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人类生活的原生态是缺乏顺序的,在口头文化中,口头讲述者直接面对听众,他的话语随时会被打断,讲故事的过程中随时有插话、对话或交流,这种互动过程意味着说者与听者之间没有严格界限,但长篇叙事尤其是虚构性叙事(如史诗)并非口头文化的主要特征,而是文字社会的产物。小说正是在文字文化和闲暇文化中较晚孕育出来的一种“讲故事”形式。

    故事的讲述常被认为是所有人类话语的特征,现在时髦的是把叙事说成一种普遍的表达形式,可以用来表达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社会互动的戏剧性事件。因此,口头文化中的故事讲述就被看作文字社会中的小说的基础,这种行为被视为很多创造力的焦点。盲者荷马就是一个典型,他把自己所有非文字的想象力都投入到史诗之中。在讨论故事的讲述时,我们显然进入了虚构作品和小说的话题。但是,并非所有故事的讲述都是虚构;它也可以包括个人的叙述,尽管典型的讲故事是和口头文化及“故事歌手(或讲述者)”(洛德1960)联系在一起的。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中认为,讲故事的人是随着小说的产生而消失的,他把小说的广为流传和印刷术的产生联系在一起(本雅明1968∶87),小说不再像从前那样直接和经验连结为一体。

    小说出现的时间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巴赫金(Mikhail Baktin)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了novel(小说)或novelness(小说性)这个术语。但是具体讨论到起源问题时,他把(“冒险时代”的)小说追溯到公元2世纪的希腊传奇,还有阿普列尤斯[1]《金驴》(The Golden Ass)故事中的日常生活小说;还有第三种以传纪时间为核心的“Chronotope”,不过它在那个时期没有产生任何小说。所有这三种形式都是现代小说的前身。小说基本上是15世纪晚期印刷术来临后的一个产物,但是,如我们从这些早期实例中所看到的那样,书写技术的产生极大地改变了讲故事的性质。实际上,我想指出,与多数人接受的观点相反,叙事并非识字者和后来的印刷技术所提倡的那样是人类情境的一个普遍特征。

    在今天西方的文学和社会科学界,narrative(叙事)一词已经具有了一种偶像和行话的意味。我提议一种完全不同的研究,在更严密的意义上使用narrative这个词,它包含一个具有稳定连续结构的情节,以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开头、中间和结尾为标志。否则,我们就会卷入德里达(Derrida)为书写(Writing)赋予的那种宽泛的外延之中,他用这个词表示所有“踪迹”(traces),包括记忆踪迹。这种用法使我们常常无法对书写档案和记忆库存做出区分。用文学来指称口头文体即我所说的标准的口头形式时也是如此,因为这种用法使一些重要的分析性差异变得含混不清。……在一篇有关“现实的叙事结构”的文章中,霍尔(Stuart Hall)对这个词的用法也无所不包,他指出:“我们对真实的叙事和虚构的叙事之间即新闻和冒险故事之间所做的区分绝对过于简单,也是不真实的”(引自萨默维尔1996∶173)。……不真实不一定是撒谎。它也包括幻想或虚构,幻想是后者在非现实层面上的对应物。幻想并不要求我们在表层上将之与对事件的忠实讲述做严格的对比。但是,虚构也照样具有真实的价值。这就是英国的传奇和小说在18世纪初叶时的差别。笛福(Defoe)等人的现实主义小说有意引起人们对真实或故事的赞同。作家们常常要声称虚构是真实的,不是潜在的经验真实,而是真正的、实际的真实。

    历史与神话之间通常也有这种区别,二者分别以线性时间和循环时间为标志。历史需要有效地利用文献和书写,但是,口头文化中没有文献和书写却并不缺乏对过去的感觉,神话即是这种感觉的一个变体,只有正式意义上的“历史”研究才以考察文献为基础。……

