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山海经》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典籍,其独特的篇章结构和它最初是与图画-相配而行有关。《山海经》书名中的“经”字并非经典之义,而是经界的意思。《山海经》产生的时代大致是在战国中期到战国末期这段时期内,是名副其实的先秦文献。

关键词 《山海经》;篇章结构;经典;语言风格

　　一、《山海经》的篇章结构

　　《山海经》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典籍,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山海经》十三篇”,并将其列为“数术略”中“形法”类之首。全书篇幅不大,不到3100字,包括《山经》和《海经》两个部分。

　　《山经》分为《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五个部分,故《山经》又称作《五臧山经》(或作《五藏山经》,臧、藏为古今字)。

　　《海经》分为《海外经》、《海内经》、《大荒经》三个部分。《海外经》包括《海外南经》、《海外西经》、《海外北经》、《海外东经》四个部分;《海内经》包括《海内南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海内东经》四个部分;《大荒经》包括《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海内经》五个部分。

　　如果稍微留意的话,就会发现《山海经》的篇章结构与众不同。除《大荒经》以下五篇外,其方位展开顺序不是大家习知的东、南、西、北,而是南、西、北、东。这是怎么回事呢?蒙文通先生曾经指出,《山海经》是古代南方(即古巴蜀和楚)人的作品,故在篇章安排上以南方为首。但是先秦典籍甚多,我们并未见到与此类似的事例,实难采信。

　　原来,《山海经》作为主记山川道里的地理书,其方位顺序与我国早期地图的方位顺序是一致的。从出土资料来看,早期地图的方向并非现在的地图那样“上北下南”,而是有“上南下北”的,“例如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图》,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地形图》、《驻军图》、《禹藏图》和《阴阳五行》的插图等等,它们就都是以‘上南下北’为正”。同样,《山海经》的这种南、西、北、东的方位顺序亦当与“上南下北”的地图方位有关。

　　这种独特的篇章结构安排,可能古经就是如此,刘秀校录《山海经》时,遵依旧章,未作改动。刘秀《上山海经表》云:“校秘书太常属臣望所校《山海经》,凡三十二篇,今定为一十八篇,已定。”今传本亦为十八篇,表面上看来,今传本就是刘秀校录本。实则不然。袁珂先生《山海经校注》于《大荒东经》下云:

　　明《道藏》本目录,《海内经》第十八之下注云:“本一千一百十一字,注九百六十七字。此《海内经》及《大荒经》本皆进在外。”“进在外”或作“逸在外”。疑此皆郭璞注语。毕沅云:“郭注本目录下有云:‘《海内经》及《大荒经》本皆进在外。’案此经末又无建平校进款识,又不在《艺文》十三篇之数,惟秀奏云: ‘今定为十八篇。’详此经文,亦多是释《海外经》诸篇,疑即秀等所述也。”郝懿行云:“据郭此言是此以下五篇皆后人所述也,但不知所自始,郭氏作注亦不言及,盖在晋以前,郭氏已不能详矣。今考本经(《海外》、《海内》各经——珂)篇第,皆以南西北东为叙,兹篇以后,则以东南西北为次,盖作者分别部居,不令杂厕,所以自别于古经也。又《海外》《海内经》篇末皆有‘建平元年四月丙戌’已下三十九字,为校书款识,此下亦并无之。又此下诸篇,大抵本之《海外、内》诸经而加以诠释,文多凌杂,漫无统纪,盖本诸家记录,非一手所成故也。”毕、郝之说近是。唯谓《荒经》以下五篇为诠释《海外、内》各经文字,尚有未协。盖兹五篇古本别行,成书当不在《山经》及《海外、内》各经之后。以未经整理,故文多凌杂无统纪。然乃愈见其古朴,确属刘秀校书时“进在外”或“逸在外”者,谓为“秀等所述”则诬矣。

　　可见,《大荒经》以下五篇原本不在刘秀校进本《山海经》之列。因此《大荒经》的方位顺序与其他诸篇不同,究其原因,应该是经过了后人的改动、调整。其改动、调整的时间,当是在刘秀之后、郭璞之前。

