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多民族文学[①]

　　——以新疆及中亚跨界民族文学为视点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②]

　　【内容摘要】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从来都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环节。从古至今，新疆各民族的文学和中亚跨界民族的文化与文学之间那剪不断的渊源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学者文人们谈论的焦点。随着“一路一带”政策的大力推进，这种交流互动，彼此促进的情态更是我们无法回避，值得深度观察和研究的大课题。

　　【关键词】丝绸之路 中亚 新疆 突厥语民族 文学

　　一.历史文化背景

　　“中央亚细亚之地，在人类文化史上，久居重要地位，它一方面是许多风俗习惯和艺术发源的中心，一方面又是上古世界一切主要文化中心间的媒介。”[③]

　　众多的考古发现已经明确的向世人表明了中亚在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是人类最古老的居住区之一，而且也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南土库曼的哲通文化是中亚原始农业文化的典型之一。阿姆河北的克米纳特尔文化则是牲畜家养文化的典型。[④]公元前3000年时，青铜在中亚已经广泛使用，而且从这一时期的遗址中出土的众多马骨表明中亚是世界上最早驯养马的地区。“野马的最早豢养始于中亚，所谓马的文化，即以马供拉拽之用，较后加以乘骑，就是从中亚地区渐传到世界他处去的。因而若干和马有关的事情，如马鞍及较后发明的踏蹬亦起源于中亚”。[⑤]游牧文化和农业文化在这里相得益彰，游牧人和农耕人在这里长期抗衡相争，征战往还，演出了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历史画面。

　　它被称为是亚洲的心脏，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古代丝绸之路必经的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通道和纽带。古代的“丝绸之路”不仅将伊朗、印度、中国、阿拉伯和希腊文明碰撞交汇，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在这里交替更迭，阿尔泰、汉藏、印欧语系各民族在这里交错影响彼此交融，使这里既具有独创的原始文明成果，也有欧洲型、欧亚混合型和东方型文化的内容。东西方文明的成果沉淀在这片土地上，使这里原生的古老文明不断吸纳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各种文化的营养，呈现出充满活力，独具特色的文化魅力。怪不得20世纪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回答日本学者池田大作于1968年在讨论关中国对世界和平发挥作用等问题时向他提出希望自己出生在世界的什么地方时说：“公元一世纪佛教已传入的中国新疆”。[⑥]

　　学术界对于中亚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划分。“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规定，全部或部分属于中亚地区的国家共有七个，既：阿富汗、中国、印度、伊朗、蒙古人民共和国、巴基斯坦和苏联。就中国来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青海省、甘肃省河西走廊、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等地都属于中亚地区范围。中亚是一个纯地理名词。自古以来，中亚即分属于各个不同国家，其中一部分地区是中国的领土，其它地区也和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关系。”[⑦] 这是一个广义“大中亚”的概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在综合了各国学者对“大中亚”范围的见解，在发起编写的《中亚文明史》中所规定的中亚地区就包括：蒙古高原、河西走廊、青海、新疆，阿姆河、锡尔河流域，哈萨克草原南部，伊朗东北部，阿富汗北部，以及巴基斯坦西北部。[⑧] 前苏联解体之后，学术界通常使用狭义的“小中亚”概念，既把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五个国家所占据的地域称为中亚。在这里，中亚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概念。

　　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多民族长期相互交融的现实，丝绸之路各民族的文化和文学上呈现出彼此交融影响又各具本民族特色的五彩纷呈的局面。就突厥语诸民族的文学而言，越是早期文学越呈现出民族边界的模糊性，而随着民族属性和民族认同逐步清晰化，从近代开始才出现了比较清晰的分界线。15世纪之前的很多突厥语文学家及其经典著作直到今天还经常出现民族属性难以确定的尴尬局面。因此，为了表述的方便，同时也考虑到新疆和中亚跨界民族文学具有渊源关系的现实，本文将在全球化的“一路一带”思维框架下，纯粹从学术的角度把新疆各民族和中亚跨界民族的文学纳入到一个整体中加以审视和探讨。