    由于没有文字,口头文化中的交流主要依靠言谈。我在非洲的工作经验表明,如果我们所说的讲故事指的是为成年人创作的个人故事和虚构故事,那么,这种言谈话语主要指的并不是讲故事。加纳(Ghana)北部的洛达基人(The LoDagaa)当然在我译作“正确的言谈”(yilmiong)和说谎(ziiri)以及真假之间做出了类似的区别。“正确的言谈”包括我翻译的“巴格里人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Bagre),不过这个叙述本身却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它提供的是一个谎言还是神的方向和神的真理呢?民间故事不被指认为谎言,因为它们并不声称自己真实,它们因而也就不是真实(例如,动物像人那样说话和行事);如我将表明的那样,这种故事主要是给儿童听的,它们的确接近了柏拉图所说的那种谎言的边缘……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达洛基人的真实叙事是那些有关个人生活以及向国家南部金矿的劳力输出的叙述,或者是关于上个世纪早期殖民统治者到来之前发生的地方纠纷或战争的叙述。这类故事常被人们讲述,但讲述的地点已相当边缘化。即使是非虚构的叙事和讲故事,也并非像那些试图重构早期文字文化中的话语形式的学者认为的那样处于中心地位,他们假定这些话语形式就来自先前纯粹的口头形式。……

    回到口头文化中的叙事这个具体问题上,我想探讨五个方面,即传说、史诗、神话、民间故事和个人叙事。史诗显然是夹杂虚构的一种叙事形式,尽管它常常以战场上的英雄业绩为基础。它被界定为纪念历史或传统上的一些英雄人物事迹的叙事诗(即有事实的成分)。研究早期文学的大学者查德威克(Chadwick)将史诗看作他所说的英雄时代的代表作品,那时到处是首领、战士和商人(1932—40)。既然这种文体常被认为出现于前文字社会,所以很多学术研究都试图表明,例如,荷马的诗歌作为史诗是有关文字文化而非有文字文化中形成的。在20世纪30年代,哈佛的古典学者帕里(Parry, 1971)和洛德(Lord, 1960)在南斯拉夫的咖啡馆里录下了很多歌曲,旨在表明,这些歌曲的风格,尤其是程式表达方式的应用,使它们成为口头传统史诗的典型。尽管南斯拉夫(Yugoslavia)绝非纯粹的口头文化,其言语形式受文字尤其是书面宗教文字的影响很大。有些叙述内容实际上就是“故事歌手”用的歌本上的文字(Texts),前后都有参照。更为普遍的情况是,在史诗兴盛的“英雄时代”,社会中已经出现了早期文字。相比之下,在非洲纯粹的口头文化中,除了深受伊斯兰教及其文字形式影响的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缘之外,史诗十分罕见。

    撒哈拉沙漠南部的非洲地区是现今世界上全然没有文字的主要地区之一;现在南美洲(还有澳大拉西亚[2]和太平洋地区)的部分地区也是如此。南美洲的绝大多数地区都在16世纪被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改变了,只有一些边远地区没有受到这种专利和霸权的影响。非洲提供了更直接的实例,西边的欧洲、北部的地中海和东部的阿拉伯人的文字文明都对它产生了影响。该大陆的口头文学也受到普遍关注。主要的综合工作是由露丝·费尼根(Ruth Finnegan)完成的。关于史诗,她非常明确地写道:“史诗常被假定为无文字民族典型的诗歌形式……但是,令人惊奇的是,这似乎并未得到非洲材料的证实。至少在更明显的‘相对较长的叙事诗’的意义上,除了直接受阿拉伯文影响的斯瓦希里人(the Swahili)〔书面的〕utenzi之类的形式之外,撒哈拉沙漠边缘的非洲地区几乎没有出现史诗”(费尼根1970∶108)。在非洲被称为史诗的往往是散文而不是诗歌,尽管非洲南部的一些较长的赞美诗也具有史诗的某些特质。人们最常提到的是采自刚果(The Congo)的芒戈—恩孔多人(Mongo-Nkundo)的故事;它们也主要是散文,和其他非洲故事的一般特征相似。最著名的是连嘉史诗(the Lianja epic),原文和译文印出来有120页。它叙述了英雄的诞生、磨难、旅行、对臣民的领导及其最终的死亡。费尼根认为,最初的形式大概是“相当松散的一组独立情节单元,在不同场合被讲述,因而不必视之为一部独立的艺术作品(尽管近来一些老练的讲述者声称这个故事最理想的是一口气讲完)”(费尼根1970∶109)。换言之,在文字的影响下,产生了短篇故事的混合形式,美索不达米亚的吉尔伽美什史诗正是这样产生的。……她总结道:“总的来说,除了伊斯兰教的影响之外,史诗在非洲口头文学中似乎无关紧要,原先假定史诗是很多无文字民族的自然形式,是没有什么依据的”(费尼根1970∶110)……

