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民间故事传承人研究， 缘起于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 民间故事的采录， 源于实践论基础上的科学追求。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民间故事传承人的发现过程、 讲述现象和民间故事传承人与社区、 村落传统关系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并且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中国民间故事传承人研究有许多值得“深度理解” 的地方。未来的民间故事传承人研究， 在民间故事传承人的讲述、 民间故事传承人与听众关系、 民间故事传承人当代意义等方面还存在许多讨论的空间。

　　关键词：民间故事 故事传承人 研究史 前瞻性 民间文艺

　　中国民间文艺学理论建设、学科发展，民间故事传承人活动以及围绕民间故事传承人研究形成的叙事学理论十分重要。然而，由于在基础理论建设中强调集体性和人民性，民间故事传承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忽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开始，民间故事传承人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是，这种关注主要在民间故事的调查、记录等方面，并没有系统讨论传承人本身对故事讲述的影响力，对于民间故事传承人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还存在许多欠缺，有待进一步讨论。

　　　一、中国民间故事传承人研究的回顾 

　　民间故事是由人讲出来的，民间故事与传承人、讲述人无法分开，然而，在中国民间文艺学研究领域，传承人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新文化运动”时，北京大学作为现代中国民间文艺学发源地，以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为代表的学人倡导的“歌谣学运动”，其中就很少关注民间歌者和民间故事讲述人。在此期间发表的300多篇学术文章里，也没有对民间歌谣演唱者和民间故事讲述人的关注。

　　20世纪30年代，刘大白、钟敬文等人以自己家乡为中心采录了许多民间故事，在这些故事文本呈现过程中，注意到了讲述人，对于故事讲述环境有一些交代。但是，仍然没有对讲故事的人进行详细记录和研究。

　　20世纪40年代，在民间文学研究领域里，有两个地方值得特别关注：一个是我们关注比较多的延安时期；另一个关注比较少，就是西南联合大学时期。这一时期一大批优秀的学者在中国西南地区做调查，包括费孝通、杨成志、吴泽霖、马学良、芮逸夫、凌纯声等，他们记录了大量的民间故事，但也没有对讲述人进行关注。

　　随着对民间故事认识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重视民间故事传承人。20世纪50年代，对民间故事传承人的关注是比较充分的。1951年，钟敬文在《谈谈口头文学的搜集》一文中指出：“讲述者或歌唱者的身份、年龄、经历、文化程度等，最好也能够详细登记起来。相关的资料越丰富、就越容易增加读者或研究者的理解。”刘魁立分别于1956年和1960年发表文章，倡导民间文学的“忠实记录”原则及其重要性。在《谈民间文学搜集工作》中，刘魁立认为，我们应该更加关注民间口头创作中的个人作用，搜集者和出版者应在作品之后更多地介绍讲述者和演唱者。在《再谈民间文学搜集工作》中，刘魁立主张，我们不仅要忠实记录优秀故事家的优秀口头文学作品，也要全面搜集寻常的讲故事的人和寻常的故事。钟敬文和刘魁立坚持民间文学“忠实记录”就包括对民间故事传承人的重视，这种采录原则在20世纪80年代开展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得到了全面贯彻。

　　1949年以后，专门编讲新故事的“故事员”在上海出现，并逐渐活跃于中国许多地方。最初，新故事就是将上海茶馆里的艺人说评书改造为讲革命故事。不久后，这些“故事员”逐渐吸收民间故事的讲述方式，编讲各种现实题材的新故事。

　　20世纪80年代之后，对民间故事传承人的重视并承继先前民间故事传承人“搜集整理”工作，其研究也出现了可喜的局面。

　　1984年，指导中国民间文学采录工作的文件——《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旗帜鲜明地指出了“目前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大都保存在少数老的民间歌手和故事家的记忆中，这些歌手和故事家大都年事已高，人数越来越少，失去一个歌手或故事家，将意味着一个民族文化的小宝库永远消逝，所以，抢救各民族优秀的口头文学遗产，是一项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既然传承人在民间文学传承过程中如此重要，因此，在对待这些传承人上，《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特别提出：在作品正文之后，依次标明讲述者、翻译者、记录整理者，以及故事采录的时间和地点。讲述者的情况，如姓名、性别、年龄和出生年月、出生地及移居地、文化程度、职业、族属等，亦应尽量标明。

