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原本就是人类本能的需求和创造，因此，凡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民俗，不同的人群又有不同的民俗；凡民俗，都有自己的生命，它必将随着创造它的人群的进化而不断地发展变异。这是民俗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影响民俗发生、发展、变异的条件，包括自然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心理因素以及政治因素等，其中以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最甚。

 

历史地看，这些因素的作用有常态和非常态两种情形。所谓常态，就是整个社会处于大体平稳和谐的发展之中，这时，民俗的发展变异也在自然自由的状态中进行，新内容的增加和旧内容的变异，都比较缓慢平和。所谓非常态，就是整个社会（主要是政治经济）处于剧烈的变动转型之中，这时，民俗的发展变异，失去自然自由的渐变态势，而处于一种不改不行的境况之中，有时甚至是被强行改变，紧迫而别无选择，许多民俗事象不得不面对扭曲、断裂和突变。在新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这样的情况：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一次是现在的改革开放。前者是政治大变动引起的，主要是破坏和断裂。后者是经济大变动引起的，有破坏有建设，情况比较复杂。目前这一过程还处在初始阶段，已经给民俗文化带来许多前所未见的变异，未来的变化，可能会更为复杂。如何认识和对待这种新现实，已经成为我国民俗学者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我想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

 

    首先，需要考察一下这次经济变革是如何促成民俗变异的。

 

我国传统的民俗文化虽然生成很早，但基本上是在农业经济社会里发展成熟的，它的流传形态与这个特定的经济基础紧密相关。改革开放之前，尽管我们宣称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仍处在落后的农业经济时代；那时，由于政治的强制，丰富多彩的传统民俗文化，或被遏制，或发生扭曲变形，但真正促使其变革的经济基础并没有出现，所以一旦“强制”解除，传统民俗便故态复萌。这在新时期前期有明显的表现。为传统民俗提供有力的变革契机的是现在的改革开放。这次，我国社会才真正开始走出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这种过渡，对于民俗文化的演化进程来说，本来就是一次非常态的历史遭遇。而由于以下原因，这一遭遇变得更加严峻：1，它不是由传统的农业经济出发的常态转型，而是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制工业经济的非常态转型；2，由于对强国富民和实现现代化的急切渴望，和对“发展是硬道理”的强烈认同，国家和政府对这一非常态经济转型又采取了坚决有力的干预措施。这就使得已然非常态的经济转型变得更具紧迫性、突进性。这种严峻的突进式的发展，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令中国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到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复合型经济，从国家专控的计划经济到比较自由的市场经济，从封闭自足到对外开放，从自成一体到与世界接轨……整整跨越了人类发展几百年的历史空间。经济的大变动，从根基上搅动了整个社会，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趣味、思想信仰等等都发生了并继续发生着深刻的衍变；同时，还有现代文化（主要是外来文化）的有力冲击，以及国家行政的积极参与。所有这些，从不同的方向、层面将传统民俗文化逼到非改不可的境地，机遇与难题并存，形成诸多急剧复杂的变异。

 

民俗文化就其内在结构来说，包括物质层面、社会层面和精神层面。新时期以来它的巨变，也在这些层面广泛展开。首先是物质层面。变化之快，之大，令人难以想象。其中，有些是人民经济发展生活提高之后的自愿选择，如许多农村成片地建起砖瓦楼房，使传统民居荡然无存；许多农村实现耕作机械化，让传统农具退出历史舞台；许多农村衣着向城市看齐，令传统服饰沉入箱底，等等。也有一些是出于国家“发展”、“建设”的需要，强行改变的，如许多城市为了旧城换新貌，决意（或曰迫不得已）拆除许多有价值的传统民居和历史文物；某些国家制定的重大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必须强令某些地区的居民搬迁、文物转移，等等。这样的巨变几乎是在旬月之间完成的，令人有一种突如其来的断裂感。

 

社会生活层面，变化最明显的是岁时节日、各类庙会及祭庆风俗。以春节、龙牌会、黄帝陵祭祖活动为例：

 

春节原本是中国人以家族为中心、以合家守岁庆贺新春为内容、以吃饺子放鞭炮拜大年为表征、由民众按照传统自行组织的喜庆节日，现在在多种新因素的刺激特别是政府和市场的积极推动下，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每年由中央电视台主办的春节联欢晚会，通过荧屏君临千家万户，使官办取代了民办；以大家族为中心的守岁拜年传统，逐渐转向小的核心家庭，甚至走出家庭，进入大宾馆、大饭店，拜大年也变成卡拉OK大联欢；春节期间假期延长，又引发了旅游热潮，这更是政府和市场联手导演的新节目；特别明显的例子是，放鞭炮的传统，被政府一声令下，断然而止……。许多人感到，“年”已经失去了“年”的味道和意义。

