于，甚至有学者从当时流行的“信息论”和“噪声”角度研究中国神话，认为生活是信源，神话是信道，神话时代的接受者是信宿。[9]由此可见神话新潮理论之繁盛，故有学者称之为“神话热”。 

　　“神话热”的兴起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意义。针对从1950年代肇始的“形象思维”大讨论，在 80年代，一批学者开始借用“形象思维”对抗“阶级思维”，直接催发出两部影响巨大的译著：《原始思维》[10]和《新科学》[11]。这两部经典之作对原始人的思维方式，特别是“集体表象”、“诗性智慧”进行研究，契合了当时的时代精神诉求。同时，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于1987年推出弗雷泽《金枝》中译本，上海、北京、浙江、四川、山东等地出版社竞相出版人类学译丛、民俗文化丛书，一大批神话学著作被陆续汉译。神话研究中可能蕴含的对抗僵硬阶级性和斗争思维的空间，吸引着众多研究者。正萧兵所说，“中国文化的‘新生代’忽然发觉中国古神话竟然象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而新兴神话学又是一门连锁着许多科学‘热点’的带头性学科。如所周知，以神话为典型标本的野性思维的开掘将导致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突破。”[12]笔者将这股“突破”和热浪归纳为三大方面： 

　　第一，有关神话—原型的介绍与“新国学”实践。 

　　80年代中期以后，当时在哲学、美学和文艺学方面颇有影响的李泽厚、刘再复等人均对原型理论有所借鉴。1983年第6期《读书》刊出张隆溪介绍原型批评的述评文章《诸神的复活》，1986年叶舒宪发表《神话—原型批评的理论与实践》，系统评述了这一批评派别的产生和发展过程。1987年，《神话—原型批评》一书出版，此文为代序。方克强也在此时期就原型与神话、文学之间发表重要论文。[13]该年还译介出版了荣格的两本名著：黄奇铭译《探索心灵奥秘的现代人》（社会科学文献1987年）；冯川译《心理学与文学》（三联书店 1987年版）。一时间，集体无意识与原型说成为学术热点，与上文所述的“精神解放”相互映衬。随着对神话原型理论的深入研究，中国神话学界启动了重释先秦经典的研究——“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丛书（湖北人民出版社）：萧兵《楚辞的文化破译》（1991年），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1994年），萧兵、叶舒宪《老子的文化解读》（1994年）、臧克和《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1994年）、王子今《史记的文化发掘》（1997年）、叶舒宪《庄子的文化解析》（1997年）、萧兵《中庸的文化省察》（1997年）。这套丛书以文化还原为研究目标，希望揭示中国上古文化的神话知识体系，及其与世界上古文化相类同的文化形态。在这层意义上，神话学研究的古史路径呈现出新气象，即借助西方文化人类学宏阔视野，积极运用跨文化阐释的三重证据法，将传统国学研究和知识全球化紧密联系，是一次宝贵的“新国学”实践。 

　　第二，对文明渊源、国民性和国民精神的讨论。 

　　除了参与新启蒙和思想解放，1980~1990年代的“神话热”还承担着另一重要功能——通过神话研究来勘测中国文明的渊源，借此探讨国民性和民族思维特点、中国艺术的发生等问题。这些研究与当时的美学热遥相呼应，大致包括：冯天瑜《上古神话纵横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山东文艺出版社版1986年）、何新《诸神的起源》（北京三联书店 1987年）、刘魁立、马昌仪编《神话新论》（上海文艺出版1987年），刘城淮《中国神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王小盾《原始信仰与中国古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谢选骏《空寂的神殿：中国文化之源》（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邓启耀《中国神话的思维结构》（重庆出版社1992年），田兆元《神话与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等等。其中，何新的影响颇大，其《诸神的起源——中国远古太阳神崇拜》共出三版，可见一斑。何著的特点在于既探讨中华民族的观念、神话信仰和思维特点等问题，同时又想实证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其代表性观点认为崇拜生殖的观念是“中国文化最深层的结构之一。”[14]何著迎合了那个时代对西学理论的猎奇和囫囵吞枣风气，就神话研究本身而言，实则在为中国文化“申辩”的诉求中借助民初的“巴比伦说”和生殖崇拜理论，并无太多新意，且猜想成分较多。 