    费尼根(1992)和特德洛克(Tedlock,1983)都反对把史诗看作纯口头文化特有的一个特征,并把它与旧大陆(the Old World)早期文字文化联系在一起。费尼根的工作主要在非洲,特德洛克在美洲。后者得出结论说,只有“那些具有较长韵律音程的史诗原文才来自大型文字文化的民间传统”(特德洛克1983∶8)。但是,在评述这些结论时,拉姆齐(Rumsey)声称,在新几内亚高地(the New Guinea Highlands)相邻的一群社群中发现的叙述的确构成了“一种口头史诗传统”。他举出的例子有明显的叙事内容,由帕里和洛德在分析南斯拉夫歌谣时注意到的那种程式化重复作为标志。他讨论了两种故事,即Kange和Temari,它们就相当于欧洲人们对“虚构”和“事实”的区分(勒鲁瓦Leroy, 1985:23-26),不过,另一些人认为它们和被讲述的事件世界同讲述它们的此时此地世界之间的区分有关(梅尔兰1995)。这其中的确包含着某种“真实价值”(truth Value)。Kange常常在屋里和夜晚吃过晚饭后被讲述;一个人独自讲到十到二十分钟, 有一种轮流规则来“认可讲述者”。有些故事由妇女讲述,但面对的是孩子而不是更大的世界。

    拉姆齐把这些故事比作欧洲史诗。它们当然也是叙事,很多还有一个中心式的“英雄”人物,但它们的叙述都比较短,大部分故事的长度在300~700行之间。我无意否认口头文化中有虚构性叙事的存在,我只是说长篇叙事是罕见的,而且任何叙事出现的频率比我们一贯认为的要少,我将指出,其原因在于虚构本身就固有的种种问题。……

    叙事和讲故事的其他形式又如何呢?传说常常和史诗联系在一起,只不过不采用韵律的形式。据说,传说与书写文字及书面圣人故事等有关,但是在口头文化中,在以宗族史形式出现的部落文化和以朝代史形式出现的酋邦(chiefdoms)中,仍然可以发现传说的存在。在后一种情况下,传说常常比我们想象的更加零散;……

    神话大概是被研究得最多的文体,也常常被认为是普遍的。……它〔神话〕具有一些叙事因素。但其重要性却被神话(和神话集)的收集者们夸大了许多,他们向那些应答者询问故事,不关心叙述的哲学、神学和智慧的层面。这种错误在过去(有袖珍录音机之前)曾导致大量的误解。……我所说的在加纳北部的洛达基人中发现的“巴格里人的神话”将作为一个实例。它涉及严肃的超自然事物,属于“正确的言谈”范畴,与巴格里人社会的成员资格有关,还被赋予医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精神上的)上的益处。这一漫长的叙述若按人们通常接受的方式得花6-8个小时,每个段落(或者我的抄本中的“行”)都要被新手和成员(他们的指导者)的观众重复,其他说唱者要将这整个过程重复两遍。时间要因说唱者及其润色程度的不同而不同,也要因叙述时的仪式场地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它由白与黑两部分构成。前者叙述在数周内举行的各种不同的仪式,直到出现某种叙述顺序为止。另一方面,黑的部分仅仅是让那些首次通过成年仪式的男人们来听的(妇女被排除在外),叙述内容包括人类如何被创造(他如何学会创造自己),以及他怎样获得基本的文化成果,即耕作、狩猎、豢养家畜、造铁、酿造啤酒。……

    至少在旧大陆,比较普遍的是民间故事。我们到处都可以见到它们,而且其形式也常常惊人地相似——短故事,有时会加上一个狗尾续貂式的尾巴或结尾,主人公有人、动物和神灵。……这些故事被一些研究者看作“原始思维”的表征。人们常常想象这些故事是围绕在夜晚的篝火旁讲给一些固定的听众们听的。我本人在西非的经验并非如此。这些故事,就像格林兄弟书中的故事一样,主要是面向儿童的,并不代表口头文化中的成人思维。……实际上,虚构一般是为年轻人的,成年人需要更严肃的事情,不是有关今生和来世的虚构“故事”,而是真实或接近真实的叙述。……

