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讲过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一个疯子大白天提着灯笼到市场上去寻找上帝，向懵懂无知的人们宣布“上帝之死”的消息。对那些早已把上帝和诸神理解为一种价值并因而习惯于理性思维的人来说，上帝之死或超感性世界的阙如，既不是噩耗，也算不上喜讯，丝毫不会触动微澜死水般的精神世界。但那个疯子却说是“我们”亲手杀死了上帝，这就让几千年来素以明智、审慎和理性的“人”由惊讶莫名而愤怒不已：我们不是一向都是清白无辜的么？冷静下来好好想想，尼采的话其实是一篇祭文，不是追怀上帝之死，而是凭吊人心之亡。

　　两个很看不起美国精神的美国教授（V. D. Hanson和John Heath），就借用了尼采这个故事祭奠正在死去的“古典学”。他们假痴不癫大说“疯话”，时而捶胸顿足哀叹学统断绝，时而呼天抢地悲悼礼崩乐坏，时而破口大骂学者自甘堕落、为虎作伥，时而扼腕叹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时而深情款款缅怀往昔风光，时而王婆卖瓜兜售古典膏药，时而天真幼稚勾勒教育乌托邦，如此等等，疯得如痴如醉。这两位自暴家丑的古典学者，一路骂将下来，其实有着清醒的目的，就是要寻求一个宏大问题的答案：谁杀死了荷马？

　　这个问题预设了荷马之死，但面对空前繁荣的出版市场，我们真的能够说荷马已死吗？同动荡不安的六十年代比较起来，现在的出版物、课题经费、学术会议以及从业人员不都是成倍增长，现代学术体制不是更为“科学”，学术生产不是更为密集和迅捷？难道古典学这个行当不是与时俱进，反而与时俱退？

　　古典学问的消亡这一事实不仅凿然可鉴，甚至恰恰可以用数量来说明。出版物的畸形繁荣恰恰说明了古典学的荒凉：空泛轻浮的时代哪里容得下劳神费力、毫不实用、崇尚精英、反对民主的古典智慧。尼采笔下的疯子说：“教堂若非上帝的陵寝和墓碑，还算什么玩意呢？”同样地，每年数以万计的论文、专著以及书评之类的论著，连古典学学者自己都看不过来，甚至不屑一顾，那不是古典学坟头上茂密的杂草，又算什么玩意呢？就连专业的古典学研究者都随波逐流物竞新奇，生造术语互相吓唬，以胡说冒充深沉，用无知封杀学问。被打入冷宫的古典学之奄奄一息，终欠一死，只是迟早的事情。

　　西方“文化大革命”前夜（一九六二年），美国还有七十万高中生修习拉丁语，到一九七六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时，这个数字已锐减至十五万，后来下滑得更快了。大学的情况也差不多，在一九九四年授予的一百万名文学硕士中，古典学专业只占其中的区区六百，而且不仅数量堪忧，质量亦每况愈下。即便这类学生为数不多，但也不好分配，往往顾不上专业对口与否，随便凑合一个廉价的工作。这种比特洛伊城墙还更“现实”的问题，让很多家长和学生对古典学望而止步，缺少血液再生机制的古典学焉得不亡？有许多迹象表明古典学大厦的“大地震”已然发生过了，现在还余震不断。

　　“荷马”一词这里不仅仅指那个传说中的盲诗人，而且代表着一种独特地看待世界的方式，难怪西塞罗说荷马虽然目盲，却让我们能够看清这个世界。荷马是“最高明的诗人和第一个悲剧家”，就在于他是“希腊的教育者”（柏拉图），因此“荷马”也就代表着一种培育人性的诗教传统：荷马史诗的美学意义正在于“成”人之美。荷马之死意味着我们彻底失去了帮我们看世界的那双伟大的眼睛，意味着希腊智慧的消散，意味着人性的漂浮无根。结果，犬儒主义、怀疑主义、虚无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大行其道，处士横议、数典忘祖，其直接的代价就是动荡、战争、革命、牺牲、伪学、假知、绝决、冷漠、时尚，总之，一个“新黑暗时代”业已来临。

