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译者题注 】 口承与书写（orality and literacy）问题的讨论，在西方知识界引发了贯穿整个20世纪下半叶、几乎波及所有人文学科的大论战，其余波至今袅袅未绝。在这一学术公案中对簿公堂的两方，一是所谓“大分野论”(The Great Divide)学派；一是“连续论”（The Continuity）学派。实际上，这一论战不是纯出于偶然，而恰恰反映了西方知识界对人类传播和交流手段及其技术革新的共享经验做出的普遍的回应。在“书写论”(Literacy Thesis)的阵营中，美国哈佛大学的古典学者哈夫洛克(Eric Havelock, 1903-1988)和英国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可谓影响最大也是争议最多的两位学者。他们俩人于同年发表的著述，不约而同地将书写对人类认知发展的一种初步的、偶然的作用归结为古代希腊字母文字的发明和传播，主要的关注点在于字母书写对公元前5～4世纪的古代希腊启蒙运动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也因此遭到了众多学者的批评，直至90年代以降，“新书写论”的出现，对这一学派的基本观点进行了多角度的、开放性的反拨[1]。从哈夫洛克这篇论文的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在口承与书写之间搭建起了一个“等式”性的学术平台。应当公允地说，他立足于一个古典学者的立场，全面地回顾了“口承─书写”大论战的学术渊源，同时对口承与书写两种传统都做出了精审缜密的分析，而他关于“口头性”的论述，对我们今天的口头传统研究也依然有着多重的启发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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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20年前或不到20年的那些日子，我想“口承与书写”的话题大概不会将来自5个国家的著名学者们吸引到一起来展开讨论的[2]。 的确，像与荷马相关的“口头程式”与“口头创作”这样的语汇，正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之际开始在哈佛大学流行起来的，而这也正与帕里和洛德的学说紧密相关，当时我刚刚成为哈佛大学的教师。此后，这些术语依然受到保守派学者的强烈抵触。现在， “口头性”与“口承主义”这些名词的立足点被改变了，其概念化的象征远远超过了荷马和古希腊。首先，它们被用于描写和说明那些由于没有使用书写而极大地倚赖于口头传播的全部社会；其次，这些术语力图寻求对一种在口头传播中使用的既有语言型式的认同；再者，它们也被用于对一种可以由口承性或口头表达创造出来的既有意识类型的认同。

　　这些概念的具体成形与显著发展，正是由于它们被集中用于对书写的抵制，其中也包含着从社会情形和思维状态两个方面对语言的自身层面和书写的表达认知方面的思考。尽管在我们自己今天所处的社会中依然可以看到二者之间的深层交织，但学界的观点却在口承与书写之间形成了剑拔弩张的颉颃。将这两者相互排斥地二元对立起来显然是一个错误。它们之间的关联实质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二者之间有着创造性的张力，任何一方都有一个历史的维度，因为书写社会脱胎于口头社会，也因为二者也有可能同处一个时代。我们要更深刻地理解书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正是因为书写乃是叠加在口承之上的，口头性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口承方式也统摄着日常生活中的思想交流。或推动一种口头性的复兴，或支持以一种经验性的书写方式去取代口头方式时，这一张力或许就能被认识到。

论战的爆发： 1962～63年

　　60年代初，在不到12个月的时间里相继出现的4种论述，可以说不谋而合地将口承文化──作为知识界关心的一个主题──推到了当时的学术前沿。这4种论述是：麦克鲁汉（M. McLuhan）的《古腾堡星系》（The Gutenberg Galaxy 1962）[3]，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的《野性的思维》（La pensee sauvage 1962）， 杰克·古迪(Jack Goody)和伊恩·瓦特(Ian Watt)的论文《书写的成果》（The Consequences of Literacy, 1963），以及我本人的文章《柏拉图导言》（Preface to Plato，1963）。当时这些论述的作者分别身处法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他们之间并不存在通讯联系，甚至相互都未意识到他们关于口承文化的阐述是纯出于偶然呢，还是反映了一种对人类交流手段及其技术革新的共享经验作出的共同的、普遍的回应呢？在口头传播技术领域中，广播不用说是最早出现的，继之是电话、电视的发明，它们都是口语（the spoken）亦即口头语词(the oral word)传播的载体。 在麦克鲁汉看来，技术革命是生活的事实，现在已经得到全面的接受。在今天致力于传播技术研究的大学和机构中，口承文化已经成为正在蓬勃开展调查研究的主题，这应当归功于这位学者。

　　就列维─斯特劳斯而言，他关注于过去的神话，而非现代技术；他常常倾向于使用文本的术语，而非口头语汇去描述他在部落神话中发现的两极结构，试图引导他的读者去读解一种近乎是在纯粹口头情境下发生作用的书写意识。然而，在他著作的标题中，“野性”这一词汇却背道而驰。因为这违逆了他本人所深信的一个基点，即：在这些神话中感知到的思维模式是原始的，也就是前书写时代的产物。尽管这不是他所强调的一个论点，但确乎留下了这样的暗示。至于《柏拉图导言》，正如文章题目所指明的那样，口头性问题的提出仅仅涉及到古希腊语族，这一研究途径很快被麦克鲁汉理解，并在自己的著作中加以引证，表明其认同。

　　这4种论述的出现不约而同，看上去似乎标志着一道分水岭业已形成，更确切地说，它们共同冲撞到了一道即将决堤的大坝，在我称之为“口承─书写等式”的阐释中，释放出一场有关人类智力知性活动讨论的洪水。在瓦尔特·翁（Walter Ong）的《口承与书写》（Orality and Literacy, 1982）一书中， 读者可以从其所广征博引的参考书目中注意到，这个领域自1962年以来的相关出版物可谓林林总总，其目录索引达兆字节，同时也可看到，这场论战的洪水由此发生并延续了多年。