　　第三，“中国神话学”的自我构建与深入发展。 

　　曾有台湾学者评价：“80、90年代期间对于民间神话全面细致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再加上各种神话专著的出版，西方神话学理论的译介引进，渐促成了中国现代神话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更使得原本在传统文化体系中居于异类地位的‘神话’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从此占据了文学、哲学、宗教和历史源头的重要地位。”[15]回顾上世纪末的“神话热”和其“重要地位”，虽有追风应时之作，但更多的是中国神话学学者的砥砺耕耘。 

　　在学科理论方面，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的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是一件具有标志性的事件。该书率先用结构主义、人类学、原型批评等理论研究中国神话，从神话思维与哲学思维的渊源关系角度探索中国式思想的神话基础，以及神话哲学的“元语言”，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神话学研究高度与深度。武世珍、李子贤、孟慧英等人在 20世纪 70代末至 90年代中期相继对“活形态神话”进行探讨。与前文介绍“中国神话”的搜集热相呼应，“活形态神话”志在搜集整理和分析仍流传在民间的诸多神话故事，关注神话传承的动因和机制，研究信仰体系、祭仪系统等方面。这方面的代表性论述有：李子贤《活形态神话刍议》（《西北民族大学学报》1989年8月）、武世珍《神话学论纲》（敦煌文艺出版社1993年）、孟慧英《活态神话——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 

　　在学科体系的建设上，这段时期以袁珂的研究最为重要。他陆续出版从神话学角度对《山海经》进行全面探讨的第一部书——《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一部神话辞书《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中国神话大词典》（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1998 年）。1988年，《中国古代神话》出版，这是迄今为止篇幅最大的中国神话史。袁氏的主要贡献有二：一是提出广义神话学，勾勒出中国神话的发展轨迹：在原始神话以后朝两个方向演进：（1）文学化，成为神话小说和有神话意味的说唱文学。（2）与宗教和民俗结合，成为仙话中的神话和民间神话故事。二是以“信史”为轴，精心“连缀”与“熔铸”，将古神话系统化，诉诸对神话做出犹如史学般客观严谨的研究。袁氏追求的“有神的系统的中国古代神话”之旨要，乃是建立在神话还原的学科理念上，希望依傍建构以希腊神话为标准的中国古代神话。追本溯源，这仍是对“古史辨”派的古史路径，以及二周兄弟所完善的文学路径的承传。除此，1989年，陶阳、钟秀《中国创世神话》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这是首部中国的创世神话专著。杨利慧《女娲溯源——女娲信仰起源地的再推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对女娲信仰起源问题的“南方说”提出了挑战。蔡茂松《比较神话学》（新疆大学出版社，1993年）是首次在国内以“比较神话学”为名的著作。作者通过比较中外不同的神话故事来寻找神话思维的共通性。薛克翘等人主编的八卷本《东方神话传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包括亚洲、非洲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神话，编选态度严谨，忠实原作。魏庆征译《世界古代神话》（塞诺克雷默著，华夏出版社1989年），这些都是当时神话学研究的大事件。 

　　作为学科建制的重要事件，“中国神话学会”于1984年5月成立。中国神话学会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领导下的学术研究团体，该会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并介绍中国神话，加强神话工作者的联系，组织学术会议，探讨神话研究中的学术问题，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学会第一任会长由袁珂担任，王松、刘魁立、蓝鸿恩为副会长，陶阳为学会副主席兼任秘书长，并聘请钟敬文、杨堃、贾芝、毛星为学会顾问。现任会长叶舒宪，吕微、杨利慧、高有鹏、徐华龙、楼家本等任副会长，尹虎彬任秘书长。学会在全国各地展开中国民间文化之乡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工作。学会于1987年出版《中国神话》（第一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10月在河南郑州召开了首届学术讨论会，出版论文集《神鬼世界与人类思维》（黄河文艺出版社1989年），2005年在郑州和周口召开中国神话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论文集《神话中原》（大象出版社2006年）。 

