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走过百年历程的彝学研究中，彝族史诗的调查、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起步较晚，研究的基础也相对比较薄弱。这大抵上也反映了中国南方史诗的研究从萌蘖、兴起到发展也是上个世纪后50年间才逐步形成的一种学术格局。而这种“行道迟迟”的局面，一则与整个东西方学界关于“史诗”的概念和界定有直接的关联，二则也潜在地驱动了我国于20世纪50年代与80年代两度发生的“大规模”的史诗“生产运动”。目前我们见到的几十部彝族史诗作品（汉译出版物），大多正是这两个时期自上而下的民间文学搜集浪潮中的产物。它们的面世，既为我国的史诗学建设提供了更丰富的学术资源，打开了更广阔的理论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文本阐释、学理规范、田野实践建立了一种能动的反观视野，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史诗的文本形态、史诗的传承方式、史诗传统内部的基本叙事法则等问题带来了深刻的反思。因此，在国际彝学研究的学术走向中，简要回顾国内外几代学者对彝族文学传统与史诗直接地或间接地搜集、整理、翻译与评述，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把握以下几个基本线索：⑴ 彝族史诗是怎样从乡土社会走入学者视域的；⑵反思史诗文本《勒俄特依》[1] 从本土社会的文化语境中被迻译为汉文阅读和学术阐释的“民俗学过程”（folklore process）[2] ；⑶检讨《勒俄特依》文本及其相关的文本制作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⑷说明“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的主要弊端以及相关学术史的批评尺度。
关键词： 学术反思 民俗学过程 文本制作 “民间叙事传统的格式化”
作者简介：巴莫曲布嫫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法学博士

    西方学者对彝族及彝族文化的研究，肇始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叶[3] ，那正是彝学研究进入国际视野的起步阶段，其中对彝族文献和文学的调查、搜集与评述，尽管简短、零碎，但记录的客观性较强，对我们今天研究彝族歌谣和文学传统的历史断面也不失其真实性的价值。
    法国的传教士保罗·维亚尔（Paul Vial，汉名邓明德）当是最早关注彝族文学的西方学者。他在云南路南彝区生活的30年中，掌握了彝语，并向当地毕摩学习古彝文，对彝族历史、文化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造诣颇深。维亚尔的著述主要有用彝汉文对照的彝文经典《宇宙源流》，其中收入了《天地起源》、《洪水泛滥》等彝文经籍；《倮倮·历史·宗教·习俗·语言和文字》、《云南彝族文字研究》、《彝语语法》、《法倮字典》等著述则对彝族诗歌传统进行了评述。此外，维亚尔在《罗罗人》中概括了彝文经籍诗歌的五言轨范和一些基本的程式特征：

罗罗的文学与中国（汉族）的文学一样，成套的文句经常反复。……比喻突如其来……经常运用反复，在表达同一思想时，作者往往使用同一句子。诗是五言诗，……这个规则是诗歌的规矩。五音节或三音节的句子、脚韵乃至类音，这些都是诗的特性。……所有的用语并非都具有意义，有的用语是为了声调的需要或者为了适应五言句式的需要。[4]

    维亚尔的确对彝诗传统概括得十分精当，不仅切中了彝诗“好譬喻物”（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的民族特色[5] ，也发见到了彝族诗歌套句与复沓的传统手法，更为可贵的是他注意到了彝族五言诗的音韵节奏和诗句结构方式中虚字与衬词的灵活运用。从整体上来说，彝文古代经籍史诗也同样以五言诗为正宗和雅体，代表着彝文诗歌工整和谐的民族形式，这也是经籍文学与民间文学（长短句较多）有所不同的一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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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里要特地指出的是，史诗“勒俄”之题的汉语注音有失准确，在诺苏彝语中“hnewo”中的“hne”是一个清化鼻音，如果采用鼻音进行转译更为接近原音。但是，自从《勒俄特依》问世以来，“勒俄”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音译。本文沿用这一汉语注音法，主要为了不致于引起概念上的混乱。
[2] Folklore Process，民俗学过程。特指民俗文本（folklore text）正处于从地方传统 （包括口头和书面两种样式）迻译到“他文化”空间的再呈现(representation)与接受(reception)的这一过程。Lauri Honko, Textualising the Siri Epic. Helsinki: Suomal Ainent Iedea, atemi academiasc entuarumfennica,1998:41-42。需要指出的是，结合彝族史诗传统及其迻译现象，本文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非本土化”或“去本土化”。
[3] 彝学成为一门多学科的、国际性的研究领域已有100余年的历史。19世纪下半叶，欧洲的学者、探险家、旅行家、传教士到中国彝区考察、探险、传教，目的不一，但客观上通过他们的实地调查，尤其是对彝族撒尼、阿细、诺苏等支系的社会历史、语言文化的搜集、描写与评介，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著述，也开创了国际彝学研究的先河。20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孝通、林耀华、杨成志、马学良等中国学者对云南、四川的彝族社会、历史、宗教、语言、文献进行调查和研究，成绩斐然。五十年代，中国对彝族各支系进行民族识别，并对彝族语言、彝族社会历史及凉山彝族社会形态进行调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彝学研究队伍不断成长壮大，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国际交流与合作也日益增多。1995年首届国际彝学研讨会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举行；1998年第二届国际彝学研讨会在德国特里尔大学召开；2000年9月第三届国际彝学研讨会在云南石林──阿诗玛的家乡召开，国内彝学研究形成了自己可观的阵营，也终于实现了“百年彝学归故里”的喜人局面。
[4] 【法】维亚尔：《罗罗人》，原文载《东方中国研究》第一分册，16页以下，第四章“罗罗的文学与诗”（Le P. Vial.--Les Lolo, in   Etudes sino-orienta, es, fasc. A, p.16 sqq. chap. Ⅳ, La litterature et de la poesie chez les Lolos. ）。
[5] 美国学者肯尼斯（Kenneth Ketzner）也注意到了彝族文学惯常使用的比喻手法，并将云南彝族祭祖诗《作祭经》中连用的五个明喻喻象的诗句，选入其著作《世界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the World, Funk and Wangnalls, New York 1975.) 一书中, 作为彝族语言文学的范例： “古昔人禽不相同，一月如秋水，二月尖草叶，三月如青蛙，四月四脚蛇，五月山壁虎，六月具人形，七月母体转，八月母气合，九月母怀抱。” 鲜明、生动地描述了“九月怀胎”中生命的孕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