理论前驱

　　说到这场论战的爆发，有必要回顾1962年以前发生的一些事情。麦克鲁汉之前的一些理论前驱，在他们自己的那个时代几乎鲜为人知，即使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也几乎很少被人注意到。这里要提及的人物至少有5位。首先是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 他的博士论文《荷马中的传统特性修饰语》（L"Epithete traditionelle dans Homere, 1928）是现代荷马口头创作理论的奠基性文献。帕里之后，到哈洛德·伊里斯(Harold Innis)的《传播的偏斜》（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1951）一书出版，

　　口承─书写问题获得了长达25年的推进，这是出乎人们预料之外的。这也许是当时法国的时代特征，梅耶（Meillet）所在的国度，以及这位语言学理论的巨擘和他的声名吸引了帕里去那里学习并证明了他自己善于接受新思想。此前的许多年里，帕里关于荷马语言的见解，在他自己的国家甚或是在大不列颠都没得到广泛传播。这里可以加一个脚注：凡是那些研究这段学术史及其相关文献的人士，或许已经发现或间接提到了口头语言与书写语言之间的联系──针对书籍形式的文本与文本背后的语词而言──他们也会被这一领域中法国学者发挥的中心作用所震动。到了1946～47年间，帕里的论文，在得到许多文章的增援之后，在哈佛古典哲学研究系列中得以出版，由此在哈佛大学引起重视，因而他的学生阿尔伯特·洛德(Albert Lord)才得以开始录制帕里在巴尔干半岛搜集到的表演资料。如果我们让同期出版的那些著作引导，便可得到这种比较研究的结论──在荷马史诗与现存的口头创作之间──汇集在洛德的《故事歌手》（The Singer of Tales, 1960）一书中。洛德的著作扩展并延伸了这些研究，涵盖到了史诗创作中的主题与程式范型。

　　伊里斯过去是一位持保守论见的经济学家，以其在加拿大运输系统的性质与结构研究方面的诸多著述而引人注目。然而，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他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传播技术的历史、传播的社会文化效用，涉及的范围从美索不达米亚的古代王国直到现当代的今天。对于一位将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给量化经济学与经济管理的学者来说，在其晚年突然专攻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确是异乎寻常。人们或许要问这是为什么？当然这有其根由：伊里斯曾经也关注过纸浆和造纸工业的经济学问题，观察过树木是怎样被转换为新闻印刷的，又是怎样被输送给耗量巨大的现代出版业的经济过程及其社会功能。正是印刷技术的优势才使得现代出版业对纸张的无限吞噬成为可能。滚轮印刷压倒了平版印刷，使大众传播途径在其产品中导引出了一个可以量化的暴涨。伊里斯看到的是，自己家乡的森林被转化为纽约地铁上的瞬间阅读。

　　伊里斯回想起成长自己的那个小镇，那里的交流除了个人之外，是简约的，从容的，而且有一种沉思冥想的氛围，他很快得出的结论是：现代性的大众传媒根本不给现代人留出时间去思考。即时消息掠夺了人们回首历史的感悟，掠夺了人们展望未来的力量，也掠夺了人们从目前决策中正视一种可能正在走向的将来。这就是现代大众传媒的偏斜。技术本身促成了这种思维状态，他深感遗憾。

　　为了让自己担负起这个历史的责任，他开始追寻前技术世界的语言方式及其在社会沟通与认知效果方面所发挥的交流作用。由此，他将口头传承问题作为书写的对立物而联接起来，虽然他避免了将二者视作简单的二元对立。人们在他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这样一个优先设定的线索，口头语言以其特定的优势胜过书写的也就是印刷出来的语言。从帕里提供的荷马诗歌模型中，他也得到某些支持[4]。

　　一年之后，一部论旨迥异的著作问世，同样地对口承━书写等式的理解产生了决定性的深远影响。这部著作就是吉尔博（I. J. Gelb）的《书写研究》（A Study of Writing，1952），读者从其副标题“文字学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Grammatology）可能会联想到14年之后面世的雅克·德里达的名著《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1976）。在口承━书写问题的语境中，吉尔博著作的重要性或许没能得到全面的理解。虽然他没有像我本人那样去捍卫古希腊字母文字的独特性，但该书有力地驳倒了那些对早期书写体系的适用性所提出的辩护。尤其是，古代希腊文字确实从腓尼基[5]文字体系（Phoenician）借用了许多字母和音值，不过一种被吉尔博称之为“不发声的音节文字” 被揭示出来。也就是说，读者对这一书写体系要表达的意思不能作出精细的语音鉴别。这种在阅读与阐释中出现的含混是不可思议的──它出现的频率是如此之高，以致于阻碍了任何腓尼基文献实体的成形，不论以我们的概念来看，还是以古代希腊人的认识来看，因为腓尼基文献荡然无存。这一文字体系是一种用于贸易的简略表达，仅此而已。

　　6年之后，瓦尔特·翁出版了他的《分支：对话的方法与衰落》（Ramus: Method and Decay of Dialogue, 1958），该著是后来学术论战的另一个预示，尽管当初也同样没受到足够的重视。它初步地揭示出与口承─书写等式直接有关的一个问题，而且这次是来自于修辞学的研究与实践。这种自古以来以口头训练为基本的轨范在社会的精英群体中发挥着一种中心的作用，甚至在我们父辈的时代依然保持着某些影响，而且在天主教的教育制度中一直占有一种优势。