　　历史上，丝绸之路在世界范围的文化、观念和艺术品的传播交流方面扮演了重要的中间角色。中国的丝绸在罗马出售，而罗马的黄金则输出到西北印度和中亚。与商业的交流相平行，文化交流的内容也极为丰富。希腊罗马艺术的影响在丝绸之路上随处可见。佛教从印度沿丝绸之路传到中国。贵霜众神由前琐罗亚斯德教、琐罗亚斯德教(又称拜火教或祆教)、希腊-罗马以及印度教和佛教神话中的神祗所组成。[⑨]公元6世纪，突厥在漠北的勃兴以及不断地向西迁徙，公元7-8世纪阿拉波帝国的兴起和进入中亚也给中亚的历史和文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公元552年(西魏废帝元年壬申，北齐天宝三年，梁大宝三年)伊利可汗称汗建国，开创了突厥历史的新纪元。[⑩] 公元583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中亚逐处于西突厥汗国的统治之下。公元651年，唐帝国击破西突厥，在中亚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唐帝国在中亚实行羁縻府州制，任命当地各族首领担任行政长官，唐帝国并不过问其贡赋版籍，但当地统治者需向唐帝国称臣纳贡、遣子入侍。[11] 从那时起，先前操突厥语的各个部族开始大量在中亚定居，形成了目前居住中亚的各民族的基本格局。7世纪末，阿拉伯帝国兴起。它灭波斯、进攻并占据了中亚。阿拉伯帝国统治时期，中亚各突厥语民族被迫放弃原先所信仰的原始的萨满教、佛教和祆教而改信伊斯兰教。此后，伊斯兰教便逐渐成为新疆和中亚地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各突厥语民族与当地民族逐步在宗教、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融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突厥语族伊斯兰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长时间的融合渗透，伊斯兰教虽然最终成了在中亚各民族中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但是它对中亚各民族意识形态以及生活习俗的影响有现有后，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萨满教巫术和巫医术在中亚游牧民和半游牧民及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中有着较为广泛的传播，用萨满教的特定方式表达情感、丧葬祭祀以及宗教仪式，古老部落民众以及小手工业者的神灵崇拜体系，对于萨满和部落首领的崇拜，最初的部落神等都成为中亚各民族宗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12]。吉尔吉斯(柯尔克孜)、哈萨克、卡拉卡勒帕克等中亚的一些主要民族在进行农业生产的同时一直保持着自己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逐水草流动的草原游牧生活方式使他们相对于其他民族在接受伊斯兰教方面要晚一些，直到今天还保持着明显的萨满教文化特征。

　　古代新疆及中亚在城镇建设方面也曾是非常有名的。位于新疆的龟兹、喀什，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撒马尔罕、布哈拉，位于吉尔吉斯境内的巴拉撒衮、碎叶等曾经都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举世闻名的城镇。撒马尔罕在14-15世纪帖木尔帝国建立时曾一度成为中亚地区艺术文化的中心。被誉为中亚“小麦加”的布哈拉城曾于公元10世纪成为萨曼王朝的首都，是中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其建立不完于公元1世纪。

　　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是生活在新疆及沿丝绸之路的中亚西亚各国各地区的各民族所使用的语言。操突厥语族的主要是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吉尔吉斯语)、乌孜别克语(乌兹别克语)、土耳其语、塔塔尔语(鞑靼语)、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诺盖语、楚瓦什语、巴什基尔语、雅库特语、卡拉勒勒帕克语、图佤语、哈卡斯语、阿尔泰语、卡拉伊姆语等近30种，是中亚地区绝大多数民族使用的语言。突厥语族民族的文学是新疆及中亚各民族文学的主体。由于语言的关联性以及长期受到阿拉伯、波斯文化的影响，突厥语系各民族的文学除了彼此之间相互交融渗透之外还与周边的波斯、阿拉伯语族各民族的文学发生联系，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以柯尔克孜(吉尔吉斯)、哈萨克等为主的草原游牧文化和以维吾尔、乌孜别克(乌兹别克)为主的农业定居文化是新疆及中亚地区文化所呈现的突出特征。