    最后,我们回到个人叙事。在精神分析学中,“谈疗法”要求分析者和被分析者从片断的谈话中构建出“一种病史”(a case history),即类似于弗洛伊德的多拉(Dora)和狼人(the Wolfman)的“历史”。这些病史从来不是自动出现的,而是被引出和被创造的;它是文字社会的一种创造,也是遵循文字程序的一种创造;大概正像美索不达米亚的吉尔伽美什史诗或当代芒戈人(Mungo)的史诗一样,它是由片断拼凑而成的一种连续的叙事……自然,我们应该为我们的生活创造一个概要的叙述,以写进个人简历,以呈现给分析者,以完成日记或自传中的润色。但是,这种叙事离纯粹的口头文化的要求有多远呢?我几乎无法想起这种叙事会在什么情况下发生。正是作为人类学家、心理学家或历史学家的我在试图从到手的片断或者通过艰苦的问询来建构生活史(其他史也一样),我让被问者为我回答和表述指定情境督促他或她去做的事情。生活史不是自动出现的;它们很大程度上是被建构起来的。刘易斯(Filbert Lewis)在其《治疗的失败》(AFailure ofTreatment,2000)一书中已经对病史的建构性质做了极好的阐释。历史并不诋毁“事实”,但是它将叙事的形态让位给经验的碎片,从而以全然不同的方式呈现自身。……

    我认为,叙事性、叙事,尤其是虚构性叙事并非多数口头文化的主要特征。叙事(无论多长的故事)的兴起是和书面文化联系在一起的。的确,我们发现像巴格里人似的一些叙述,分布很不平衡,但得到其宗教“真实”的确证。如果《新约》和《旧约》在某种意义上被看成虚构的,那么,叙事也只能在这样的意义上才被当作不真实的东西。

    叙事的缺乏不仅是很多虚构更适合少年或者是它与“真实”的想象关系问题。长篇叙述的一部分问题在于人们要求注意的重心不在这里。在我看来,听众围坐在一旁静静地聆听任何一种漫长的叙述的情景是很少发生的。多数话语都是对话性的;听者会对他听到的东西做出反应,会打断比较长的叙述顺序。……当一种独白(由于那是叙事的特点)被其超自然的人物或情境确认为合法有效之时,情况就会出现例外。人们倾听的不是凡物琐事,而是有关“神的工作”。因此,这种“神话的”叙述往往在仪式情境中被讲述,其注意力是为了满足巫术——宗教的需求。叙述的焦点是仪式、礼仪,而不是叙事本身,何况纯粹讲故事的活动要比“叙事”这一术语所指称的那种活动还要少得多——这更像我们在《圣经》中发现的话语多样性一样。无论如何,对听众来说,它都不是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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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说[3]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认为,小说的产生就是讲故事(他基本上把这看作一种言说形式)的结束,这种结束在欧洲始于15世纪末印刷术的引入。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在18世纪初,神话让位于小说。我前面说过,在前文字文化中,至少对成年人来说,讲故事和一般的叙事所得到的强调要比我们假定的为少。这种间断是随着书写文字的产生而产生的。书写是在私下状态中产生的。我们在私下里建构一部自传,比如写日记。隐秘性意味着我们不必面临和听众的直接或无中介交流问题,也不必面对被打断或被权威压制的问题;我们有的是平和与悠闲去建构。当然,后来写的东西可能变成一种公之于众的文献。为此,写作就要为我们对过去的口头回忆设定一个模式、一种议程。文字将自己的模式强加给自我叙事,并且为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分析的问询提供了舞台,在这里,个人被要求提供一种“历史”,一种履历。书写所鼓励和完成的东西会形成一种反馈。文字鼓励叙事、独白和长篇叙述。其结果包括一些虚构或类似虚构的形式,如有关英雄人物的史诗或有关圣徒生平的传奇。虚构性叙事最初在口头文化中带来的种种问题仍然存在,这大概正是小说出现如此之晚的一个原因,仅有文字还不够,还必须有能够传播它的印刷术。小说的真正出现标志着叙事的繁盛,后来叙事又在电影和电子媒体中大获成功。

    我们不难洞察叙事即真实或虚构故事的讲述如何受到文字的激励。文字暗含讲故事的人与他的读者之间的距离,这和口头讲故事是完全不同的。无论写或读,讲的人和读的人都有时间反思他们正在干什么,而口头讲述者却直接与听众发生接触。一张白纸和一只笔邀请写作者去叙述那些被结构好了的回忆或者是想象的发明。我们从纸的顶端开始,直到页底,再到下一页。我们的书写和阅读(相对来说)是不被打断的。人类的话语却并非如此;一位言说者总是会被打断,因为除非在权威的情境中,话语总是对话的和互动的。一个故事开始了,包含被一位插话者打断:“那让我想起某个时间……”,因此,在另一个中断插入之前,讲述者没法讲完一个故事甚或一段言谈。从某个角度来看,说者与听众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谁都是说者,谁也都是(某一类)听众,始终存在着交谈,常常是不完整的句子,也几乎总是未完成的叙述。