　　瓦尔特·翁认识到，当修辞的规则在一种书写体系──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字话语中──被文本化、形式化、僵固化之后，其语言的活力与生命力受到了极大的禁锢。“口头对话”，按他自己的话来说，为了教育的种种目的而被这种书写形式平面化了，也就此而走向“衰落”。翁的洞见引发了人们后来的许多思考，并由此产生了极为丰富的成果和著述，翁也因此成为口承─书写研究的领军人物。

    1963年以后，关于口承─书写问题的学术发表与出版物急速扩增，可谓汗牛充栋。留下的一个问题是概略地描述卷入其间的不同学科。诚然，每一学科都有别于其他学科，但在这些年里，各学科或参与到口承─书写等式的讨论中，或与此问题的讨论发生了紧密的联系，虽然有时人们并没意识到。有的人认为一种正在出现的研究模式已经清晰可辨，有的人却尚未完全理解或认识到，但是这一讨论业已成为一种潜在的、强大的力量推进并提升着人们对社会与人类思维的理解。

    正如人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这一讨论中已经形成了一道分界线：或强调这一等式中的口承传统，或支持这一等式中的书写传统。在前者的拥护者中，人类学家占据了首要的位置，更明确地说，是一些文化人类学家。古迪和芬尼根(Ruth Finnegan)的名字常常出现在其他学者的著述中。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背景下，人们不该忘记的学者还有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 1979）和乔瑟（Jousse ，1925），他们分别将玻利尼西亚与近东带入了人们的视野。列维─斯特劳斯本人在亚马逊河盆地进行的研究也早于二战爆发。当然，还有帕里和洛德在古典学领域的研究增补了巴尔干半岛的当代案例。由于这时已经有了另一种传媒设备的技术补充──录音磁带和磁盘的装备，学者们已经能够穿越这个世界的各个地方去探寻被翁和我本人称为“原生口承性”（Primary Orality）的遗迹，并且能够带回这些在退化的口承事象以重新演示和用于研究。在被我们欣然称之为“文明世界”的边缘，幸存下来的部落社会中依然以口头方式保存和传播着歌谣、圣歌、史诗、舞蹈、表演和音乐等口头传统。尤其是非洲和玻利尼西亚一直被视为口头资料的重要来源，提供着将一个无文字社会凝聚为一体的语言种类及其某些原型，尽管现在这些可资利用的资料通常已被书写侵蚀。

    学者中一直不乏麦克鲁汉的后继者，依循着他的主张，他们在今天的现实情境中发掘口头传统的复兴，至少在精神层面上，进一步探究过去历史的遗风。与此同时在世界的另一端，一部题为《认知的进程及其文化与社会的基础》（Cognitive Development: Its Cultural and Social Foundations）于1976年面世，为人们提供了亚历山大·鲁里亚(Alexander Luria)研究的英文本。鲁里亚在前苏联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进行了长达45年的研究。从中他得出了极其深湛的结论，即使后来的调查研究者也力有未逮。尤其是他倾力于对同一个社区里的识文断字群体进行比较研究。

　　从一个不同的切面来看，我们要将口承━书写语境中的现代语言学纳入这一讨论的范围。尽管比较语文学（过去习惯的说法）立足于在文本与发现之间进行比较，例如英语中的印欧语来源，现在人们理解的语言学致力于洞悉和理解隐藏在字母背后的语音，提出口头声音的机制实际上是一门科学。其分析的对象要素是音素，而非书写出来的语词──声学或有关声音的现象需要发音或发音方法，而非默默无声的阅读。的确，书写的文字或语词可以掩盖音素，而音素的发现却不得不通过字母来呈现，而且要求用其自身的符号类型来体现。口头词汇在其文字的呈现背后得以探究，即使在历史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也能观察到，一种复原的诱惑就是以损害口语的原貌为代价，以书写指符重构一种符号体系。另一种倾向则是在文本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和思考，因为这种文本解读更多地依赖于视觉而非听觉。

　　口头性或口承的根基作为识别社会传播甚或个体认知的一个前提条件，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存在某个有证可考的个案可用来说明口头性一直持续不断地存在着，也可证实在当今的人群中依然保有一种口头意识，但历史的维度是首要的、第一位的。帕里─洛德的方法论将过去的古代希腊与今天的巴尔干半岛联结到了一起，也就是说，他们将荷马诗歌与至今仍在南斯拉夫传承的一种乡下诗歌（没受过书面教育的）整合到了一体。

后继者们

　　更近的一段时间里，针对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研究出现了另一种历史的观照，开启了古代希腊之外的传统。沃纳·凯尔伯的（Werner H. Kelber）《口传的与书写的福音书》（The Oral and the Written Gospel，1983）。三部福音书中记载的故事，综合了根据口头记忆规则写作的资料，与文人以读者为大声朗读的预设对象而创作的资料形成对照：一方面是耶稣的宣道与格言，另一方面是有关耶稣受难和死亡的叙述。

　　与凯尔伯有关的一个问题值得注意，《旧约》尤其是作为书面形式而言，在犹太文化中是常见的，事实上，《旧约》是一种口承─书写等式操作的记载，其间口头素材在经文中被编篡为法典。最初是以腓尼基文字，尔后是阿拉伯文字，最后才是希伯来文。这一见解或许能在以口头记忆为要求的希伯来创作形式上清晰地显示出来，但仍需做更全面的探解。

