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我所与四川省凉山彝族州美姑县人民政府签订了合作建设“美姑彝族口头论辩田野研究基地”的协议。这是我所继内蒙古扎鲁特基地、四川甘孜德格基地、青海果洛基地和广西田阳基地之后，与西部民族地区携手共建的又一个口头传统田野研究基地。

　　口头艺术是口头传统的生命活力所在，口头传统又是无形文化遗产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当前世界受到一系列浪潮的涤荡：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标准化”和文化整合效应，传统村落的城镇化和都市化，区域冲突和移民潮，旅游浪潮和媒体影响，现代教育制度对人们知识格局的改变，这一切都深刻影响着当今世界的总体文化面貌，传统文化迅速被人们遗忘。有鉴于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近年形成了若干重要文件，如《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关于保护传统文化和民俗的建议案》、《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和《保护无形文化遗产国际公约》等；与此相呼应，还制定了“人类口头和无形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制度，呼吁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抢救和保护口头及无形文化遗产，号召全人类性形成共识，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universal cultural diversity），“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主要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

　　联合国和社会各界对民族民间文化的认识和取态，直接导引了相关人文学科的活跃，也为民族地区的文化事业的发展和文化产业的崛起提供了契机。文化多样性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人类深刻反思后所形成的一种新的发展观和价值观。江泽民同志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如同宇宙间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样，世界上也不能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应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的多样化。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在于这种多样化的共存。”(2000年9月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强调说，文化生态的多样性，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文化生态的保护，在迫切性和重要性上，一点都不亚于对自然生态的保护。对这一点，目前公众社会和某些有关的政府职能部门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因此在文化政策的制订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活鱼是要在水中看的！”这是我所老所长、民间文艺学家刘魁立先生针对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方法和研究立场，早在1957年就提出的一个警示性观点（见其《谈民间文学搜集工作》，原载《民间文学》1957年6月号）。四十多年过去了，这一深入浅出的学理性总结重新浮出水面，常常出现在中青年民俗学者有关“田野与文本”的争论中，而其从认识论的角度对文化生态的特别关注，则充分体现在我所中青年学者的田野研究和基地建设的学术规划中。朝戈金副所长在去年10月召开的“中国少数民族艺术遗产保护及当代艺术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活鱼是要在水中看的’——口头艺术的保护问题》的论文，在与会者和新闻媒体中引起极大的反响。朝戈金研究员指出：

　　作为一个以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我们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深刻地体悟到，传统民俗文化蕴籍深厚，源远流长，不可穷尽。但选取某些地域性、族群性、支系性的文化传承，纳入制度化的发展规程，逐步加以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的学术管理和文化经营，以点带面，作为文化多样性保护的样板，从而进行长期的形态学和类型学的定点追踪研究，却不仅可能，而且可操作。我们把此类遴选的“点”，称为“田野研究基地”。它应当在学术机构、地方政府和其他社会力量合作的基础上运作。建立这些基地，我们的考虑是这样：把民间智慧的结晶，从原生的土壤中采摘出来，置于我们的档案资料库或者博物馆中，成为死标本，这还不是保护，也远说不上科学。用个比喻性的说法，“活鱼儿是要在水中看的”(刘魁立先生语)，我们只需科学地观察、忠实地记录和实证地分析研究。经过较长时期的经营，就能够对社会经济文化急速变迁中的各民族文化传承，形成高质量的、立体的、多角度的投影。研究基地的选取和开发，当是资源整合的结果。一些初级资料工作和宣传工作，可以由地方机构、本土学者和相关人员完成。这同时为我们的学术界和社会逐步认识“地方性知识”的文化价值奠定了基础。研究基地的经营，是资料工作和研究工作的结合，是文化生态的保护和开发的结合。它有助于纠正学者在书本中兜圈子的偏差，有助于加强学者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有助于推动地方政府部门和各界对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视和投入。

　　研究基地的规划，符合晚近国际学术界的发展趋向。一个文化模型的研究，或一种学术范型的建立，只有经过反复查证，形成既是历时的、又是共时的深度描述，才能够为学术界所承认和接受。对“文本”和“语境”的同样关注，是晚近国际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发展趋势。文化事象内涵复杂、形态各异，对其进行解读，就需要对那些外显要素背后的“传统性指涉”有深入了解。缺失了其赖以生存的“原生态”，缺失了对其深层“语法”的把握，局外人往往会产生大量“误读”，这对于文化生态的保护和研究，十分有害。而研究基地的建设对克服这种偏差有纠正之功。文化生态的经营，不能仅止步于搜集、整理和研究，更需要在原来的生态环境中加以跟踪观察和保护。西方学者的“根据地”，不仅在选取上往往是偶然的，在长年经营中，也基本上都是个人行为。他们往往没有我们的制度优势和机构优势。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的基本分布范围大多属西部地区。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我们也面临着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有效保护口头和无形文化遗产的挑战。在此进程中，抢救和研究各民族的文化生态，对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促进社会进步、民族平等、文化沟通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2003年开始，我们研究所正式启动了“口头传统田野研究基地”的建设，并纳入口头传统研究中心的首要工作计划中加以实施。经实地考察，我所全面启动了第一个试点项目——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乌力格尔(本子故事的口头说唱)田野研究基地”。今年春天，蒙古族文学研究室的青年学者斯钦巴图和纳钦两位博士，前往扎鲁特旗进行实地考察和民族志访谈，取得了大量的观察性资料和传承人现状的相关数据，并及时地提出了切中肯綮的学理性分析，规划了下一步的田野研究方略，并向所务会作出了正式的口头汇报。从扎鲁特基地建设的实施步骤和田野收获来看，大家认为“口头传统田野研究基地”的工作思路是成功的，对此，斯钦巴图博士有如下总结：通过首次对扎鲁特乌力格尔说唱传统田野研究基地的田野调查，发现基地思路很成功，表现在“两个转变，一个增长点”上。