　　公元7世纪中叶，中亚地区遭到阿拉伯入侵，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较量，最终被征服。经过一段时间伊斯兰教的洗礼，中亚的古老文化逐渐变成伊斯兰文化的一部分而彰显于世。而这时正是阿拉伯的阿拨斯王朝时期，因此中亚的伊斯兰文化同阿拨斯王朝时期的阿拉伯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在阿拉伯人的统治下，阿拉伯语既是中亚的宗教语言，也是官方语言。中亚的贵族尽力学习阿拉伯语，学者们都用阿拉伯文撰写各种科学著作或从事写作。在9至11世纪时期，穆斯林世界用阿拉伯文写作的很多著名学者都生长在中亚。[13]

　　二.古典文学成就

　　中亚文化一直被学界认为是伊斯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受到阿拉伯、波斯文化影响，古代很多突厥语民族背景的中亚学者都是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进行写作。值得重视的是，用阿拉伯语进行写作的中亚学者在阿拉伯学术界所占的比重很大。比如出生在锡尔河畔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进行广泛释译，被誉为“东方的亚里士多德”，同时创作出《科学的起源》、《政治经济学》、《音乐大全》、《论理智》、《哲学问题》等名著的哲学家、音乐家法拉比(公元870-950)[14];出生在布哈拉附近，一生致力于医学、天文学、数学、逻辑学、物理学和神学研究，游走于波斯及中亚各地，著有《知识论》、《医典》(5卷)等划时代巨著，其著作成为当时全欧洲医生们的教科书和行医指南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伊本·森纳(公元980-1037)[15];著有《兀鲁伯天文表》，并在1428年负责建成当时世界上最先进天文仪器并编制出恒星表、行星运行表的天文学家穆罕默德·塔拉加伊·兀鲁伯(1394-1449)等。其中，法拉比堪称是9-10世纪中亚地区突厥语民族文化历史上的思想巨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和和著名的文学家。他的足迹踏遍中亚、西亚等突厥语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精通阿拉伯语，因此其大部分著作均用阿拉伯语写成。据统计他一生撰写了近300部著作，其中最主要的著作有《社会现象学》，《科学系统论》，《亚里士多德著作释义》，《哲学问题》，《论诗歌艺术规律》等。他不仅是把希腊文明系统介绍到东方的第一人。通过他的注释、翻译，人们更加充分地认识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美学，东西方文化交流得以融合，相得益彰。法拉比不仅自己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同时他在诗学理论方面的建树亦影响深远。

　　除此之外，中亚地区还出现了出生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古代巴拉撒衮城，于11世纪创作出著名的《福乐智慧》的尤素甫·巴拉撒衮(尤素甫·哈斯·哈吉甫)以及与他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出生在喀什疏附县，编撰出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突厥语词典《突厥语大辞典》的著名学者麻赫穆德·喀什噶尔等。突厥语诸民族的文学包括自古以口头形式流传的民间文学和近现代以来迅猛发展，在世界现当代文学版图上占据重要位置的作家文学两个部分。在古代突厥语文学中《福乐智慧》和《突厥语大辞典》无疑是影响整个中亚地区突厥语文学的古代书面文献。它们的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成为研究中亚地区各突厥语民族文化、历史、哲学、宗教等方面的重要著作。“《福乐智慧》是突厥语书面文学中最著名的鸿篇巨制之一，是突厥语诸民族文化的一座高峰。将《福乐智慧》翻译成各民族语文，从各方面进行全面的研究，对深入认识当今乌兹别克、哈萨克、维吾尔、土库曼、吉尔吉斯、卡拉卡勒帕克等突厥语民族和中亚以及哈萨克斯坦文化的发展进程，对研究这些民族古老的稻的—伦理、美学特性，以及历史和艺术、科学，都具有直接的意义。”[16] 《福乐智慧》的故事情节生动而简约，全诗通过四个象征性人物，“日出”、“月圆”、“贤明”、“觉醒”，的相识、共事、辩论、亡故等经历，道出了人的责任和义务，在抽象的对白与论说中，把人们关注的人生、价值观，以及对今生来世的不同观点展示给读者，涵盖了十分丰富的内容。

