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民族村落正面临一种严峻的形势：丧失农牧资源和传统资源的优势，生态资源开发的前景又不明朗，并且我国西部的民族村落在融入主流社区方面又有较大的语言、习俗和文化等方面的差距，通过向城市移民来解决民族村落的发展问题始终不是一条最佳途径。我国民族村落何去何从，是一个涉及到占国家2／3的国土资源的利用、人口和经济的发展以及传统文化的保存的大问题。笔者经过调查，提出了“第三社区”这个发展性概念，即不同于传统社区与现代社区，具备多样性优势的参与式社区。笔者试图找到一个自上而下、由内而外的全球化背景下的西部民族村落的发展模式，并以一个彝族村落——西河村为例来研究并探讨“第三社区”形成与发展的可能性。

       20世纪，是一个工业化的世纪，“好、大、狂”是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人类一味追求所谓的规模经济、规模效应，以至于本身失去个性。在这种潮流下，社区规模在何种程度上才是最合理的呢？针对我国民族村落的发展前景而言，要的不是规模效应，而是社区规模“越来越小”，尽量向着以家庭为中心的社区组织形态回归。“越来越小”不是无限制的小，而主要是指要根据我国西部民族村落所处的地形以及资源条件的限制来发展社区规模。

       笔者此次考察的西河村是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黑竹沟镇下属的一个彝族聚居村落。2002年《峨边统计年鉴》表明，当年年末，彝族人口占整个黑竹沟镇人口的99.35%，是一个典型的民族聚居村落。笔者抽样调查的数据与此基本吻合。

      西河村地处山坳，四面环山，两条公路经过该村，一条是通往大凉山美姑县的“夹美”公路，一条通往国家级森林公园黑竹沟。西溪河流经该村，大小水电站建于河上，该村可耕地面积少。笔者所调查的一组和五组构成的聚居村落共63户人家。从该村所处的地理环境及资源制约上来看，该民族社区的规模是比较理想的，适合于社区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组织、控制与发展。与我国西部其他民族村落一样，尽管该社区在规模上具有合理性，但在现代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压力下依然面临着困境，这从对该村经济来源的调查中可窥见端倪。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以户为单位的家庭经济来源主要是劳务输出，其次是以家庭副业、工薪和经营收入为主的现代性收入方式，最后才是占很小比例的农牧业传统收入来源。这种收入格局是不稳定的，其原因在于占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劳务输出主要是与季节相关的，集中在当地(该村对外的劳务输出很少)的，如在水电站打工、上山打笋子等劳务输出形式，这种资源的获取是以牺牲当地的生态资源为代价的，不可避免地具有短期性和不稳定性。

       当以劳务输出为主的经济来源遇到阻力时，民族村落如何继续维持自身经济系统的良性运转？当民族社区的规模受到限制与规划之后，应当如何发展社区经济？具有多样性对全球化的交换优势的“第三社区”也许有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我国西部民族村落具有资源、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多样性特征，在现代化进程中，这些特征既是民族社区的优势所在，也是支持和发展“第三社区”的动力机制。现代化给民族社区带来了一种以传统民族文化和宗教为核心的旅游产业，使其与外界的交换成为可能和必要，而这种交换本质上是一种多样性与全球化的交换。如果一个民族社区丧失了多样性，就丧失了与全球化进行交换的资本和成为“第三社区”的条件。

       西河村这个彝族聚居村落尽管在房屋外部结构和样式上已经丧失了部分民族特征，但房屋内部结构还保留了本民族的风格，如家家都有锅庄 (火塘)，毕摩装饰，以红、黄、黑三色为主的墙体装饰等。更为重要的是，支撑其存在的家支系统、传统文化道德和毕摩信仰，使这个彝族社区具有了区别于其他社区的标志，这也是该社区与全球化进行交换的多样性资源。