　　由于在搜集民间故事之前就制定了采录具体细目及要求，于是，一大批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性别的民间故事传承人的名字出现在民间故事文本之中，有不少民间故事传承人的生活史有详细记录，还出版了一些民间故事传承人的故事专辑。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在1984年至1990年的6年内就发现能够讲50则以上故事的传承人达9901人。像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著名民间故事传承人山东的胡怀梅、尹宝兰，辽宁的谭振山，河南的曹衍玉，河北的靳正新、靳景祥，湖北的刘德培、罗成双、孙家香、刘德方，朝鲜族的金德顺，满族的傅英仁、李成明等，这些传承人讲述数量多，讲述质量高，讲述影响大、强。其实，20世纪50年代也发现了一批很有名的讲述人，后来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更谈不上专门研究，比如说孙剑冰发现的秦地女、萧崇素发现的藏族的黑尔甲，我们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究竟怎样讲故事，这是我们研究上的一些缺陷。

　　可以说，对中国民间故事传承人的重视，是与对于采录民间故事科学性、完整性的认识分不开的。这种工作局面也是和民间故事呈现的现象与学者的倡导、引导分不开的。

　　二、20世纪中国民间故事传承人研究的理论成果 

　　随着20世纪80年代民间故事集成工作的推动，民间故事传承人研究构成了中国民间故事研究领域最具活力和开创性的专题之一。通过对民间故事传承人记忆能力、故事表达力和创造力的讨论，揭示民间文学传承的基本规律。对民间故事最有影响力的研究，很多是以传承人为核心的，就是把人推到民间故事理论建设的核心层面，如江帆对谭振山的研究、我对孙家香的研究，都能体现出我们对传承人的关怀。综观20世纪中国民间故事传承人的研究，理论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民间故事传承人的宏观研究。乌丙安在《论民间故事传承人》一文中就民间故事传承人的形成与发现、传承人特征、传承活动以及传承线路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贾芝的《故事讲述在现代中国的地位和演变》，对民间故事传承人进行了分类，主要有乡土故事家、流浪谋生的故事家、艺人故事家、文人故事家、新传承人等，并在文中谈论了其对故事村现象和故事讲述的演变的看法。

　　其二，对民间故事传承人的观研究。就是对民间故事传承人传承活动的讨论，传承人与接受者、搜集者的互动关系。这种讨论常常与民间故事传统以及传统村落联系在一起，或者说把传承人作为村落社会中的一个有机部分。诸如江帆对谭振山的跟踪调查研究等、袁学骏对于耿村故事传承人群体的讨论、王作栋对刘德培故事讲述活动的研究等，都是建立在充分的调查基础上。这类研究与民间故事的调查、采集密不可分。

　　其三，对民间故事传承人的微观研究。就是对民间故事传承人的某一次讲述活动，或者传承人某一段故事生活经历，或者某一个故事的多次讲述的讨论等。这类研究有我对于孙家香故事讲述研究等。我曾经就孙家香讲述的《春风夜雨》故事进行了一个故事多次讲述的探讨，目的是想看到讲述人的每一次讲述在《春风夜雨》故事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也可以做对某一个文本的讨论、某一次讲述的讨论，在这个故事中哪些是传统的，哪些是今天的生活，哪些是集体给我们携带过来的观念，哪些是讲述人个人的情感，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旁及其他的文化，这个做起来还是很有价值的。

　　中国民间故事传承人研究，缘起于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民间故事的采录，源于实践论基础上的科学追求。20世纪80年代以后，民间故事传承人的发现过程、讲述现象和民间故事传承人与社区、村落传统关系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并且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中国民间故事传承人研究有许多值得“深度理解”的地方。

　　三、中国民间故事传承人研究前瞻 

　　刘魁立曾经认为：“我们作为民间文学工作者，对民间故事家、歌手对民间文学作品口头流传的具体过程、对讲述过程对讲述者的制约情况，特别是对听众的作用，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对于民间文学作品的流传环境（包括历史环境、社会环境、地理环境、文化—民俗环境）及其对作品的影响的探讨，也很少见。……当民间文学还以旺盛的生命力活在人民口碑之中的时代，我们在民间文学的动态研究方面应该而且能够做出应有的成绩来。”这些问题在未来民间故事传承人研究中仍然是重中之重。通过我对于民间故事传承人的调查和讨论，我以为未来民间故事传承人研究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间故事传承人的讲述研究

