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德修斯或神话与启蒙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6-10-26 作者：霍克海默·阿多诺
如果说《奥德赛》中的塞壬一幕揭示了神话和理性劳动的交叠，那么，整部史诗可以说都是启蒙辩证法的见证：这部史诗，特别是在其最古老的层面上，都表现出与神话之间的紧密联系，它表明：那些冒险故事就是从大众传说中流传下来的。但是，由于荷马史诗的精神采纳了神话的元素，并对神话本身进行了“整理”，因此它在叙事过程中与神话产生了矛盾。哲学上的批判表明，人们通常所说的史诗与神话的同一性(无论如何，现代古典语文学都会驳斥这种说法)完全是一种幻想。史诗(Epos)和神话(Mythos)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它们指的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阶段，即便荷马史诗将各种完全不同的素材调和了起来，我们也仍旧可以从中见到这个历史过程。如果没有现成的普遍语言可供使用，那么，荷马史诗就会在叙事过程中创造出这样一种语言；它通过一种人所共知的表现形式，解析了它极力颂扬的
社会等级秩序。对阿喀琉斯(Achilles)暴怒和奥德修斯迷路的赞美，已经变成了对那些无法再被赞美的事物的一种程式化的眷恋；而那个敢于冒险的英雄，也将自身展现为一种资产阶级个体的原型，一种源自于自始至终自我确认的观念，然而。这种自我确认也具有它的古代模式，这就是我们的主人公不得不四海游荡的形象。史诗不仅从历史一哲学的角度说相当于小说，而且说到底它已经具有了非常类似于小说的特点。意义深远的荷马世界是一个神圣的宇宙，它显现了规范理性的成就，这种理性借助其自身所反映的合理秩序彻底砸碎了神话。
晚期德国浪漫派根据尼采的早期著作，对古典时代进行了解释，强调了荷马史诗中的资产阶级启蒙要素：尼采本人，就是自黑格尔以来能够认识到启蒙辩证法的少数思想家之一。正是尼采，揭示了启蒙与统治之间的矛盾关系。应该“对人民进行启蒙，所有教士之所以能够成为教士，就是因为他们具有一种败坏的良心，对于国家来说，也同样如此。这就是启蒙的任务：让诸侯和政客们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欺骗……”另一方面，启蒙也常常作为一种工具，为“那些伟大的政权操纵者(如中国的孔于、罗马帝国的皇帝、拿破仑以及手中的权力不啻针对这个世界的教皇)服务……在这点上，大众被自我愚弄了，而在所有的民主政体中，大众的这种自我愚弄都是极有价值的：人的柔弱与温顺，被当作他所追求的‘进步’目标！由于启蒙的这两个方面被展现为一种历史动机，所以，它不仅有可能把启蒙的观念刻画成进步的思想，也有可能使它延伸到传说时代的开始。不过，尼采与启蒙的关系，也就是说与荷马之间的关联，仍然是很不协调的。尼采清楚地认识到，启蒙当中既有自主精神的普遍运动(他觉得自己就是这种精神的执行官)，也有破坏生命的“虚无主义”的力量，不过，在他的前法西斯主义追随者那里，却只剩下后一种因素，并被转换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了。这种意识形态是对一种盲目生活的盲目颂扬，而这样的生活中不断重复的只有一种实践，那就是压制一切生命。这一点在文化法西斯主义者对荷马的态度中看得清清楚楚。他们觉得，荷马史诗对封建制度的描述充满了一种民主精神，同时他们也认为，这部作品充满着航海人和商人的气息，此外，他们还指责说这部爱奥尼亚时代的史诗是一种过于理性的叙事，并且巧于辞令。那些觉得自己与所有明目张胆的统治最合拍，并排斥一切中介因素，排斥一切“自由主义”的人，他们作出的不合时宜的评判，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包含着真实的成分。事实上，理性、自由以及资产阶级精神历追循的线索，远远超出了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始于中世纪末期封建主义的资产者观念。当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还对资产者观念爱不释手，并认为这种观念可以为神圣纪元的开端奠定其自身的合法性基础的时候，新浪漫主义者的反抗运动已经逐渐辨清了这种观念，并开始把世界历史与启蒙运动等同起来。