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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提示】

　　把寄往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2008年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筹委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的信投到邮筒里，74岁的刘达成舒了一口气，他退休之前是云南省社科院的研究员，曾经参与拍摄了民族志电影——《独龙族》。“接下来只有静候佳音了。”他说。

　　在写给4个部门的信函中，刘达成和曾经在上个世纪50至60年代参与拍摄民族志电影的老同志以及几位新一代影视人类学专家呼吁：借“2008年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在中国举办的机会，由有关部门牵头，思考如何充分挖掘和发挥这批影片的特有作用。这位古稀老人，期待在有生之年能够实现埋藏了40年的愿望：让更多人了解和利用这批民族志电影，让它们真正发挥其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50年前的民族志电影

　　“年青一代可能已经不知道50年前的那批民族志电影了。”7月16日，当年参与拍摄民族志电影的杨毓骧、徐志远、刘达成齐聚在云南大学影视人类学基地，感叹地说。50年前第一部民族志电影开始拍摄时，他们还都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如今都已年逾古稀了。

　　“1950年，中央访问团到云南考察，发现云南少数民族众多，而且分处各不相同的社会历史形态，有原始社会、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封建农奴社会等，是研究民族学、历史学的活材料。访问团回到北京以后，向中央做了汇报，希望赶紧抢救，得到中央的同意后，全国人大民委开始着手准备民族调查。1956年，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调查全面启动。一年以后，中央指示，在此基础上，要用电影的方式把各民族原来的面貌拍摄记录下来，为制定民族政策作参考。”原云南省文联秘书长、现已94岁高龄的谭碧波老人回忆。

　　在刘达成保留的1958年文化部的批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反映少数民族社会生活情况的影片目前是迫切需要的，不仅对研究人类社会生活发展史有重大的教育意义，尤其是目前各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发生激剧的变化，如不及时拍摄，即准散失，很难补救。”文化部同意立即摄制记录少数民族社会生活情况的影片。

　　这批总称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的影片，由八一电影制片厂负责拍摄。第一批影片涉及云南的有3部，分别是《佤族》、《景颇族》和《独龙族》，这几个民族当时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谭碧波负责组织拍片，撰写文学脚本，影片的要求是重点记录新中国成立以前那些民族的社会面貌。

　　随后，八一电影制片厂组成《佤族》、《凉山彝族》、《黎族》3个摄制组分赴云南西盟佤山、四川大凉山、海南五指山拍摄。从1957年到1966年，全国一共拍摄了15部民族志影片，这些影片是：《黎族》、《凉山彝族》、《佤族》、《额尔古纳河畔的鄂温克人》、《苦聪人》、《独龙族》、《西藏农奴制度》、《景颇族》、《新疆夏合勒克乡的农奴制》、《西双版纳傣族农奴社会》、《鄂伦春族》、《大瑶山瑶族》、《赫哲族的渔猎生活》、《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

　　“除了小规模放映以外，这批电影基本没有公开放映过。” 现为云南曲靖师专教授的徐志远回忆道。作为参与拍摄人之一，他也是直到1969年才完整地看过《佤族》、《苦聪人》等电影。此后，再也没有看到过，更不用说拥有电影副本。目前，这批电影完整地保存在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影视人类学研究室里。

　　两年拍了一部90分钟的片子

　　“当时的拍摄分为两步走，因为重点是要反映那些民族新中国成立以前的社会面貌，得先派调查组到当地了解经济社会、上层建筑状况作为电影素材，然后根据素材改写成分镜头脚本，电影组再实地去拍摄。”徐志远曾参与过《佤族》、《苦聪人》、《景颇族》的拍摄。据他回忆，第一部在云南开拍的片子是《佤族》。为了拍摄这部片子，从1956年11月开始，他和云南民族调查组的20多位同事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云南西盟佤山，对佤族各部落，尤其是佤族王子所在的马散部落，进行了全面的考察。

　　“当时佤族部落有强大的火力，他们对我们又不了解，因此，我们的调查都是在警卫的保护下进行的，起夜都必须3人同行。”徐志远说。

　　除了安全以外，调查组遇到的另一个障碍是语言不通。“当时给我们派了两个‘大翻译’（意即翻译水平较高——编者注），四五个‘小翻译’，”徐志远说，每天早晨，他们带上“小翻译”到部落里做调查。“经济方面的情况比较容易翻译，没有什么困难。但是涉及到婚姻、家庭等内容，‘小翻译’就说不上来了，于是大家都抢‘大翻译’。”