　　犹太教宗教写作的阐释，迄今为止已形成为一种持续不断的研究事业。我意识到，其中的一个问题是人们特别明确地将其现存的形式从其初期的写作形式中分解出来，而其早期的写作形式却具备了转写为古代希腊字母文字的优势。

　　在犹太法典的学术传统与当代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领域中流行的解构主义之间，或许存在着某种联系。前者的工作中心是将所有神圣文本的集合群视作文本；后者以雅克·德里达为代表的法国学派对文本也做出了详尽的阐释，其后学术力量转移到了美国耶鲁大学英语系。人们注意到这一运动是对书写文字产生怀疑的一种回应。要知道，我们关注的是文本，而非消解文本。此外，当你进行这种文本解构之后，留下的还有什么呢？如果不是口头词汇隐约地显现，就是传播交流中的口头模式，而文本之于这种口头模式仅仅只是一种指符，而且也许是一种含混的、误导的指符。就文本阐释中解构主义方法论所面临的困境来说，我们不会去冒险尝试任何超越自己知识范畴的领域，除非再次注意到口头规则的发现，可以部分地解决其间的两难推理，尽管这并不是答案的全部。

　　麦克鲁汉对印刷出版的评估持一种消极的否定态度，将之视为印刷排字的（typographical）即线性思维的创造物，在电子媒介的使用中他观察到：这种创造物对立于更为丰富的、更为复杂的、具有多相性层面的意识与传播。回顾麦克鲁汉以后，那些与口承主义不无纠葛的学科都可以说是他的继承人，他们一直的努力都以此为导向，去获得书写背后的信息，以重新捕捉口头言说或口语行动的意指。

　　然而，在口头语言的学术研究中所出现的勃兴，同样激发了对其对立物──书籍、印刷文本、书写语言更为密切的关注。在文化进程中，书籍印刷及其日益增长的读者群可以视为一种潜在的力量，既推动着人类认知的发展，也推动着社会的变化，而远非是其间的一种消极力量。印刷一方面成为扩大哲学、科学反思的一种工具，另一方面促进了欧洲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并对其他社会产生了日益增长的影响。要求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远非是要回归到口承传统中去，而是书写的新的可能性，是一种读者通过印刷而得以交流的书写，而非凭借声音来交流的书写。那是印刷书籍的知识成果中传达给我们的新事物，早在40年前就被英国的切特（Chaytor，1945）注意到了；尔后，法国的费伯尔和马丁（Febver and Martin,1976)也提出了相同的看法；更近的一段时间，哥腾堡的印刷机也从伊丽莎白·依森斯汀（Elizabeth Eisenstein）另辟蹊径的著作标题下讨回了拖付已久的欠款（得到了应有的评价）：《印刷机作为变革的代理人：现代欧洲早期的传播与文化转型》（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 Modern Europe，1979）

　　从远古时期的荷马到《新约》，到修辞学，到现代派的解构主义；从非洲的手鼓(tom-tom) 到玻利尼西亚的歌谣，到美洲印第安人的神话，到俄罗斯的文盲；从哥腾堡的活版印刷术到辊筒印刷，最后到现在的广播和电视──这些形形色色、纷繁庞杂的人类知识都相互关联着，都是在口承─书写等式的语境中形成的。而且，其间的多样性、多元性与差异性也将通过各种不同的研究途径得以认识和理解，正如它们的确被视为特定的研究对象而被不同学科的学者们追踪着。

　　现代哲学家在他们的理论思考中偶然地涉略到了口承问题，也许带着某种勉强，他们也肯定了现代人心智与思维中存在的口承现象。一方面，解释学的哲学家们（这里以海德格尔为代表），为了探寻文本化的陈述中所深隐的意义，已近乎暗示出文本背后所掩埋的事实，可以用口头语言而非书写语言来表达，尽管这种隐藏的事实是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术语而非口头语汇来加以描述的。另一方面，人们看到了维特根斯坦不平常的转变，开始他将语言视为一种从大众意识中抽绎出清晰逻辑的工具；而后来他却更倾向于将语言当作人类日常交流的或推想为人类认知的养育者──一种语言的形成，正是因为它可以对惯例习俗作出回应，这在任何一种既定的语言人群都可以观察到。对于那些没有受益于阅读或书写的人群而言，这些惯例习俗如果不是口头的，不是在人们的唇齿间出现的或铭记的，它们又能是什么？

　　在一个平行的方向，奥斯汀（J. L. Austin）于1962年在牛津大学开始关注于探讨表演性演说的句法，他观察到：在说go的时候，第三人称使用goeth, 在说come的时候，第三人称则使用cometh。由此，我们也从孩童的口头重音中认识到，他们对界定一个物品的性质毫无兴趣，而只是想对它做点什么事儿，或是用它做点什么事儿。

　　口承与书写之间形成的对垒愈演愈烈：在出版物方面响起了一种日趋高亢的迭声合唱。然而，这种合唱是否有任何的和谐性呢？是否存着创建某些整体模型以纳入各种不同见解的需要呢？好比以理论搭起一些拱形实体，使之可以横跨于口承─书写等式之间，因为二者既在历史的维度上共同运作过，同时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仍然发生着作用；是否有这样一种学说或理论可以为解释这种情形而陈述其特定的基本原理，以期所有的调查研究能够建立或展示它们之间的联系呢？