　　据贺学军与日本名古屋大学樱井龙彦教授合编的《中日学者中国神话研究论著目录总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统计，到 1998 年为止，此时期共出版专著达 784 部，发表论文更是高达 6465篇，相比于此前 30 年发表的论著、论文总数（专著 76 部、论文及有关文章 613篇），增加了近十倍还要多。其中突出的是创世神话研究。20世纪最后20年间，有关创世神话（不包括洪水后人类再生神话）研究的文章，据有关方面统计，约在六七十篇以上。随着个案研究的昌盛，90年代中期以后，神话学界对学术史的梳理与勾勒很突出，例如李亦园主编《中国神话与传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出版，1996年），马昌仪主编《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上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吕微为《中华民间文学史》撰写《神话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神话编》实际是一部截止东汉的中国神话史，体现出对当时的主流神话学观念（以袁珂为代表）的反思与新见。例如吕微强调神话的特定社会功能，认为神话信仰中理性成分的增长是神话发展的实质性内容，先秦汉语古典神话（古史传说）是中国古代神话的“轴心”之作。这些不同于前人的反思，已然昭示着新世纪的中国神话学新动向与成就。 

　　四、新世纪至今：学科化的推进、反思与突破 

　　2002年1月10日，钟敬文先生去世，对整个民俗学、民间文学影响很大。甚至有学者说：“钟老的逝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同时也宣告着新时代的开始，……出现一些新的气象，新人新论新发现宛如天边滚动的春雷，预告着民间文艺学新春的到来。”[16]若确有“新春”，可能是以“反思”为要核。同时，从新世纪开始，各种与神话研究相关的年鉴出现：2002年9月，由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民间文学研究室发起，联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研究室，每年出版《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每卷皆有独立“神话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年鉴》，《民间文学研究概述》含有“神话部分”，《少数民族文学概述》也有“少数民族神话”专项。“在关于民间文学诸种体裁的研究论文中，每年的神话研究都要占居半壁江山，可见学者们对于神话的关注。”（吕微《中国文学年鉴2009》）这些完整记录、分析了每年研究情况的“年鉴”在网络上均可查询下载。为避免重复罗列，笔者在这部重于归纳这些“年鉴”尚未归纳出的几套大型出版物、机构设置和学科反思与突破之处。 

　　（一）学科化的推进：出版物、会议和机构创建 

　　新世纪之初，对中国神话学的学术史梳理是世纪最初几年的必然选项 。[17]在这批著作中，以刘宗迪主持的《多维视野中的中国现代神话研究》具有代笔性。这组笔谈集合了活跃于神话学界的一批中年学者：刘宗迪、吕微、叶舒宪、钟宗宪、陈连山、杨利慧、吴晓东、刘惠萍。他们从各自感兴趣的角度对中国神话学的思想背景和学术范式展开了讨论。其代表性的观点，后文还会再涉及。2008年，潜明滋《中国神话学》（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2009年，第一本针对当代高校教育的神话学教材——杨利慧著《神话与神话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神话学的重要会议方面：2004年6月1 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了《山海经》研究座谈会，吕微整理座谈会发言，发表《神话：想象与实证》（《民族艺术》2004年第4期），总结了我国《山海经》的神话学研究特点与成就。2006年5月，在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举办国际比较神话学研讨会。同年8月，河南举办中国神话学国际会议。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在北京举办“中国创世神话国际研讨会”[18] 2011年初，《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神话学专栏”邀约了来自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神话学者，用两期专栏的篇幅，发起了一场“神话与神话学：教材建设与学科发展笔谈”。这些会议对推动中国神话学的学科建设很有积极意义。 

　　在出版物方面，2010年开始，在充实壮大学科与反思学科格局的张力中，中国神话学界相继推出五套大型丛书，它们几乎涵盖了学界的前沿风貌，笔者借此勾勒这段时期概貌。 

　　第一，《神话历史丛书》（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该套丛书分为“中国神话历史”和“世界神话历史”两大系列，共计20卷, 旨在深入拓展“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所提出的“新国学”。目前已出版：《断裂中的神圣重构：<春秋>的神话隐喻》（谭佳著）、《礼制文明与神话编码：<礼记>的文化阐释》（唐启翠著）、《神话叙事与集体记忆：<淮南子>的文化阐释》（黄悦著）、《文化记忆与仪式叙事：<仪礼>的文化阐释》（荆云波著）、《儒家神话》（叶舒宪、唐启翠编）、《宝岛诸神》（叶舒宪、陈器文编）、《图说中华文明发生史》（叶舒宪著）和《韩国神话历史》（【韩】林炳僖著）、《苏美尔神话历史》（金立江著）等。 