　　我国先前的民间故事研究，太多地依赖书面记录的文本。我并不是否定书面文本的重要性，而是说我们在未来的研究工作中不能囿于被记录的文本。书面文本与活跃在讲述之中的民间故事相比不仅信息缺省，有时甚至完全是记录者、搜集者或整理者的声音。在我自己的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三套集成中有些文本并不一定是采录者一字一句通过录音记录下来的。因为当时是国家下达的任务，文化局的人员就开始动员学生、文化馆的干部来交多少则民间故事过来，并且有一定的数量规定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来编辑县或最基层的“集成年”，这是一类；还有一类故事来源是已经发表的文本，就是把20世纪50年代或者80年代之前发表的民间故事文本搜集起来，所以说纯粹依赖民间故事书面文本进行研究就会有些问题。今天我们的研究，只注意到了两端：一端是讲述人讲述的过程，另一端是被记录下来、整理出来的文本。但是我们恰恰忽视了中间层，就是搜集者、整理者的工作。我们只重视作为结果的民间故事，而并没有把它作为过程的民间故事，但是结果和过程之间作为中间层的民间故事是怎么被记录下来的，怎么被整理的，怎么被改编的，怎么被流动的，我们都没有很好地去讨论。所以说，对搜集者、整理者、翻译者的关注，对我们未来的民间故事的科学研究是有帮助的。

　　突破文本就需要我们亲自去调查，尽管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民间故事传承人的调查，但是，我以为还很不够。比如对于女性民间故事讲述人的研究许多凭借经验认为“母亲、祖母或外祖母几乎都是代代相续的故事传承人，这是母性特征十分明显的事实”。然而，我通过调查发现，婚姻对女性传承人的口头叙事有着重要影响。以孙家香为例，她在结婚前，主要是与女性一起讲述故事，讲述的内容女性特征明显；而结婚后，她可以更多地参与到传统的男性社会的活动中，其口头叙事就包含了男性叙事的特质，其女性口头叙事也就不纯粹是女性色彩了。

　　民间故事讲述研究，让我们能够理解民间故事传承人的真实生活图景。我们在以往的研究中，认为可以将民间故事传承人的传承线路、每一个民间故事的来龙去脉弄得清清楚楚，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从民间故事讲述、传承和故事记忆本身来看，民间故事传承人不可能将每一个故事由谁跟他讲的，从哪里听来的记得清清楚楚。民间故事传承人的故事来源是多元化的、是长时间积累的结果，同一则故事可能听过多人讲述，也可能在不同时间听过这个故事，因此，传承人对于民间故事的记忆往往是一些故事中的关键点，以及近期生活实践的作用。依靠记忆讲述的民间故事，传承人对它们的来源记忆更多是模糊的，或是近期时间进述的实践活动。

　　民间故事的数量是可以计算的。这种研究我们做得很少，我们认为民间故事丰富，那么，一个村落的民间故事究竟丰富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以为经过长时段的讲述调查，对于一个传承人来讲，讲述故事的数量可以把握。对于一个村落来讲，民间故事数量同样可以把握，民间传统故事有限的数量是与整个村落社会中村民的生活、追求、价值观有关联性的。也就说，他们现在的生活世界与其建构的故事世界的关系是极为紧密的。有限的故事主题和传统，让我们看到了村落社会的精神世界和同质性较强的传统生活。因此，我认为村落的叙事传统是有逻辑的，这种逻辑是基于村民生活的一种追求。

　　民间故事传承人讲述现场研究需要加强，这就涉及语境、观众与听众的关系问题。目前对同一个传承人在不同时段、不同场合讲述同一个故事的研究文章还很少，大部分学者还没有意识到民间故事传承人每一次讲述的重要性。变异性是民间故事的基本特征之一，民间故事一直处在不断变化、不断丰富的过程之中，它常是不定型的。即使是同一个人讲同一个故事，面对不同的人讲，在不同的语境下讲，讲述内容和讲述方法总是不尽相同。每一次的故事讲述只是一个故事发展历程的一个瞬间。但无论是哪个瞬间，都体现着这个故事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传承特点。民间故事传承人的调查记录也要继续拓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的民间故事传承人被发现，其中一些杰出的传承人已被学者们关注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但是还有许多优秀的民间故事传承人并没有发现出来，其民间故事也没有记录下来。

