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作为民俗学、人类学、文学等学科重要的研究对象，西部民族地区传统歌会研究长期以来囿于个案基础上的民族志描写和文化分析，亟需能够打通个案之间学术联系的整体性研究范式。交流诗学模型的引入，首先通过海默斯精神遗产的学术重估，打通民俗学、人类学、语言学等相邻学科对于口头艺术研究方法，从而在传统歌会研究中探索一种以交流为中心的综合性理论范式的可能性。其次，借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及其概念化成果，将文化空间即文化表现形式与地理文化空间的二元统一作为工具性概念，通过该模型的可操作化路径限定比较研究的对象。最后，尝试在民族志式田野研究基础上打通个案之间的文化关联，通过“千灯互照”式的宏观视野探索跨文化阐释的可能性。

　　关键词：传统歌会；交流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比较研究

　　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广泛存在着“以歌会聚会”的文化传统，如西北的花儿会、云南的石宝山歌会、广西壮族歌圩等。此类以民歌演述为基本特征的民俗活动，植根于各地不同的文化生态系统，由相关民众通过口耳相沿的代际传承，实现着地方文化传统的维持与更新，同时也体现了活形态口头传统对于人类文化创造力的一种促进与弘扬。很多时候，各地的民间传统歌会一般都会被视作当地文化“桂冠”上的“珍珠”，成为特定地域或相关民族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进而在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与自然环境、人文历史的互动过程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其提供一种文化上的认同感和持续感。基于上述历史、地理、文化、民族、生态等多重因素所造就的文化惯制，西部民族地区传统歌会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点与差异性特征。不仅各地歌会表现出区别极大的文化形态和样貌，即便是同一个项目下不同的传承区域，也或多或少在表现形式上存在一定差异。一般而言，此类现象反映了人类文化发展进程的一个基本走向——趋于多元，其既是人类创造力的具象化表现，又从整体上促进了文化多样性的保持与发展。

　　与上述特点密切相关，西部民族地区的传统歌会也成为学者们趋之若鹜的研究对象。从学术史的角度检视，西部地区传统歌会的代表如西北花儿会、云南石宝山歌会等，不论是既往从文学角度出发将其视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进而以文本化的进路对其进行搜集、整理和研究，还是后来更为综合的、从文化的整体观出发，将其置入地方文化系统进行社会、历史、文化、音乐等多重维度的深细描述和比较阐释，均可视作学术研究中不懈追求文化多样性之描写和阐释的永恒主题。换言之，学者们的理论取向主要是从早期以文本为中心的思路，逐渐扩展至兼顾文本之外各种要素的文化研究理路。也就是说，当下西部传统歌会的研究聚焦于各个项目自身的独特性，只关注到了人类文化既有差异又有共性这对二元对立辩证关系中的一个方面，即关于文化多样性的考察和认识。而对于各个传统背后那些具有共性或普遍意义的因素、法则和规律，一般而言则缺乏整体性的眼光和系统性的观照。[②]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交流诗学模型的引入，在西部民族地区传统歌会的研究中倡导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的革新。作为一个全新的理论模型，交流诗学模型虽植根于云南大理石宝山歌会的个案田野研究，但其理论谱系可回溯至当代人文及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发生的语言转向以及民俗学科中以演述为中心的方法的衍成，同时其理论的目标也朝向于在更加切近口头传统自身特点的理论构拟基础上，开展同类民俗文化现象之间的比较研究。因此，本文首先尝试从将交流诗学模型置入当代民俗学理论演进的理论谱系中，指出在言语研究的范畴内，从交流和诗学的维度出发对人类口头艺术进行综合研究的理路，不仅符合语言转向之后、人文及社会科学研究中围绕语言与人类关系问题上下求索的基本趋势，同时也潜在地指出了作为交流的诗歌演述和作为诗学的交流行为这一跨学科的理论空白。其次，通过全球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实践中生成的文化空间概念，进一步对本文的研究对象进行界定，明确作为文化表现形式的口头艺术演述事件与地理文化空间的二元一体，方为交流诗学模型重点考察的研究对象。最后，借助具体个案的民族志分析，对交流诗学模型的理论潜力加以论述，在“千灯互照”式的宏观视野中进行跨文化阐释的理论探索，尝试揭示不同传统歌会文化空间的文化共同性以及其中可能蕴含的有关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基本要义。

