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选自劳里·航柯主编的论文集《〈卡勒瓦拉〉和世界传统史诗》集《〈卡勒瓦拉〉和世界传统史诗》，后收入《理论的里程碑：劳里·航柯选集》是其中仅有的两篇史诗研究论文之一。航柯在文中指出，东波罗的海地区的史诗传统以前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其史诗的文本化过程与背后的口头资源也未能在比较视野下得到准确的评估。通过辨析19世纪以来的浪漫主义史诗理论，航柯创造性地提出“以传统为导向”的史诗（tradition-orientedepic）概念，以描述那些既非纯粹口头、也不是书面形式的史诗，虽然这些史诗以书面的文本形式呈现，但仍忠实于口头史诗所提供的表达和演述模式。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演唱的缮写人”（singingscribe）伦洛特作为演述者的特殊身份，并发现他个人的“大脑文本”及在创编《卡勒瓦拉》中所作出的努力。航柯引证了古希腊、印度、欧洲其他地区的史诗传统和歌手，重新审视了史诗的长度和宽度，并以塞图口头双史诗的案例，详细叙述了长篇史诗的诞生过程，回答了民俗搜集者、歌手个体与社区诗性传统的关系等问题。 

　　中国史诗蕴藏丰富，类型多样。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以口头程式理论为代表的西方学说的译介，对中国史诗研究的学术范式转换具有重要意义，催生出许多本土化的实践案例。译者期望通过继续介绍劳里·航柯的学术成果，以丰富中国史诗传统的比较研究视域，特别是为研究不断涌现的口头与书面互动中生成的史诗文本提供理论参照，同时也有助于增进国内学界对北欧民俗学的关注和了解。 

 

　　关键词：史诗 ；东波罗的海； 以传统为导向；文本化；长篇 

　　

　　几个世纪以来，在东波罗的海地区诗性文化的滋养下，多数口头史诗传统由仅存数百行的短歌，最终发展为篇幅更长的传统史诗。虽然史诗传统存在于该地区不少的语种和方言中，但只有芬兰语、卡累利阿语、塞图语、爱沙尼亚语和拉脱维亚语等几种语言孕育出了真正的长篇史诗。就其口头材料或创编历史而论，它们彼此完全不同。这些史诗反映出，一群拥有天赋和雄心壮志的个体有以书面形式留存口头传统的需求，他们希望以口头传统对国家或族群的文化认同产生影响。 

　　东波罗的海地区的史诗传统在欧洲乃至国际上鲜为人知，唯有一个例外，就是《卡勒瓦拉》。长久以来，我们渴求从统一的视角调查该地区的所有史诗传统。有鉴于此，芬兰科学院在1999年启动了一个名为“东波罗的海地区传统史诗研究”的新项目。这些史诗包括芬兰—卡累利阿的《卡勒瓦拉》（包含Kalevala的五种版本，1833—1862），爱沙尼亚的《卡列维波埃格》（Kalevipoeg，1861），爱沙尼亚东南部塞图地区的长篇史诗（1923），拉脱维亚的《拉奇普列西斯》（Lācˇplēsis）或称《猎熊者》（BearSlayer，1888）。在芬兰科学院的支持下，来自三个国家的十位学者集合起来研究这些史诗的文本化过程。 

　　《卡勒瓦拉》以与众不同的方式，在东波罗的海地区史诗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过埃利亚斯·伦洛特的这部作品主要是树立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榜样，而不是直接的或者唯一的模型。纵然东波罗的海地区史诗的文本化过程多种多样，但每一部史诗都深深根植于自身文化环境的口头传统中。 

　　通过比较研究，我们知道史诗是“认同的故事”，或者说从属于接受和“拥有”它们的社会群体的文化认同。它们构成了那些将其视为再现的历史与遗产的社区和群体的“真实之歌”或民族神话。这标示了此文类的定义： 

　　史诗是关于范例的宏大叙事，起初由专业化的歌手作为超级故事来演述。它在长度、表现力和内容意义上优于其他叙事，并在功能上成为传统社区或受众群体认同表达的来源。 

　　有趣的是，一部史诗与特定人群的认同感之间有密切关系的观点并非承继自18世纪的欧洲浪漫主义。对世界上“以传统为导向”（tradition-oriented）的史诗的比较研究，已经在欧洲以外的众多文化中建立起这种观点。 