这种时髦的意识形态把对启蒙进行清算看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同时还违心地将启蒙奉为圭臬。甚至在很早以前，它就不得不承认启蒙思想了。正是启蒙思想的古老足迹对今天拟古主义者的坏心肠起到了震慑作用，从而使整个历史过程再—次获得解放。拟古主义者本来是想压制整个历史过程，却没想到推动了历史过程 。然而，尽管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荷马史诗中的反神话和启蒙的性质，认识到了荷马史诗与冥界神话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但这种认识仍然是有限的，因而也是不准确的。鲁道夫•傅夏特(Rodolf Borchardt) ，这位德国重工业界最有名、也最无能的秘密代表，为了表现意识形态，早就作过这样的分析。不过，他没有认识到，在史诗中曾经被大加称颂的原始权力本身已经代表着启蒙运动的一个阶段了。傅夏特在没有对其范畴作出限定的情况下，就宣称这部史诗不过是一种叙事的虚构，这样，他就不可能认识到史诗和神话实际上是有共同点的：比如统治和剥削。在这部史诗中，他从卑鄙和粗俗，即媒介和流通那里所找到并予以谴责的东西，不过是对赤裸裸的权力的一种阐发而己，这根本不是他在神话中所鼓吹的那种高贵品质。在所谓的真实性中，在像流血和牺牲这样确实存在过的古老法则中，统治的邪恶和狡诈早就已经与民族复兴运动串通好了，因此在今天，这场运动还时常求诸古远的过去。原始神话中已经包含了欺骗的因素，而这种因素又通过法西斯主义的欺诈，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与此同时，法西斯主义又反过头来把同样的欺骗之举归咎于启蒙运动。荷马史诗是欧洲文明的基本文本，除了荷马史诗，没有任何作品能更有力地揭示出启蒙和神话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在荷马的作品中，史诗与神话、形式与内容并不像说明和解释那样，是相互生成和相互对举的。审美二元论所表明的是一种历史一哲学倾向：“颇有些阿波罗气质的荷马，只不过延续了能够使我们获得个性化特征的普遍人类艺术进程而已。在荷马史诗的不同叙事层次中，神话均有所表现。不过．荷马史诗为这些神话所提供的说明，以及用各种散乱的故事强行拼凑起来的统一性，也同样是对主体从神话力量中摆脱出来的描述。这点在《伊利亚特》中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反映。在神话中，女神之子对那些中规中矩的军事首领和组织者大发雷霆，大英雄因为纪律涣散而变得软弱无力，到了最后，画对希腊民族，而不是部落的意义上，他们必然获得了胜利，然而他们也必须通过在神话的意义上对惨遭杀戮的同胞表示忠诚，才能借以弥补尸横遍野的景象。所有这些都充分证明，史前史和历史确实是错综交织在一起的。这种情况，甚至在《奥德赛》中表现得更为强烈，因为《奥德赛》与传奇小说的形式非常接近。于是．启蒙与神话的对立就在幸存下来的单个自我与变化多端的命运之间的对立中表现了出来。从特洛伊到伊萨卡这段多灾多难的远行，便成了自我的发展路程：面对自然力，自我的身体永远都显得软弱无力，而只有通过神话，自我才能在自我意识中树立起来。就这样，史前史的世界被世俗化了，变成了必须通过自我来度量的空间；古老的魔鬼只有隐居在远离地中海文明的岸边和岛屿上，或者被赶回到它们在遥远而恐怖的远古时代曾经诞生其中的岩石和洞穴里。然而，史诗中的历险为所有地方都赋予了一个确切的名字，有了这些名字，就可以通过理性的方式来把握这些空间。使用指南针，可以避免令人不寒而栗的海难事件。尽管指南针总是显得无能为力，但它却可以确定海面上的每个方位，所以说，它的无能为力恰恰意味着那些无所不能的力量终究会被摧毁。不过．神话是很不真实的，因为不管是海洋，还是陆地，事实上都没有住着魔鬼，这种欺骗连同那些流传下来的大众宗教所玩弄的巫术伎俩一起，在这位业已成熟的旅行者的眼里，变成了一种纯悴的“误导”，因为这个旅行者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即捍卫自我，回到自己的家乡，守护自己的财产。奥德修斯所经历的风险，全都是充满危险的诱惑，会把自我从他的正常发展逻辑中引向歧途。