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这一学科的产生与清末民初的政治文化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被视为反对旧文学的利器而得以兴盛.在延安时期和建国时期民间文学作为劳动人民享用的文化而倍加重视但学术研究未能深入展开.改革开放时期民间文学的发展步入繁荣期。近期民间文学研究而临危机与其失去特定时代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学术研究创新意识不强和未形成独立的学术理论体系有关。

    如果把蒋观云1903年在《新民丛报》发表的《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一文算作最早的民间文学论文的话，那么中国民间文学研究至今整整走了一百年的历程。在这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民间文学.的发展经历了悲喜交加的过程胡适、周作人、刘复、顾颉刚、钟敬文等众多知名学者的积极参与，为这一新兴学科立下开创之功，在其发展的高峰期，民间文学曾一度被抬高至“新文学的源流”、“中国文学的主流”的崇高地位，学科建设和研究在改革开放时期呈现繁荣景象回顾百年过程，无疑对今天处于低谷的民间文学具有积极意义。

    民间文学这一新兴学科的产生与清末民初的政治文化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早期的启蒙主义者意识到要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实现政治理想，首要的任务是唤醒民众的觉悟。他们发现要实现这一目标，最好的方式是借助民间文艺来宣传其政治主张、启蒙民众。于是梁启超采用弹词、歌谣和民间戏曲等通俗文艺形式编著了《爱国歌》、《变法自强歌》等歌谣来宣传维新思想，章炳麟以歌谣的形式创作《逐满歌》，秋瑾和陈天华都借用弹词的形式写作了《精卫石》、《猛回头》号召民众起来革命:陈独秀则在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刊载民歌民谣、地方戏曲和故事等大量民间文艺作品，内容大多为“伤国事、叹恶俗、兴民权”，意在“开风气，倡革命”。早期的启蒙主义者在利用民间文学的各种样式宣传其政治理想的同时，还对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笑话的社会作用以及远古文学体裁的起源等问题。从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等方面进行研究，如蒋观云的《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章炳麟的《原学》、《正名杂义》，鲁迅的《破恶声论》、《摩罗诗力说》，刘光汉的《氏族原始论》、《论古学出于宗教》。他们的研究把传统的国学和新兴引进的西学结合起来，虽没有提出明确民间文学概念，却己经揭开了民间文学研究的序幕，具有重要的学术史价值。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们的局限性，这点钟敬文先生作了十分精辟的总结:“革命派著作家们注意和探索民间文学上的问题，乃至于在自己的宣传作品中，对民间文学作品多方而加以利用，这决不是学艺上个人的、一时的闲情逸致。他主要是用来宣扬民主主义，特别是民族主义的一种手段，一种武器。他们谈论民族祖先起源神话，谈论乐舞、民间戏剧的作用，乃至谈论撒旦的功绩、荷马的教育价值……都不是无所为的，都不是为学而学术的他们这种学术活动的目的，是要鼓吹民族自豪感，排斥清朝统治者，是要激起国民的自强、抗争的意识，争取自由、独立的地位”[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