推论的根据

　　综上所述，遗漏了的一个著述者就是我本人。在参与这场讨论的学者中，我想大概只有我是以研究两种古典语言──希腊语和拉丁语为专业的人了。我认为，以古典遗产为大旗去捍卫我们自己的文化，往往是过犹不及。我自己一直试图为古希腊人的天赋和才能加上一道与技术、社会科学和政治学相关的重音，而无涉于其玄学体系和道德价值──也就是说，不是为了柏拉图式的真善美，而是为了其语言交流和传播的具体细节。

　　从这种观点出发，我概括了一些可能适用于口承─书写等式上的理论规则，但这一等式仅仅与古代希腊字母文字的发明相联系。这里存在着一种可以理解的悖论，这一未来书写的手段，作为前文字时代的全面记录最早发生其功用。

　　在谈到古代希腊文字之前，让我回到业已使用书写体系的诸种文化，甚至追溯早于这些文化7000年的埃及、苏美尔、亚述[6]和希伯来时期的巴勒斯坦，以及其他一些地区。所有这些文化都曾经进行过使用文字的试验，因而它们也总是因为将自己提升到书写文化的位置而被世人瞩目──但我观点中的这一结论被人们极大地误解了。因此，我要求读者在关注古代希腊之前，先沿着人类这一物种的历史回到一百万年或更久以前。

　　进化被正确地理解为一个生物的进程，而非一个文化的进程。看上去似乎建立在这样的推想上：人类代表着一个物种，在大约为一百万年期间，大脑以一种能够感知的速率在一个立体容积中增长。随着这一容积的扩大，自然汰选赋予这一进程以一种优势，因为它提供了可以发出清晰语言的途径和手段。在我们的大脑与那些原始人类的大脑之间所存在的差异也大体上呈现在这一容积中。在一般的通俗读物中，工具的使用是如此频繁地被用来鉴别人类优越性的线索，而这种优越性与这个主要问题并无关联，因为原始人类与其他动物物种也能够熟练地使用工具。

　　大脑的专门化，必然伴随着有声言语的发音器官的专门化。在整个动物王国里没有发现任何遥遥相似的现象。这种产生语言的工作器官，最初是用肺部推动一股气流，在将之强加于喉、舌、唇、齿和鼻等部位的同时，使之向着振颤、开、合、停顿的最大范围爆发。如果你自己进行这样的实验，就会发现简单英语的发音必需组合这些器官要素。大脑的容量，也是我们人类进化的一个必备元件。通过比较，可以显而易见地发现这种进化使大脑这一简单的容积培育出直立行走的人类。而语言是这一百万年的专门化成果，也就是说语言是我们这种物种成为人类的标识。

　　大概在7000年或少于7000年的时间范围里，人类这个物种学会了凭借手和眼睛去配合和补充耳朵和嘴的技巧，他们能够画一些细小的、可视的形状，以标记他们以前发出的和听到的声音，因此唤起对语言的记忆。在进化的漫长年代里，这种象形文字的完成仅仅只占有了何其短暂的一个瞬间！人类天生不是一个作家或者一位读者，而是一位说话者和一位听众。这不论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还是对7000年前的人类来说，都同样是真实的。按进化的时间而言，书写在其发展的任何进阶上，都不过是一个新贵，一种人工练习，一种文化作品，而非自然天成地赋予给了自然人。

　　以下的两个结论看来都与遥远过去的口承历史有关：第一，史前人类的社会是在语言的内部交流的基础上形成的，不论其社会成员是狩猎─采集者还是农夫，甚或农牧兼营者，这是一般都公认的。在无数个的千年里，他们管理着自己的事务──公共协约、风俗和财产，使得任何一个社会通过口头语言的单独使用就能正常运转。他们的行为举止、思想和反应都是按口头方式进行的。而那也正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继承，我们背弃这一点就会自危。以原始的、野蛮的、或无教化的标签来拒绝这一口头继承，肯定是错误的。列维─斯特劳斯过去所研究的不是“野性的思维”，而是“口承的思维”。

　　第二，由于我们的口头继承正如我们具备直立行走和使用双手的能力一样，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是否这样的一种继承就会迅速地被我们所称道的书写所取代呢？当人们面对古代希腊文字之前的所有书写体系时，往往都为阐释其中的拙陋、含混和晦涩感到困扰，此时思考这个问题是尤为中肯的。将人类社会惟独使用口头语言的无数个千年搁置到一边，人们或可得到这样的结论：从古代埃及文字和苏美尔文字到腓尼基文字和希伯来文字（更不用提及印度文字和中国的汉文字），这些社会里被使用的书写局限于祭司阶层或贸易界的精英分子，他们不怕麻烦地去学习书写。而法律、政府和日常生活的等等事务依然通过口头传播和口语交流去处理，这些情形也大量地出现在今天的伊斯兰国家，在中国也不少见。

　　一个更进一步结论与我们自身相关。现代教育的机制，将主要重点放在阅读与写作的快速掌握上，并以此作为中学课程和成年生活的准备。难道我们不该去思考在我们教育体制的管理上部署一些可能的前提条件以备发挥我们继承的口头天赋吗？我们发展的成年条件是否仍然能够在小学和在小学过程中找到一些线索，而不是推测在高中这一阶段才能获得书写的全面知识呢？

　　我想提出这样一种主张：儿童的培养在某种意义上应该寄望于重新体验人类的口承天赋及其情境──也就是说，书写教学的实施可以假设为：以歌唱、舞蹈和背诵的课程为先导，尔后以这些口头艺术伴随后续的指导。