奥德修斯把每一次诱惑都当成值得一试的新经验，他就像一个初来乍到的新手，总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尝试一番——有时候像是一个愚蠢的好奇者，或者像一个演员那样，不厌其烦地排演自己的角色。“哪里有危险，哪里就会有救世主出现”5：知识既构成了他的同一性，也可以使他生存下去，知识既从各种各样的经验中，也从背叛和拯救中获得了自己的内容；而且，这个有知识的幸存者也在最大程度上遭受了死亡助威胁，使他在延续生命的过程中变得更加强壮、更加坚定。这就是在史诗和神话相互交织的过程中所潜藏的秘密；针对冒险活动，自我并没有坚定不移地构成一种对立力量，然而，正是由于其顽固不化的特点，他只能采取对立的形式来塑造自身，也就是说，只能在同一性遭到否定的多样性中获得新的同一性。奥德修斯就像后来所有真正的小说根据他塑造的英雄一样，放逐自我的目的，正是要寻找自我；他所导致的这种对自然的异化，恰怕是他在每一次冒险活动中抗拒自然、背弃自然的结果；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他毅然决然地回到家乡的时候，他为自己所赋予的这种毅然决然的力量，同他想要摆脱的那种权力遗留下来的审判和报复一起，都同样获得了胜利。在荷马那里，自我的同一性产生了各种不统一的、不一致的、不明确的神话所产生的作用，因此，自我的这种同一性也必定是从这些神话中派生出来的。个性以时间形式构成的内在组织依然是很脆弱的，这样，各种冒险活动的外在统一性及其结果，就不过是场景的空间变换，不过是被呼风唤雨的地方神加以神化的各种地域之间的变换。即便在后来的历史中，只要自我感受到了这样的虚弱，或者读者感受到了这种虚弱的独特表现，那么，有关生命的叙事就会变成一系列的冒险活动。因此，在旅行过程中，历史时间从空间，从一切神话时间的永恒模式当中分离了出来，充满艰辛，而且反复不断 。
狡诈就是冒险的自我为了维持自身而丧失自身的手段。就像后来文明的游客用五彩斑澜的玻璃珠换取象牙一样，航海人奥德修斯也用同样的手段蒙骗自然神。当然，在交换礼物的时候，他偶尔也会显出一副买卖入的样子。在荷马史诗中，礼物就是买卖双方的中介桥梁。同牺牲一样，礼物既可以用来补偿流失了的血(要么是陌生入的血，要么是海盗们所捕获的俘虏的血)，也可以用来缔结和约。不过，与此同时，礼物的交换也预示着等价原则的出现：不管是在实际过程中，还是在象征意义上，主人都必须获得具有同样价值的礼物；客人也必须得到他在归家途中所需要的最基本的物品。如果主人没有得到相应的报酬，那他就要考虑到他自己或他的亲属曾经也同样获取的多，而付出的少。礼物既是对自然神的供奉，也是用来防范自然神的基本措施。早期希腊人的航行，不仅范围很大，而且充满危险，而这恰恰为等价原则提供了很实用的前提条件。波塞冬(Poseidon)，这个奥德修斯的自然之敌，其本人就曾考虑过等价交换的问题，因为他一再抱怨说，奥德修斯在他航行的每个阶段里所收到的礼物，都要比他从特洛伊获得的全部战利品多得多——正是波塞冬本人允许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这样做。然而，在荷马那里，这种合理化过程却被追溯为一种条把活动。规模庞大的百牲祭就是为了祝福众神而举行的。如果交换物本身就是一种牺牲的世俗形式，那么，祭祀也就变成了一种合理交换的巫术模式，变成了一种人支配神的工具；对众神的僭越恰恰是通过遵奉众神的制度而实现的。祭祀中的欺骗因素就是奥德修斯式的狡诈的原型；也就是说，奥德修斯的许多诡计都具有牺牲自然神的背景。他的奥林匹亚同盟恰巧利用了波塞冬出访埃塞俄比亚的机会(这些蛮荒之地的人们不仅依然遵奉波塞冬，还向他供奉了大量的牺牲)，安全护送了他们的居民。正是这些让波塞冬爱不释手的牺牲，已经包含有欺诈的因素了。因为借助这种牺牲，波塞冬不仅可以把游移不定的海神限制在特定的地区或神圣领地之内，也可以限制他的权力；而且，为了侵吞埃塞俄比亚的牛群，他也不得不压制住他发泄在奥德修斯身上的怒火。一旦所有人的牺牲被有条不紊地付诸实行，那么所有这些牺牲所造就出来的神就会受到欺骗：它们让神服从于人类的首要目的，并以此瓦解了神的权力；而且，它们对神欺骗同时也会很顺利地转变成为那些根本没有信仰的神甫对信仰者的欺骗。于是，欺诈便在祟拜中获得了它的起源。奥德修斯本人就同时扮演了牺牲和神甫的双重角色。正因为他充分估计到了自己的牺牲，所以他才能有效地否定牺牲所体现的权力。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他才能挽救他已经失去的生命。