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洋寻珍不辞远
　　
　　刘亚丁：1964年您和孟列夫（Л.П.Менъшиков，1926—）在苏联《亚非人民》杂志上发表论文《发现未闻的〈红楼梦〉抄本》，介绍了您在列宁格勒发现的新的《石头记》的抄本，后来引起了中国方面的重视，台湾的潘重规、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冯其庸、周汝昌等先后去阅读研究了这个抄本，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列宁格勒分所合编的这个抄本，同时发表了中方的序言和您与孟列夫代表苏方写的序言，您能谈谈具体的情况吗？
　　李福清：1963年初，我到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看到我的同学、好友孟列夫在整理那里收藏的敦煌文献。孟列夫说他发现了新的变文，还有其他友人说发现了别的文献。我很羡慕他们。夜间睡下，我就想，是否也试着作点调查，也许能发现什么孤本。我拿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作比较，看看我们是否有中国和日本没有保存下来的古典小说版本。第二天到东方所，马上发现了1832年一位留学生库尔良采夫（ПавелКурлянцев ）从中国带回的《石头记》八十回抄本（封面上有他写的他自己的名字）。这个抄本很有价值，其中有大量的异文和批注，如第三回就有47处眉批和37处夹注。我和孟列夫教授合写了《新发现的〈石头记〉抄本》一文，首次对这个抄本做了简要的描述，文章同时提供了俄藏《红楼梦》续作的各种版本的资料。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这个抄本的影印本，被称为“列藏本”，前面印了我和孟列夫写的前言，许多学者对这个版本作了研究。
　　现在在我国有多种《红楼梦》收藏。入藏的缘由是这样的：到中国的神甫与学生学汉语都用白话写的《红楼梦》为读本。1820年俄国第十届传教团启程到北京，随团的有季姆科夫斯基，他是外交部亚洲局的官员，他受命在华购买图书，供彼得堡公共图书馆和亚洲局图书馆以及拟议中的“伊尔库茨克亚洲语言学院”等处收藏。这个使团的团长是卡缅斯基，是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精通汉语。估计是他向不懂汉语的季姆科夫斯基推荐了《红楼梦》。这个使团购回两部《红楼梦》，一部是四函，用了八百两银子，为亚洲局图书馆所有；另一部也是四函，只用了一两五钱银子，送到了伊尔库茨克。在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的图书馆中还有另一个《红楼梦》本子，是萃文书屋本，上面有卡缅斯基的题词，内有他的眉批和其他人的批注，说明卡缅斯基介绍给其他俄国传教士读过这本《红楼梦》。这是俄国收藏《红楼梦》的基础。1830年第十一届俄国教士团启程到北京。这一届传教团有两名学生对《红楼梦》感兴趣，他们是科万科和库尔良采夫。科万科（АлексейКованько）是个地质工程师，到中国的目的是研究中国地质，为了尽快掌握汉语，他选择《红楼梦》作为教材，回国后他还在给矿业工程师总部主任的报告中介绍此书，希望翻译成俄文。可惜他的报告在矿业总部没有得到回应。他也写了较长的《中国旅行记》连载于俄罗斯《祖国纪事》杂志，介绍中国教育与科举制的第九篇随笔之后，科万科附录了《红楼梦》第一回前半部分的译文。这是世界上首次将《红楼梦》译成外文。与他同行的库尔良采夫也从中国带回一本八十回本的《红楼梦》，这就是我在东方所发现的那个版本。
　　这个抄本共三十五册，八十回，没有总的题目，但几乎每回都有两个题目，先是书名，然后是本回回目。大部分章回的书名是《石头记》，第十回作《红楼梦》，另外第六十三、六十四和七十二回回首写的是《石头记》，回末又加写了“《红楼梦》卷六三回终”等字样。我们的文章发表后，很快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先是日本著名汉学家小川环树写文章响应，小野理子把我与孟列夫的文章译成了日文。1973年中国台湾的潘重规教授到列宁格勒研究了这个抄本，写了几篇文章，陈庆浩也写了文章。列宁格勒大学的庞英也作了校勘工作。根据这些研究和我们的研究，我们认为：列藏本《石头记》是小说早期印刷前校阅过的最完整的一个本子；它接近于曹雪芹生前抄写过的1759年（己卯本）和1760年（庚辰本）的早期脂评本。但此抄本的正文中又有许多特点，因此又可以把它归入一个单独的系统。1986年中华书局影印此书后，引起了红学家的极大关注。人们称赞这是中苏文化交流的佳话，是中苏第一次合作出版书。