　　实际上,《山海经》不仅与地图颇有关联,而且与图画有关。根据文献记载来考察,《山海经》最初是有图的。

　　晋代诗人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第一云:“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可见,陶渊明还曾看到过《山海图》。为《山海经》作注的郭璞应该也曾见过《山海图》,这从《山海经》的郭璞注中就可见出。

　　《山海经·海外南经》:“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郭璞注:“能飞不能远,卵生,画似仙人也。”

　　《海外南经》:“箍头国在其南,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方捕鱼。”郭注:“画亦似仙人也。”

　　《海外南经》:“厌火国在其国南,兽身黑色,生火出其口中。”郭注:“言能吐火,画似猕猴而黑色也。”

　　郭璞引图画作注,可见其亦能见到《山海图》。凡此都足以证明《山海经》最初是和图相配而行的。正因为《山海经》是和图相配而行,所以《山海经》的正文显得十分简略。古人可以见图知意,今人见不到图画,难免有语焉不详之叹。

　　古本《山海图》之所以失传,可能与早期的图画大都绘制在帛上有关。帛为丝织品,不易保存,故而失传。

　　下面再谈谈《山海经》的书名问题。

　　《山海经》的书名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是人们将它奉为经典,故有是称,犹如《诗经》、《易经》、《书经》等称“经”一样。实则不然,《山海经》之“经”并非经典之谓。对此,袁珂先生《山海经校注》有详细论证:

　　《山海经》之“经”,乃“经历”之“经”,意谓山海之所经,初非有“经典”之义。《书·君爽》:“弗克经历。”注:“不能经久历远。”此“经历”连文之最早者也。《孟子·尽心下篇》:“经德不回。”注:“经,行也。”犹与“经历”之义为近。至于由“常”、“法”之“经”引申而为“经典”之“经”乃较晚矣。《史记·大宛传》称“《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山海经》之名见于载籍者始此。以好奇如司马迁者,尚以此书与《禹本纪》(已佚)同列而谓“不敢言之”,其在彼眼光中为过于荒怪之书可知。则《山海经》乃其固有之名,非后人亦非史公以其重要而特尊之为“经”也。考先秦典籍之称经者唯墨家书,《庄子·天下篇》:“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徒,俱诵《墨经》。”是其证。今《墨子》篇目中有《经》与《经说》,墨书之称经盖有由矣。然孙诒让《墨子闲诂》犹谓此数篇为“战国之时,墨家别传之学,不尽墨子之本恉”。《管子》书前九篇亦称“经言”,以下各篇,称“外言”、“内言”、“短语”、“区言”、 “杂篇”等,似已具经传并收之体例,然犹未径以“经”名。儒家书如《诗》、《书》、《易》、《礼》、《春秋》等,虽后世均特尊之为“经”,而在称引《山海经》之太史公书中,则尚未著“经”字(见《史记·太史公自序》)。《庄子·天运篇》虽有“孔子谓老聃日: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语,然说者多谓是后人所羼,殆不足凭信。观乎此,则《山海经》尤以其中成书较早之《五臧(藏)山经》(约成于战国时代)之称“经”,其非“经典”而只是“经历”之意,亦可以明矣。

　　袁先生谓《山海经》之“经”非“经典”之义,可谓确论。然谓“经”为“经历”之义,作为书名,颇感不协。壹学诚《文史通义》卷一“经解中”云:

　　《孟子》云:“行仁政必自经界始”,地界言经,取经界之意也。是以地理之书,多以经名。《汉志》有《山海经》,《隋志》乃有《水经》,后代州郡地理多称《图经》,义皆本于经界。书亦自存掌故,不与著述同科,其于六艺之文,固无嫌也。章氏所说“经”为“经界”之义,作为书名,较之“经历”之义,更显允当。所谓经界,就是疆界、界限的意思。《孟子·滕文公上》:“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赵岐注:“经,亦界也。必先正其经界,勿侵邻国,乃可均井田,平谷禄。”焦循疏云:“赵氏以此经界即各国之疆界。”正经界之事历来为治理国家之要务,即《汉书·食货志上》所云:“理民之道,地著为本。故必建步立晦,正其经界。”这或许也是《山海经》、《水经》等地志图经产生的原因之一。