　　一、交流诗学模型的理论定位

　　如果从思想史研究中的“剑桥学派”的基本观点来看，研究某种观念或思想应该从其发展的历史脉络出发，将其置于历史的语境中加以理解。[③]以此为凭，欲阐明交流诗学模型的理论定位，那么当代民俗中以演述为中心的方法（the performance-centered approach）的发展脉络就必须纳入视野。在某种意义上，以演述为中心的方法的兴起，正是在语言转向引导下相关学科共同推动的一种理论结果。在民俗学内部，真正将学科与语言转向加以桥接的重要中介，非戴尔·海默斯（Dell Hymes）莫属。海默斯认为语言是人类行为的组成部分，需要在研究中重视语言的社会性使用，并且关注语言与其持有者之间的关系。这种语用学意义上的探索，在同时期其他的研究者中也能找到共鸣——例如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奥斯丁（John. L. Austin）、哈贝马斯等，均不约而同地将语言使用即言语作为关注对象。随着海默斯言说民族志（ethnography of speaking）和交流民族志（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概念的提出，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中的言语研究走向了更加深入的层面。交流民族志的突破在于，将言语视作人类的文化系统（或组成部分），通过对社会文化生活中语言运用的民族志描述和研究，对特定社区的交流行为和交流系统进行整体评估。[④]

　　正是在海默斯的引导下，民俗学与人文及社会科学中的前沿领域即言语研究实现了接轨。在鲍曼（Richard Bauman）和帕瑞德斯（Americo Paredes）的推波助澜下，以演述为中心的方法也将民俗学推至人类交流行为和口头艺术研究的核心地位。上述学者所倡导的理论，打通了各学科对于口头艺术的研究理路——将口头艺术视作一种言说方式，串联了那种从文类出发以及从言语行为出发的研究进路。因此可以说，以演述为中心的民俗学方法发挥了承前启后的学术史串联作用，潜在地将历史上和现实中关注口头艺术的不同学科，并置在了言说方式（言语研究）这一更具前沿性和理论张力的标签之下。反过来看，正是在语言转向范式转换的带动之下，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也得到了全新的界定。民俗被进一步限定为特定文化中以语言表达和交流为特征的各种民俗过程和事件。此后，特定群体内部的艺术性交流过程成为新民俗学意义上学科的研究重心，特定社会和文化语境下各种事件和过程中所承载的人类的模式化表达系统也被进一步锁定为民俗学家的考察对象。这种以演述为中心的理论范式，其实质在于将民众及其日常生活实践置于理论构拟的核心，既统合了各学科中重视人类表达文化系统的艺术性维度的学术传统，同时也进一步内化为当代民俗学者在理论和方法论上的自觉。

　　在上述意义上，交流诗学模型的提出，从根本上是要接续民俗学以演述为中心的学术传统，通过对特定文化和社区中人类语言的使用和艺术性交流过程进行描述和分析，对人类表达文化的模式化特征、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进行系统性的观照。因此，在方法论上，该模型试图将民族志的描写和语言运用的描述进行有机的整合，将一片跨学科意义上的理论空白作为其基本的考察对象——作为交流的诗歌演述行为和作为诗学的民众交流行为。交流诗学模型的提出还意味着对海默斯的精神遗产开展跨学科的评估。在某种意义上，海默斯是一位被严重忽视和低估（至少在国内如此）的重要学者。在语言学的领域，他因对乔姆斯基的批判，进而拓展了社会语言学这一现代语言学重要的研究领域而享有盛誉。在民俗学内部，海默斯也是现代民俗学三大理论流派之一的民族志诗学中，与泰德洛克（Denis Tedlock）并驾齐驱的领军人物。可能是基于海默斯本身所从事的研究在本质上的跨学科属性，其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和乔姆斯基式重视言语能力的语言学传统所持的论调相左，强调从社会文化的维度对语言现象进行研究的理路基本上也都属于语言学中的少数派。甚至在民俗学中，他的民族志诗学（ethnopoetics）理论强调应从形式上重现美洲本土印第安人口头文类的模式化特征，并认为早期人类学家所搜集的印第安口头文本并非散体而实为诗体，如此种种也多少属于民俗学科边缘的声音。因此，从跨学科的视域出发重新评估海默斯的精神遗产，对于建立交流诗学理论模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沿着海默斯所开拓的对于人类交流能力的理论探索，交流诗学模型不单是对当代以演述为中心的民俗学方法的一种巩固和强化，同时也是积极推动学科对话和交流的一种具体实践。

　　此外，交流诗学模型一方面承接了以演述为中心的民俗学方法所提倡的从民俗到作为言说方式的口头艺术的对象更新，另一方面也尝试在更为广泛的跨学科视域中接续海默斯所倡导的言语研究传统。首先，当代民俗学从文本到演述的范式转换，虽然大致可以将其视作一种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研究口头艺术的理论框架，但其也受到了人类学、语言学、文学等邻近学科的积极影响。同时，因其在理论视野上具有的综合性倾向，这种重视社会文化语境下人类语言使用之艺术性维度的研究范式，实际上也潜在地统合了长期以来各个学科关注人类口头艺术的特定视角。根据鲍曼的总结，从早期的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到晚近的萨丕尔（Edward Sapir）、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海默斯等，一种从审美或艺术性的维度研究口头艺术的综合性传统一直得以延续。[⑤]因此，当代以演述为中心的民俗学方法所具有的综合性理论视野，其本身就具有跨越学科边界的理论张力。其次，人类的言语行为研究实际上指向了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人类语言交流能力和过程的学术探索。这种以人类交流现象为核心的理论视野，不但纠正了既往语言学研究中不重视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学术偏向，同时也为语言转向之后民俗学的理论发展指出了新方向——将民俗或口头艺术视作一种人类的交流现象。在某种意义上，以演述为中心的方法论更新使得民俗学成为众多关注口头艺术的学科中具有核心和统领地位的阵地。但是，如果能进一步接续和重估海默斯重视人类交流现象的学术传统，民俗学不但能在言语研究这一重要的前沿研究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更有望凭借从演述到交流的视域扩展实现民俗学理论方法的统一和更新。

