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春，研究《山海经》的友人张步天先生从益阳来京，见赠他的新著《山海经概论》（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内容相当翔实，其中涉及到众多《山海经》版本。近日有暇，也想对《山海经》的版本说上几句。
    《山海经》一书的书名，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大宛传》：“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这表明司马迁读过《山海经》，遗憾的是他没有读懂《山海经》“怪物”的内涵，因为司马迁的时代缺少信息传输学、符号学、密码破译学的知识。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司马迁之前，《山海经》的书名应当早就已经有了；而在更早之前，虽然还没有《山海经》的书名，但是《山海经》的文献资料应当早就有了。
    秦始皇应该读过《山海经》，他对海外求仙笃信不疑，当然不是轻信于方士的吹嘘，而是因为对古代典籍的信任（《山海经》记载的仙山，实际上是古人乘坐大冰山漂移的记录，参阅《经典图读山海经》一书及《乘冰山漂游世界的中国人》一文）。
    吕不韦及其门客应该读过《山海经》，因为《吕氏春秋》记述有许多《山海经》的内容，以及帝禹考察华夏山川的内容（《吕氏春秋•求人》）。
    屈原应该读过《山海经》，因为《天问》中有大量与《山海经》相同的内容，屈原的其它文章亦有与《山海经》相同的记述，例如《卜居》里的“僳斯”即《北山经》里的“竦斯”，乃人类饲养的最早的宠物之一。此外，屈原创作《天问》，明显是受到《列子•汤问》的启迪，而《列子》中亦有许多与《山海经》相同的记载。
    庄周可能读过《山海经》，《庄子》里面的丰富想象力，应该得益于《山海经》的“荒诞”内容（实际上是超出当时人们知识范围的古老信息）。而且，在哲学思想和学术体系上，庄周应该继承了老聃的知识体系内容，而老聃应该读过并整理过《山海经》。
    老聃曾长期就任周朝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他完全有条件阅读到周朝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各种典籍文献，其中应该包括周朝以及前朝的地理文献。根据笔者的研究，公元前516年，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并定居于今日南阳地区，王子朝（不能排除老聃的参与，而老聃“辞周退隐”亦与此事有关）将重要的周室典籍秘藏深山，同时将有关地理物产、民族分布的地理文献资料整理汇编成《山海经》一书，并献给楚王（因此屈原才能够读到《山海经》），这应当是《山海经》最早的版本。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笔者撰写的《列子隐迹》（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经典图读山海经》（上海辞书出版社）等专著以及相关的论文《山海经的来龙去脉》等。
    周穆王应该读过相当于《山海经》的地理文献资料（当时虽然还没有使用《山海经》书名，但是类似的地理资料应当是很丰富的），并萌生了考察西方的念头，并实施了考察计划。《穆天子传》卷一记有周穆王在河套地区“披图视典”，卷二记有周穆王“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根据笔者的研究，《五藏山经•西山经》的昆仑丘以及黄帝部落大本营，正是在河套以南的鄂尔多斯高原，参阅《新绘神异全图山海经》（昆仑出版社）、《经典图读山海经》等专著。
    根据笔者的研究，《山海经》是由四部分内容合辑而成，即帝禹时代的国土资源考察白皮书《五藏山经》，夏代的人文地理资料《海外四经》，商代的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有缺失）资料《大荒四经》，以及周代的人文地理、自然地理、历史地理资料《海内五经》，见《经典图读山海经》等专著和相关论文。
    应当指出的是，中国人考察山川物产、部落分布，当然不是自《山海经》而始。事实上，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了解、观察和记录，可以追溯到人类社会的早期，而许多动物也有着对周边环境的深入了解。
    不过，由于早期的人类，缺少记录信息并长期保存、传输信息的技术和手段，因此我们今天只能了解到古人能够记录信息并传输信息的那个时代的地理考察活动。这些远古地理信息包括河图、洛书，炎帝时代的白阜“图地形脉道”，黄帝时代的《白泽图》（远方各地的部落图、动物图），以及古象形文字、岩画、壁画、器物画记录的地理、地貌、人文、部落图像信息（古本《山海经》的绘图传统，应当源于上述更古老的绘图传统）。