　　综上述,我们可以明白,《山海经》书名的含义就是指山海的经界。

　　二、《山海经》的作时

　　对于《山海经》的产生时代,学者大都根据文献本身和语言风格来判定。

　　蒙文通先生《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是较早一篇根据文献本身来探讨《山海经》产生时代的论文。经过论证,他认为《山海经》并非一时之作,其中《大荒经》部分的写作时代最早,大致在西周前期;《海内经》部分稍晚,在西周中期以前;《五藏山经》部分最晚,但也在公元前四世纪以前。

　　袁珂先生《<山海经>写作的时地及篇目考》则认为《山海经》三个部分以《大荒经》四篇和《海内经》一篇成书最早,大约在战国初年或中年;《五藏山经》和《海外经》四篇稍迟,是战国中年以后的作品;《海内经》四篇最迟,当成于汉代初年。

　　蒙、袁二先生从文献本身考察《山海经》的时代,得出的结论颇有差异。事实上,如果不是有意模仿的话,最能反映一个作品时代的应该是其语言风格。当然,《山海经》并不存在有意模仿的问题。假如能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其结论应该更为可靠。卫聚贤先生《山海经的研究》主要就是从语言中的语法和文献两方面人手来考察《山海经》的产生时代。卫先生认为《山海经》的语法特点有二:

　　(一)数目中无“又”字

　　“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南山经》)

　　“凡十九山,二千九百五十七里。”(《西山经》)

　　“凡二十五山,五千四百九十里,”(《北山经》)

　　“凡十二山,三千六百里。”(《东山经》)

　　“凡十五山,六千六百七十里。”(《中山经》)

　　它里边不作“十又九山”“二十又五山”,作“十九山…‘二十五山”,少一个“又”字,它是战国中年的作品。

　　(二)介词多一“以”字 “自太行之山以至于无逢之山。”(《北次三经》)

　　“自樕(朱虫)之山以至于竹山。”(《东山经》)

　　它里边不作“自……至于……”,作“自……以至于……”,多一个“以”字。它是战国中年的作品。

　　卫先生首先从《山海经》的语法特点判断其是战国中年的作品。其次,他再从《山海经》与同时期文献递衍借鉴之间的相互关系考察其时代,从而认为:

　　《山海经》的作期,在《穆天子传》后,《鲁语》《晋语》《周书》《庄子》《楚辞》《吕氏春秋》《淮南子》前。按《穆天子传》是西元前408年后的作品,《鲁语》《晋语》是西元前336年前的作品,是《山海经》的作期在西元前408后336年前这七十二年中间。折中计算是西元前372年左右,即战国中年作品。

　　卫先生从语言和文献两方面都证明《山海经》是战国中年的作品。

　　那么,上面提到的《山海经》的两个语法特点是否就是战国中期文章特有的现象呢?著名语言学者洪诚先生《读(周礼正义>》一文认为:

　　从语法看,文献中凡春秋以前之文,十数与零数之间皆用“有”字连之,战国中期之文耶不用。《尚书》、《春秋经》、《论语》、《仪礼》经文、《易·系辞传》皆必用。《穆天子传》以用为常。《王制》、《庄子》不定。《左传》、《国语》以不用为常。《山海经》中之《五臧山经》不用。《孟子》除论述与《尚书》有关之事而外亦不用。

　　可见洪先生亦认为战国中期之文,十数与零数之间已不用“有”字连之。《山海经》中之《五臧山经》不用,则《山经》的上限当为战国中期。

　　王晖先生《古文字中计数使用“又”字的演变及其断代作用考》一文,详细考察了古文字中计数使用“5L"’(或“有”)字的发展演变情况,认为:“凡是作品中均用‘又’或‘有’的,其时代不会晚于战国中期前段(前390—340);凡是作品中全不用‘有’的,其时代不会早于战国前期。”从而印证了卫、洪二先生所说的正确。