　　刘亚丁：发现《石头记》之后，您似乎没有停止寻访中国古籍的工作。
　　李福清：是的，我发现了《石头记》后，为了查找孙楷第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没有著录的其他小说，继续调查苏联国内的图书馆。1964年，我到莫斯科列宁图书馆抄本部门看看那里藏的中文抄本，老汉学家麦勒纳克尼斯（А.И. Мелнакнис）知道我研究中国文学，就从抄本书库拿出来几部文学作品抄本，并说他自己不是研究文学的，不知道是什么作品。我打开一个较大的纸盒子，里面放的正是二十四册的小说《姑妄言》抄本。这是汉学家斯卡奇科夫（К.С.Скачков，1821—1883）带回的。他大量搜集各种书与抄本：历史、地理、水利、农业、天文（他是天文学家）书籍和文学作品，小说方面除了四大名著之外，还有一些较罕见的作品，有的版本，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及大冢秀高《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都没有著录，如三槐堂本《绣像飞龙全传》、孔耕书屋本《增订精忠演义》等，或海外较少见的《三分梦全传》（道光十五年版）、《莲子瓶全传》（道光二十二年版）、《海公大红袍全传》（道光十三年版）、《娱目醒心编》（咸丰二年刊）等等。我还见到斯卡奇科夫1848年在北京所买的道光年间的小说版本，他试图较全面地搜集各种小说，所以得到《姑妄言》抄本大概也不是偶然的（其他小说都是刻本）。与其他汉学家不同，他对各方面的书有兴趣，特别注意抄本。麦勒纳克尼斯1974年出版了《斯卡奇科夫所藏中国抄本与地图目录》，现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要出版中译本。但去年图书馆请我继续整理馆藏的中国抄本，我发现他的目录不全，与北京图书馆出版社说好了，我编补遗。
　　刘亚丁：就是在这些抄本中，您发现了《姑妄言》的抄本吧？
　　李福清：正是这样。《姑妄言》是章回小说，作者为三韩曹去晶，有1730年（雍正八年）自序，林钝翁总评，分二十四卷。我当时查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和其他书，都未见著录。我给孙楷第教授写信时，提到这本书，他回答说从未见过，并怀疑它是韩国人用中文写的作品。1966年，我在《亚非民族》发表一篇长文《中国文学各种目录补遗》，补充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及各种俗文学目录，第一次著录了在列宁图书馆发现的《姑妄言》抄本。其实“三韩”是中国的一个县名，清代属热河省，《姑妄言》作者定是三韩县的汉族人。可惜笔者许多年都查不到关于曹去晶和《姑妄言》的材料。
　　过了八年，1974年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出版麦勒纳克尼斯编的《斯卡奇科夫所藏中国抄本与地图目录》一书，仔细记录斯卡奇科夫所藏的抄本及手绘的地图、风俗画333种。其中245号著录《姑妄言》，注意到抄本是几个人抄的，有人写楷书，有人写行书。第二卷、第二十一卷有中国收藏家之图章。有的纸是“仁美和记”和“仁利和记”两个纸厂的。每册他都数有多少叶，也注意缺哪一叶，如第八册缺十七至十八叶，哪一叶撕掉一块等等。可惜麦勒纳克尼斯编的目录很少人注意，苏联用的人很少，国外汉学家及中国学者大概完全没有注意。1989年至1991年间，我在北京与刘世德教授、法国陈庆浩教授讨论过《姑妄言》的影印。我1992年到台湾教书，台湾清华大学王秋桂教授也提到出版《姑妄言》的问题。1993年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馆长菲利波夫到台湾参加中央图书馆馆庆，王秋桂教授和我与馆长趁此机会终于谈好在《思无邪汇宝》出版《姑妄言》的排印本。2003年来北京发现两个大陆的盗版，一本说是在上海发现的，另一本说是在1730年抄本总评林钝翁家里发现的，实际上都是从台湾版盗印的，印得也不好。这次《姑妄言》小说重新问世，要特别归功于陈庆浩、王秋桂、陈益源三位教授。
刘亚丁：除了上述的发现而外，您对中国古籍流散海外的情况做了大量的调查，请您略做介绍。