    自司马迁之后，《山海经》的版本沿革基本上有案可查。其中，西汉末年刘秀（刘歆）校订的《山海经》版本，我们今天已经不能直接看到了。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山海经》版本，是晋代学者郭璞的《山海经传》，有宋代、明代、清代的刻本，它应当是传自刘歆的版本。
    此后，根据袁珂先生《山海经校注》一书，比较重要的《山海经》版本及其研究专著，计有明代学者撰写的《山海经补注》（杨慎）、《山海经释义》（附图，王崇庆），以及清代学者撰写的《山海经广注》（吴任臣）、《山海经存》（附图，汪绂）、《山海经新校正》（毕沅）、《山海经笺疏》（郝懿行）、《山海经地理今释》（吴承志）。
    20世纪前80年，由于朝代更迭、战乱、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以及政治运动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大陆地区）没有《山海经》研究专著出版。
    根据张步天的《山海经概论》一书的统计，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山海经》研究专著有，袁珂的《山海经校注》、《山海经校译》、《山海经全译》，徐显之的《山海经探原》、《山海经浅注》，喻权中的《中国上古文化的新大陆：山海经•海外经考》，扶永发的《神州的发现：山海经地理考》，宫玉海的《山海经与世界文化之谜》，王红旗、孙晓琴的《新绘神异全图山海经》（附《山海经点注》），马昌仪的《古本山海经图说》，张步天的《山海经概论》、《山海经解》。此外，王善才主编有《山海经与中华文化》一书，5次《山海经》学术研讨会分别出版有论文集，例如第一次全国性的《山海经》学术研讨会（1983年成都）就出版有《山海经新探》一书（笔者的论文《山海经试注（选）》亦收入其中）。需要补充的是，丁振宗（马来西亚）的《破解山海经古中国的X档案》（中州出版社）。
    这里，笔者重点介绍若干绘图版的《山海经》。需要指出的是，袁珂先生的《山海经校注》，所附插图150幅，绝大多数都是采用吴任臣的《山海经广注》一书的附图，其它有附图的《山海经》版本大多也是选用明清学者《山海经》版本的附图（明清以前更早的《山海经》版本所附的古图均已失传，目前所知道的山海经附图，均为单幅插图，没有涉及地理方位）。因此，从绘图的角度来说，这种附图的《山海经》版本，不需要特别的介绍。
    目前值得突出介绍的绘图版《山海经》，大体可以分为三类（有些画家根据《山海经》内容创作的绘画作品，由于没有被用于《山海经》版本中，因而不在此列）。第一类是新绘的漫画、卡通画《山海经》版本，笔者见到的有，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山海经（漫画本）》（2册，王宣铭编绘，1993年），海洋出版社的《山海经画本》（2册，寒桥子主编，1996年），浙江教育出版社的《九趣山海经》（9册，1998年）。
    第二类是在明清《山海经》版本附图的基础之上，广泛收集历代文献、碑刻、画像砖、器物画（陶器、玉器、漆器、青铜器、瓷器、丝织物等等），以及岩画、壁画等载体上的古人物图案、古动物图案，从中发现与《山海经》内容相关的古图，以及可与明清《山海经》插图相比较的古图（计有一二千幅），其代表作即山东画报出版社的《古本山海经图说》（马昌仪，2000年），学苑出版社的《全像山海经图比较》（马昌仪，2003年8月）。由于这些图基本上都没有地理方位信息，因此其功能仅限于对《山海经》所记人物、动物的图形再现。
    第三类是根据对《山海经》内容的符号学信息解读，重新创作绘制的具有古典风格、文化内涵、科技内涵和地理方位的白描画、水彩画、国画、油画、丙烯画《山海经》图，以及山海经艺术地理复原图组画（包括巨画《帝禹山河图》），其代表作即昆仑出版社的《新绘神异全图山海经》（孙晓琴图，王红旗文，1996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全彩绘精装本《经典图读山海经》（孙晓琴图，王红旗文，2003年8月）。此外，王红旗、孙晓琴已脱稿尚待出版的绘图版《山海经》专著，还有《山海经地理复原图注》、《全本绘图山海经》、《帝禹山河图诠解》等。由于《山海经》的信息基础是地理方位，因此要想真正理解《山海经》记录的中华民族远古文明信息，却脱离对《山海经》地理方位的复原再现，无异于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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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收入《重构中国失落的文明》电子版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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