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庄子》书中讲了一个轮扁斫轮的故事：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先秦诸子中，庄子可算得上是一个有名的“故事篓子”，篓子里装着很多有趣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暗藏玄机。轮扁斫轮的故事，当然不是教木匠如何做车轱辘，不过是想借轮扁之口，宣扬自己的“缪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正是庄子的这个故事，到了魏晋时代引出一段学术公案，就是有名的“言意之辨”，辩论的题目是“言能否尽意”，正方以王弼为代表，主张言不尽意，反方则以欧阳建为代表，主张言能尽意，欧阳建为此专门写了《言尽意论》，可见这次论辩的力度与深度。经过魏晋名士的润色，言意之辨遂成为历代文人尤其是诗人、画家津津乐道的话题，传统诗话和画论中的许多命题都是从这一段公案中生发出来的，陶渊明的诗“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更成了千古传诵的佳句。

    但人们却似乎都忽视了一点，就是庄子讲这故事，原本有两层意思，一是圣人之书无法尽圣人之言，一是轮扁之言无法传其斫轮之意，一是文、言之辨，一是言、意之辨，庄子旨在藉后一层意思说明前一层意思，因此，前一层意思才是其立足点。这两层意思到了《周易·系辞传》中更是一目了然，就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其实，书、言之辨，原为战国学者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孟子》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也隐含着书与言、言与意这双重的差别：孟子之“文”，也就是庄子之“书”，因为书是用文字写成的，“文”和“书”都指区别于口头言语的书面文本；孟子之“辞”，即庄子之“言”，“辞”从舌，原指口头言语。孟子说：“不以文害辞”，说明他也认识到“书不尽言”，因为只有认识到文字与言语之间的差异，方会有“不以文害辞”的戒心。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在先秦思想者那里原是花开两朵，但后人却单表“言不尽意”这一枝，按下了“书不尽言”的话头，这一来，非但掩遮了庄子故事的玄机，而且让战国学术中一个重大问题，即文字与言语、书面传统与口头传统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了一个没有下文的悬念。——其实，文与言之间的恩怨纠葛，就像一条暗线，一直都若隐若现贯穿于所有经历过“轴心期突破”的伟大文明中。在古希腊，这一问题是以诗歌（口头的）与哲学（散文的）的关系问题提出来的，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哲人为王，游吟诗人却像替罪羊一样被浑身涂上香油，然后被恭恭敬敬地赶出理想国的城门，也正是柏拉图，建立了希腊历史上的第一个学院，从此，知识分子就作为一个共同体而登上了历史舞台。但是，那些游吟诗人虽然被赶出了城邦，却并没有走远，一有机会，他们就会踏歌而来，迷人的歌声让学堂中的童子心驰神荡。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局，但这一巨变对人类命运的影响，至今仍未得到全面和清醒的检点，有的只是对文字的进步作用的交口颂扬。谁不知道，文字的产生是人类的重大进步，因为有了文字，人类才迈进了文明时代，那些原本只能口耳相传的历史、知识和技艺，方可以载于书策，汇成典籍，流传久远，播诸四海，人类文明借文字的力量才能穿透时空，万古长存。文字就像一道门槛，隔开蒙昧与文明，文字之前，是渺茫难知的史前史，文字之后，是灿烂辉煌的文明史。书之为用神矣哉！传说，仓颉造字之时，天雨粟，鬼夜哭，文字竟有这般感天地动鬼神的力量，而现实中的文字确实也有这般力量，司马迁要“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立一家之言”，张载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们心游千古、神鹜八极的能力正是源自文字的力量。诸如此类的文字颂歌，打开任何一本东、西方的文明史教科书，都能看到。走进书店，首先映入眼帘的往往是这样一幅标语：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但是，刚刚迈进这道文明门槛的战国诸子似乎远不像后来的知识分子这样对文字满怀豪情。进了这道文字的门槛，就进了书斋，就成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钻故纸堆的文人，窗外的风声、雨声和像风声一样在大地上世代传颂的歌谣、像雨声一样滋润人心的故事，就再也难以声声入耳了。历秦汉而至魏晋，车同轨，书同文，典章文字借儒术和经学的势力一统天下，学者们日益沉湎于文字构筑的世界，文字与语言之间的差异早被忘记，到了魏晋名士的笔下，“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这幅对子也就只剩下半截了。而战国时代的思想者们，刚刚迈进文字的门槛，心中还眷恋着家园中那些世代流传的故事，耳畔还回荡着大地上那些四处悠扬的歌声，他们深知，那曾在人们口头世代流传的知识是无法被文字所穷尽和继承的，一旦那扇隔断历史的大门永远在他们身后关闭，他们就再也无法回到往昔，那些记忆着古老的历史和智慧的歌声、故事，就会渐渐远去，只留下余音袅袅。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作，诗亡然后春秋作。”那些邃古流传的诗篇，本是对先王之迹的记忆，而一旦散文化的书面历史代替了世代传诵的歌吟，歌吟中的先王之志也就从民族的记忆中消亡了。