　　李福清：我从1961年开始调查各国藏的中国小说、戏曲、俗文学版本，四十多年来调查了俄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丹麦、瑞典、挪威、荷兰、奥地利、西班牙、捷克、波兰、越南、蒙古汉籍收藏（在美国只调查了芝加哥大学的收藏，在日本只调查了东京与京都藏的梆子腔版本，参见香港城市大学《九州学林》2003年1卷1、2期，2004年2卷1期发表我的长文《梆子戏稀见版本书录》）。四十多年中发现了不少在中国失传的作品与版本，有的已出版了，如我和中国学者合作的《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我与江苏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王长友先生合作，要整理搜集到的材料，编写《海外藏中国小说、戏曲、俗文学书录》。工作很多，我已经发表了四篇记述我发现的广东俗曲（木鱼书等）的文章，总计有十万字。我还在中国买到了日本樽本照雄编的《清末民初小说目录》（齐鲁书社，2002年）一大本，很有用。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复印了《赵景深先生赠书目录》的小说、俗文学部分（赵景深搜集的鼓词较多，我也发现了不少），现在看到他收藏的目录，得知他藏的大部分是石印本，我发现的都是木刻本。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石昌渝先生送我刚出版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山西教育出版社）三大本，编得非常好，我编目录时应该参考，以便确定我所看到的小说哪些是孤本，哪些版本是新发现的。拿到总目我马上查了一些新发现的小说，目录中没有，证明是孤本。最近我开始整理记录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藏中国抄本，希望也可以发现孤本。结果真发现了一种不平常的抄本，描写北京风俗（大约嘉庆时期的），每页洋人用铅笔画插图，下面中国人用毛笔写释文。中华书局柴剑虹先生来莫斯科，我陪他去图书馆看这个抄本，他说非常有兴趣，大概可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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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览古寻幽穷翠微
　　
　　刘亚丁：我发现您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也给予关注，您先后向贵国的读者介绍过老舍、叶圣陶、钱钟书、刘白羽、王蒙、谌容和冯骥才等中国作家的作品，您能谈谈有关的情况吗？
　　李福清：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我曾对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给予过关注，我曾翻译、介绍、编辑过您所说的这些中国作家的作品。我翻译的叶圣陶《稻草人》、老舍《月牙儿》的乌克兰文本出版时，我做责任编辑，并写了《中国讽刺作家老舍》一文。我也在我国的《外国文学》上发表了《评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但我主要的学术兴趣还是在中国民间上。
　　刘亚丁：上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的杂志的版面主要被“回归文学”（即在50—60年代拒绝发表的作品）和“俄侨民文学”占据。当时中国出了一批反映改革开放的文学作品，也出现了被称为“寻根文学”的作品，中国的这些作品有一定数量被翻译介绍到苏联，似乎填补了某种空白，您本人就参与了翻译编辑介绍当时中国文学作品的工作。
　　李福清：我自己翻译了冯骥才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意大利小提琴》和《三十七度正常》等作品，写了《论中国当代中篇小说及其作者》和《冯骥才创作三题》等文章。我也目睹了中国当代作家在苏联受读者欢迎的景况。80年代中苏关系恢复正常以后，当时的苏联文坛也出现过译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热潮。例如，王蒙的作品就很受欢迎，80年代，他的小说的俄文译本的印数达十万册以上。我还可以举我在80年代编的中国当代中篇小说集《人到中年》和《冯骥才短篇小说集》两本书作为例子。冯骥才的那一本，出版社只给了我一本样书，后来我想多买几本送人，跑了好几家书店，才买到三本。有一次我的同事在阿尔巴特街的书店里看到《人到中年》集子上了架，就马上将这消息告诉我，我赶紧跑去买。到了那里，我说要买十本，书店售货员说每人只能买一本。我说我是这本书的编者，她不相信，要我说说《人到中年》的故事情节，我说了其中一篇的大致内容，她才答应卖给我五本。