　　（二）民间故事传承人与听众关系研究

　　一般来说，故事讲述者是传承主体，听众是传承客体。然而，在具体讲述过程中，传承主客体的位置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故事家只有在讲故事时才是传承主体，当听众时就成为传承客体。听众的现场反应、情绪状态、即兴插话等，会对讲述者的讲述产生一定影响，好的讲述者会根据听众反应，对讲述内容、语言、现场动作等适时做出调整，所以说听众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讲述者对故事的选择。此外，故事讲述还应该适应听众生活的要求与社区文化传统。这就是说，民间故事讲述是村落传统的组成部分，是可以交流、可以理解的、可以分享的。在故事传播过程中，传承人一定会与喜欢故事的听众，结成一个相互依存，并具有互动性的传承关系网。在这种关系网中，听者与故事传承人表面上是一种人际关系，实质上则是构成了一种文化上的联系，这种联系的纽带就是共同的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传统。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更多的是从传承人的角度，很少去关心听众，传承圈的构成同样需要听众圈，因此，不去研究听众圈是不合适的。传承圈的研究我们做了很多，18世纪关于文化圈的研究，跟它就是有关联性的，包括后来乌丙安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一篇文章《论中国地方风物传说圈》。我认为民间故事传承圈意味着一个传统圈，这个传承圈一是可以理解的，二是可以交流和互动的，理解故事、交流故事的基础就是共同的生活和文化传统。对于民间故事来说，这个传统与语言有关，只有在一个方言区内，我们才能交流，故事才能在生活中发挥一些作用。但是，这个传承圈是有不同的内容的，比如说这个传承圈里有些人会讲笑话，有些人会讲神话，有些人会讲传说，于是会形成不同的讲述兴趣，由此构成传承圈内的多样性与多元化。传承人讲述的特点和对故事内容把握的个性化，就会形成一个听众圈。反过来，听众圈又强化了传承圈的特色。或者说听众在不断地刺激传承人、讲述人对这个特点的把握和凸显。因此，我认为传承圈和听众圈是互动性的，他们之间是有影响的。在未来的民间故事传承人研究中，传承人与听众之间的互动关系是需要好好把握的。

　　（三）民间故事传承人当代意义研究

　　民间故事传承人，是村落社区文化的保护者、传承者，同时，又是村落文化建设、发展的引导者，在他们身上保留了村落社区的主要故事，成为文化传统关键性的携带人。村落、社区故事现象与传承人的关系研究需要加强。“据湖北王作栋先生介绍，他在搜集刘德培老人的故事时，就发现在刘德培的周围，起码有五个甚至更多的能讲百则以上的故事讲述家。”在我对都镇湾的调查中，只要我把孙家香的故事全部记录下来，孙家香所有的故事在社区里都有流传，反过来，社区里所讲的90%以上的故事孙家香都能传讲，这就是传承人的文化魅力和传统力量。传承人不仅承载了村落社区的叙事传统，而且在有些程度上是引领了村落社区传统建构的方向。中国的民间故事从来就没有缺席文化建设，一方面在建构一种精神世界，这种精神空间是基于我们生活世界的一种需要；另一方面这种精神世界会引导、刺激、弥补、消减我们现实生活世界的一种需要、一种苦痛。因此，在今天村落社会变革的时代，我们是应该倡导民间故事传承人发挥一些作用的。当然，我们说新时代的传承人跟传统传承人是有区别的，并且新的村落空间里的故事传承的方式也会有所变化，因此我们要随时关注当下的情况。我们学者的研究，既要对过去的传统有所梳理，同时我们所有的研究都是应该立足当下和朝向未来的，提出并回答民间故事传承人研究有意义的真问题。在今天的中国传统村落、社区转型的时刻，这类民间故事传承人在村落、社区中的关键性影响需要研究，需要将民间故事传承人与新的村落建设、新的社区建设结合起来，发挥民间故事传承人的核心带头作用。

　　对故事传承人与文化传统互动关系的研究，是当今传统村落转型研究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民间故事研究的关键性问题之一。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对这个问题有所涉猎，钱正杰在其所撰文章《国宝何堪当草芥集成岂敢失良机》中指出：“故事家传讲的故事，无不具有强弱程度不同的两种力：一种是对外的辐射力，一种是对内的向心力。这两种力交织成一种磁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磁场，吸引了人数多寡不等的听众，组成了一个自发性的群众故事涵盖面。”钱正杰所说的“磁场”就是村落文化传统的集中表现，杰出的民间故事传承人往往代表一个集体的口头传统，他们运用自己特有的艺术表达方式和高超的现场讲述水准抓住村落中的听众，通过故事讲述中的互动互融来表现记忆传统和重建生活。

　　通过对20世纪中国民间故事传承人研究的回溯，我们的研究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也留下了许多需要进一步回答和讨论的问题。现在我们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应该以新时代的方法、立场和责任去正视和推进中国民间故事传承人研究出现的问题。我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要大力培养杰出传承人，但是我们要正视今天的传承人和传统传承人之间的区别，运用超越于传统的方法和理念，去看待今天的传承人。

　　原文载于：《民族艺术》2019年第3期，请以纸质版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