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学的宝库中，既有《巴黎圣母院》《战争与和平》《德伯家的苔丝》和《红楼梦》等经典的文人创作作品，也有《春香传》《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源于民间口头传统，后经文人改编而成的长篇小说。不仅作家对民众的口头传统进行过记录和艺术性的创编，不少社会人文学科的研究者也对活形态的口头传统进行过记录和整理。这种文本化一方面为口头传统的书面文本研究创造了便利条件，另一方面也为口头传统的传播创造了新的方式，即书面文本的传播，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口头传统作品其他形式的传播，例如戏剧、电影、图画乃至网络游戏等。这种以较为忠实的方式对源于民间的口头传统进行记录的代表作，或者说口头传统的文本化作品，在古巴比伦有被称为人类最古老史诗的《吉尔迦美什》，在地中海沿岸有著名的《荷马史诗》，在我国有蒙古族和藏族的《格萨（斯）尔》，在非洲则有被视为西非国家马里民族象征的史诗《松迪亚塔》。

　　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娜·塞杜曾将非洲中部和西部的史诗分为神话史诗和历史史诗两大类，认为这两类史诗都源于口头文明，即都经历过口头演述的阶段。神话史诗主要分布在非洲无中央集权的社会，包括“通过祖先崇拜而得以精心维系的组织化谱系、入社式、起源神话和幻想故事”；而历史史诗则“对应着有中央集权的社会，其认定基于帝国或王国的形成”。《松迪亚塔》正是一部典型的历史史诗。它属于非洲马林凯人的口头创作，广泛分布在今天的塞内加尔、冈比亚、几内亚，特别是马里等西非国家，以武功歌的形式颂扬了13世纪的历史人物松迪亚塔的伟大功绩。

　　《松迪亚塔》史诗的叙事部分可以被看成一个体量庞大的“超级故事”。故事讲到曼丁哥国国王的一位奇丑无比的妃子生下一名婴孩。这个名叫松迪亚塔的孩子直到七岁还不会走路。然而他很快就获得了卓尔不凡的能力，却因此遭到王后和兄弟们的妒忌，被迫流亡国外。后来曼丁哥国和附近的其他国家都被迫屈服于索索国国君苏芒古鲁的暴政。人们想起了松迪亚塔这位被废黜的王子，于是请他出山。松迪亚塔回归后，在著名的克里纳战役粉碎了苏芒古鲁的军队，统一了曼德王国，建立了著名的马里帝国，开启了西非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

　　除了文学价值，《松迪亚塔》史诗还有着维系民族认同的重大价值。经过漫长的流传过程，该史诗传统在大致16世纪末基本形成今天的文本内容，唤醒了曼丁哥人的团结意识。它通过古代历史的讲述证明了今天曼丁哥文化与社会的合法性，也就自然地被视为整个社会存在的基础和保障。该史诗中的一首歌至今依然是马里的国歌。此外，《松迪亚塔》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它是当代历史学家编写13世纪20—30年代马里帝国历史的主要依据。

　　如果把松迪亚塔史诗传统看作一个生命体的话，从其出现一直到19世纪末的单纯的口头传承阶段可以被视为它的“第一次生命”。该史诗长期以来由非洲世代相传的口头文艺家格里奥群体口口相传，世代传诵。口头形态的演述符合了源自美国的“演述理论”的分析框架，即格里奥的史诗演述不仅伴随着音乐、朗诵与现场创编，有时还有歌唱、哑剧和舞蹈。格里奥与现场听众之间存在频繁的交流，包括对话乃至一唱众和式的呼应行为。

　　从19世纪末开始，该史诗传统先后出现了阿拉伯文、法文和英文版本的书面记录文本，其中比较著名的是由几内亚学者、文学家尼亚奈记录并翻译成法文于1960年出版的《松迪亚塔——或曼丁哥史诗》等。松迪亚塔史诗传统由此出现了口头传播和书面文本传播并存的格局，一方面改变了其传播形态，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传播范围，从而成为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该口头传统在这一阶段的文本化可被视为其“第二次生命”。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松迪亚塔史诗传统获得了“第三次生命”，被用于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中，体现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和对于人类文学艺术创作的重大价值。西非国家的一些作家将《松迪亚塔》的题材用于长篇小说的创作，在绘画方面则出现了一些较有影响的《松迪亚塔》题材的油画和插图画。在音乐和电影方面，《松迪亚塔》史诗题材也多次被用于音乐剧、单曲和电影的创作中。1995年发行的电影《凯塔！格里奥的遗产》不仅提及该史诗本身，还提出了格里奥社会地位下降所造成的口头传承危机这一紧迫问题。

　　总之，松迪亚塔史诗传统根植于西非人民深厚的历史传统，是其民族精神与历史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具有凝聚民族国家认同和历史材料等超出文学领域的多方面价值。这一史诗传统既是一个民族历史的缩影，又在当下的传承语境中获得了多种传播、表现与传承形式（书面文本、图像、音乐、戏剧与电影等），这些不同的表现形式之间往往又形成了有趣的“互文”关系。最后，对于松迪亚塔史诗传统的关注与保护意识的提升又引发出对格里奥这一口头传统持有群体境遇的关注。这一关注在社会生活模式急剧转型的当下更加凸显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伦理维度，即以传统持有社区、群体或个人为中心，尊重和保护其权利。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