　　刘亚丁：我记得您对冯骥才的小说《雕花烟斗》有非常独到的解读，在某种意义上说，你对中国当代作家的批评打开了一个新的维度，即挖掘当代作家作品中蕴藏的古代文学因素。这与当时中国批评界对“寻根”问题的探讨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李福清：我发现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国作家一方面积极向国外文学学习，一方面又认真借鉴自己的文学和文化传统，寻觅本国文学民族特色的根源。读冯骥才的小说《雕花烟斗》，我自然而然就想起了中国17世纪的话本选《今古奇观》中的“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构成这个故事的古代传说载于公元3世纪的《吕氏春秋》。故事说的是官吏俞伯牙偶然遇到一个能欣赏他的琴声的樵夫钟子期，后来当他从京城回来听说樵夫已去世，就摔琴痛悼知音。《雕花烟斗》实际上写的就是这样一种传统。小说发生在“文革”和以后的岁月里，著名画家唐先生备受屈辱，被迫放下画笔，只能在雕刻烟斗这种完全是实用的艺术上施展才华。当时唐先生常到一个花农那里去坐一会，欣赏花农所种的绚丽多彩的凤尾菊。在古代故事中，俞伯牙很清楚，樵夫确实善于欣赏他的崇高艺术。而生活在俞伯牙数千年以后，另一个时代的人——画家唐先生却对一个普通农民是不是他的艺术的真正鉴赏者持怀疑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冯骥才在传达画家这段思绪时用了“知音”二字。“知音”恰恰出自俞伯牙与钟子期交往的故事，因而我的分析是有根据的。老农死后，画家听他儿子述说父亲曾吩咐下葬时“千万别忘了把唐先生那只烟斗给俺插在嘴角上”的遗言时，一下子明白，他犯了多大的错误，这位一次次给他送来菊花的老农确实是他的知音。
　　刘亚丁：我记得，您也写文章分析过阿城的《棋王》。
　　李福清：阿城的中篇小说《棋王》也是吸收古代传统小说因素的一很典型的例子。我发现，《棋王》与17世纪凌濛初的《二刻拍案惊奇》中的《小道人一着饶天下，女棋童两局注终身》有内在联系。这里不仅仅是简单的表层上的相似，如两个作品的主人公都是身怀绝技的围棋或象棋高手，而它们的其他相似之处更深刻。尽管两部作品的时代不同，人物活动的社会环境不同，仍然有许多共同因素表明这两部作品之间有着亲缘关系。表层特征是，两者的主人公都是不顾一切地迷上了棋艺的青年，都在寻找旗鼓相当的对手。某老道士或老神仙传授某种绝技是古代中国文学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情节，追根溯源，能从大自然的主宰那里获得赐予的原始观念是其源头。在人们的意识中，高超的棋艺的获得是与时而以老者的面貌出现、时而以青年的面貌出现的神仙的形象相关，如著名的烂柯传说。话本中写国能一次在田畔拾枣，见两名道士对坐安枰下棋，他在一旁观看，道士就枰上指点他下棋。此后国能果然棋艺出众，而且说“所遇必定是仙人”。我们看看阿城又是如何处理这类题材的，《棋王》主人公王一生与国能一样，都是自幼便爱好下棋的青年，王一生后来遇到一个捡破烂卖废纸的老头儿，就是这个老头儿既将自己精湛的棋艺传授给了他，又把一本自家祖传的棋谱送给了他。这里捡破烂的老头自然代替了从前的老道士、老神仙之类的形象，老头儿讲解棋谱完全用的是道家的语言，后来王一生本人讲起这段奇遇时说“我心想怕是遇上异人了”，“异人”在汉语中常常是跟神仙或是与他界有联系的人。后来王一生听老头儿对以前市里的棋赛哗哗说了一通棋谱的时候，直觉得“真的不凡”，这就不是偶然了。古代小说说到与他界相联系的人物时，就常有“不凡”二字。王一生从捡废纸的老头儿那里得到祖传的棋谱这一点就更是中国文学传统情节的处理方法，自然，主人公通过书写的符咒或者口授从而得到魔法是更为早期的现象。中国文化的特点在于文字长期处于优势位置，尤其重视书写的东西，大约这就是何以中国古代就有了主人公通过书本或文章从神仙获得特殊知识的传说，如大禹从河神得到治水之道的传说，《汉书》中有张良经过某一神秘的老者的种种考验从而得到兵书的传说。