　　第一个转变，就是将田野人员的个人奋斗转变成为因地方政府系统协助而具有了某种政府行为色彩的工作，产生了预想不到的效果。原先我们以为，地方政府给我们提供的仅仅就是我们双方协议规定中的为科研人员提供住宿和在交通工具方面提供方便而已。实际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由于地方政府提供协助，我们的科研工作某种程度上带上了政府行为色彩。政府有它完整的系统，在群众中有强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是于借助政府影响力和号召力的田野工作得到了最广泛的支持和各界最积极的配合。

　　第二个转变，就是将科研单位、学科建设单方面受益的工作转变成为科研单位、学科建设和地方政府、地方建设双赢的工作。由于选研究基地的时候既抓住了我们研究所科研和学科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抓住了地方政府和地方文化建设的需要，我们的工作不仅为科研服务，同时也转变成为地方文化建设服务的工作。因此地方政府把我们的工作视为自己工作的一部分，给予支持。

　　一个增长点，就是为研究所提供了一个长期稳定的学术增长点。其次，扎鲁特口头传统田野研究基地的选择正确。从文化生态上说，扎鲁特有纯牧区、半农半牧区、纯农业区，有民族聚居区、民族杂居区，有单一语言区、双语区，有定居的和半定居半游牧的等等，多种多样，具有代表性。从文化特色上说，扎鲁特是胡仁乌力格尔及其各种演唱流派和风格汇聚的地方。胡尔奇有两个演唱流派。一种流派是琶杰和毛依罕为代表的扎鲁特流派，另一个流派是以扎纳为代表的图谢图流派。从辐射范围上说，扎鲁特特色文化既代表扎鲁特本地文化，同时也代表了整个内蒙古和东北地区蒙古族胡仁乌力格尔传统，并且在这个范围内无论是地理位置上，还是在演唱活动的组织上，都处于中心位置，对内蒙古东部地区和东三省蒙古族聚居区的胡仁·乌力格尔传统形成了有效的辐射。从地方需要的估计上说，当地党和政府为打造胡仁乌力格尔文化品牌，振兴乌力格尔传统正采取各项举措，而我们对胡仁乌力格尔进行科学采录，对于打造胡仁乌力格尔文化品牌将提供坚实的基础。

　　在我们的长线发展规划中，青海的果洛州（藏族史诗与口头传统）、四川德格县(藏族史诗与藏戏表演)、广西的田阳县（“布洛陀”文化与口头叙事）、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克智”口头论辩与史诗演述）三个基地，已经正式签约启动，基地建设也将按照扎鲁特基地的相似思路分步进行。新疆（南疆和田的维吾尔族口头叙事、阿合奇的柯尔克孜族史诗艺人群体、以及北疆伊犁的哈萨克族阿肯弹唱）、云南（三江并流地区的多民族口头传统）、贵州黎平的侗族大歌和黑龙江的满族说部基地，也正在规划中。朝戈金副所长强调说，研究基地的建设，将成为我所学科制度化的一个重要步骤。这不仅不会影响现有研究课题和我所的长期发展规划，反而会更好地促进我所学术的健康发展。一个以民族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专门性机构，没有若干这样的“根据地”，其学科建设就如同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危楼。我们研究所以实地的田野调查和长期的学术跟踪研究为技术路线，经过若干年的不懈努力，已经逐步建立起了“资料库”和“研究基地试点”，不久的将来还将根据我国文化建设的方略，进一步在各研究基地增设“双向培训项目”(学者培训与民间传承人培养)。有了这四梁八柱，我们的学科，才能说有了稳固发展的基石。眼下正在积极推进的“田野研究基地”项目，旨在成为创建各民族口头及无形文化遗产保护和长线跟踪研究的成功范例，形成一种新型的各民族口头传统的研究模式，具有在学界相关平行学科中进行推广的学术价值。

　　与西部民族地区联合建设“口头传统田野研究基地”的一系列科研实践有着极其广阔的拓展空间。目前，扎鲁特基地的田野研究已全面启动，子网建设也初具规模，正式上网。我所蒙古族文学研究室的科研人员在顺利完成首次田野普查作业的基础上，进一步拟定了夏季乌力格尔说唱传统田野观察和音频、视频资料采录的工作计划；广西田阳敢壮山壮族布洛陀文化田野研究基地也于日前正式挂牌；其余几个基地的建设也纳入到了各对口研究室的工作日程中。通过我所老中青三代学者一年多来与地方政府的协同努力，这种以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协力发展的合作方式取得了预期的社会文化效应，也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和社会的广泛好评。可以认为“口头传统田野研究基地”的建设既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学术举措，也是一项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文化战略，以繁荣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为共同目标，以构筑研究机构和地方政府协同行动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机制为创新体系，凸现了我所近年来的学科建设方向符合我院“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办院宗旨，充分体现了民族文学工作者所具有的人文关怀和学术自觉。可以展望，本项目的实施，将极大丰富人们关于口头传统、史诗艺术、民间表达文化、地方知识，乃至书写传统的认识，对推动我国民族文学、民间文艺和口头传统的研究与教学，与时俱进地使我国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及抢救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工作落到实处，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和现实意义。

　　我所将再接再厉，继续建设好我们的口头传统田野研究基地，促进以我国民族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的不同历史和文化渊源为基础的文化政策制订，并为政府和国家提供可资参照的文化多样性保护策略作出学理性的分析，为政策咨询、资料信息收集与提供、科研手段的提高、以及田野技术路线的改进等方面发挥示范和协调作用，以推动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国各民族蕴藏丰富的口头传统及其体现的文化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