　　这些著作的共性在于：不再执念“文化还原”和“原型”挖掘，重在探索“神话”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功能，在不同文本中的潜在观念约束力量。虽然这批著作也大都从“巫史传统”去研究神话起源。然而，有别于章太炎和古史辨派的学术旨趣，这批研究者不再通过发生学意义上的“巫史传统”去解构经史传统，而是强调神话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基因性作用，强调它的政教功能，以及如何参与经史正统建构与皇权叙事，构成不同文化情境的神圣性诉求。甚至可讲，这批著作突破了“信史—神话”二元对立观念的束缚，代表了神话学研究中古史路径的新高峰与新特点。 

　　 第二，2014年，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神话学文库”（叶舒宪主编）面世。“神话学文库”汇集了几十位来自于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形成各类论著、译著，如下表所列： 

　　这份长长的名单已然体现出近十年来，中国神话学界的前沿领域与其研究风貌。相比上世纪80年代的“神话热”，这批神话学研究不再强调宏观的“国民性”和美学精神探索，而是体现与神话相关的文化“情境性”，尤其注重跨学科视角和前沿资料译介，代表了新世纪的成就。 

　　第三，“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丛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继“神话历史”丛书之后，在神话学研究的古史路径方面，这套丛书是跨学科代表性成果。目前已出版：《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叶舒宪著）、《神话与古史：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与认同》（谭佳著）、《女神的语言：西方文明早期象征符号解读》（[美] 马丽加·金芭塔丝著， 苏永前、吴亚娟译）、《作为文学的<利未记>》（[英]玛丽·道格拉斯著，唐启翠、徐蓓丽译），《希腊文化的东方语境：巴比伦、孟斐斯、波斯波利斯》（[德]瓦尔特·伯克特著，唐卉译）。 

　　20世纪末国家重大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以来，21世纪初国家又启动后续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国家工程的形式集中了以考古学为主的多学科专家共同攻关，却缺乏神话学的参与。结合在国际国内学界的中华文明起源中神话学者的“失声”，这套丛书既有中国神话学与中国现代学术建构，尤其与当下考古学之间的关系梳理；也有对器物，图像、文献的综合神话学研究，发挥特有的透视角度，阐释先民生活与信仰等，提供文化观念上的解释中华文明起源及其特征，代表了目前跨学科神话研究的新高度。 

　　进入新世纪，随着大型的民族文学史/关系史，以及不同的民族史诗出版，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继续发展。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如汪立珍的东北神话研究，白庚胜的东巴神话研究、那木吉拉对阿尔泰语系神话的研究、陈岗龙对蒙古神话的研究、邢莉对藏族神话研究，刘亚虎对南方少数民族神话的研究，吴晓东的苗族神话研究等等。除了族别研究，王宪昭对中国各民族神话母题研究独树一帜，在母题分类方法和民族神话资料学建设方面成为重要人物，相继出版《中国民族神话母题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中国神话母题W编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中国人类起源神话母题实例与索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后二者是中国神话学界特有的神话母题W编目，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人类起源神话母题专题性系统索引。 

　　在中外神话交流与互译方面，朝戈金等译，阿兰·邓迪斯（Dundes.Alan）编《西方神话学论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包括神话定义、神话与宗教仪式间的联系、神话在生活中的作用等方面，是当下神话学研究的必读之作。《比较神话学在中国：反思与开拓》（叶舒宪、谭佳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是首部系统总结中国比较神话学发展的理论专著。该书参照20世纪以来国际领先的相关成果，阐明比较神话学如何为文明探源研究开辟出新角度，提供出多维的和比较关照的视野。作为“世界神话手册”系列图书之一，杨利慧、安德明著《中国神话手册》（Handbook of Chinese Mythology）是中国民俗学者撰写的第一部英文中国神话专著，于2005年8月由美国ABC-CLIO出版公司出版发行，2008年3月由美国牛津大学出版社（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再版。 