　　当然，这只是该观点非常适用于东波罗的海地区史诗的一个方面。尽管形式和接受程度可能不同， 

　　但是《卡勒瓦拉》《卡列维波埃格》《拉奇普列西斯》在它们的祖国都是令人崇敬的民族史诗。塞图地区的长篇口头史诗，虽说在专家之外几乎无人知晓，但1927年演述、1995年出版的《佩科》（Peko），可能变成在新的历史和政治语境中寻找塞图文化认同新形式的一枚徽章。不过，我们的项目并不聚焦于通过史诗来确证文化认同。东波罗的海文化的例子也让我们在史诗制作的其他方面获得很大启发。 

　　

　　一、东波罗的海地区史诗研究的见解 

　　通过有限几部史诗的比较考察，已经给学术研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关注东波罗的海地区史诗的最普遍理由，是要让它们置于国际学术界触手可及的地方。语言在这里成为一个障碍，因为史诗文本及相关研究都以民族语出版。由于学者并不熟悉史诗的国际比较研究，所以这类研究的视野通常很窄。史诗制作及其背后的口头资源并没有在比较视野下得到评估。比较主义者在内容或方法论上感兴趣的那些现象过去都没有得到关注。因此，对研究和文本出版所使用语言的选择，还是应该尽可能地国际化。 

　　史诗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它们的文本化，即变成“文本”和“书面编码”的过程。这些时刻不必重叠，一方面，只要歌唱或者言语在书写形式之前，那么一次口头的文本化就在起作用。另一方面，已有研究罕有发现口头表演的书写形式不发生改变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把预备措施、口头资源、建档方法、编辑流程和意识形态目标等有关知识置于文本书写编码之前的原因。文本化分析的一个问题是，它主要强调了言语的内容和形式，而口头表演也包含书面文本中不可见的、非言语的、音乐的和戏剧的成分。这对于在文化规定的演述语境中处理纯粹的口头史诗是极为重要的。 

　　毋庸置疑，我们的长期任务将是为东波罗的海地区发现的所有长篇史诗书写信息丰富的文本化历史。上文提及的文本化过程已经表现出各不相同的特征，这一确切的事实使本研究具有方法论的价值。每一部史诗都会突显出一些新东西。在本文里，笔者仅对可能涉及大多数史诗，但只能通过某种特定史诗得到最合理验证的“类型问题”举几个例子。一个类型问题与史诗的分类体系有关，凭借“以传统为导向”的（或者简单说“传统的”）史诗这一新概念，为重新认识“并不纯粹口头”也“并不非常书面”的史诗铺平道路，这类史诗在欧洲史诗中数量惊人，大多数东波罗的海史诗看起来也属于这种类型。另一个类型问题是长篇史诗，长篇史诗是史诗文类的重要构成，可是在调研过的歌手和传统区域中却通常缺席或少见。东波罗的海地区在此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田野点。相似的是，“演唱的缮写人”的角色通过史诗以及那些建档技术高超、笔记和手稿保存完好的搜集者得到了最好的阐明。从这一点上说，《卡勒瓦拉》的档案史是做得最好的案例之一。 

　　我们最需要捍卫的是比较视角和问题导向的研究。关于史诗文本化的研究首先不是服务于民族研究的目的，而是服务于国际研究。成果的适用性将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史诗传统的语境中得到评估。我们的联合任务是为欧洲史诗的历史加入来自北欧维度的新篇章。从《卡勒瓦拉》到《佩科》的连线，显示出长篇史诗的理念在遥远的欧洲北部、漫长的波罗的海沿岸有长久留存，而仅有极少数例外的更南方的传统在几个世纪前就消逝了。其他的“遗址”可能在巴尔干人，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歌手中，或者在东南部的土耳其人那里能找到。问题是这些“遗址”和繁荣的口头诗歌能教会我们什么？与之不同的欧洲史诗传统早就受限于一种有文化的生活和高级的社会环境，而不是其根源所在的口头传统。 

　　

　　二、浪漫主义史诗理论的留存 

　　在讨论“以传统为导向”的史诗这个现代概念之前，我们必须把它放置在关于史诗早期概念的历史视角中。其中，浪漫主义时代流行的理论最为重要。核心议题是早期面貌的荷马史诗所导致的伟大史诗的起源。有的思想家推断，史诗看起来是最古老的文类，比抒情诗或戏剧还要古老。既然口头表演支配了古代的现场，而保存的文本又被推定为书写艺术，那么史诗是起源于歌唱还是书写的难题就必须要解决。有一种推理认为，史诗由更短的叙事歌组成，它们可以单独演唱并能够被记录下来。之后由编辑者把文本按一定顺序排列，他们根据荷马史诗的经验创造出了长篇。荷马史诗的编辑工作可能在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us）统治期的大约公元前525年就完成了。这种“歌的理论”要早于欧洲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思想家为这一理论添加了些许神秘色彩。他们认为史诗是通过许多或者众多“民众”集体创作的，没有任何个体歌手对结果起决定性的影响。1845年，芬兰青年美学家罗伯特·腾格斯托姆（RobertTengström）阐述了如下观点： 