　　经过8个月的艰苦调查，调查组获得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同时成立了云南电影组，谭碧波任组长，徐志远是组员，筹备《佤族》的拍摄。

　　1957年8月，徐志远和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师杨光海等人一起来到西盟佤山马散大寨。“我和杨光海每天在山地林间奔走。”徐志远说，由于科学纪录片强调科学性，拍摄受到季节的限制——“刀耕火种在春季，秋收在秋季，仇杀械斗、猎人头等又都没有固定的时间。”因此，90分钟的片子，他们花了两年多才算完工。“算起来我们前后五进阿佤山，时间合适，就下去拍摄；没什么可拍了，又回到昆明来，等下一个时间。”

　　《佤族》还没有拍摄完，徐志远等人又开始筹备第二部电影《苦聪人》。他说：“苦聪人（拉祜族的一个支系——编者注）族群不大，名声不小，散居在中越边境的茫茫哀牢山中。”为了获得苦聪人的相关资料，徐志远和杨光海等人当时去了现在的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翁当乡牛塘寨。

　　但是他们遇到了新问题，上哪里去找苦聪人？“远远地看到前面有炊烟，赶紧过去，一走近，发现人就不见了。”正在发愁时，他们找到了瑶族妇女邓三妹。时隔50年，徐志远仍然对邓三妹充满了感激。“邓三妹通晓苦聪语、傣语、拉祜语，当年中央访问团寻找苦聪人，就是她带的路。”邓三妹带他们访问了很多苦聪人。

　　尽管条件艰苦，工作进展却十分顺利。“在原始森林里，千年的腐叶厚厚一层，蚂蟥很多，它们一沾到身上，扭着头吸血，千万不能拔，越拔越吸得深。”徐志远说。

　　可是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哀牢山的蚊子非常多，隔着蚊帐都能咬人。杨光海被蚊子咬了，一下子发了‘神经’，跑得不见了。”徐志远说，他和另外一位同事找了大半夜，跑遍了牛塘寨和附近的寨子也没有找到杨光海。“后来他自己回来了，但把我们吓得不轻。跟昆明方面汇报情况后，他们指示我们立刻停止工作，马上回昆明，杨光海回北京治疗。”

　　在北京，杨光海被确诊为“神经性虐蚊”，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月，回到昆明后，又疗养了一个多月才继续到哀牢山拍摄。《苦聪人》从1959年下半年开拍，一直到1960年4月结束，徐志远与杨光海七进哀牢山，成为民族志电影拍摄过程中时常被提起的经典故事。

　　在物资缺乏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自己还不能生产胶片，需要用外汇向民主德国购买。因此，摄制组在拍摄过程中，要有一个详细的计划，尽量减少胶片的浪费。到60年代初，受到经济状况影响，胶片更加稀少，国内各种片子的拍摄计划都要压缩。尽管如此，时任文化部党组书记的齐燕铭认为：“可以少拍点别的，保证这个工作进行。”“这些片子比公式化概念化的艺术片好，有教育意义。与其拍公式化的艺术片，还不如拿胶片来拍少数民族历史生活纪录片，无论如何，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的寿命比其它的长得多。”

　　影视人类学的开山之作

　　“我们要在几年内把国内存在社会制度、社会生活上正在迅速变化的少数民族的历史面貌真实地记录下来，便于科学研究。”1961年，文化部、国家民委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召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座谈会，齐燕铭对拍摄影片的目的作了明确的定位。

　　正是出于科学研究的目的，影片在拍摄的过程中，十分注重真实性和科学性。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谭乐水说：“这批民族志影片用影像真实地记录了50年前中国社会变革下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面貌，这是在对相关少数民族进行深入的田野考察的基础上，按科学体系要求操作完成的纪录片，具有典型性、系统性和完整性，对研究人类社会生活发展轨迹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

