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出现在第十四届“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民族文学创作笔会上，令每个在场的“三少”民族作家心头为之一震。开笔会那天，因为有太多的会务缠身，身在热闹人群中的我一直是局促不安的。这样的心情让我无心去细细地体会那些细节。这些天，我常常会在电脑上看会议的照片，一天看上好几次。沉淀了许久之后，那感动我的场面，开始一一浮现。

　　笔会报到的那天，我把刚下车的乌热尔图主席送到宾馆的房间后就转身离开了。我还没走远，正在等电梯的时候，看见他出现在走廊上，喊服务员为他找连接电脑网络的插口。我返回去一看，他已经急匆匆把笔记本电脑打开了。我原以为一进门就先把电脑打开的习惯，只有像我这样常年生活在网络上的年轻人才会有。再以后，我几次到他的房间，都发现他没有闲着，电脑周围总是放着一些资料备用。他显然是一个有着良好学习习惯的人，从未把自己封闭在狭小的空间，他与外界保持着畅通的联系，他的渊博和眼界就来源于此吧。

　　采风的时候，我们在大自然中行走，他的眼中闪出热情而愉快的光芒，但这热情也是温和而收敛的，这快乐也是沉静而单纯的。一瞬间，在他的眼晴里我看到了那个丛林中的鄂温克男孩儿。

　　笔会安排在江畔的莫力达瓦宾馆，午休时，他和原任莫旗文联主席那顺宝像小伙伴儿一样，一起跑到江边游泳去了。我偶然间听达斡尔族女作家阿凤调侃地说，那顺宝小时候总欺负乌热尔图，让他回家拿好吃的。乌热尔图上中学时就离开了莫力达瓦，那应该是他童年的事了。有一天早餐的时候，那顺宝坐在乌热尔图旁边开着玩笑，我居然还听出了一些“欺负”他的意思，他也不太吱声儿，只是“呵呵”地笑几声，看起来平和而敦厚。这应该就是他们之间从小就习惯了的互动模式吧。

　　之前，乌热尔图对于我只是一个沉默的学者，一位来自久远时空的作家。我知道他有着一半儿的达斡尔血统，出生在莫力达瓦，是一位自幼受到达斡尔、鄂温克、汉族文化较多影响的鄂温克族作家。他是我的长辈，也是我的领导。在认识他的两年时间里，我难得有和他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也就没有留下太多深刻的印象。自从在这个金色的秋天在莫力达瓦听了他讲的一节课以后，我便常常想起他，想起他的两次语涩。

　　讲课的时候，他对大家谈起了一位研究鄂温克历史的学者，一位逝去的故人。谈到他是如何追寻着这位老人的足迹，从文学的殿堂进入到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领域。当他谈起老人的猝然离去时，忽然屏住了呼吸，低下眼皮拿起水杯，紧紧地抓着水杯的把儿，没有移动，又放下。当他再抬起眼睛看着大家时，却欲言又止。其实他并没有说什么，但传达出来的情感，已经让我和许多人喉头哽咽。他沉默的时候，忧伤已经蚀入骨髓，这一瞬间，他像一位老人，一位鄂温克族老人在无声地哭泣，那眼神是凄凉的。过了许久，他的眼神才渐渐又恢复到那特有的辽远。

　　他说，一位鄂温克族老猎人曾对他说：“我原来用的是别日弹克，毛主席给我们发的是7962。现在我没有枪了，我多想我的枪啊!”本来在轻松述说的乌热尔图，笑容忽然僵住了，立即垂下眼帘，低着头沉默片刻，拿起水杯，连咽下了几口，才又环视全场，稳了稳情绪，又开始了陈述。这些天，我和一些作家再次谈起他的两次语塞，我们还是会泪眼婆娑。

　　开幕式那天，我一直为自己在发言的时候动了感情而羞愧不安。在乌热尔图也语塞了之后，我才释然。动感情其实并不是让人羞愧的事，至情至真的境界永远是美好的。

　　其实，就算是因为会议的原因让我如此近距离接触了他，但我感到，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也许永远无法走进他的世界。这次，我在近处看清楚了他。他的眼神像鹰一样的锐利而机警，总是深深地盯着一点，似乎是看着什么，大部分的时候却又并不明确，眼眸闪动之间，聚拢了光芒，却并不会闪烁。而那光芒又因为忧患而深藏不露，那是一双猎人的眼睛。他在16岁的时候流落到敖鲁古雅，成为了一位真正的猎人，这样的经历让他成为一个纯粹的鄂温克人，为他打通了一条与先辈对话的秘密通道。

　　他不论身处何地，总是自在地坐在一处，也许他是坐在会场的中心，也许人们都在盯着他、围着他，他却有能力在众人的眼光下让自己成为角落，他像坐在角落里一样内省，是那样恬淡。他几乎不会说一句多余的话，更没有一点多余的表情。他从不渲染什么，他那样冷静地去陈述，像是自言自语一样毫不矫情;那样固执地守护，这样深沉而内化的心灵，令人仰望。

　　人们说文如其人，他的品格吸引着我，让我在“三少”笔会后的两个月里，不间断地搜寻与他有关的文字。

　　从1981年到1983年，他分别以《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岔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连续获得三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之后他的小说创作从《小说三题》《你让我顺水飘流》，到封笔之作《丛林幽幽》，达到了更加深刻而悠远的境界。作为20世纪80年代为数不多的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乌热尔图毫无疑问是“三少”民族文学的一面旗帜。

　　一位评论家以“无法言说的圣洁”来形容乌热尔图的创作。只有精神的圣洁才能让我们感动，并为之落泪，“在大多数作家都退出精神世界层面，为了写完一篇小说而去雕琢小说，失去内心一些更有意义的追求时，乌热尔图的作品无疑给日渐庸俗化的文学写作留下宝贵的注脚”。

　　“你的面前是起伏的山岭，你的头顶是人类共有的苍穹。你同所有的人生活在这样一个广阔的背景下：你时刻保持自己的声音，自己的思索，回答来自苍穹和旷野的呼唤。”这段话摘自1989年出版的《中国作家百人传》中记述的乌热尔图的文学主张。有力地道出了这位有着民族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的作家的思考和开阔的眼界。

　　我把那篇之前就看过的文化随笔《声音的替代》找出来，贴到了我的博客上。又找到了他在同时期创作的《弱势群体的写作》悉心地阅读。在这两篇具有世界眼光的文本中，分别以美国社会的印第安人和黑人群体为摹本，从外民族的人们对另一个民族自以为客观的记叙，却往往让这个民族的人们感到陌生而疏离，乃至愤怒这一普遍的现象，引发了“声音的阐释权”这一主题。对这样的“替代”，少数民族的文人选择了集体沉默，在这样失语的状态下，乌热尔图发出的声音震撼着我们的心灵。

　　在《敖鲁古雅祭》中，他将使鹿鄂温克的生产、生活阐述成是“适应了自然环境而存在的一种生活方式”。把这样的生存方式看成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的边缘部分”。其论述摆脱了用机械的“社会进步阶梯论”来剖析从事狩猎生产的鄂温克社会的错误方式。在他的叙述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使鹿鄂温克人的森林狩猎文化传统，被无法躲避的外力撕成了碎片”的事实。乌热尔图对这一社会形态客观公正的论断和对这一社会进程的客观记述，证明了只有在一个民族“自我阐释”的基础上，才能产生真正公平公正的表达。他不拘泥于任何一种形式，全身心地把自己奉献给了他的民族，我始终认为，他的高尚就体现在这一点，他的成就也体现在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