　　民族的生命中曾经有这样的状态，在那时，后来被专业化的所有成员仍能构成一个简单的整体；在那时，个体还没有脱离群众，并且也没有按他们的文明程度和生活条件划分阶级；在那时，同样的精神无处不在，灵魂的天生亲和力把一切牢牢抓住。我们可以把那个时代特别地称为迸发自人民内心的诗歌时代。一首就能表达千人所感……诗歌之花在人民，在它的语言和它的祖国生命最深处盛开。把内心生命变成词语是无形的：我们对一首民歌从来不必知道它的创作者……但是，如果民众有更丰富的精神才能储备，且他们的时代不都是梦幻般狂喜的生活……个体的情感就会产生新的世界观；事情越来越紧密地连在一起，并演化成系列事件。整个民族或多或少地参与了这样系列事件的创造，而且它们几乎无差别地存在于现实之中。这就是民间史诗的诞生，在这些拥有伟大且永恒角色的诗歌作品中，人民展示出他们整个襁褓期的原初和谐状态。 

　　这种观点无疑是浪漫主义的和文学的；大量活态的口头诗歌经验没有妨碍这位敏锐的智者，他试图用雄辩回到过去的“国王之路”（King’sRoad）。不过，我们尚无法看清，集体性怎样在复杂的文本和表演情境中超越个体性。民间诗歌不仅是高度诗意的，而且是写实的：它能够描绘人民和他们一如既往的内心世界。这种画面将会在个体触碰的瞬间被破坏。这就是为什么埃利亚斯·伦洛特在文本化的过程中如此谨慎地宣称，他没有任何想要侵占《卡勒瓦拉》著作权的意思。一个朴素且勤勉的速记员角色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要。 

　　然而，我们的问题不是浪漫主义理论本身，而是它直到今天仍持续存在于有学问的欧洲人头脑中。 

　　“集体口头性”（collectiveorality）像神秘的演员一样仍在舞台徘徊，不仅能创作谚语和短篇叙事，还能创作如史诗般冗长且复杂的文本。他们认为，文本化过程中的个体角色充其量是模糊的。以伦洛特为例，他的创造性贡献被当作不受欢迎的和能替代的而被忽视，更流行的是“重建更早的原初史诗”的理论。当发现卡勒瓦拉故事不存在直接模型的时候，那些人可能感到被欺骗了。为什么呢？因为浪漫主义理论猜想造成的母题和诗学特征问题，能够通过访谈歌手而被取代。 

　　以问题为导向的田野作业引发了一些全新观察和某种范式转换。对歌手仅是口头文本承载者的刻板印象开始动摇。长篇口头史诗的存在必须依靠歌手个体思想中产生的大脑文本。这种大脑文本少有或者从不曾完整地表演。其中只有一部分以或长或短的篇幅，在文化规定的演述情境框架中进行演唱。即便学习史诗的过程包括聆听其他歌手演唱，叙事的最终形成也是由歌手个体完成。大脑文本不可能从一个歌手转移到另一个歌手。模仿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它会在歌手掌握表演后全部消失。令人惊奇的是，同一位歌手在演述同一个故事中出现的巨大变异。 

　　活态史诗传统中的田野作业理所当然应该成为研究的前沿。今天，研修荷马、《贝奥武甫》《尼伯龙人之歌》等非活态欧洲史诗的学者们，要习惯于敏锐地追随史诗的田野民族志，并结合源自实证的研究发现，用他们自己的材料做实验。在这种语境中，《荷马史诗》《贝奥武甫》《尼伯龙人之歌》《卡勒瓦拉》等史诗的定位会带来一些问题。它们到底代表什么样的史诗？既不能被描述成“纯粹的口头”，但也不是书面史诗。它们对口头传统的依赖是显然的，而书面史诗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那么，它们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的答案是：“以传统为导向”的史诗。 

 

　　

 三、什么是“以传统为导向”的史诗？

　　