　　成书于11世纪的《突厥语大辞典》是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突厥语词典，共收录突厥语词7500条。全书共分三卷，两个部分，638页。第一部分是长篇序言，论述了地点编撰的起因，词条的编排体例，文字结构，突厥语诸部的地理分布等。第二部分突厥语词条以及用阿拉伯文对这些词语的注释。正像编撰者麻赫穆德·喀什噶尔在绪论中所言：“我将此书用名言、韵文、寓言、诗歌、英雄史诗和散文片断加以修饰，并按字母顺序专门列出。”[17]他在编撰词典时，大量地以引用了自己亲自调查的语言学资料以及书面文学、民间口头文学的资料。其中收录的诗歌有277首，谚语达216条，除此之外还有史诗、民歌、神话等民间文学资料。流传下来的手抄本8卷，现存土耳其国家图书馆。抄本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发现，后来整理出版了印影本、铅印本和土耳其文译本。现已有乌兹别克文、英文、俄文、德文等多种译本。我国学者于1981-1984年翻译出版了现代维吾尔文版三卷本，2002年出版了全书的汉译本。《词典》所收录的丰富资料，不仅对研究突厥语民族语言重要价值，而且对研究突厥语诸民族的宗教、历史、文学、地理、民俗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18]

　　此后，在新疆及中亚丝绸之路上的突厥语族各民族开始出现文学繁荣发展的局面。主要代表性作家和作品主要有霍加·艾合买提·亚萨维(12世纪)的《警言集》。这部著作虽然伊斯兰教的神学理念，但是其中不乏对当时达官贵人，宗教僧侣等上层统治集团奢靡生活的无情揭露和批判以及对劳动阶层的同情，堪称是哲理名言的集大成之作，对后世具有强大的警示作用。艾合买提·玉格乃克(12至13世纪之交)及其《真理的入门》。作品主要是对当时的社会动乱，道德沦丧给予了强烈的谴责和揭露，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生活，完美人生的呼唤与追求。花剌子米(13至14世纪)的《爱情篇》是中亚地区书面文学中的第一部爱情题材的长篇叙事诗。通过男女双方的10封爱情诗歌，以强烈的书情调歌颂了现实生活中真挚的爱情。那斯鲁丁·布尔汉尼丁·拉勃胡兹(13至14世纪)的《先知的故事》共计72章，包括关于世界和人类的起源神话，关于先知、圣人及其弟子们的故事，关于民族起源、年历月季传说等三个方面的内容，是察合台语的神话传说文类之名著。此后还应该提及的文学家及作品还有穆罕默德·阿敏·赫尔克提(1634-1724)及其《爱情与劳动》，《古姆纳穆诗集》，《喀什噶尔》;穆罕默德·埃布·萨拉依(18世纪)和他的传世之作《花儿与百灵》;穆罕默德·萨迪克·翟黎里(1674-1759)及其《周游记》，《传说》等诗作。[19]

　　在这一时期的丝绸之路文学版图上还有两个不容回避的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阿里舍尔·纳沃依(1442-1501)，另一个是咱西鲁丁·穆罕默德·巴布尔(1483-1630)。他们的作品应该说是当时中亚察合台文学的典范。15至16世纪的文学家阿里舍尔·纳沃依毫无疑问是这一时期的第一位文学大师。他们以其《四卷诗集》(又名《精意宝卷》)《五卷诗集(海米赛)》著称世界，尤其以后者最为驰名，影响深远。《五卷诗集》由《正直的惊愕》、《帕尔哈提与西林》、《莱丽与麦吉农》、《七星图》、《伊斯坎德尔城堡》等5部独立的长篇叙事诗构成，是中亚突厥语民族文学的经典。除此之外，阿里舍尔·纳沃依还有《诗的真谛》、《两种语言的争辩》、《鸟语》、《韵律准绳》、《情之所钟》作品流传后世。巴布尔12岁时取得了费尔干纳王位。他从河中故地被驱赶出去之后失去了费尔干纳和撒马尔罕，但是他最终为自己创建了一个帝国。1504年成为喀布尔的国王，接着于1526年又在印度缔造了莫卧儿帝国。巴布尔你把自己的冒险经历和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成就了一部真正的自传体作品《巴布尔回忆录》。这部作品抛开当时流星雨中亚的语修辞规范，辞藻华丽的波斯文学文风，用朴素、自然的纯正文风营造出了察合台自传体文学的一代文风。巴布尔的诗歌也堪称察合台诗歌的典范。[20]