　　我还认为，好的读者是从好的演说者和背诵者中成长出来的。背诵是儿童最自然的天赋，也发挥了口承的先天条件：背诵是叙述性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富于节奏的。如果说，先辈们的识文断字能力比我们还要强的话，是不是因为他们掌握说话的程度甚至就像他们掌握阅读的程度一样好呢，还是因为这些能力的养成是他们凭借着修辞学练习而获得了大量的词汇呢？如果让儿童用眼睛去阅读文本，先行于训练他们用耳朵去仔细地听，进而用口不断去重复，无疑会给他们的眼睛施加太早的压力。而这种阅读优先的做法可能充斥在文人成长的全部过程中，其间遗漏了一个必要的阶段，也就是与可视词汇的阅读相辅相成的口头实践。某些教育理论家则持完全相反的看法，比如他们中的皮亚杰(Jean Piaget)。如果遵循他们的教学指导，我们在童年时期就会急于提高抽象概念的能力，就会急于获取时空理念的经验主义的把握。我们对教育过程的理解，也许应该最早从10岁开始？这相当于约翰·杜威(John Dewey)于1933年对人的概念提出的以下看法：“人首先不是一个思想家，而是代理商、病人、实干家、受难者和享乐者。”难道我们应该听从这样的教导吗？因此，我们现在来讨论古代的希腊人，正如我提议的那样，通过他们的经验，我们或许会发现一些基本原理，指导我们去理解什么是口承？什么是书写？以及什么是二者之间的联系？

　　当帕里还是伯克利大学的一个研究生时，他就针对统摄荷马诗歌创作的规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那时他尚未从比较研究中受益。他所面对的荷马文本与我们今天所掌握的文本毫无二致。他关注的重点是那些粘连着适当人名而定型化的特性形容修饰语。正是这些修饰语使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当故事展开时，这样的或那样的一些程式有助于即兴创作。它们贮存在歌手的记忆中，以备表演持续发展时的调用。这一研究后来扩展为与叙事有密切关联的其它程式片语。它们的功能被理解为帮助即兴演唱、填充音律空隙以便歌手保持演唱的流动和连续。然而，我们应该注意的还有：帕里的著作为我们引入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口头记忆材料的贮存量，尽管这样，从语义上来说，如此贮存的材料，其意义也是有限的。这些结论，稍后在南斯拉夫歌手的演唱实践中得到了实验主义的印证。因为南斯拉夫的歌手也在即兴演唱中部分地使用了复诵，在一个故事的讲述中纳入了多次重复的片语和措辞，而这些表达方式在先前的唱本中已经使用过了（洛德，1960）。

　　从自己的实验性方法中我意识到，在古代希腊文学研究领域中，存在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论视野。也就是说，前苏格拉底学派的哲学家们，推进了后来日益高涨的口承─书写讨论。

　　我自问道：这些思想家在谨慎从事严肃思索的同时，为什么依然密切关注着诗歌创作也就是荷马诗歌呢？换另一个角度问，为什么他们中的某一位，比如赫拉克利特 (Heraclitus)宁愿用独立的箴言格式来发表自己的思想学说呢？也就是说那是一种口头谚语，与散文写作的语言无关，我们至今仍然可以在《新约福音书》中读到的这样的语句模式。读过帕里的论文之后，我根据事实进行推理，进而综括出这样的结论：在5世纪初叶的古代希腊，创作中的口承规则仍然在大量使用，甚至包括严肃的哲学思索与某些科学思考也同样要求在写作中使用这些规则。柏拉图的散文是开始放弃这些规则的一个表征，由此出现了决定的转折；在我们已知的任何文化中，这也是第一部用散体形式，即以一种字符的扩展来写就的。

　　进一步阅读柏拉图的文本，就会观察到他直言不讳地将荷马与古代希腊戏剧排除在外，认为二者不能纳入高等教育的范畴，而当时课程大纲的制订者则是由他本人所代表的学院派。此时，古代希腊文化已经出现了“大分野”，大概就是在柏拉图出生的那个年代，甚或稍早一点。“大分野”指的是：口承社会与书写社会相隔离，口承社会主要依赖于韵律的、复诵（叙述）的文学来满足其文化知识的需求；而后来的书写社会则依赖于散文，并将散文视为传达严肃反思、研究和记录的载体。

　　这意味着在柏拉图之前，即使那时已经使用书写，根据口头创作规则，古希腊口语被用于写作，而且人们不得不肩负起个人教育与社会导向的责任，而此时的柏拉图在他的对话中也提出要履践这些责任。

　　根据这一结论，我回过头来重新阅读荷马，进而注意到荷马通过叙事的典型场境来进行故事讲述，其中的许多情节正是从日复一日的社会事件背景中浮现出来的。其比例甚高的修辞手段，也出自于其社区公认的谚语智慧和共同的情感观点。帕里关于程式功能的定义（即贮存在记忆中的程式是即兴演唱的一种辅助手段）由此可以扩大开来。荷马的两部史诗可以被视为文化信息的武库，巨大而深厚，含括了风俗、法律和社会规范，它们也被贮存下来了。记忆化的理念取代了即兴创作，这一点可以从早期希腊语的作用中得到证实，那时在神圣的僧侣阶层中，希腊语被特定地用于记忆。

　　我早期在阐述荷马问题时曾经提出过“部落百科全书”的概念，之后不久便遭到批评。责难来自我将荷马文本的泛音（暗示）解释为推测出来的一个口承过程。后来，当我转向达尔文的进化论之际，对此观点进行了修正。1962～1963年间，一部名为《动物物种与进化》（Animal Species and Evolution, 1963）的著作也出版了，这是哈佛大学动物学教授厄恩斯特·梅尔(Ernst Mayr) 的权威之作。在其结论性的章节里，梅尔从进化过程的遗传学转而思考叠加在生物进化之上的人的文化发展。通过借用信息贮存在人类基因中的理念，他将之发展为文化信息贮存在语言之中，因而父母或社会在教育和培养儿童时可以重复使用这些文化信息。儿童从中汲取的东西正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传统。我进一步的归纳是：这种传统只能通过语言来贮存，而语言是用于记忆的，并且代代相传。