    汉字自然不是源于战国时代，但文字和书写代替歌谣、传说和神话，成为知识和历史的主要传承手段，则无疑是完成于战国时代，传统世官制度的瓦解导致了口传知识传统的终结。《史记·历书》说：“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禨祥废而不统。”如淳解释“畴人”说：“家业世世相传为畴。律，年二十三傅之畴官，各从其父学。” 畴人就是世代相袭、夫子相继的世官之学，畴人之家世代传承一种技艺，不仅是因为藉此可以保证一种技艺精益求精，而且还因为在文字尚未广泛流通的时代，只有世代相袭、父子相继，才能保证技艺和知识藉父子之间的言传身教而薪火常传，使其艺不至于及身俱灭，也就是说，世官之学必定是一种口头知识传统。《管子》书中对畴官制度有很详细的记述，桓公问政，管子献策道，让士、农、工、商各种职业的家庭聚族而居，“群萃而州处”，使其家世代习其本业，朝夕切磋技艺，“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知事。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从而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口头知识传统。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巨变，断送了学术世袭制度。“畴人子弟分散”，游食列国，成为游离于世官之学传统之外的“游士”，战国诸子就是出自此类飘零四方的畴人子弟，《汉书·艺文志》就把诸子百家之学的来历都追溯到世袭之官学。游学之士固然还隐约保存着对于旧学的记忆，但那在口耳之间悠悠流传的学术传统已是命若悬丝，若断若续。

    庄子故事中讲到的轮扁大概就是齐国的一个专司斫轮的木匠世家，轮扁以“轮”为氏，正表明他是世代斫轮之家，故以其职业标其族，这就是《世本》所说的“以官为氏”。世官之知识最初全凭言传身教，不立文字，其实，高超的技艺和精深的学问甚至是无法言传的，轮扁说自己斫轮，“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 正是大巧之匠的经验之谈。得心应手、出神入化之处，只能神会，无法言传，更遑论付诸文字？技艺如此，学问又何尝不是如此，老庄所谓“不言之教”，并非是故弄玄虚。孔子说：“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先秦诸子对语言的有限性都是感同身受的。