　　在神话学机构设置方面，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2017年12月，全国首家神话学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暨中华创世神话研究基地成立。神话学研究院依托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整合校内相关研究人员、国内外知名机构知名教授、社会知名人士和重要媒体力量，下设三个分支：1.神话学与文学人类学研究中心。2.传播与创意中心。3.神话学与文学人类学文献数据中心。该院承担的第一个上海市重大委托项目成果便体现出中国神话学研究的范式变革。有别于前文所述的文献研究、民族调研、田野作业等途径，神话学院旨在借助于考古新发现的东亚玉文化近万年发展脉络，以每一种玉礼器的发生史为专题，清晰呈现从无文字的大传统到汉字小传统的神话观念的渊源流变，新近已推出《中华创世神话六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文学人类学新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四重证据法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希腊神话历史探赜》（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 

　　另外，2018年4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正式启动。该工程由中国文联负责，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具体组织实施，《大系》预计将在8年内完成出版1000卷，是对中国近百年来民间文学资源的全面搜集、系统整理和汇总。作为“民间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神话学，成立由14人组成的神话专家组，叶舒宪任组长，杨利慧、陈连山、王宪昭任副组长，各省还有对应的负责人员。这是继“三套集成”以后，另一件推动中国神话学资料搜集与建设的重大事件。 

　　面对浩如烟海的神话学资料，除了搜集和整理，本学科在学科原理的核心点上如何持续的精耕细作？这构成了新世纪中国神话学的革新风貌。 　  

　　（二）学科反思与革新 

　　2017年深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举办“神话中国”工作坊：“神话学反思及思想研究”。[19]会后出版论文集《神话中国：中国神话学的反思与开拓》（谭佳主编，北京三联书店2019年）。这本论文集在编排上除了收录与会者论文，还附有每位作者的研究概述与代表作介绍（杨儒宾、王仁湘、叶舒宪、吕微、杨利慧、陈连山、王宪昭、陈泳超、户晓辉、李川、刘宗迪、谭佳等），较为全面反应了当下中国神话学的反思面貌与开拓深度。由于篇幅所限以及避免重复，在该书中已经提到的论著，[20]此文不再重列，仅结合其他内容进行扩充介绍。 

　　第一 “中国神话”的合理性极其局限性。 

　　当下的中国神话学界反思，纷纷指向反思中国神话研究的症结，大家的共识在于：在削足适履的概念移植中，茅盾、鲁迅、袁珂等最有代表性的神话大家重建的中国神话系统以希腊、罗马神话为标准，不加反思地全盘接受了一个狭隘的西方现代神话概念，并根据这种概念研究所谓的中国神话材料，给中国神话学界带来无法克服的困难。由此，中国神话学的经典命题：中国神话零散不成体系、中国神话的历史化——这两个既定结论也被得到有效反省与批判。概括而言，这两个问题的失误在于借助现代西方的知识论，对本土文化作了扭曲的理解和解释。作为神话学者，理应站在神话学先驱者的巨人肩膀上继续推进这一学术传统的独到之处，而不是轻易地从这一学术传统已取得的成就上后退。 

　　对“中国神话”极其学科命题的定位甚至批判，势必关联到当下如何看待神话遗产，以及对神话研究的方法论反思。学界对“神话遗产”的反思集中体现在2006年6月，刘锡诚在《长江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上主持的笔谈栏目“当代语境中的神话资源转化”中。正如其“编者按”指出：“神话资源的当代转化却因相异的文化传统、复杂的转化动机而变得难以把握、众说不一。”笔谈具体包括万建中《神话文本的阅读与神话的当代呈现》、陈建宪《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眼光保护与开发神话资源拒绝“伪”民俗现象》、孙正国《全球化语境下看神话资源转化的两难选择》等等。对研究方法的反思，在语言学层面以吴晓东《神话研究的认知视角》[21]为代表。对“母题”、“原型”研究的反思以吕微《神话何为——神圣叙事的传承与阐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为代表。对古史还原的反思以陈泳超《关于“神话复原”的学理分析——以伏羲女娲与“洪水后兄妹配偶再殖人类”神话为例》（《民俗研究》2002年第9期）为代表。对人类学阐释途径的反思，以户晓辉对西方新近理论的介绍与分析为代表。[22] 