　　此外,王建军先生《从存在句再论<山海经>的成书》一文,主要从《山海经》全书所表现出来的鲜明而独特的语用风格人手,全面考察了《山海经》的所有处所存在句的构型特点和分布情况。认为《大荒经》以下五篇产生时代最早,它和《海外》诸经大致成于战国;《山经》部分内容成于战国,大部分为秦汉人增补;《海内》诸经则为秦汉之作。王先生所论大致不差,唯谓“《山经》部分内容成于战国,大部分为秦汉人增补”,则犹有可商之处。因为《山经》之文,先秦典籍已多所称引。仅就《吕氏春秋·本味》而言,称引《山经》之文就达8处之多:

　　(一)《吕氏春秋·本味》:“肉之美者:猩猩之唇,貛貛之炙。”

　　《山海经·南山经》:“又东三百里日青丘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鸠,其音如呵,名日灌灌。”灌灌,郭注:“或作濩濩。”郝懿行疏:“《吕氏春秋·本味篇》云:‘肉之美者,貛貛之炙。’高诱注云:‘獾獾,鸟名,其形未闻。獾一作獾。’今案:獾与灌、貛与濩俱字形相近,即此鸟明矣。”可知《本味》之“獾獾”即《南山经》之“灌灌”。

　　《山海经》两考 □ 贾雯鹤　《中华文化论坛》 2006年第04期 3/4页1 2 3 4 window.google_render_ad();

　　(二)《本味》:“醴水之鱼,名曰朱鳖,六足,有珠百碧。”

　　《东山经》:“又南三百八十里,日葛山之首,无草木。澧水出焉,东流注于余泽,其中多珠蟞鱼,其状如肺而有目,六足有珠,其味酸甘,食之无疠。”郝疏:“《吕氏春秋》作‘朱鳖’,郭氏《江赋》作‘赪鳖’,是经文珠朱、瞥鳖并古字通用。”可知《本味》之“朱鳖”即《东山经》之“珠鳖”。

　　(三)《本味》:“雚水之鱼,名曰鳐,其状若鲤而有翼,常从西海夜飞,游于东海。”

　　《西山经》:“又西百八十里,曰泰器之山。观水出焉,西流注于流沙。是多文鳐鱼,状如鲤鱼,鱼身而鸟翼,苍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游于东海,以夜飞。其音如鸾鸡,其味酸甘,食之已狂,见则天下大穰。”郝疏以“观水”、“文鳐鱼”即《本味》之“萑水”、“鳐”。

　　(四)《本味》:“菜之美者,昆仑之苹。”

　　《西山经》:“西南四百里,日昆仑之丘……有草焉,名日黄草,其状如葵,其味如葱,食之已劳。”郭璞即引《本味》文以作注,可知郭氏以“黄草”即《本味》之“苹”。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于“黄”字下云:“黄、苹古今字”,亦可知二者实一。

　　(五)《本味》:“和之美者:阳朴之姜,招摇之桂。”

　　《南山经》:“《南山经》之首曰昔隹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多桂。”郭璞即引《本味》文以作注,可知二者为一。

　　(六)《本味》:“水之美者:……沮江之丘,名曰摇水。”

　　《西山经》:“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爰有淫水,其清洛洛。”槐江之山,郝疏:“《吕氏春秋·本味篇》云:‘水之美者,沮江之丘,名曰摇水。’疑沮江即槐江。”爰有淫水,其清洛洛,郭注:“水留下之貌也。淫音遥也。”郝疏:“陶潜《读山海经诗》云‘落落清瑶流’,是洛洛本作落落,淫本作瑶,皆假借声类之字。陈寿祺曰:‘淫无遥音,经文淫字必传写之讹。’当是也。瑶水即瑶池,《史记·大宛传》赞云:‘《禹本纪》言昆仑上有醴泉、瑶池’,《穆天子传》云:‘西王母觞天子于瑶池’是也。《吕氏春秋·本味篇》又作‘摇水’,并古字通用。郭注‘留’当为溜或流字。”淫水,《四部丛刊》本、毕沅校本、《百子全书》本《山海经》并作滛水,淫当为潘字之形讹,犹如《方言》卷十:“女、惕,游也。”戴震注:“娼多讹作娌,曹毅之本不误。”堪为之比。潘、瑶、摇并音近字通。可知“媱槐江之山”、“淫(潘)水”即《本味》之“沮江之丘”、“摇水”。