 

龙牌会是河北省赵县范庄村每年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之日举行的以敬祭龙的牌位为主要内容的大型民俗文化活动。传说“龙牌爷”即共工的儿子句龙，是范庄人的祖先。共工头触不周山之后，句龙带其余部漂流至河北赵县范庄一带，改牧为农，安家立业。龙牌会就是范庄人对自己祖先的一种祭祀活动。整个活动由请龙牌、祭龙牌、送龙牌三个部分组成，其间有道士做道场，行法事，组织严密，气氛肃穆，充满神秘感和神圣性。这一活动原本完全由该村群众自己组织自己管理，改革开放以来，范围逐渐扩大，辐射到周围个县市，方圆达百里之遥；内容日趋丰富，旅游和商业活动逐步突出；会间，游客熙攘，商贩云集，隆盛异常。现已发展为一种复杂、多元的综合文化现象。

 

黄帝被称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由于他对民族创建的巨大贡献，一直受到华夏子孙的崇仰和追念，因此祭祖活动早在先秦时期的东周时代已经开始，前后几千年未曾间断。但是，有鉴于他的特殊地位，长期以来祭祀的范围严格限定在最高统治（政治）层内，近代之前，是历代帝王将相，近代之后，则有同盟会、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蒋介石、共产党中央、毛泽东、朱德及相关的党政要员等，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新中国成立以来，有所改变，基本上由陕西地方政府代行，又增加了一些地、县领导及群众代表，但依然是一种政治性的行为。真正的改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年代，1988年初，陕西省政府常务会议决定：今年清明节祭扫黄帝陵，要同龙年国际旅游活动相结合，为实现祖国统一、振兴中华、振兴陕西服务；同时，要本着“严肃认真，隆重热情，延长时间，讲求效益”和以民办为主，外向为主，自费为主的原则，搞好公祭活动和祭祖旅游活动；时间自4月4日延长至15日；以后将开展常年祭祖旅游活动。从此，原来政治色彩很浓的官办传统被打破，在重点上向民办、海外、旅游转移，时间上由清明节改为常年进行，内容上除拜祖认宗外，商业成分大大增加。结果，一种特殊的传统民俗被消解，蜕变为旅游经济的摇钱树，大舞台。毫无疑问，这又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产物。

 

此外，在市场经济推动下，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俗文化，被集中横移到大城市，例如正风靡全国的民族风味城、民族一条街、民族餐厅、锦绣中华、民族文化园、民族村等；还有一些地区和民族，形成了新的节庆习俗，像风筝节、西瓜节、三七节、茶叶节、民族艺术节等等。

 

精神生活层面，变化更为丰富多样。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所带来的经济大发展和政治的相对宽松，给传统民俗文化的积极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试举两例：其一，旅游和民俗的结合，在对民俗的传统内核形成冲击和消解同时，也刺激了其中某些因素的发展，如那些具有一定审美价值的特色手工艺品和歌舞器乐艺术，不仅得到更多的展示之机，也在技艺上不断有所提高。其二，传统的民间口传文学有了适宜的环境和广阔的空间，获得建国以来第一次发展和流传的机会，人民大众的智慧、幽默和爱憎得到充分地发挥。这一点大家都会有实际的体会，不必多说。但是，它在推动经济大发展、综合国力大加强的同时，也引出许多麻烦：激烈的生存竞争，严重的两极分化，难以遏制的官员腐败和社会犯罪……面对这一切，许多普通民众，感到六神无主，心灵困惑，以致于信仰失落。由此引发出一些旧民俗甚至某些恶俗的复发和畸变，例如，农村丧葬习俗中封建迷信内容的复活和恶性发展；求神拜佛心理的再度滋长和蔓延；宗教的复兴和众多地下宗教以及准宗教性质的气功组织乃至黑社会的出现，等等。

 

按照陈勤健的研究，历史上民俗的变异，主要有五种形式，即：累积沉淀型——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多扩充；形存实亡型——形式虽存，内容发生根本变化；合流变形型——两种以上的习俗合流的变态；化旧立新型——某些民俗的陈规陋习由具有积极意义的新风取代；名实具亡型——全部消亡。（参见陈勤健著《中国民俗》，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65—68）可以说，中国民俗当今的变异，比历史上的情况还要复杂多样。

 