       通过对西河村的调查研究，笔者发现，这里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很高，77.4%的被调查者对当地的治安状况较满意，很少有人表示愿意搬迁别处。这种高满意度的存在，与该社区所具有的多样性资源，即家支系统、传统文化道德、毕摩文化的影响有很大关系。该社区的家庭仍然是在传统家支谱系下，以男子为中心组织起来的核心家庭结构模式，男子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拥有对绝大多数事情的决定权。在这种传统的家庭结构模式中，聚居村落居民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其生活、行为方式及观念仍受着本民族传统文化道德的约束。在离婚和婚前性行为越来越普遍的现代社会，接受调查的西河村居民只有不到1/5的人表示可以接受婚前性行为，对于离婚尽管有49.1%的人表示可以接受，但这部分人也表示要看具体情况，因为该社区的离婚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他们对此很难做出一种价值上的判断选择。仅从这两项，也许就可以看到传统文化道德的影响力。

       对该社区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彝族所具有的民族文化，其中毕摩文化仍然是当地居民重要的精神支柱。在学术界，毕摩文化实际上泛指彝族整个民族的特色，其引人注目之处是它的入神特征和人鬼两界的精神结构，毕摩文化是家支社会的核心，是联系不同家支的纽带。抽样调查数据显示，该社区81%的人每年请一至两次毕摩，平均花费为817元/年。在这个家庭年均收入不算高的民族村落，用于请毕摩的家庭支出与食物开支并列，占据家庭开支的首位。这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是一项非常突出的信仰经济现象，甚至高于藏传佛教信仰地区和其他民族地区的信仰经济开支。通常毕摩活动每次开支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活动中具有规模不等的亲戚朋友和邻居的聚会，而这种聚会可以增强亲友和社区间的联系，增强民族和自我认同，同时在毕摩活动中的唱、跳、角色转换等仪式，具有现代文化所不能替代的精神作用，这为“第三社区”提供了发展的动力机制。

       西河村民族社区具有的多样性资源，是对全球化同质性的补偿，通过与全球化的交换，该民族社区就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的参与式社区。它不是纯粹现代性社区，但其产生与现代性要素有关，它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作为封闭性的社区，而是已经成为民族社区居民与城市居民的互动式社区。

       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城市在资源、人口、环境等方面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友爱、责任感、利他主义等美好的情感在渐渐丧失。现代人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精神生活却越来越贫瘠。“第三社区”在改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及“心理整合”方面作用突出。“第三社区”的兴起在某种意义上是城市居民逃避城市生活的一种心理诉求，或者也可以说是被重自由、自我实现和生活质量的“后物质主义”者的追求。在“第三社区”中，生活在城市的居民可以获得自由、闲适以及不同于自身的文化、宗教、空间的新颖体验和视觉冲击，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简单淳朴的关系，回复到本真状态。

       西河村民族社区从本质上说是一个“熟人社区”，因其传统文化道德、家支体系和毕摩文化的支撑，具有了很强的“心理整合”功能。这个根据地理环境所建的聚居村落，具有隐于自然而不显于自然的特征，人与自然的关系类似于道家所主张的“天地与我为一，万物与我并生”的理想状态，居民生活也比较闲适。城市居民很容易融入这样的社区。正是由于这种互动关系，使西河村逐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参与式社区。

       在全球化浪潮中，西部民族社区应该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方向，即“第三社区”。“第三社区”是不同于传统社区与现代社区的一种理想形态，具备多样性交换优势是其得以成为实体存在的根本。“第三社区”有别于一般社区的规模、生活方式也是其作为参与式社区的重要因素。此外现代城市社区存在的弊病，以及由此引发的问题，也使“第三社区”的形成成为可能。

       西河村在一定意义上是“第三社区”的具体表现形式，但并不是“第三社区”的完美类型。西河村要成为完整意义上的 “第三社区”，至少在社区的建筑模式、传统文化和信仰的维护、生态产业的开发等方面可以做得更好。（来源：云南民族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