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走过百年历程的彝学研究中，彝族史诗的调查、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起步较晚，研究的基础也相对比较薄弱。这大抵上也反映了中国南方史诗的研究从萌蘖、兴起到发展也是上个世纪后50年间才逐步形成的一种学术格局。而这种“行道迟迟”的局面，一则与整个东西方学界关于“史诗”的概念和界定有直接的关联，二则也潜在地驱动了我国于20世纪50年代与80年代两度发生的“大规模”的史诗“生产运动”。目前我们见到的几十部彝族史诗作品（汉译出版物），大多正是这两个时期自上而下的民间文学搜集浪潮中的产物。它们的面世，既为我国的史诗学建设提供了更丰富的学术资源，打开了更广阔的理论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文本阐释、学理规范、田野实践建立了一种能动的反观视野，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史诗的文本形态、史诗的传承方式、史诗传统内部的基本叙事法则等问题带来了深刻的反思。因此，在国际彝学研究的学术走向中，简要回顾国内外几代学者对彝族文学传统与史诗直接地或间接地搜集、整理、翻译与评述，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把握以下几个基本线索：⑴ 彝族史诗是怎样从乡土社会走入学者视域的；⑵反思史诗文本《勒俄特依》从本土社会的文化语境中被迻译为汉文阅读和学术阐释的“民俗学过程”（folklore process）；⑶检讨《勒俄特依》文本及其相关的文本制作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⑷说明“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的主要弊端以及相关学术史的批评尺度。
关键词： 学术反思 民俗学过程 文本制作 民间叙事传统 “格式化”
作者简介：巴莫曲布嫫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法学博士
四、《勒俄特依》汉译本的文本定位与评价尺度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老一辈的学者在彝族史诗方面做出的不懈努力和巨大贡献，正是我们这一代民俗学者应当继续承担起来的历史责任。而对当时所谓“大规模”的史诗“生产”过程及其产出的史诗文本，也应该做出理性的分析和客观的评价，这样才能为中国的史诗学建设提供学术史的前鉴，为建立中国史诗学的理论体系奠定良好的基础。因此，我们有必要立足于乡土社会的口耳相传──都市人群的现代阅读──学者的科学研究这三个基本环节，结合国外关于史诗文本类型的理论研究与评价尺度，来客观评述《勒俄特依》译本的文本属性及其价值，从中明确我们在史诗的学术研究中应该面对的文本是什么？又怎样在本土文化的语境中去理解文本背后的活形态的史诗演唱传统。如果说，我们还有对阅读人群的责任感的话，我们也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告诉读者这种史诗传统的文本真实和语境真实是什么？
美国史诗研究专家约翰·麦尔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和去年辞世的芬兰民俗学家劳里·杭柯（Lauri Honko）教授等学者，相继对史诗文本类型的划分与界定作出了理论上的探索，他们认为：从史诗研究对象的文本来源上考察，一般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层面：一则是口头文本（oral text），二则是来源于口头传统的文本（oral-derived text）；三则是“以传统为导向的口头文本”（tradition-oriented text）。以上史诗文本的基本分类原则，从理论来源上讲，一则与洛德的“表演中的创作”（compostion in performance）及其相关学说有关[1]；二则都借鉴了鲍曼（Richard Bauman）的“表演理论”，即依据创作与传播中文本的特质和语境[2]，从创作、表演、接受三个方面重新界定了口头诗歌的文本类型：
| 从创作到接受 文本类型 | 创作 Composition | 表演 Performance | 接受 Reception | 史诗范型 Example |
| 1. 口头文本或口传文本 Oral text | 口头 Oral | 口头 Oral | 听觉 Aural | 史诗《格萨尔王》 Epic King Gesar |
| 2. 源于口头的文本 Oral-derived Text | 口头与书写 O/W | 口头与书写 O/W | 听觉与视觉 A/V | 荷马史诗 Homer’s poetry |
| 3. 以传统为取向的文本 Tradition-oriented text | 书写 Written | 书写 Written | 视觉 Visual | 《卡勒瓦拉》 Kalevala |
因而，口头诗学最基本的研究对象，也大体上可以基于这三种层面的文本进行解读和阐释。这样的划分，并不以书写等载体形式为界。那么，在此我们结合前文提及的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对彝族传统文学文本的分析，对以上三种史诗文本的分类观作一简单介绍：
“口头文本”或“口传文本（oral text）”：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是指口头传承的民俗学事象，而非依凭书写（writing）。杭柯认为在民间文学范畴内，尤其像史诗这样的口头传承，主要来源于民间艺人和歌手，他们的脑子里有个“模式”可称为“大脑文本”（mental texts），当他们表演、讲述或演唱时，这些“大脑文本”便成为他们组构故事的基础。口头史诗大都可以在田野观察中依据口头诗歌的经验和事实得以确认，也就是说，严格意义上的口头文本具有实证性的经验特征，即在活形态的口头表演过程中，经过了实地的观察、采集、记录、描述等严格的田野作业，直至其文本化的一个过程中得到确证。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就是南斯拉夫的活态史诗文本。口头文本既有保守性，又有流变性。因此，同一口头叙事在不同的表演语境中会产生不同的口头文本，因而导致异文现象的大量产生。阿细彝族创世史诗的原初形态“先基调”与广西彝族英雄史诗《铜鼓王》的原生形态“铜鼓歌”皆当划为口头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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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lbert B. Lord, The Singer of Tales, the 2nd edition, Ed. By Stephen Mitchell and Gregory Nagy. Ma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30~67.
[2] 表演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鲍曼，他在《故事、事件和表演》（Story, Performance, and Ev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中，把理论的焦点放在了讲述故事的行为本身上。在其理论构架中，有三个层次：被叙述的事件、叙述的文本和叙述的事件。后两个概念比较好理解，分别指故事的文本和讲述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这大体相当于我们习惯使用的文本和语境。而第一个概念“被叙述的事件”（narrated events, the events recounted in the narratives），则是指在一次讲述过程中被陆续补入的事件。这样，就把演唱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并整体化和精细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