　　由此回到荷马问题，古代希腊史诗也可以被理解为文化信息的巨大武库。我们现在拥有这些信息，是因为它们已经由于书写而记录下来，而不是因为那些适用于一个前文字社会的内容。

　　基于这个目的，语言得以使用。然而希腊语，是一种特定的希腊语，不是色诺芬（Xenophon）[7]的、或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8]的希腊语，而是一种有韵律的、可以重复成百或上千行的唱诵，而且因具有韵律和节奏而易于记忆，正如其诗行不断重复的节拍成为一种必定的方式，而不是典型的散文。再者，与这个时期古希腊的方言土语比较而言，其词汇看上去带有某种人工修饰的意味；也就是说，它散发着一种淡淡的古旧气息，而这正是古体《旧约》的遗韵。

　　史诗的一个用途是贮存信息，另一个明显的用途就是娱乐。它不得不讲述一个故事，故事里的人物或做着某些事情，或为这些事情所困扰，其间最彰显的一点就是没有抽象的陈述。读者由此可以反思：倘若你自己不总是作为一个普通人而存在，也就决不可能作为一个哲学家、一个知识分子，或一个理论家而存在。

　　因此，口承的秘诀并不以会话交流中的语言行为为依存，而是以为提取记忆中贮存的信息而使用的语言为依存。这种语言必须达到两个要求：一是节奏韵律感；二是叙事性。它的句法始终忠于一次行动或一次激情的描述，而非原理或概念。举一简单的例子，它永远不会说“诚实是最好的策略”，而会说“诚实的人总是吉星高照。”

　　这些口头的语言习惯，部分地成型于我们的生物遗传之中，书写能够补充和增强其中的某些欠缺，但决不会全面地取而代之。如果我们试图压制这些口承习惯，只会危及自身。

　　事物总是相反相成的。没有现代书写，这里指的是古希腊的书写，我们既不会有科学、哲学、法典，甚或是文学，也不会有汽车和飞机。某种事物的发生发展使这一切成为可能。在柏拉图写作的同时，一种缓慢的变革出现了，而这一变革的成功秘诀就贮藏在古代希腊字母文字的卓越技术中。

　　这种文字实现了将令人惊叹的复杂事物联合为一个整体。设计出一套有限的、细小的形状，足以用手快捷地进行勾画，而且能够被熟练地用于组构不同的形状群组，进而产生出两个、三个、或四个，以至数以千计的义群联合，以对应喉部和嘴部的专门化器官所发出的成千上万的语言噪声。一种给定的语言将自身局限在一种给定的数目中。一页纸上的字母排列成为一个自动的“提白者”，回应着在大脑内部复诵的言说。自这种文字的发明以来，人类已经经历了多少个世纪，当读者阅读的时候，原初的口承习惯依然会让读者的嘴唇发出语音，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其历史的最初阶段，按这种方式学习阅读的人可能就是儿童。人们慢慢发现：如果在儿童尚未完全掌握他的口头语言时，便将这种古希腊字母文字教给他的话，就能允许口头的和视觉的两种习惯联合起来，并列地灌输给儿童。与之俱来的结果使人们认识到：可视的字型形状引导着声音的音值，并形成一种能动的反射作用。这种反射作用的大小首先取决于将字型数目限定在30个以下，以便记住它们，而后给字型赋予有效的声域和音区，以致详尽无遗地牢记所有的语音，不给臆测留任何余地，这样就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口语音值了。古代希腊的字母文字，提供了一个缜密的声学语音的原子表（atomic），通过不同的、多样化的联合，可以说，能够再现语言学中言说的分子（molecules）。最基本的结构原理保留了下来，不论是否已经在希腊字母、罗马字母或西里尔字母[9]的书写中得到了充分使用。这就是古代希腊文字的突破。以往的文字体系都未能如此全面地记录语言在口头使用中的变化范围（语域）。

　　最初，这种字母文字被用于记录以前为记忆而创作的希腊史诗、抒情诗和戏剧中的口头语言。人们认识到这种文字作为语音的全面寄存，可以被置入一种崭新的贮存器中，而不再依赖于唤起口头记忆的韵律节奏，此时思维的变革便开始了。这种文字可以成为一种文献，一种可视形状的永久状态，不再是空气中转瞬即逝的一次振颤；不到因为某种缘故需要重新扫视时，或是确实已经忘记时，这样的形状都可以放置到一旁。于是，口头记忆的机制可能渐渐会被能够提供文献的散文所取代，如最初的历史学、最初的哲学，最初的散文体法典，最初的散文体修辞学。而且，叙述的需要，激进的句法，以及那些活跃的代言人都要求用一种定义、分类、分析的屈折句法，去取代贮存在记忆中的、也可能被弃置一旁的口头言说。这样做的就是柏拉图的散文，及其衣钵的继承者，他们不仅出现在哲学、科学、历史学、分类学、法学的领域中，同时也出现在道德的范畴中。欧洲文化渐渐迁移，迈进了分析的、反思的、阐释的、散文体的理性话语氛围。