二

    正因为得心应手处“口不能言”，因此，言传总与身教相辅而行，知识话语总离不开它具体的语境，“畴人子弟”的世袭知识总是在具体的语境中伴随着具体的技艺实践活动而传授的。木匠一边手把手地教徒弟斫轮一边传授给他斫轮的口诀，占星者在灵台上率领子弟一边仰观天象、俯察地理一边暗授步天歌和甲子表，祭司在宗教仪式上率领童子一边婆娑降神一边颂吟神谱和史诗，让族人们不仅耳闻而且目睹了天地神祗、先公先王的形象和功德……。在口承传统中，“言传”总是与“身教”如影附形，息息相关，身有所行，口有所言，言语与语境密不可分，而口头语言的有效性也正在于此：言谈的双方置身于相同的语境中，不仅“相语以事”，而且“相示以功”，言语就是语境的真切表达，语境就是言语的具体体现，言语与语境圆融无碍，相映生趣，对话双方因此而相视一笑，莫逆于心，活泼泼的言语交流循环往回、畅通无阻。也正因为言语与语境息息相关，随着言语行为的结束，言语也就随着语境一起而烟消云散，那如灵光乍现般的意趣也就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即使像神话、传说、史诗、故事这样一些具有固定程式的口头文本，虽然不会随着每一次具体讲唱行为的结束而风流云散，能够超越时空而流传，但是，神话、传说、史诗、歌谣，也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咏唱或讲述才有意义，比如说，神话只能在庄严的祭祀典礼上伴随着请神送神仪轨而由祭司颂说，传说只有在春烝秋尝的祭祖仪式上伴随着祭祖活动而由家族中的长老讲述，歌谣也往往是在春秋赛社的狂欢聚会中由欢乐的少男少女们载舞载歌，其实，正是这样一些仪式化、典礼化语境伴随着节日庆典和祭祀仪式周而复始的再现，才使神话传说、歌谣史诗等口头文本被年复一年地重复着，并因为这种年复一年的重复而铭刻在人们的记忆和生活中世代传诵。一旦时过境迁，那些神圣、欢乐的时光不再回归，支撑这些文本的语境不复重现，依附于他们的神话传说、史诗歌谣也就丧失了立足之地。神话传说、史诗歌谣或者随着仪式的消失而泯灭，或者，这些神话传说、史诗歌谣崩解、蜕变为一些凡俗的故事和童话，再也没有人记起其原初的意义了，而那些原本在其中馨享人间香火的诸神圣贤也就流落成了古庙废墟中的孤魂野鬼，只是偶或在老外婆的故事和孩子的梦魇中浮现。

    自春秋到战国，天下大乱，礼崩乐坏，依附于礼乐制度而口传心授的世官之学也断了香火，即是有幸被史官记录下来只鳞片爪，也因为脱离了其原生语境、脱离了与之共生的仪式和制度，而变得令人莫名其妙。《左传》载楚王称赞左史倚相为“良史”，因其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注者以为即三皇五帝之书，可见春秋时神话典籍已是几成绝学。现在民间的道士、师公、端公在主持祭祀和巫术仪式时，多有科仪本作为参照，科仪本记录了诸神的名号、来历和德行、请神的祷文、颂词和仪轨等。古代的祭司和巫觋肯定也有此类科仪本，《国语·楚语》称祭祀时令“觋巫”“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使了解“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的“先圣之后”担当巫祝，使了解“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的“名姓之后”担当祭司，如此繁琐的宗教知识当然不可能全凭口传，而必有文献辅助记忆，就像现在的科仪本。诸如此类的科仪本记载诸神谱系和德行，其实就是最早的神话典籍。礼乐制度崩解之后，科仪本却可能保存下来，从而成为后世文人了解上古学术的唯一凭据，而由于仪式的消失、原初语境的瓦解，后世知识分子单凭残篇断简，自然也就难以领略这些其背后的秘义，因此，就只有望文生义，凭空悬想，对之进行理性化的理解和解释，于是，古老的宗教科仪和神话文本就被误解为历史文献和制度典章，天神地祗变成先公先王，宗教仪轨变成礼制法度，而诸神开天辟地、造化众生的神奇故事也就变成了三皇五帝治国平天下的辉煌历史。譬如说，《尚书·尧典》历来被视为华夏历史上第一篇记载古圣先王治国安民、圣圣传心的历史文献，一直被儒家奉为万世典章，直到现代疑古学派才揭露了其神话底蕴，而笔者则曾在其他文章中证明，《尧典》文本的主体，其实是一篇古老的傩除仪式的科仪文，其中“舜放四凶”的故事，实谓将凶神恶煞、魑魅魍魉驱除到四方荒裔，至今，在山乡僻壤之中仍不难发现此种仪式的遗风。