　　十九世纪以来，新疆及中亚地区也出现了具有世界影响的数位文学大师。维吾尔族诗人萨迪克(1725-1850)的《和卓传》及其大量的抒情诗;凯兰代尔(19世纪)的《凯兰代尔诗集》;祖胡尔的《祖胡尔诗集》;尼扎里(1776-1851)的《帕尔哈德与西林》，《莱丽与麦吉农》，《麦赫宗与古丽尼沙》，《热碧雅与赛丁》，《解脱与粮食》;孜雅依(18-19世纪)的《忧伤与训言》，《麦斯武德与地里阿拉》，《瓦穆克与乌兹拉》，《四个托钵僧》;艾里毕(1802-1862)的《艾里毕之书》，《拜赫然木与迪里阿拉姆》;毛拉毕拉勒(19世纪)的《格则勒诗集》以及《长帽子玉素普汗》，《纳兹古姆》等长诗;萨迪尔·帕勒万(19世纪)和翟杰里(1856-1925)的诗歌等都堪称是那个时代维吾尔文学的标志性作品。1845年出生于哈萨克斯坦青格斯山区的阿拜·库南巴耶夫不但是哈萨克族杰出的民间歌手“阿肯”，而且是近代哈萨克族的启蒙诗人、教育家、思想家和音乐家。他留存在世的作品总共有诗歌250首，长篇叙事诗3部、哲理散文“阿克利亚”45篇以及大量的音乐作品。他作品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在哈萨克近代文学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主要通过具有深刻思想内容和艺术魅力的诗篇，唤醒了自己沉睡的民族，振奋了民族精神，为创建哈萨克诗歌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新的诗歌形式。此外，他还翻译介绍普希金、莱蒙托夫、克雷洛夫等19世纪俄罗斯文学俄罗斯文学，是哈萨克历史上文学作品翻译和再创造的典范。[21]

　　除此之外，18世纪的哈萨克诗人哈布尔·吉绕(1693-1787)、塔提哈拉(19世纪)、阔铁西(1745-1818)和马哈姆别特·吾铁慕斯(1804-1846)，柯尔克孜(吉尔吉斯)诗人卡勒古勒(1785-1855)、阿热斯坦别克(1824-1878)和毛勒朵·克里奇(1875-1917)，乌兹别克诗人穆尼思(卒于1852年)，卡拉卡勒帕克诗人阿吉尼亚孜(1824-1878)、博尔达和(1827-1900)等也都是这一时期重要的诗人。从这一点我们也不难看出，一直到20世纪，诗歌一直都占据着中亚和新疆各民族文学毫不动摇的统治地位。

　　三.现代文学的交流

　　“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22] 20世纪初，随着国内“五四”运动掀起的“科学”、“民主”思想以及十月革命以后前苏联多民族社会主义文学的影响，与我国多民族文学一样，新疆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先决的社会历史因素，各民族的作家诗人们在20世纪上半叶开始掀起了学习前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高潮，甚至在创作中模仿其中的代表性作家和诗人们也是不争的事实。这种状况至今还在延续(文革前后时期除外)。前苏联俄罗斯文学的优秀传统通过民族文字的翻译在新疆各民族之中传播，跨界民族中出现的前苏联著名作家诗人们的作品更是直接地受到新疆各民族文学的追捧和效仿。这种影响首先是通过前苏联出版的母语文学的大量涌入，其次是通过很多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年轻人纷纷前往前苏联求学而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仅就当时前往前苏联学习，后来成为新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学领军人物的作家而言，维吾尔族作家兼政治家赛福鼎·艾则孜、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阿布都哈里克·维乌尔、黎·木塔里甫、维吾尔族当代小说的奠基者祖农·卡迪尔等，中国哈萨克族新民族主义文学的开拓者和代表性人物，爱国诗人唐加里克、阿合特·乌鲁穆吉、努尔塔扎·夏利根拜、克孜尔·阿米尔别克、艾斯卡尔·塔塔乃、尼合迈特·孟贾尼等，柯尔克孜族语言学家，当代书面文学的奠基人阿布德卡阿德尔·托合托诺夫等都曾先后前往塔什干、阿拉木图、喀山等地的高等院校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教育和前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熏陶，回到新疆之后都成了代表各自民族的新疆多民族文学的标杆式人物。