    当然,在口头文化中,有时一位言说者也要求占据权威的位置并发表连续的演说,或者针对特殊的场合,或者以标准的口头形式(如果写下来也将是“文学”)。这些场合是罕见而特殊的:当一位游子远行归来讲述他的冒险经历和所见所闻,当某个政治集权里的领袖或者其代言人向他前面聚集的臣民讲话时,或者当某人向统治者唱赞歌、回顾其祖先的业绩时,这些歌大概已接近虚构了。

    文字使“历史”成为可能,因而它也提倡生活史。我并不是说在社会或个人层面,口头文化就没有过去的观念,但是有组织地叙述历史是罕见的,而且也没有片断的记录。因此,就文化史来说,我们对与一般的叙事迥然不同的小说感到奇怪的不仅是口头文化中根本就没有它的立足之地,更在于它在有了文字之后很晚才零星地出现,直到19世纪小说在欧洲广泛流行(别的地方更晚一些)之后,它仍然招来不断的敌意。……

    Novel(小说)一词大概是15世纪晚期从罗曼语进入英语的,意即新闻。在印刷术刚传入欧洲的10年之内,在1486年前后,亨利七世[4]开始在应急的印刷品上发表党派外交陈述以及“新闻”或公告。到了伊丽莎白时代,除了政府之外,各种社会群体都在运作这种媒介,常常反映的是家事,而且以歌谣的形式。当时用来指称这些新闻歌谣的词就是novels,正像法语的nouvelle或西班牙语的novela一样。“它只暗示某种新东西,无所谓真假”(萨默维尔1996:18)。在16世纪,这个词仿照意大利语,指薄伽丘《十日谈》里的那种故事或短篇佚事。到了17世纪,它才逐渐有了当代英语中的那种含义,指一种长篇虚构的散文体叙事,以和传奇相对比(法语和意大利语“roman”、“romanzo”兼具两种意思)……

    小说显然是文字文化和闲暇文化的一种产物。但是,它在文化史上的繁荣却相对较晚,当然也没有紧随文字发明之后而出现。较早的叙事出现在希腊和罗马,近东早期也出现了一点。但是,据我们今天所知,像阿普列尤斯的《金驴》、朗戈斯(Longus)的《达夫尼斯和赫洛亚》(Daphne and Chloe)以及希腊人的色情传奇,充其量也只是小说的前身。虚构性叙事的早期实例常常被指认为传奇或小说,在古希腊、罗马和埃及的文学中均有发现,但它们相对很短,在规模上与欧洲或中国后来的小说完全不同。这些作品被认为面向的是普通读者,但读者群却很小,也更加精英化,尽管其中有男也有女。……

    小说史的一个核心问题恰恰是它在历史舞台上的姗姗来迟,它最初分布的不平衡以及它自18世纪以来的广为流行。小说的姗姗来迟不仅发生在欧洲,也发生在中国。浦安迪(Plaks)评论说“在中国和欧洲,明显的巧合在于散文叙事的逐渐兴起几乎同时发生,”即都在16世纪(浦安迪1977:321)。他试图用明代经济、派别政治和教育制度的延伸等变化来解释明代文人小说“四大奇书”[5]的产生(浦安迪1987:611)。换言之,这种形式肯定不是纯粹的西方现象。……然而,为什么小说的分布不平衡而且姗姗来迟呢?我认为问题仍然要回到我们前面对口头社会中的叙事尤其是虚构性叙事的讨论上。尽管用文字叙事得到了发展,但对其虚构形式的怀疑却产生了。讲故事总是一种模棱两可的活动,暗含“讲一个不真实的故事”甚至说谎。它不能表现真实,因而也是不严肃的。……