在《棋王》中，拣烂纸的老头儿自然完全是一个尘世中人，在整个情节安排中作家显然将传统文化在他身上现代化了。小说主人王公王一生与国能还有一点相似，这就是二人都执著地在寻找一个旗鼓相当的对弈者。这使我们想起那些浪迹天涯，寻找高明对手的古代英雄（特别在民间叙事诗中）。这些都是中国当代小说运用传统模式的很好例证。我曾经写了篇文章《中国当代小说中的传统因素》在《文艺报》上发表，后来收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我的《古小说论衡》、台北洪叶公司1997年出版的《李福清论中国古典小说》，引起了作家和读者的兴趣。最近新西伯利亚大学一位女学生写了年级论文，把《棋王》与这个话本作比较，她不知道我早提到了这个问题，但只是在中国发表，未在苏联发表。
刘亚丁：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具有独特的价值，在17世纪以后开始传到俄罗斯，在俄罗斯中国文学的翻译家、研究家（也就是汉学家）代有其人，请您介绍一下中国文学18世纪在俄罗斯传播和研究的情况。
　　李福清：我前面说到了绵延不绝的中国文化，具有独特的价值，它不但是中国人民的财富，也可惠及世界人民。我在近年写的《18世纪—19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在俄国》介绍了俄罗斯早期接受中国文学的情况。1763年在俄国的《学术情况通讯月刊》上发表的《中国中篇小说》，这篇作品是从英国作家哥尔德斯密的作品转译过来的，尽管作品人物的姓名不同，但故事源于中国的话本选《今古奇观》中的《庄子休鼓盆成大道》。1788年出版的俄文本的《译自各种外文的阿拉伯、土耳其、中国、英国、法国的牧人、神话作品选》中有《善有善报》，是从英文转译的《今古奇观》中的《吕大郎还金完骨肉》。1799年莫斯科的一家杂志还发表了一篇叫《恩人与贤人，中国中篇小说》的作品，讲述皇帝四处寻访贤人的故事，我认为这是一篇仿中国小说的作品。到了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翻译的中国作品就更多了，小说有《醒世恒言》中的《两县令竞义婚孤女》、《今古奇观》中的《夸妙术丹客提金》、《怀私怨狠仆告主》、《羊角哀舍命全交》、《烈女传》中的《孟母三迁》以及才子佳人小说《好逑传》，翻译改写的戏曲作品有《窦娥冤》、《留鞋记》、《西厢记》、《梅香翰林风月》等。还有辛柯夫斯基的拟中国作品《作家的荣耀》，他还以《好逑传》为蓝本写了《女人佼——中国逸事》。

    刘亚丁：到20世纪，中国文学在苏联的传播和研究的规模就更大了。
　　李福清：20世纪苏联对中国文化的介绍虽然不能与同时期中国介绍俄罗斯文化的规模相比，但是也有很大的发展。在著名学者斯卡奇科夫1960年重版的《中国书目》（这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书）中收录的1730年至1957年间俄苏出版和发表的关于中国的图书和文章就有2万条之多，其中大部分是20世纪的成果。20世纪还涌现出了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这样杰出的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是20世纪苏联新汉学的奠基人。他一生的研究著述多达260种。1916年，他出版了一部厚达700页的巨著《司空图〈诗品〉研究》。他不仅首次将极难译的《诗品》译成俄文，而且仔细分析了司空图使用的术语和概念，考察了中国文学中特别重要的形象和概念的来源，研究了庄子对司空图的影响等。他还对《诗品》进行了比较研究，强调了它在世界文学中的意义。阿列克谢耶夫可以说是世界汉学界最早开始进行中外文论比较研究的学者。阿列克谢耶夫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开始得很早，他一生翻译了相当多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如屈原、李白、欧阳修等人的诗文，他翻译了两百三十几位作家诗人差不多一千篇作品，他致力于蒲松龄《聊斋志异》的翻译。20世纪20至30年代，他接连编选了四本《聊斋》小说选，深受读者欢迎，他的译本多次再版，印数大概有一百万册。俄国虽然已经有人译过《聊斋志异》一些故事，可是未能传达出蒲松龄的语言美，只有阿列克谢耶夫可以做到这一点。最近我专门写了长文研究他的《聊斋志异》翻译，写了100多页。把他的翻译与早期的英文译本、三种日文译本和三种白话文译文作比较。现在我主持编辑新的三卷本的《阿列克谢耶夫文集》。第一卷是《中国文学研究》，有对中国古典诗歌、小说、戏剧、诗论的研究，中西文学的比较研究和翻译研究，还有研究中国现代作家胡适的文章（上、下两本已经出版了）。第二卷是《司空图〈诗品〉研究》，除翻译外，还有详尽的注释和评论，今年将出版。第三卷是《中国的收藏》，包括了对中国年画、货币和其他民间收藏的研究，他本人收藏的中国年画就有四千多幅。此外，还计划编辑出版阿列克谢耶夫研究中国语言的著述等。出版社也要出版他翻译的很多古文作品三本，两本今年将问世。