　　纵观新疆多民族文学与中亚前苏联文学交融互动，20世纪中亚文学的代表性人物，如吉尔吉斯诗人克托古勒·萨特勒甘诺夫(1864-1933)、阿勒库勒·奥斯曼诺夫(1915-1950 )、阿勒·托孔巴耶夫(1904-1988)和作家图果勒拜·斯迪克别科夫(1921-1997)、钦吉斯·艾特玛托夫(1928-2008)，乌兹别克作家阿依别克(1905-1968)、古里亚姆(1903-1966)，哈萨克族作家和诗人萨坎·塞弗林(1894-1936)、撒比特·姆卡诺夫(1900-1973)、穆赫塔尔·阿乌埃佐夫(1897-1961)等对我国新疆的柯尔克孜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等各民族作家诗人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吉尔吉斯作家钦吉斯·艾特玛托夫的小说作品在文学的受欢迎程度以及对各民族文学创作的启发性方面讲，直到今天依然具有其不可替代的影响力。

　　哈萨克作家穆赫塔尔·阿乌埃佐夫在哈萨克斯坦被称为是“阿拜第二”。如果说19世纪哈萨克诗歌的巅峰是阿拜，那么20世纪哈萨克文学的顶点便是穆赫塔尔·阿乌埃佐夫。他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是哈萨克族现代戏剧创作的开拓者。他所创作的《电闪雷鸣》(1934年)、《阿依曼和乔勒潘》(1934年)、《苹果园中》(1936年)、《阔步兰德》(1945年)等都是哈萨克戏剧的经典作品，在前苏联曾产生广泛影响。他的小说创作也是现代哈萨克文学的一笔宝贵财富，其巅峰之作为长篇小说《阿拜之路》。这是哈萨克族现代文学中第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小说，曾于1949年(第一部)和1959年为作者赢得苏联国家将和列宁奖，并曾被翻译成全世界70多种文字，发行至世界100多个国家，成了世界传记小说的经典。值得注意的是，阿乌埃佐夫不仅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大量地吸收和运用了民间文学资源，而且对民间文学还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他所撰写的有关柯尔克孜族《玛纳斯》史诗的研究论文至今被人们津津乐道。

　　2008年驾鹤仙逝的吉尔吉斯斯坦著名作家钦吉斯·艾特马托夫更可以说是20世纪下半叶从中亚草原冉冉升起的一颗文学巨星。他在自己的创作中吸收吉尔吉斯(柯尔克孜)民间文化的丰富营养和史诗般的宏观思维视角，给当代世界文学注入了独特而神奇的中亚文化因素，是前苏联文坛上赢得世界声誉的文学大师。他在自己的作品中灵活而充分地运用吉尔吉斯神话传说和民歌，作品主人公的思想在现实生活和充满幻想的神话世界中穿梭，尖锐的现实生活矛盾和动人的神话在作品中相互交融，给人以艺术享受和启迪。在前苏联作家中，他是唯一一个先后三次获得苏联国家奖的作家。1958年以中篇小说《查密莉雅》一炮打响，走上了前苏联文学的最高殿堂。小说被法国作家路易·阿拉贡誉为是“一部描写爱情的空前杰作”。1963年，《查密莉雅》、《我那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骆驼眼》、《第一位老师》结集成《草原和群山的故事》出版并获得当年列宁奖。中篇小说《永别了，古里萨雷》获得1968年苏联国家将。1977年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剧本《白轮船》获得苏联国家奖。长篇小说《一日长于百年》于1983年获得苏联国家奖。除了上述大量的获奖作品之外，作家的其他重要作品还有中篇小说《花狗崖》、《早来的仙鹤》、《雪地圣母》、《成吉思汗的白云》以及长篇小说《断头台》、《卡桑德拉的印记》和《高山崩塌》等。他的作品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渗透着人道主义精神，表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和人性美的特征。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世纪90年代的统计他是当今世界上拥有读者最多的作家之一。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其作品被译成世界170多种文字，总发行量超过5700万册。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多次获得世界各国的多种文学奖、哲学奖，并于1983年被推选为设在巴黎的欧洲科学、艺术、文学院院士。