结  论

    我的看法可以总结如下。叙事,尤其虚构性叙事并非纯口头(非文字)文化中成年人交往的主要特征。无论是否虚构,长篇叙事序列都需要特殊的话语情境。短篇虚构叙事或民间故事主要是针对孩子们的——成年人已经知道“灰姑娘”(Cinderella)了,不需要翻来覆去地讲,其中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内容显然是面对少年读者的。长篇叙述中的叙事成分很少占据最显赫的地位,它需要一种仪式场合来提供一群留心的听众,对这些听众来说,听是一种“考验”,需要来自人间之外的一种确认。与很多人所相信的相反,史诗并非口头文化(尽管它可能是以言说的方式来表达的)的特征,而是早期文字文化的特性。笔者认为,荷马史诗和吠陀史诗也是如此。缺乏长篇虚构性叙事的原因和缺乏一般的长篇叙述的原因不同。……换言之,这种缺乏是和柏拉图指出的所有种类再现(representations)的内在问题有关的,而绝不仅仅限于西方传统,即虚构不是历史的(自明)真实;从字面意思来看,它是一种谎言,尽管它可以迈向另一种想象的真实。迈向并不一定会成功地达到。对有些叙事来说,这种目标将仍然是虚幻的;如传记无疑有造假的成分,喜欢编故事,提供的只能是娱乐,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真实”。……再现(re-present)并不是呈现(present);它体现了一种幻觉。正是在这种技艺的核心之处存在的疑虑才导致了对其成果的批评,它们有时甚至被放逐。在欧洲中世纪的世俗环境中,古代世界的伟

    大艺术作品、雕塑、三维甚或二维再现作品的实际消亡这一历史事实,我认为正和这种背景有关。以戏剧为形式的再现从历史上消失了。物质上的剧场坍塌了。……任何形式的再现都会引起疑虑,它与原物之间的关系也就变得摇摆不定。我想,这种疑虑是人类作为使用语言的动物在面对周围环境时所固有的。它内在于语言,因而也内在于叙事。一匹马(词)从来就不是一匹马(动物)。对事件的叙述从来不是事件本身。……[6]文字改变了一些疑虑;虚构和叙事蔓延开来。但疑虑仍然存在,即使在这种文体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地方,娱乐和“严肃的”文字以及虚构和非虚构之间仍然有本质的区别。

注释:

[1]阿普列尤斯(Lucius Apuleius, 124或125——2世纪末),罗马作家和哲学家,著有长篇小说《金驴》(原名《复形记》)及《论柏拉图及其学说》等哲学著作。

[2]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一般指澳大利亚、新西兰及附近南太平洋诸岛,有时也泛指大洋洲和太平洋岛屿。

[3]原文为the novel,一般指篇幅较长的中篇和长篇小说,本文中的“小说”即指此。

[4]亨利七世(Henry VII, 1457-1509),都铎王朝第一代英格兰国王,在博斯沃思战役中击毙理查三世(1485),结束玫瑰战争,同年即王位。

[5]“四大奇书”(the four master-works),包括《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和《金瓶梅》。其中前两部吸收了民间说书艺术成分,并非纯粹的文人小说。

[6]由于原文太长,限于篇幅,译者将一些段落做了删节,以省略号标出。

参考书目:

Benjamin, W. (本雅明),1968a(1st ed.1936)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In W. Benjamin,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ed. H. Arendt). New York.

1968b ,The Storyteller(《故事讲述人》). In  above.

Chadwick, H. M. and N. K. (查德威克),The Growth of Literature(《文学的生长》) , 3Vols. Cambridge.

Daniel, N. (丹尼尔), 1975,European-Arab Relations during the Middle Ages(《中世纪欧洲与阿拉伯的关系》). London.

Derrida, J. (德里达), 1978,Writing and Difference (《书写与差异》). London.

Finnegan, R. (费尼根) 1970,Oral Literature in Africa(《非洲的口头文学》), Oxford.

Goody, J. (古迪), 1972,The Myth of the Bagre (《巴格里人的神话》), Oxford.

Goody. J (古迪),1987,The Interface between the Written and the Oral(《书面与口头的交汇》), Cambridge.

Lévi-Strauss, C. (列维-斯特劳斯), 1969,Mythelogiques(《神话学》), Paris.

Plaks, A. H. (浦安迪),1977, Chinese Narrative: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中国叙事:批评与理论文集》), Princeton, N.J.

Sommerville, C. J. (萨默维尔),1996,TheNews Revolution in England :cultural dynamics of daily information(《英国的新闻革命:日常信息的文化动力》), Oxford.

Tedlock, D. (特德洛克),1983,The Spoken Word and the Work of Interpretation(《说出的词语与解释的作品》),Philadelphia, P. A.

 
【原载】 民族文学研究2002年 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