　　现在到了非盘点不可的时候了：谁杀死了荷马，为什么？

　　大而化之地看，荷马之死是历史造成的，世风日下是“主义”带来的。“两百年的浪漫主义及其对释放被压抑情绪的尖叫（primal scream）的信仰，对人的暴烈本质的信仰——这种本质陷溺在社会的丑陋垃圾中窒息，甚至启蒙运动对人通过纯粹理性而得救的绝对且傲慢的信念——这种说不清楚的纯粹理性剥离了习俗、传统和宗教，正是这些信仰和信念差点毁了我们。”就在这个普遍认为是狂飙突进的时代中，各种“先进”的学问应运而生，比较语言学、心理学、美学、经济学和比较文学等等，各自占山为王;各种“进步”的主义和学说泛滥成灾，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历史主义、存在主义、文化理论和各种各样的后现代主义，纷纷裂土封疆。在多头并进的“时代精神”攻击下，“荷马”成了奴役、压迫、剥削、不合时宜（前现代）、性别歧视、文化帝国主义、非科学、天真、陈腐、极端和绝对的代名词，成了西方文化的毒素。

　　尼采把他以前几个世纪的历史性运动总括为“虚无主义”，那两个疯子教授则把两千年西方历史命运的潴瘀叫做“后现代主义”。正是受到后现代主义者这种“新智术师（New Sophists）”的冲击，谁也不会再用种族或伦理的术语“宏大地”谈论“希腊人”，那会被人视为幼稚、愚钝甚至反动，怕丢脸和落伍。谁杀死了荷马？——“廉价而俗丽”的时代精神。

　　流风所被，教育也大受污染，结果变成了弑祖或杀害荷马的帮凶。大学教育不再是为了把青年培养成有智慧、懂技艺并渴望过一种有思想的、道德的和积极的生活的人，其教育理念注重的是实用，不问人品和德性，“在现代性、实用性和意识形态成为新符咒的大学校园里，绝对、规范、记诵和传统价值则毫无容身之处”。现在的大学丧失了古典教养教育精神，便会开出“走路的理论”、“星际旅行与人性”和“职场攻略”之类的愚蠢课程。“扩招”是人口爆炸时代的平民教育之必然结果，老师们教学任务繁重，无心也无力于研究和充电，知识贬值又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生活压力，教授们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终不能好好教书。结果，“为什么我们国家的精英”，包括律师、医生、政客、专栏作家和大公司的巨头，“现在毫无道德可言，你就必须去找训练他们并给他们颁发文凭的‘良师益友’”。

　　教育败坏是荷马之死的原因，也是荷马之死的必然结果。曾几何时，古典学是大学的主干课程，古典学系的主任也是大学头面人物。哪怕就在三十年前，水管工、厨师或农夫都学过一年的古典语言，马马虎虎还可以对付T恤衫上的几个古典词汇。而今经济学院、管理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占了大学的主要份额，古典学快要变成学科木乃伊了。大学本来是荷马最后的避难所，现在也成了荷马的陵园，大学图书馆真成了荷马的安息之地！

　　谁杀死了荷马？“我们”这些荷马专家或古典学者！

　　其实从十九世纪初以来，“古典”一词已然变质，积重难返之余，古典学已变成一个甚为丑陋的行当。过去几十年古典学者的言论和作品倒了大众的胃口，他们从荷马的维护者开始变成叛徒，为了哗众取宠而放弃希腊人的智慧。“我们”现今这代古典学者不少人为了奖赏甚至出卖希腊人，以一种自杀的方式换取暂时的利益。课堂、系部以及大学的所有部门都在全力以赴让新雇主（消费者）满意，用现代的流行色给古典学涂脂抹粉，以作个人晋升的阶梯。学者们在古典学难（类似于佛教的“法难”）之时，或洁身自好，或自暴自弃，或孤芳自赏，或望风归降，力表忠心且为虎作伥。古典学领域变成了屠戮荷马的“道场”。

　　就算残存几个严肃的学者，也都被裹挟到了异在的领域里瞎掺和，“借寇兵、资盗粮”而不自知，他们对荷马的研究足以杀死荷马。在墙倒众人推之时，甚至古典语文学家也成了败家子:把文明史上最有影响的英雄叙事降低为性倒错和叙述漏洞的沼泽。我们虽然需要新方法来研究古典学，但对理论工具的滥用却使得病情不断恶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理论“繁荣”就说明了成之反而败之的辩证法。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位抖出古典学内部猛料的学者把希望寄托在施里曼、帕里、伊文思和文特里斯身上，以为荷马在他们手中复活了，至少劫后余生的荷马有望等得到下一代守望者。殊不知他们（包括《故事的歌手》的作者洛德在内）的兴趣主要不在荷马，而在于所谓“荷马问题”，试图用语文学、考古学、历史学、民俗学等“科学”手段来解决甚至覆盖荷马史诗本身。据说“荷马问题”的现代发起人沃尔夫用语文学的工具来解决包括政治和宗教在内一切问题的做法，已着后来结构、解构的先声。