　　刘亚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中苏的特殊关系，中国文学在苏联很受关注，您恰好就是在那个时候加入到了苏联汉学家的行列，因此您对同行的工作是非常清楚的，也写书做过介绍。
　　李福清：50年代至90年代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成就很大。有关情况我曾经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苏联（小说、戏剧）》和《中国现代文学在俄国·翻译与研究》中作过专门的介绍，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我这里只列举其中的一部分研究著作的名字，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一时期出版的文学研究专著有：彼得罗夫的《艾青评传》和《鲁迅生平与创作概述》，索罗金的《茅盾的创作道路》和《13至14世纪的中国古典戏曲》，谢曼诺夫的《鲁迅及其前辈作家》，费什曼的《中国的长篇讽刺小说（启蒙时期）》和《17和18世纪三位中国短篇小说家》，谢列布里亚科夫的《杜甫评传》和《陆游生平与创作》、《五代宋初诗词研究》，切尔卡斯基的《中国新诗（20—30年代）》和《马雅可夫斯基在中国》、《艾青研究》，苏霍鲁科夫的《闻一多生平与创作》，热洛霍夫采夫的《话本——中世纪中国的市民小说》，李谢维奇的《中国古代诗歌与民歌》和《古代与中古之交的中国文学思想》，戈雷金娜的《中世纪中国的短篇小说：题材渊源及其演化》、《六朝小说》和《中世纪前的中国散文》，乌斯金的《蒲松龄及其小说》，帕夫洛斯卡娅的《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谢罗娃的《中国戏曲与传统社会，16—17世纪》等等。那一时期，我也出版过几本专著，如《从神话到章回小说：中国文学中人物形貌的演变》和《中国神话故事论集》等。
　　刘亚丁：我注意到，近年来中国的古典文化在俄罗斯比较受欢迎，我曾留意儒学在俄罗斯的传播情况。1982年莫斯科出版多人集《儒家学说在中国》，戈布泽夫（А.И.Кобзев）1986年在莫斯科出版《伟大的学说——孔子教义问答》，1987年谢缅年科（И.И.Семененко）在莫斯科出版《孔子格言》。90年代以来俄罗斯编写、翻译的儒家著作数量剧增，印数也相当可观。1991年佩列洛莫夫（Л.С.Переломов）在《远东问题》连载长篇文章《孔子传记》。马良文（В.В.Малявин）有专著《孔子》，研究孔子生平和思想，1992年由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印数15万册。佩列洛莫夫1992年在莫斯科出版《孔子言论》，次年他在莫斯科还出版了《孔子生平、学说和命运》。尤尔丘克（В.В.Юрчук）1998年在莫斯科出版《孔子：生平、学说、思想、语录、格言》。2000年作为“世界遗产”，莫斯科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儒家学说》两卷，第一卷是《论语》，第二卷是《孟子·荀子》。2001年重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大汉学家波波夫（柏百福，П.С.Попов）译的《论语》（原译名为《孔子及其学生和其他人语录》）。2002年谢缅年科和什图金（А.Штукин）在莫斯科出版《孔子：睿智的教益》。克里夫佐夫（В.А.Кривцов）在网上发表《论语》译文。2004年在纪念孔子诞辰2555周年之际，俄罗斯的科学院“东方文献”出版社又出版了由俄罗斯孔子基金会主席佩列洛莫夫编辑的《四书》。我认为，俄罗斯读书界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升温可能与俄罗斯近年来出现的欧亚主义的复苏或别的因素有关。别的因素我在其他的文章中曾论及，这里就不展开了。