　　在反思“神话”的功能与意义方面，新世纪以来最大的突破就在于重新面对何谓“理性”？户晓辉强调：如果忽视了神话的理性价值和普遍的存在论意义，就不仅遮蔽了人与神话的理性关联，而且会仅仅停留在神话的非理性层面，仅仅用神话的非理性去解构理性。这样的倾向不仅会忽视神话在中国社会可能具有的促进理性和建构理性的重要价值，反而可能对中国社会的理性化和现代化进程造成遮蔽和阻碍。[23] 

　　第二，重构中国神话学的主核与研究范式。 

　　在反思与质疑的基础上，究竟哪些术语更适合描述中国的神话现象？叶舒宪提出“玉石神话”、 陈连山提出“神圣叙事”、陈泳超提出“古史传说”、吕微提出“帝系神话”、李川提出“经史传统”等概念，都可视为他们立足于中国的神话现象所提出的替代性策略。有别于前人（以及相当多的今人）从传统文献中找神话来研究，这些替换性策略的共性在于：针对中国现代神话学的理论盲区（甚至误区）调整视角，立足于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特点，从圣物、圣人、经史、帝系话语系统中找寻中国的神话现象，探寻它们对中国社会神圣性诉求、权力意识、道德规范的决定性影响。相应的，与这些研究策略相关的新理念和研究模式呼之欲出。在理论范式的革新方面，学者们质疑神话中国何来“哲学突破”？在“轴心突破”话语系统之外，我们如何描述东周神话的起承转合作用？至秦汉，其结果是什么？吕微和陈泳超的研究都在这方面有着深刻洞见。叶舒宪、杨儒宾、谭佳等诉诸构建中国思想研究的物论体系及其方法论。 

　　在研究领域的开拓方面，杨利慧提出构建朝向当下的神话主义研究。她用“神话主义”来指现当代社会中对神话的挪用和重新建构。在“神话主义”视野中，神话被从其原本生存的社区日常生活语境移入新语境，为不同的观众而展现，并被赋予了新的功能和意义。杨利慧指出，神话主义不只是简单的媒介技术变迁的结果，而且是当下一种新型的文化再生产模式。当代文化现象不仅有商品价值和消费意义，它也可能借助神话本来的神圣性特质，重新回流进入社区，成为社区内部表达自我认同、重振社区力量的表达性手段。如此，鲜活的当下生活便不再是与神话学无关的事件，中国神话学的研究也因此开拓出新的视野与路径。 

　　  在现代性学术生产机制下，任何学术研究与时代意识形态、国家政策、职业研究者的社会认同密切相关。在不经反省的经验领域，“神话”在可操作的学术领域内被不断专业化和固定化，大量相关知识成批复制生产。中国神话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也落入此巢穴，但更多时候，它吸引着一批敏锐的学者在精思覃研，开拓创新。历经70年，脱胎于古史研究、民俗研究和民族调查的中国神话学在学科化过程中，又不断泛学科和破学科发展。从延续世纪初际所强调的非理性、文学性、民族性研究，到强调人民性和阶级性，再到新时期强调原始性和功能性，从西方话语到反思西方话语，强调作为理性和正史的神话研究，我们看到70年（甚至百年）中国神话研究的变与不变：变化的是中国社会和中国学术潮流，不变的神话研究的兴盛；变化的是代际承传的学者与著作，不变的是对神话的民族主义认同功能的强调；变化的是对“神话”概念、研究方法的不断深思与推进，不变的是神话研究对中国社会的积极作用。 

　　一则叙事，或者一个现象，究竟在何意义上才被称作神话，而不是故事、传说、仙话或魔话、传奇？在笔者看来，神话既是神圣的集体记忆，[24]又是世界各大文明起源都离不开神权背景和在神圣诉求下建构的文化法则。同时，神话绝不仅仅是过往。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个阶段，神话是权力通过叙事及其观念来强化对社会与个人的控制力的必要途径。在人类所创造的各种言说和文本形式中，只有神话对一切社会形态来说均可接受，是一种“没有反对的力量”（黑格尔语）。甚至可以讲，一则真正意义上的神话一定是道德的、或政治的、或具有信仰意味的叙事与观念。今日的中国神话学如何继往开来，在学科化与泛学科化，在变与不变中自我批判、修正，从而对真正的中国现代性建设具有积极建构作用，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必要视角。这正是中国神话研究永远保持魅力所在！ 

　　【文献引用格式】谭佳：《中国神话学研究七十年》[J].《民间文化论坛》,2019(06):50-63. 

