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文学的功能问题，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何为文学”与“文学为何”这两个相辅相成的基本问题。关于文学的定义，由于受西方现代文学观念束缚，越来越科学化、精英化。书写媒介偏爱“白纸黑字”的表述，不重视倚重口头表述的文类。事实上，文字产生以前，当文学纯粹以自然舒展的声音“叙事”时，文学的力量同样直击人心。与“仓颉造字”的神话相较，“惊天地，泣鬼神”的描述与大声呼喊的“号子”更为吻合。即使在文字产生以来，史诗、宝卷的念唱，民俗仪式的叙事与歌咏，藏戏的演述等民间口头传统中的文类依旧具有强大生命力。

　　回归“写文学”以前，让文学回到民间、回归“功利”的实用目的，提出文学的禳灾与治疗功能是文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发现。近代以来，本土化的文学禳灾与治疗功能被西方现代文学观念遮蔽，文学摇身变为不食人间烟火的“非功利”的“精致的瓮”。在文学研究方面，评论家将作品视为精巧的艺术品，其作用也限于审美愉悦与审美快感，导致人类与原始粗疏的声音叙事越来越疏远，越来越隔阂。甚至，与“面朝黄土背朝天”及“眼光向下”的底层民众心理需求彻底“断层”。

　　民间口头传统所引领的是文学学科要走出书斋，走进田野，重视民族、民间活态的口头传统范式，从而实现本土文化自觉和学术范式变革。在民间口头传统中，文学脱下“金缕衣”，重新穿回“粗布衣裳”，走向口头叙事，回归本土，找回自身的原始功能。通过对“文化文本”代表性形态——民间口头叙事的持续性关注与田野调查，特别是对宝卷念唱、“牛犊爷”社火唱词与“南木特”藏戏演剧的调查与走访，我们注意到口头传统的背后是文学禳灾与治疗的动力机制。

　　首先，通过对仪式现场的考察，我们发现，宝卷念唱试图营造神圣场域，进而将空间陌生化、神圣化进行禳灾与治疗。宝卷传唱地区的信众为了祈求平安幸福，避免瘟疫灾害，追求生活的幸福安定，会将宝卷作为祈福的工具使用。同时，作为中华民族过去的精神表征和集体记忆，宝卷建构了我们的生活状态和我们的道德出发点。通过想象与象征机制，宝卷念唱本身具有的禳灾与治疗功能得以显现。在田野中，我们找到了文学演唱的原生形态，找到了民族过去的表达与诉求，而正是这些关键因素形塑了我们现在的生活状态和道德伦理。敬畏与恐惧是道德约束的诱发因素，唯物与理性是科学认知的基本前提，两者相互融合、相互扶持才能真正建构和谐世界。

　　其次，通过对“牛犊爷”社火唱词的整理与研究，我们发现，仪式的周期性举行及祈福、送福活动，使得民众不断进行追忆、狂欢，实现禳灾与治疗。一般而言，民俗事项的出现以及在何时、何地出现，首先要考虑的因素是该地区民众的内心需要。从集体记忆的维度来看，举行“牛犊爷”社火仪式的牙塘民众由于内心焦虑，需要通过长时间的心理消化以及特别的途径来宣泄和抚慰，如狂欢、祭祀。如果说宝卷念唱给人带来的是道德伦理约束，“牛犊爷”社火仪式给人带来的最大启示则是：有节制的狂欢有利于心理健康。社火仪式的定期举行释放了平日生活的艰辛与压抑，使民众得以“满血复活”，坦然接受生活的打磨。仪式唱词与“送福”歌咏是典型的民间抒情文本，内容简单质朴又充满本土精神与况味，需要我们仔细品味与琢磨。

　　最后，通过对藏传佛教仪式性演剧的观察，我们发现，“南木特”藏戏旨在驱除“心魔”，从而实现禳灾与治疗。“南木特”在藏语中是“传奇故事”的意思，一般由格鲁派喇嘛演出，带有浓重的仪式感。其剧目以传奇色彩见长，表现手法大胆浪漫，复原了原始时代“妖魔”横行的文化景观。“南木特”藏戏在剧目创作上，继承和发展了传统藏戏、苯教傩舞的优良传统，以程式化、仪式化的表演展开故事情节，利用演员面具、布景、灯光、服饰等手段渲染鬼魅气氛，其目的在于驱除妖魔，禳除灾异。通过对其唱词的分析，可以发现，“南木特”藏戏的产生和演述不是偶然的，而是与整个自然和文化的大背景形影相随。经典剧目《降魔》所降的并非真实妖魔，降的是人的“心魔”，治疗的是人被现代化困境所裹挟的内心焦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南木特”藏戏的演剧属于“巫系文学”的范畴，其背后隐藏的是实施“巫术”，消灾治疗的功利化目的。同时，通过医学人类学田野调查，我们注意到，藏区民众药巫结合的疾病治疗观念，即为了增强药物的作用，民众通常会请求喇嘛加持或者巫师举行仪式，这与藏戏的上演异曲同工。

　　民间口头传统还原了文学的演进谱系，是对口语诗学的一种复归。其意义正如美国学者弗里所言，使长期沉浸在书写和文本中的人们重新发现那些纵深持久的人类表达之根，为揭开口头传承中长期隐藏的秘密提供了至为关键的钥匙。通过上述田野调查，我们可以断定，这个“秘密”就是文学的禳灾与治疗功能。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宝卷禳灾叙述的人类学研究”（15BZJ03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人类学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