　　由于影片是扮演性质，再加上1965年以后意识形态的影响，影片的人类学价值受到一定影响。对此，谭乐水认为，纪录片是一种“档案”，这批影片最珍贵之处在于“档案价值”，他说：“当时的条件没法做到同期录音，因此后期的编辑方法以及对影像的解读可以千差万别，但这些素材的原始面貌，具有不可替代的资料价值。”

　　在学术界，这一批鲜为人知的电影被誉为“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开山之作”。

　　“历史的影像资料是一个文明国家的特征，需要有一定眼界，才能做好这项工作。”谭乐水说，“我今年做了一部影片，是关于二战期间史迪威公路的，你无法想象美国有多少关于史迪威的影像资料！”影片做出来，很多人都非常吃惊，“过了几十年，居然还能看到这么丰富的影像资料，复原那个时期的场景。”大家感叹真是不容易。

　　对老一辈拍摄民族志电影的举动，谭乐水充满了敬意，作为一个影视人类学的学者，谭乐水甚至感到自豪，“我们国家很了不起，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胶片十分珍贵，条件非常艰苦的情况下，我们的领导人有这个远见和眼光，用有限的胶片来记录那个时代和处于那个时代的各个民族，真的是非常难得。”

　　“这批影片的价值还在于，它为下一代人提供了一个坐标，我们可以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继续来拍摄，这样世世代代拍摄下去，各民族的影像资料就不会出现断代。”谭乐水说。目前，他正在积极筹备拍摄7部新的民族志影片，选取50年前曾经拍摄过的景颇族、佤族、独龙族、苦聪人、纳西族等作为拍摄对象，对各民族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与文化变迁做一个比较研究。“有民族志电影作为参照，我们的拍摄就具有了‘历史的厚度’。”谭乐水说。

　　在国际上，这批影片曾震惊了西方学术界。1990年秋，德国哥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经过重新编辑，向欧洲观众播放了这批影片，产生了巨大反响。在1997年5月芬兰举行的国际人类学电影节上，《佤族》、《苦聪人》、《鄂伦春族》等影片参加了展映。2001年10月，德国莱比锡市举办“45年来的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回顾展映交流，《独龙族》、《鄂伦春族》、《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3部影片，又作为开场影片放映。

　　民族志电影有待发掘和利用

　　“半个世纪以来，这批电影始终在我们的心头萦绕。”刘达成说。根据他和同伴们的建议，对影片可以以“原片型”、“归类型”、“联编型”3种形式重新加以发掘和利用。

　　中国社科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影视人类学分会会长揣振宇也承认，这是一批很珍贵的资料，应当加以利用。但有一些实际的问题，解决起来会遇到一些困难。

　　据中国民族学会影视人类学分会副会长陈景源介绍，除中国社科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外，其他地方的副本很少。“过去我们曾经以录像带的形式，为国内外的学术机构复制过一部分，但是数量都比较小。”目前，仅德国哥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和日本民族博物馆以协作的方式，选收了一些片子，但也不是全部。考虑到光盘的易复制性，相关部门没有发行过光盘。不过陈景源认为：“对这批电影感兴趣的人，可以到民族所去观看，很方便。”

　　“如果要开发利用，经费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此外，开发的市场前景、经济收益，都还是一个未知数。”因此，尽管有不少出版社都来找他们商谈过如何开发利用的问题，“涉及到版权和资源保护，所里比较谨慎，没有同意。”陈景源说。

　　对于这批电影，揣振宇还有一个顾虑，就是著作权的归属问题。“当时拍摄这些片子，都是作为集体创作的结晶，没有署名。现在，如果把这批电影公开发行，怎么署名？”揣振宇说。作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他们希望在开发利用这批资料之前，首先把著作权问题解决，以免造成不必要的纠纷。“协调好这些以后，再来考虑统一制作、出版发行等问题。”

　　揣振宇表示，目前，中国社科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已经列入议程的是，在2008年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期间安排一个老电影展播的专题，“让来自全世界的人类学和民族学专家、学者可以更多地了解和看到这批电影。”

　　图片说明：

　　①面对杨光海（持摄像机者）的镜头，少数民族同胞非常开心。

　　②鄂伦春人的“萨满”

　　③景颇族妇女点种

　　④工作人员赶往拍摄现场

　　⑤拍摄农耕场景

　　⑥摄影师在拍摄传统舞蹈

　　（本版图片由蔡家麒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