　　杀死荷马的不是电视、网络等现代传媒，也不是政府机关，更不是现代—后现代主义和社会科学，而是古典学家。面对这血淋淋的事实，我们该怎么办？或者如尼采那位疯子所说:“谁能揩掉我们身上的血迹？用什么水可以清洗我们自身？我们必须发明什么样的赎罪庆典和神圣游戏呢？这伟大的业绩对于我们是否过于伟大？我们自己是否必须变成上帝，以便显出上帝的尊严而抛头露面？”虽然现在自以为是的“原创性研究”在荷马、赫西俄德面前显得十分可笑，但越来越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们杀死荷马之后，仿佛已取而代之矣。在人们眼中，上帝都不算什么，《圣经》都可随便摆弄，荷马又算哪门子英雄？本来不成问题的传统价值，也成了需要辩护的问题:荷马死就死了，有什么了不起？或者再阿Q一点:大丈夫死则死耳，何必饶舌！

　　但问题偏偏在于荷马不能死，因为荷马一死，古典学乃至大学就离死不远了。荷马能够让我们清楚自己的位置，明白当今何以如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懂得，时过境迁三千年我们并不比荷马时代的野蛮人更道德，我们所取得的进步不过是与时俱退的“悲剧性发展”。从肯定的方面说，荷马所代表的博雅教育让我们更加谦卑、审慎和明智，让我们更有历史感，尤为可取的是，博雅教育有一种内在的生长机制，不管我们从事什么职业，都能够进行不断的自我教育，成为好人，过上优良的生活。如是，则国泰民安、天下大治矣。

　　其实，“荷马之死”古已有之，如果柏拉图对荷马的猛烈批评还不是要置荷马于死地的话，那么卡托、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德尔图良以及教皇格里高利一世，都对荷马的命运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但最终荷马都还是死里逃生活过来了。上帝本来超乎生死之上，融贯人类精神于斯的古典学亦复如此:古典学（至少古典思想）不存在生死问题。荷马经受过两千五百年的攻击，必定会从最近的社会变迁、半吊子管理者、意识形态煽动者和课程争夺战中杀出一条血路来:根深必会叶茂，新春总有新芽。

　　当然，我们既不愿坐以待毙，也不能指望坐以待生，我们必须为荷马的重生做点准备，正如海德格尔对上帝的期候:“如若人没有事先为它准备好一个居留之所，上帝重降之际又该何往呢？如若神性之光辉没有事先在万物中开始闪耀，上帝又如何能有一种合乎神之方式的居留呢？”于是为了荷马的重生，这两位激进而保守的“先知”准备了一套十分可笑的“教育乌托邦”理论。在他们看来，既然当前教育的可怕现状说明了为什么生产的荷马杀手多于拯救荷马的人，即，研究生教育的每一个步骤都刻意要保证不能出现任何伟大的心灵，那么拯救荷马的第一步行动就从古典教育开始——他们写的《谁杀死了荷马》的副标题就是“古典教育的消亡和希腊智慧的复苏”。在这个极端的时期，古典学家似乎必须独自担负起新文艺复兴的重任，就让比较文学教授、英语教授、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解构主义者车马轻裘地叫嚣他们的理论好了，古典学者可不能随波逐流。

　　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独孤大侠又该如何收拾残局呢？在他们看来，要培养真正合格的“人”，惟一的办法就是在教育上回复到十八、十九世纪时代，大量增加古典学的课程，为此还苦心孤诣提出了很多“莫名其妙”的“荒谬”主张，归结起来，无非就是彻底改变目前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状况，取消现行的一切学术体制，废除现行留用、晋升、报酬和终身教职的标准，把全部力量用在古典学的教学和研究上，崇尚一种原教旨主义式的古典理念。说来说去，无非表达了一种“专业自恋”，而他们的“古典学帝国主义”强硬专制，在守成持重的民主人士看来，实际上就是一种思想学术的“乌托邦”。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说杀死荷马也就是杀死大学，甚至说忽视抑或破坏古典学就是“文化自杀”。

　　或许意识到了某种强大的力量，他们虽惴惴不安地相信古典学终将在最后一刻获救，但似乎亦不敢稍有乐观，结果总免不了那句老话：救救孩子，救救大学，救救荷马，救救上帝！——真真所谓“满纸荒唐言”。

　　二○○五年三月于川外实心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