现在的问题是：面对民俗的巨大变迁，作为民俗学工作者，我们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

 

今年9月，在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和《中国民俗》网站联合举办的“民俗文化保护与民俗学研究”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对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有的认为，现在中国民俗学面临经济大潮和现代思潮势不可挡的冲击，许多民俗事象已经从生活层面消失，民俗学研究对象正向民俗学者们提出挑战，因此当务之急，是采取保护的立场，呼吁社会，呼吁政府，通过立法的形式保护民俗文化。有的认为，面对民俗的变化，作为民俗学者眼睛不能只盯住所谓民俗“遗留物”，而忽略民俗主体的情感、愿望和想法，对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欲求视而不见。有的认为，民俗行为有不可保护性，它的变化与否，以及如何变化，均取决于民俗承载主体的态度，人为的保护，只能是一种一相情愿的干涉，由此主张“花开花落两由之”。也有的指出，面对民俗有三种立场：民众的主体立场、学者的客体角度、和学者的主体角度。因为，学者本人也仍然或可能是“处在民俗之中”的主体。可谓众说纷纭。

 

受这些观点的启发，我觉得，民俗学者的立场应该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学术的立场，这是最基本的立场。这一立场，以学术为基点，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两个方向，即：冷静观察与合理介入。前者居中心和主导地位。它要求民俗学者，将自己的身份尽量客观化，无论现实中的研究对象如何变迁（充实、蜕变、扭曲、断裂），始终清醒地意识到你的第一位的任务就是冷静细致地进行追踪考察，利用现代民俗理论和高科技手段尽可能详尽地搜集录制资料，然后给予科学的分析研究，探讨其演变的原因和规律。因为，从学术的角度看，民俗不是凝固不变的历史“遗留物”，它是活态的文化生命体，始终处在生生不息的流变之中，在社会非常态发展的情况下，发生剧烈变化是一种必然的现象；一个民俗学者能够赶上这种社会和民俗大变动的时代，实在是一种难得的机遇和幸运，他应该有责任将这一历史变革真实地记录下来，并加以研究。后者则是这一方向的有效补充。因为任何研究者都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客体，他同时又是不同程度地置身于民俗之中的有血有肉的主体，要他根本不介入也是不可能的。与一般民俗主体不同的是，他的介入必须“合理”。这里的“合理”，并不是指介入的“分寸”问题，而是说必须按照民俗学的“学理”去进行介入。这样的介入可以有多种思路和方式：例如，对那些由民众自愿选择以及无法避免的政府决策所造成的民俗变迁，在观察、记录、研究的同时，建议将其中被改变、淘汰的部分（物质的、仪式的、口传的等）广泛搜集，逐步建立各类级次的民俗博物馆，如现在世界上许多先进国家所做的那样。因为，民俗文化虽然不是历史的“遗留物”，但它确实有自己的历史演进过程，每前进一步，它都会增加一点什么，也蜕去一点什么。从民俗文化本身来说，蜕去的东西已经不重要，但对于民俗学研究来说，却恰恰是不可缺少的，因之，这样的介入不仅是可以的，而切上必要的。又如，对那些因政府的错误决策和民众盲目行为可能造成的民俗文化破坏与流失，提出积极的建议与对策，及时制止某些不必要的损失，保护有价值的民俗文化遗产。如冯骥才对天津文化街的保护，阮仪三教授对江南周庄、同里等传统水乡小镇建筑群的保护等等。再如，通过学术成果的宣传，普及民俗文化知识，提高官员和民众保护民俗文化的自觉性，力争在大变动时期，把民俗文化的破坏和流失减少到最小的程度，并促成积极健康的演化与发展。这些，既体现着民俗学者自身的学术立场，又是他们应尽的一份社会责任。

 

民俗学者的第二种立场，是人文立场。这一立场，在民俗研究具体时空领域也许并不彰显，实际上却是隐含于其中的最重要的精神要素，它的存在使单纯的学术立场上升到人文关怀的高度，从而达至更高的境界。它要求，民俗学者在面对众多传统民俗文化不得不大幅度自我变革的时候，更多地从正在变革的民俗文化的民众主体的角度进行思考，理解他们生存、发展的人性欲求，尊重他们的现实选择。惟其如此，你才能成为他们的朋友，才能接近和融入他们的变革之中，才能更真切的观察，更深入的体验，更准确的收集，进而实现更科学的研究。反之，如果不能与调研对象获得心灵情感的沟通，你将是不受欢迎的人，那样，你的学术研究也将成为问题。人文立场实际上是学术立场的一种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