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 王平凡】1921年出生，陕西省扶风县人。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后在延安陕北公学学习，解放战争期间任第一野战军司令部指导员、团政治处主任。1950年赴中央马列学院学习。1955年至1964年，任文学研究所党总支书记、办公室主任。1964年后，任外国文学研究所党总支书记、副所长。1977年至1980年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1983年任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党组书记、所长。1985年离休。兼有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理事长等职。

　　■重要提示

　　■因为俞平伯先生刚受到全国性的批判，有的人不同意把他定为一级，何其芳反复说明做了工作。

　　■文学所党组织经过学习讨论，一致认为文学队伍是好的，没有一个人认为钱钟书“思想反动”。

　　■轰轰烈烈的大批判运动到了俞先生所在的文学研究所，相对来说还是锐减了许多。

　　◎口述者 王平凡 ◎整理者 王素蓉



　　■何其芳主持评职称
　　是否“一人说了算”

　　王平凡老人曾经长期担任文学所党组织的负责人，对文学所建所以后的整个工作过程比较了解。笔者闲时多次和王平凡老人长聊，老人说了不少文学所旧事。前些天王平凡老人告诉我，最近看到李文先生的一篇文章，又一次提到何其芳评职称事，其中一些提法让人觉得不妥。

　　王平凡老人追忆了当年的工作情景：

　　《学者要勤于写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年3月17日第12版，作者李文）是一篇好文章，我作为一个学科组织工作者，很受启发。但文中提到何其芳主持评职称“一人说了算”，这种说法使我感到不安。作者说：“钱钟书当时四十出头，评职称时著作只有《谈艺录》，何其芳认为他够一级研究员的条件，于是就给他定了一级研究员。”“当年，何其芳在评职称的事上为何‘敢’一个人说了算？这当然因为他是一个令人信服的学术权威。”这种说法，已在学术界引起关注。

　　我又想到，2007年5月23日文艺理论家陈涌给我来信，信中说：“前些天从《报刊文摘》看到一则有关过去文学所评职称的叙述，尽管是好意，但说何其芳一个人说了算，大家都没意见，这简直是胡编……”他从报上剪下来（《简单的公正何其芳主持评职称》作者吕微）贴附信后给我。陈涌同志当年任现代文学组组长、学术委员、党总支成员，他参加了评职称全过程。他希望我能排除顾虑，实事求是地介绍文学所评职称的情况及其他重要问题。我当时有病，未能如愿，感到抱歉。现就文学所评职称问题，作简要叙述。

　　1956年是我国学术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1月14日-20日，党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报告。他强调要在政治上、生活上关心知识分子，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调整工资，修改制定合理的升级制度，以及学位学衔、荣誉称号、发明创造和优秀著作奖励等制度。

　　会议结束不久，中央政治局于2月24日举行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这些文件传达后，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为了贯彻中央关于知识分子会议的精神，中国科学院发出关于实行晋升职称、升级制度的通知。评定职称、升级标准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政治标准，主要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另一条是学术著作，即在本学科中的成绩和贡献。由此文学所开始评定职称，当时由所长郑振铎主持会议，副所长何其芳向全所作了传达，学术委员会作了认真讨论。会后，在郑振铎、何其芳两位所长领导下，由毛星和我按照通知的要求作具体准备，组织部分学术委员阅读科研人员论著，了解中科院某些研究所、北大、清华等单位与我所学术相当的评定职称、级别情况，在此基础上，拟定名单，并向所领导作汇报。

　　我们根据两位所长的意见，修改了内部定的名单。一级研究员3名：钱钟书、俞平伯、何其芳（何将自己改为二级）；二级研究员9名：孙楷第、余冠英、王伯祥、卞之琳、罗大冈、李健吾、潘家洵、缪朗山、陈涌；三级研究员5名：力扬、杨季康（杨绛）、罗念生、毛星（原定为二级，毛坚持改为三级）、贾芝等。

　　当时充分发扬学术民主，三番五次，调查来调查去，最后和本人见面。在讨论时，对钱钟书定一级研究员，没有争论，一次就通过了。评俞平伯一级研究员，就难一些。因为当时刚批过《<红楼梦>研究》，大家火气很大，要给俞先生定为二级研究员。据陈涌回忆说：“何其芳在会上公开表示，把俞先生评为二级，给我评为一级，我是他的学生，而且都在一个所，老师是二级，学生是一级，这是不行的。当时他说这话起了一定作用。何其芳比较冷静，这给我印象很深。俞先生定一级研究员本来也是应该的，当时我还很年轻，已经评为二级了。俞先生如跟我一样，不是太滑稽了吗？祖宗三代呀，他应该是我的祖父辈的。所以，这个问题不清楚是不行的。”