 

　　作者简介：谭佳：哲学硕士，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出版专著《叙事的神话》《断裂中的神圣重构》《神话与古史》《比较神话学在中国》（合著），主编《神话中国》，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参考文献：

　　[1]张光直《商周神话之分类》，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三联书店2013版，第372、373页。

　　[2] 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学术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 772 页。

　　[3]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514页。

　　[4]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现代英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

　　[5]马昌仪《中国神话学发展的一个轮廓》，马昌仪编《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 年版，第13页。

　　[6] 富育光《萨满教与神话》，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7] 乌丙安《满族神话探索》，见《中国神话》第一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8] 《神话的意蕴与神话学的方法》，《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还可参阅马宏伟《略谈神话学理论在当代中国的传播接受状况》，《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第12期。

　　[9] 殷骥《神话系统论——兼论中国上古神话不发达的原因》，《江西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

　　[10]（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 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11]（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12] 萧兵《黑马—中国民俗神话学文集》，时报文化公司1991年版，第49-50页。

　　[13] 例如《<补天>的神话隐性结构与题旨》（《中文自学指导》 1990年第1期，《神话原型批评评介》（《中文自学指导》， 1991年第1期）、《原始主义：刚性与纯朴性》（《文艺理论研究》1991年第1期）等相关文章。

　　[14]何新《诸神的起源》，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3页。

　　[15] 刘惠萍《中国现代神话学研究的学术反思》，《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4期。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2002年卷），《编者寄语》第1页。

　　[17] 例如：叶舒宪《中国神话学百年回眸》（《学术交流》2005年第1期）、黄震云《2 0世纪神话研究综述（上下）》（《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2期）、胡远鹏《纵观海内外<山海经> 研究五十年》（《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学报》2003年第1期） 、陈连山《20世纪中国神话学史论》（陈平原主编《现代学术史上的俗文学》,湖北教育出版2004年），鹿忆鹿《百年来洪水神话研究回顾》（陈泳超《中国民间文化的学术史观照》，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刘亚虎《近十年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概况》（《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李湘波《中国创世神话研究评述》（《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等等。

　　[18] 该会议的论文集英文版于2011年出版：Mineke Schipper, and Yin Hubin ed., China’s Creation and Origin Myths.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1.

　　[19]参见许诗怡《走进八千年神话中国：“神话学反思及思想研究”工作坊综述》，《文学人类学研究期刊》2018年第1期。

　　[20]具体包括：叶舒宪《“神话中国”VS“轴心时代”：哲学突破说及科学中国说批判》、吕微《重新认识中国神话：从“神话形式优先论”的立场》、户晓辉《神话与形式：重建神话学的阐释维度和伦理学价值》、杨利慧《朝向当下的神话学：“神话主义”再阐释》、陈连山《走出西方神话的阴影：兼论神圣叙事作为概念的可能性》、李川《反思中国神话学的“神话历史化”命题》、谭佳《重勘中国神话学的起点与特点：以章太炎<訄书>为中心》、杨儒宾《重构神圣的物论：五行原论与原物理》、陈泳超《从感生到帝系：中国古史神话的轴心转折》、刘宗迪《从东土女神到西国女酋：<西王母>新考》等篇。均收入谭佳编《神话中国：中国神话学的反思与开拓》，三联书店2019年。

　　[21] 吴晓东《神话研究的认知视角》，《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第4期。

　　[22] 户晓辉《2002年民间文学研究综述》，《中国文学年鉴》，中国文学年鉴社编辑出版，2004年。

　　[23] 户晓辉《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纯粹民间文学关键词的哲学阐释》为这方面代表作，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