　　(七)《本味》:“水之美者:……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州之原。”

　　《中山经》:“又东南五十里,日高前之山。其上有水焉,甚寒而清,帝台之浆也,饮之者不心痛。”郝疏:“《吕氏春秋·本味篇》云:‘水之美者,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即此。泉、前声同也。”《左传·昭公二十二年》:“晋箕遗、乐征、右行诡济师,取前城。”《水经注·伊水》引服虔云:“前读为泉,周地也。”可为郝说之证。

　　(八)《本味》:“果之美者:沙棠之实。”高诱注:“沙棠,木名也。昆仑山有之。”

　　《西山经》:“西南四百里,日昆仑之丘……有木焉,其状如棠,黄华赤实,其味如李而无核,名日沙棠,可以御水,食之使人不溺。”郭璞亦引《本味》文作注,可知二者实一。

　　《山经》为《吕氏春秋·本味》所称引者,几乎遍及《山经》各篇,因此,《山经》成书至迟应在《吕氏春秋》之前。换言之,其下限当为战国末年。

　　综合诸家所论,我们认为袁珂先生之说最为可取。只是袁先生以为《海内经》四篇成于汉代初年,未免下推过晚。

　　张永言先生《训诂学简论》在论及《尔雅》采自书本的材料时说:“《释水》云‘河出昆仑虚’,此取《山海经》之文也。”并于此下作注云:“《山海经·海内西经》:‘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水经注·河水一》引《山海经》:‘昆仑墟在西北,河水出其东北隅。’”《尔雅·释水》此条采自《海内西经》,而《尔雅》的成书年代,据何九盈先生的看法,是战国末年,则《海内西经》犹在此前。

　　无独有偶,《吕氏春秋·本味》所谓:“水之美者:三危之露,昆仑之井”,实亦本之于《海内西经》之文。《海内西经》:“海内昆仑之虚……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郝疏即引《本味》作注,可知二者实一。因此,《海内西经》当在《吕氏春秋》之前。

　　虽然我们未能遍考《海内经》四篇被称引的情况,但从《尔雅》、《吕氏春秋》已经称引其中的《海内西经》来看,似亦足以说明《海内经》四篇成书的下限当为战国末年。

　　上面我们对《山海经》的作时作了考察,知道《山海经》并非一时之作。其上限当是战国初年或中年,下限当是战国末年。要之,《山海经》为先秦文献,可无疑矣。虽然《山海经》在流传过程中,可能有后人的踵事增华,这在其他先秦文献中,亦不鲜见,但正如《颜氏家训》卷6《书证》所云:“或问:‘《山海经》,夏禹及益所记,而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如此郡县不少,以为何也?’答曰:‘史之阙文,为日久矣;加复秦人灭学,董卓焚书,典籍错乱,非止于此。……皆由后人所羼,非本文也。”颜之推以为“长沙”等地名为“后人所羼,非本文也”,甚是。长沙、零陵见于《海内经》:“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在长沙零陵界中”一句,蒙文通、袁珂先生并以为是后人释语羼人经文者。又《逸周书·王会解》:“路人大竹,长沙鳖”,可见长沙本为先秦地名。诸暨不见于今本《山海经》,徐鲲云:“‘诸暨’当为‘余暨’,《海内东经》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东,在闽西北人海,余暨南。’”实际上,桂阳、余暨皆见于《海内东经》末尾“岷三江首”以下一段文字。这段文字与全书体例颇多不合,毕沅云:“自‘岷三江首’已下,疑《水经》也。《隋书·经籍志》云:‘《水经》二卷3,郭璞注。’《旧唐书·经籍志》云:‘《水经》二卷,郭璞撰。’此《水经》,隋、唐二志皆次在《山海经》后,又是郭注,当即此也。”毕说甚是,袁珂先生亦从之,则此段文字为羼入的郭注《水经》,可无疑矣。由此可见,《颜氏家训·书证》所谓“长沙”等地名皆为后人羼入之文,亦可见颜氏所论极是。因此,《山海经》纵有后人羼入之文,仍无妨其为先秦文献。(附记:谨以此文纪念袁珂先生诞辰9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