    古人造字，其初旨本来是为先王继绝学，但由于文字天生与口承传统和原初语境的疏离，反倒成了隔绝文脉的屏障，透过文字，史前文明就像雾中看花，依稀难辨。而古典学的目的，就在于拂去古典文本中的历史迷雾，再现其背后的历史真相，为此，就必须首先恢复古典文本的口传原型和原初语境。虽说那些初期文献都是残篇断简，书不尽言，不可能原原本本地为其口头文本原型传神写照，但像神话传说、史诗讲唱等这些具有固定修辞程式的口头文本，在付诸文字时，其口头程式也往往会在书面文本中留下隐约可辨的痕迹。西方的口头程式理论最初就是滥觞于古典学中的荷马史诗研究。借用这一理论，以古典文本中口头程式遗迹为线索，再参照本土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的田野采风成果，就有可能复原这些早期文献的口头原型和仪式背景，庶几可以发掘出其久已湮灭的秘义，这一研究思路或许会给传统文献的解读别开一片洞天。国内的民族文学研究者已经运用这一理论在民族史诗研究中小试牛刀，但古典学术研究者对此理论似乎依然隔阂，仍大多株守传统经学文字训诂的路数，囿于文法，一味地咬文嚼字，钻他的故纸堆，似乎早已忘记了夫子“礼失求诸野”的遗训，因此也就无从恢复文献的原初语境，难以领会文字背后的真情。文字离开语境，就像鱼儿离开了水，真正成了庄子所谓的“糟粕”。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最近读到的一个纳西族故事，这个故事解释为什么丽江地区的纳西族有文字，而永宁地区的纳西族却没有文字，故事说，两个人结伴去很远的地方，向有学问的老者学习古谱和规矩礼节，一个把学到的知识牢牢记在心里，另一个用文字把知识记在猪皮上，回来的路上，两个人都饿了，没有办法，只得把猪皮烧来吃了。这以后，学了字的人把文字和知识全都忘了，因此，永宁纳西族一直没有文字，而用心记忆知识的人懂得古谱古规，人们有什么事情就请教他。他靠记忆一句一句地把学到的东西念诵出来，从此就成了达巴。——达巴是纳西族的祭司，识字的达巴则称为东巴，东巴的字即闻名于世的东巴象形文字，东巴象形文字及其经书久已经成了知识界和大众传媒的热门话题，而在人们的心目中，纳西文化也几乎被等同于东巴文化了，殊不知，在纳西族的民众自己的心目中，东巴文只是猪皮上的学问，而识字断文的学者也只有吃猪皮的资格。

    纳西族认为文字是写在猪皮上的，猪皮让识字的人吃了，因此，古老的知识无法凭文字传下来，有趣的是，庄子也把文字比作皮，他说书只是先王的“糟粕”，“糟粕”就是谷子的皮，无独有偶，西方人的文字，在古代也是写在羊皮上的，可见，在不同的民族中，都把文字视为文化的皮，食肉吮血的游牧民族将之比作兽皮，食谷喝粥的农耕民族则将之比作谷皮，而吃皮咽糠的知识分子无论如何出息也就只能是一张皮，是灵魂失落后留下的“魄”（皮）。这么说来，知识分子的所谓学问，岂不就是“扯皮”？庄子知道，有了文字，大道既隐，文人纷为皮相之论，道术将为天下裂，惠施之流的聪明人从此就有扯不完的皮，庄子讨厌扯皮，心想与其坐而论道，还不如临渊羡鱼，到濠上观儵鱼耍子，与其扯皮，还不如讲故事有趣，讲一些从乡野异人那里听来的活泼泼的故事，或许还能让千载之下的人们从中聆听到一些天籁神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