　　名单初步确定后，召开学术委员会讨论。有的学术委员不同意俞平伯定为一级，因他刚受到全国性的批判。后经何其芳反复说明，并报中宣部批准，才定为一级。

　　这次评职称主要根据论著评定的，著名翻译家杨绛、罗念生、吴晓铃、贾芝等职称略低，大都因为论文少，吴晓铃选注《西厢记》，并协助郑先生主编《古本戏曲丛刊》，不算科研成果。贾芝从事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和研究，也不算科研成果，被评为研究三级，而只能算作副研究员，直到“文革”后才定为研究员。

　　当时评定职称的对象，大部分是从北大、清华等中、外文系调来的，其中有不少是郑先生的老朋友；何其芳从有关部门调来一批长期从事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人员。对每个研究人员的评定，是充分听取学术委员会讨论后的结果。所党组织特别尊重郑振铎所长的意见，绝不是何其芳个人说了算。

　　当年文学所评定职称充分体现了学术民主作风，这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 钱钟书有“历史问题”
　　为什么还定为一级研究员？

　　吴学昭著《听杨绛谈往事》中，多次提到文学研究所领导认为钱钟书有“历史问题”，但为什么还给他定一级研究员？这引起了一些读者疑惑不解。为此，笔者特向王平凡老人作了访谈，下面是谈话摘要。

　　问：《听杨绛谈往事》（以下简称《往事》）中谈钱钟书“历史问题”，你知道吗？

　　答：《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4期）刊登了《钱钟书与清华“间谍案”》一文。有关领导也向我做过调查，我根据所了解的情况作了回答。《往事》中增添了不少所谓“新”的事实。这些事实我用不着一一去谈，我只就我了解的情况作些说明。

　　我是1955年调到文学所，从事党的组织工作。为了更好地为科研工作服务，我必须了解研究所的全面情况，特别是科研人员的思想情况。何其芳在给我介绍科研人员情况时，给我印象很深的是，谈钱钟书、杨绛夫妇的情况，说钱钟书在解放前，受郑振铎先生影响，从事进步文艺活动，参加编辑《美国文学丛书》，并参加了郑振铎、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等活动。1948年12月，国民党政府宣布迁逃台湾。郑先生听说台湾大学聘请钱钟书、杨绛夫妇教书，他赶紧给他俩写信，劝他俩留在内地等待解放。据钱先生说，他俩原打定主意不走，得到郑先生的信更加坚定下来。1949年上海解放，他谢绝了英国某大学之聘，及香港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职位，举家迁往北京，就任母校清华外文系教授。“他俩是爱国的高级知识分子。”这是何其芳的肺腑之言。

　　我曾听到所里、北大对钱钟书的“历史问题”有所议论，要求何其芳能具体给我谈一下。他回答说，钱钟书先生调到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参加翻译工作时，是经过中宣部严格审查过。党对钱先生是了解的，信任的。何其芳对知识分子工作十分重视，一再要求我们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做到在政治上信任，生活上关心，在工作上充分发挥作用。

　　问：你看过钱钟书的档案吗？

　　答：当时，高级知识分子档案由中宣部管理，所里没有他们的人事档案。我在文学所工作多年，从未看过钱钟书的档案。

　　问：1956年，高等教育部为准备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编写了一份《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重点分析的就是两种类型的“中间分子”和“反动分子”。作为“中间分子”，点了北大教授王瑶、傅鹰的名，并描述了他们复杂的历史和摇摆的思想状态。作为“一般政治历史复杂并一贯散布反动言论的反动教授”，特别列举了钱钟书的各种“反动言论”。这份材料表明，党内一些部门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判断仍然有相当的保留。我想知道，对于《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文学所领导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