口头史诗的真正据点和发源地是活态歌曲，一部史诗话语存储于遵循传统规则的语言形式的记忆之中。口头史诗没有固定和永恒的形式。每一次新的演述都有变化，后面的演述仍会有些改变，但大部分不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次演述都废除了前一次。最近的一次演述才是最好的、最具权威的，但也就这么一会儿，直到下一次演述之前。既然在形式上没有永久性，那么口头史诗将永远保持“未完成性”（unfinishedness）。

　　相比而言，书面史诗有固定的形式，作者的创作一旦完成就不再改动。在书面史诗的不可改变、完整性与口头史诗的“未完成性”、不完整性之间，我们必须放置一个中间概念，“以传统为导向”或“传统”史诗。我们可能想到完全相反的理想类型，书面史诗在一端而口头史诗在另一端。传统史诗将被放置在两极连接线上的某一点，有时接近书面史诗，有时接近口头史诗。我们不应忘记亚瑟·哈图（ArthurHatto）曾引述过史诗学元老亚瑟·韦利（ArthurWaley）的一句格言，“当我在思考史诗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它们之间的不同”。 

　　东波罗的海地区传统史诗的比较研究传统史诗展现出的自相矛盾，一面强调尊重口头演述，一面又把源于口头的所有材料改头换面为书写形式，多数情况下是一本书。口头材料有时接近史诗的制作过程，有时又远离或者根本遥不可及。传统史诗想仿效口头传统的动力，但实际上，它们通过生产一种固定且永恒的形式而让这个过程中止了。某个特定的史诗传统可能经历过数次尝试才能获得永恒的形式。我们知道，荷马史诗仅有一个权威版本，这是因为超过131份荷马史诗抄本在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火灾中被焚毁，如果它们还在的话，不仅对荷马研究，就连一般的史诗研究来说都是新课题。 

　　我们能够近距离研究“以传统为导向”的史诗案例是《卡勒瓦拉》。1833—1862年，不止五个版本的《卡勒瓦拉》出版，每一部都可能优于前一部。在书面文化中，这样的多产也不寻常，一般在第一次面世后一部作品就永久完成了。事实上，在口头传统中频繁讲述并持续改进文本是正常的，我们能发现更好的与五个版本《卡勒瓦拉》类似的史诗，不同点在于那些演述没留下证据或者档案。如果我们把伦洛特视为一个歌手，他的头脑中有伟大的叙事，并且能根据需求反复演述，那么他的工作就十分容易理解。在口语文化中，演述一旦结束就消失得无迹可寻，但在书写文化中，留下的一份文档就能让我们浏览和评论这次演述。 

　　传统史诗和书面史诗之间的明显区别在于，对书面史诗诗人来说，传统叙事不过是他可以随心所欲使用的材料。他是情节和意象的操控者。伦洛特的情况就大不同了：他的笔在连续不断地记录听到的内容，有些意思当时还没完全弄明白。口头话语的力量，民间诗歌的意象和隐喻，神话和神圣的仪式行为都隐藏了它们的秘密，躲避那个执笔的入侵者。他把它们从口头话语转移到纸上，但并不希望篡改或者让它们更接近常识，因为害怕这样会丢掉诗歌的形式或者模糊原初的意义。在这种情景下，《卡勒瓦拉》对编纂者来说可能成为一个难解之谜。在19世纪50年代，当作为赫尔辛基大学芬兰语教授的伦洛特在讲授《卡勒瓦拉》的时候，他思忖着史诗中许多表达和情节单元的意义，显然有些犯难。至少他暂时要让自己与编辑者的身份保持一定距离。口头传统的语词力量胜过了编纂者的潦草文稿。 

　　简言之，传统史诗忠实于口头诗学所提供的表达和演述模式。这种一致性是“传统”的特征，或者如果需要其他词的话，是“以传统为导向”或“以传统为基础”的史诗。它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口头”这个词，但它们能尽最大的力量服务于口头性。当口头的表达和形式并入时，文本必须做出让步，但为了让故事流畅且维持诗学正轨，还要引入一些创新。事实上，口头性在书写转码中发生了不亚于符号间的翻译。严格说来这不是“文学”，不过书写形式也要求史诗制作者具备适应能力。作为史诗制作者，他逐渐扩展对口头诗学的掌控力，建立起自己的传统体系（就像他采访过的每位歌手那样），并且在“口头文学”内获得了一个位置和一个歌手形象。在这方面，我们也是靠近文学的。将伦洛特仅仅视为一个复制者或者机械的诗行编辑是错误的。他当然是个演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