　　交流诗学模型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即诗学的维度。诗学作为当代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中与政治并驾齐驱的两大核心领域之一，无疑更能彰显民俗学的学科本位，同时也天然地契合了赫尔德以来重视人类口头艺术的审美和艺术特性的学术传统。按照诗学一词的词源即希腊语“poiesis”，其主要指涉的是人类的艺术性创制或编制。诗学历来为各人文学科的核心阵地，各种思想和观点层出不穷、彼此争鸣。[⑥]从历时的角度来看，关于诗学的理论体现出了一种与科学思想不断进步相左的一种发展图式，那些经典的论述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被抛弃，反而是随着后辈学人的再度发掘和重新阐释常常出现一种思想的“回潮”现象。如果用赫尔德式的观点来表述，诗学的发展好似珀涅罗珀（Penelope）的针线活，织了拆、拆了织，没有进步、只有变化，[⑦]其理论发展不是螺旋式上升而是循环往复的。维科（Giambattista Vico）曾将诗学定义为一个融合了神话和科学的研究领域，同时将其视作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到了十九世纪，在赫尔德及其他哲学家的著作中，诗学已具有了社会文化的维度或者说已被定义为社会诗学，他们的关注点不仅在于诗歌的形式化特征，而且还在于诗歌这种文学形式是如何被人们用来建构社会意义的。[⑧]在此意义上，赫尔德不仅对现代民俗学学科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同时他也在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的影响下发展出一种诗学的理论，即要在社会文化语境中对语言加以考察。在赫尔德关于文类观点的启发下，格林兄弟（Jacob and Wilhelm Grimm）进一步通过历史重构提出了民间文学文类的三分法——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此后，在马林诺斯基的影响下，民俗学关于文类的功能主义视角，又增加了关于功能和风格化特征的考察。功能主义之后的美国民俗学研究，更多受到了博厄斯（Franz Boas）这位西半球赫尔德遗产主要继承者，以及博厄斯的追随者海默斯的影响。格林等人提出的文类的普适性受到了质疑，诗学研究的旨趣也从文类转向了与演述相关的诸面向，同时文类与演述研究也就因此产生了进一步的学术联系。[⑨]

　　此外，民俗学中的诗学研究理路还受到了雅各布森的深刻影响。俄罗斯的形式主义关注民族语言和诗学的研究，意在发掘文本背后的模型或范型。在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辩证关系的基础上，雅各布森提出了传统与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即个人与集体之间持续的互动过程。这种将民俗视为过程而非对象的研究进路也为民俗学理论的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此外，雅各布森还提出了交流事件的六要件：发出者（sender）、接受者（addressee）、渠道（channel）、语境（context）、信息（message）、符码（code）。[⑩]该模型最初主要是为了对文学文本中诗学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加以识别，但后来也被其他学者用于民间故事等文类的诗学功能分析。形式主义对于民俗的分析也就此扩展了诗学研究的范围。在博厄斯、雅各布森以及伯克等人的基础上，海默斯进一步将诗学研究扩展至人类交流能力的维度之上，同时也强调诗学研究应该是言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此基础上鲍曼提出了演述民族志，认为从民俗学出发的诗学研究应该致力于探索特定社区的曲库、统一的结构（情景、社会结构、交流符码和文类的互动关系）以及作为社会行为模式的口头交流。[11]

　　以上述理论谱系为凭，可以看到在海默斯之后的诗学研究也在实际上与人类交流现象的分析路径发生了整合。因此，交流诗学模型的理论定位正在于交流与诗学维度的有机勾连。一方面，该模型以交流为中心的理论视角，致力于从言语行为的角度，对经由特定情境下人类的交流过程而建构的社会文化体系进行综合性的描述和分析；另一方面，该模型承接赫尔德以来民俗学研究的诗学传统，致力于发掘人类交流现象的审美特性和艺术化特征，对人类使用语言对其生活世界进行形塑和阐释的模式化特点进行研究。因此，交流诗学模型作为一种承前启后的理论工具，应当被视作一种跨学科的视域融合以及朝向理解人类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存在的学术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