不过，欺诈和狡诈与古代牺牲之间并没有表现为一种纯粹的对立关系。在奥德修斯那里，只有牺牲中的欺骗因素——也许还包括神话虚构中完美无暇的理性——才能被提升为自我意识。这样的发现，必定也是人类最古老的经验：通过牺牲这种方式与神祇之间的象征性交往是很不实际的事情。尽管通行的非理性主义很时兴，但它极力宣扬的祭祀的表现作用，是与人的牺牲的神圣作用分不开的：即通过将命中注定的牺牲者奉为神圣，侣祭司那样把死亡合理化，从而进行欺诈。这样的诈骗活动，将胆弱的个体提升起来，使他获得一种作为神圣实在的载体所享有的地位，因此，这种诈骗活动通常在自我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也就是说，自我往往把其自身的实存归结为此时此刻通向未来的牺牲。就像牺牲者永垂不朽一样，他的实体性也不过是一种假象和幻象。许许多多的人把奥德修所供奉为神，达并不是件毫无原由的事情 。
只要个体被当成了牺牲，只要牺牲始终包含着集体与个体之间的对立，欺诈就必然是牺牲连带出来的结果。如果祭祀表现中的信仰意味着对那些并不是个体的首要组成部分，而是源发于支配历史的东西的回忆，那么，对那些已经成长起来的自我来说，这种信仰同样是不真实的。在这里，自我，指的就是那些不再相信表现魔力的人。自我的确立割断了人们与自我牺牲所确立起来的自然之间起伏不定的联系。所有牺牲都不过是—种复辟，都受到了它形成于其中的现实历史情境的欺骗。然而，对牺牲的崇高信仰，也许已经变成一种被压抑的模式了，根据这种模式，受奴役者不仅不断把别人强加的不公施加在自己身上，而巳还为了忍受它们，不断施行着这些不公。因此，通过表现形式，人们很难重新恢复现代神话学家所提供的那种直截了当而又稍纵即逝的交往关系；相反，祭祀制度本身却变成了历史灾难的契机，变成了一种能够同时毁灭人类和自然的暴力成分。狡诈不过是所有牺牲客观上的不真实性的主观发展而已，尽管这种牺牲在竭力挽救它们。也许，这种不真实性并非始终都是不真实的。在史前史的某个阶段型里，9 祭祀就具有一种血淋淋的合理性．甚至从此以后，这种合理性与特权阶层的贪婪本性就分不开了。这样，在现时代里，这种举足轻重的牺牲理论便把上述合理性追溯成为集体和部落的观念，认为被就成员的血可以像能量一样回流到身体之中。尽管图腾制度(Totemismus)在它那个时代里已经变成了意识形态，但它毕竟说明了这样一种实际情况：即理性的支配形式需要利用牺牲。在这种远古时期的匮乏状态里，人们几乎不可能将人的牺牲和吃人的现象区分开来(kannihalismus)。集体成员的数量达到一定规模以后，就只有靠吃人肉才能存活下去。也许，从某种角度来说，某些族群或社群是以吃人为乐的，而在今天，这种快乐的本能则只有依靠对人肉的厌恶才能得到证明。后来，在饥荒时期里，以至于同一年内出生的所有年轻人都被供给仪式之用，诸如此类的牺牲习俗足以说明，野蛮和启蒙在合理性上只是一步之差。因此，早在神话意义上的民间宗教获得文明形式之前，这种宗教必定会被认为是虚幻的：当系统化的狩猎生活能够为部落提供足够的猎物，并使每个部落成员都略有盈余的时候，如果巫师继续命令把他们的俘虏当作食物，那么，这些启蒙了的猎手就必然会感到大感不解。10尽管巫术对牺牲的集体解释完全否认了牺牲的合理性，但这种解释本身恰恰就是一种合理化过程：不过，这种言简意赅的启蒙假设，虽然像当代的意识形态一样，曾经一度作为真理而存在，但它毕竟还是显得大幼稚了。11因此，最晚近的意识形态也不过是最古老的意识形态的翻版而已，而且它使我们重新跳出了我们以前仅仅站在问一个层次上的认识：即阶级社会的发展欺骗了以住所信奉的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人们一再证明牺牲所具有的非理性特征，只是为了反映这样一个事实：即祭祀仪规要比其特定的理性必然性存活得更为久远，而这种必然性本身已经是很不真实的了。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在关于牺牲方面的这种鸿沟，就给狡诈提供了可乘之机。所有祛神话化的过程(Entmythologisierung)，都充满了关于无用和多余的牺牲的一系列体验形式。
文章来源：文艺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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