　　他们对于新疆各民族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被誉为“维吾尔当代小说奠基人”的祖农·哈迪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他从小就喜欢阅读高尔基、契诃夫、穆赫塔尔·阿乌埃佐夫等文学大师的作品，并且在创作上也深受他们的影响。生活在20世纪下半叶的阿不都热依木·乌铁库尔、克尤穆·图尔迪、阿不都热合曼·卡哈尔、库尔班·巴拉提等很多知名的维吾尔族作家和诗人们也都指出在自己的创作当中不同程度的接受了俄罗斯—苏联文学的启发合和引导。尤其是20世纪末的20多年里，在维吾尔文学中掀起了一股“艾特玛托夫热”。艾特玛托夫作品中的“人与自然”、“人性探索”、“宇宙思维”、“文化反思”等思想深深地感染了许多维吾尔中青年作家，由此而出现了维吾尔文学、哈萨克、柯尔克孜族中“回归自然”、“保护自然”、“文化反思”为主题的大量作品。从维吾尔作家祖尔东·萨比尔的《塔里木河不能倒流》，穆罕默德·巴格拉西的《瘸腿的鹿》，托乎提·阿尤甫的《狼母》，艾合坦木·吾买尔的《生蛆对的涝坝》，亚森江·萨迪克的《沙漠》，艾则孜·萨乌提的《狼崽蓝眼》;哈萨克作家苏丹·张波拉托夫的《猎娇昆弥》，朱马拜·比拉勒的《少妇》、《山顶上的事情》;柯尔克孜族作家热斯别克·奥罕的《大象的眼泪》，阿曼图尔·阿布德热苏乐的《青鬃狼的后裔》等都可以看到艾特玛托夫的影子。

　　当然，进入21世纪的新疆各民族文学已经逐渐进入了自己的成熟期，出自各民族作家诗人之手的优秀作品也已经得到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的读者的欢迎，大量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中亚各国文字出版，随着改革开放的形势不断深入，中国新疆各民族文学和中亚各国文学的交流已经进入了全方位，大面积发展的时代，我们期待这随着“一路一带”政策的不断推进，沿丝绸之路各国各民族的文学交流必将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时代。

　　[①]本文是2013年度国家社科金重大招标项目“柯尔克孜族百科全书《玛纳斯》综合研究(13&ZD144)”的阶段性成果。

　　[②]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③] [美]W.M.麦高文《中亚古国史》，张巽译，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页。

　　[④] 马大正 冯锡时主编，《中亚五国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2月版，第4页。

　　[⑤] [美]W.M.麦高文《中亚古国史》，张巽译，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页。

　　[⑥] 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364页， 1985年。

　　[⑦] 马大正 冯锡时主编，《中亚五国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2月版，第3页。

　　[⑧] 《中亚文明史》第一 第二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2年1月版。

　　[⑨]《中亚文明史》，第二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2年1月版，第2页。

　　[⑩] 薛宗正 《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2年4月版，第86页。

　　[11] 马大正 冯锡时主编，《中亚五国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2月版，第5页。

　　[12] H.札巴罗夫 G.德列斯维扬斯卡娅， 高永久 张宏莉译，《中亚宗教概述》，兰州大学出版社，兰州，2002年，第37页。

　　[13] 王治来 《中亚通史》，古代卷(下)，新疆人民出版社，乌鲁木齐，2004年2月版，第35页。

　　[14] 全名为：穆罕默德·伊本-达尔汗·埃布-纳赛尔·法拉比。

　　[15] 全名为：阿布·阿里·伊本·森纳。

　　[16] [前苏联]阿.耶戈乌巴耶夫：《哲人的芳名和学者的著作流传千古—哈萨克文<福乐智慧>哈萨克文译本序言》，夏里甫汗译，转引自《<福乐智慧>研究译文选》(一)，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18页。

　　[17] 麻赫穆德·喀什噶尔：《突厥语大辞典》，校仲彝等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3页。

　　[18] 参见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突厥语大辞典>与突厥语民族英雄史诗》，载阿地里·居玛吐尔地：《口头传统与英雄史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

　　[19] 参见阿布都克里木·热合曼主编：《维吾尔文学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09-428页。

　　[20] 参见《中亚文明史》，第5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6年，第607页。

　　[21] 见哈拜：《哈萨克阿肯》， 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郑振东：《阿拜—哈萨克草原上的北极星》，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阿拜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等。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54-355页。

　　(原载四川大学《中外文化与文论》，第3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