　　李福清：确实如此，近年来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俄罗斯很受欢迎。彼得堡的“水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特殊的《论语》译本，每一句话都有五位译者的五种译法，译者中有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这样的大汉学家。第一次印了一万本，我以为卖不完，可是很快售罄。第二年又印了一万。有一次我到医院看病，第一诊室的医生同我谈论孔夫子，第二个诊断室的医生向我请教《易经》。
　　 　刘亚丁：作为一位汉学大师，您观照中国文学有自己独特的视野。从一位深谙中国文学的汉学家的角度，从比较宏观的角度出发，您认为先秦以来的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可以怎样来描述？
　　李福清：世界古代的文明中，中国文化保存得最完整。中国文学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有着绵延不绝的文学传统和口头文学传统的文学之一。在这样完整的文化传承中，留下了许多珍贵的东西。
　　中世纪大多数国家都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学：一是民间口头创作；二是所谓的“高雅”文学，一般用有学问的人才懂的语言书写（俄罗斯教会的斯拉夫语，西欧和东欧天主教国家的拉丁语，远东中国的文言文，日本、朝鲜和越南所称的汉文，中东的阿拉伯语等）；三是以接近日常生活口语写成的作品，从语言和人物描绘的特点看，这种文学处于民间文学与高雅文学之间的中间位置（市民文学：中国的平话、杂剧和话本等）。民间文学与中世纪文学存在着一些基本相同的诗学原则。在中世纪，文学和民间文学比近代更容易互相渗透。民间口头创作能够很容易地渗入书写文学作品，正如书写文学有时也能重新回归口头文学。《三国演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三国”体裁经历了复杂的变迁：从史实的记载《三国志》到人物传记的撰写，然后经过说话人的传播进入平话《三国志平话》和戏曲，它在《三国演义》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罗贯中并非自己想象了作品的情节，他依据两种不同的材料，一方面他大量利用了民间的说话与平话和戏曲，另一方面他又采用了史书。后来《三国演义》又反过来对“三国评书”和地方戏曲产生了积极影响。一些说书人采用《三国演义》作为说话的底本，于是它就代替了史书在评书创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样就出现了由演义小说向口头说唱文学回转的逆向过程。中国文学中的后一个现象可能以前人们不太清楚。这样我们就发现了民间文学与文人创作的互动关系。
　　刘亚丁：您对中国传统文学非常有研究，同时您也在关注中国的当代文学。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您从一位“旁观者”的角度，是否可以展望中国文学的发展前景？
　　李福清：我想我不能作出非常准确的推断，但我还是想说点自己的看法。我经常说，中国文学传统延续了数千年，从来没有中断过，在古代的其他文明中，古希腊和埃及都中断了。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非常珍贵，我曾在冯骥才、阿城和谌容的作品中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学的深刻影响。今天的中国作家也许不太关注古代文学的传统，但是我相信，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人们不但不会忘记古代文学的价值，而且会倍加珍视它。近来我注意到在中国进行了关于复兴国学的讨论，我也高兴地看到，一些学者用国学经典在课外教小学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我想说两句话，第一，真正的有思想和艺术价值的文学是既关注现实，又包含着传统的力量和历史的智慧积累的文学。第二，中国的作家负有薪火相传的责任，要把古老的中国文化继承下来，发展下去。
　　刘亚丁：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