　　作为一种信息的贮存手段，有韵律的语词也日渐被废弃了。它失去了与社会相关的功能性联系。回观这一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变化的发生，并不像历史逻辑或许要求的那样迅速。在欧洲社会，诗歌的语词长久地保持着一种功能，即发挥着教诲（诗教）的作用。《埃涅伊德》（The Aeneid）、《神曲》（The Divine Comedy）和《失乐园》(Paradise Lost)，都让我们记起这种事实。只有到了20世纪，人们或许才说，我们已经完全具备了从记忆到文献转型的逻辑前提。我们的文化确实是一种散文体的文化。

　　然而，我提出这一推论的责任为了阐明──口承既然是与生俱来的，它一定就会发生作用。不论口承的表达方式和认知方式有怎样的局限性──有节奏的、叙述性的、以行动为导向的──这些要素对我们抽象的书写意识而言都是一种必要的补充。

结 语

　　首先，在人类的经验中存在着一种口承先于书写的历史；第二，语言的存贮功能先于语言的偶然使用；第三，在我们的心理构成中诗歌经验先于散文经验；第四，记忆及记忆的手段先于发明或我们松散地称之为创造性的东西。行动先于概念，具体感知先于抽象定义，还有古希腊的字母文字优先于其他前期的书写类型，这些都说明迄今为止的全面书写仅仅只是工具。

　　基于头脑中存在着如此的假设，人类学家将记录部落神话和故事，在记忆的实质性功能即社会作用与神话和故事的即兴讲述仅仅是为了目前的娱乐之间作出区分。教育学家将力图通过中小学的教育，来保持和发展幼儿时期和课程中的许多口头教育的基本要素。心理学家将意识到他正在用于分析人类思维如何运作的语言是一种叠加在主要思维模型上的书写语言，虽然这些（口语）思维模型完全是非概念化的、非理性的，但依然顽固地在我们的大脑底层发生着作用。

(本文译自Eric Havelock，"The Oral-Literate Equation: A Formula for Modern Mind." In David R. Olson and Nancy Torrance eds., Literacy and Orality.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1-27.)

注释：

[1]相关的讨论，本人在《口头传统·书写文化·电子传媒体──兼谈文化多样性讨论中的民俗学视界》一文中有简明的综述，该文发表在中山大学民俗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的《民俗学刊》总第5期上(2003年11月)。

[2]该文发表于1987年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当为作者生前的最后一篇长文──译者注。

[3]Gutenberg Johannes（1400-1468），德国活版印刷发明人。传统上认为是他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他的《马萨林圣经》被认为是用这种印刷术印刷的第一本书籍。──译者注

[4]作者在这里交代了他和伊里斯的知遇之情。限于篇幅，此处作了删节。

[5]腓尼基是地中海地区的一个古国，古代腓尼基人讲的一种闪族语。──译者注

[6]Assyria，亚述。亚洲西部底格里河流域北部一帝国和文明古国。公元前9世纪至7世纪，在它的强盛时期，亚述帝国的疆域从地中海跨越阿拉伯和亚美尼亚地区。──译者注

[7]Xenophon，色诺芬，希腊将军，历史学家，著有《长征记》一书。──译者注

[8]Demosthenes，德摩斯梯尼，古代希腊的雄辩家。──译者注

[9]Cyrillic，西里尔字母，旧斯拉夫语字母，被归功于圣西里尔，现在改造的形式用于俄语、保加利亚语、某些其他斯拉夫语和其他苏联语的，或与其有关的，或由其组成的。──译者注

原文引证文献：

Austin, J. L. (1962).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J. 0. Urmson,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ytor, H. J. (1945). From script to pri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errida, J. (1976). Of Grammatology (G. C. Spivak., tran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Dewey, J. (1933). How we think. New York: Heath.

Eisenstein, E. (1979).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ebvre, L., & Martin. H. J. (1976). The coming of the book: The impact of printing 1450-1800 (G. Nowell-Smith & D. Wootton, eds., D. Gerard, trans.). London: N.L.B. Foundations of History Library.

Finnegan, R. (1977). Oral poet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elb, I. J.(1963). A study of writing: The foundations of grammat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oody, J.(1987). The interface between the written and the ora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ody. J., & Watt, I.(1963). The consequences of literacy. Contemporary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5:304-45. Republished in J. Goody, (ed.) (1968). Literacy in traditional socie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velock, E. (1963). Preface to Plato.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The literate revolution in Greece and its cultural consequence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Innis, H. (1951).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Toronto: Toronto University Press.

Jaynes, J. (1976). The origin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breakdown of bicameral mind. Boston: Houghton-Mifflin.

Jousse, M. (1925). Etudes de psychologie linguistique. Paris: Beauchesne.

Kelber, W. (1983). The oral and the written gospel: The hermeneutics of speaking and writing. Philadelphia: Fortress.

Lévi-Strauss, C. (1962). La pensée sauvage. Paris: Plon.

Lord, A. (1960). The singer of tales. Harvard Studie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2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uria, A. R. (1976). Cognitive development: Its cultural and social foundations. (M. Cole, ed., M. Lopez-Morillas, tra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linowski, B. (1979). The ethnography of Malinowski: The Trobriand Islands 1915-1918.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Mayr, E. (1963). Animal speices and 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cluhan, M. (1962). The Gutenberg Galax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Ong, W. (1958). Ramus: Method, and decay of dialogu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Ong, W. (1982).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London: Methuen.

Parry, M. (1971).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Milman Parry (A. Parry,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larendon Press).

Piaget, J. (1926). The child"s conception of the world. New York: Harcount Br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