　　答：要回答这个问题，涉及到体制问题。

　　文学所于1953年2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决定正式成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建的国家第一个文学研究专业机构。任命郑振铎为所长、何其芳为副所长，附设在北京大学。周扬同志和北大领导商量决定：北大负责文学所办公、宿舍、工资，及一般党团组织生活。文学所的方针任务、科研规划、高级知识分子的管理由中宣部负责。文学所党组由中宣部批准，何其芳任组长。北大和文学所这种关系说明，文学所和北大在实际工作中，不是领导关系。高级知识分子的评定职称、人事档案等，都由中宣部管理。1956年文学所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直到“文革”前，都是如此。因此，何其芳认为钱钟书的历史没有向北大组织谈的必要。我刚到文学所，何其芳就对我讲，中宣部对钱钟书是了解的。至于《调查材料》中那些问题，是否征求过何其芳或其他同志的意见，直到1956年我们贯彻中央关于知识分子会议精神时都没听说过。

　　1956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会，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央政治局于2月24日举行会议，作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所党组织和党支部学习中央文件时，大家结合文学所科研队伍实际，作了具体分析，一致认为文学队伍是好的，没有一个人认为钱钟书“思想反动”。

　　为了贯彻中央关于知识分子会议的精神，中国科学院发出关于实行晋升职称，升级制度通知。由郑振铎、何其芳两领导提名，经学术委员会讨论，一致同意定钱钟书为一级研究员。这对钱钟书“历史问题”的种种议论，我想是最好的回答。

　　文化大革命后，钱钟书的历史问题，经过内查外调，并与本人核实，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

　　何其芳同志为文学所树立了好的学风，鼓励大家实事求是，认真做学问。他对老专家充分信任和尊重，妥善安排工作，而且在生活上热忱关心。特别在历次运动中，保护了广大科研人员。对俞平伯、钱钟书等先生的保护和信任，就是最生动的事实。

2009年7月18日王平凡（左）与评论家陈涌交谈

　　■ 俞平伯先生“三十年绝口不谈《红楼梦》”
　　　此说不符事实

　　1954年，全国开展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这在文学所是一件大事。对这场运动，王平凡老人这样回忆道：

　　俞平伯是文学所古代文学组研究员。他在20年代出版的《红楼梦辨》是和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齐名的“新红学”的代表作。1952年修订易名为《<红楼梦>研究》，由棠棣出版社出版。1953年3月，他在《新建设》上《<红楼梦>简论》一文，受到李希凡、蓝翎的批评。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发出一封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在信中一开头就说：“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权威作家的观点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从他支持两位青年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评文章开始，又领导发动了一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广泛批判。这次批判提出的问题，不仅是如何评价和研究《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而且是要从哲学、文学、史学、社会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对五四运动以后有影响的一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系统地清理和批判。

　　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很复杂的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容易产生简单化和片面性的偏差，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难以展开争论。在全国开展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问题时，调子越来越高，已经有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斗争，并促使其尖锐化的倾向。有的报刊上已出现了乱扣帽子的情况，基本上否定了俞先生新中国成立后在“红学”研究中的进步因素和积极意义。

　　文学所如何对待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问题，这是所内外都极为关注的问题。

　　郑振铎所长对这场批判运动，颇感意外。俞先生是他的老友，是他请俞先生到文学所工作的；进所后，又是他请俞先生继续研究《红楼梦》的。俞先生如果有错误，自己也有责任。他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时，表示要正确对待。不久，他率团访问印尼、缅甸去了。他相信其芳同志会领导好这场学术思想批判运动的。

　　其芳同志组织全所科研人员学习毛主席关于《红楼梦》问题的信。在11月初一次发言时说：最近所揭露出来的文艺界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错误思想，在我身上也是存在的。毛主席及时给我们敲了警钟，使我们从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平共居、安之若素的麻木状态中觉醒起来。这对我们教育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他要求全所正确地开展批评，从中学到一些东西，汲取一些经验教训，来改进我们的工作。

　　全所批判会，从11月25日至12月17日，共开过六次。其芳同志坚持发扬学术民主，要求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及有关著作进行全面分析，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方法开展讨论。在会上，也一再请俞平伯先生发表自己的意见。

　　在全国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期间，俞先生仍然受到全所同志的尊敬和所领导的关心，他继续进行校勘《红楼梦》的工作。

　　记得近年来，有位作家在其著作中详细地记录当时批判红学运动的前前后后，其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这些批判，很难说是学术方式，无异于给了老知识分子们一个当头棒喝，使他们在学术研究上不得不畏首畏尾，生怕同政治错误沾边。在《红楼梦》研究上颇有建树的俞平伯先生，从此以后，三十年绝口不谈《红楼梦》。”

　　这场来势汹涌的批判运动，无疑给俞平伯先生造成的心理压力及内心苦闷是可想而知的，但说俞先生“三十年绝口不谈《红楼梦》”，这恐怕不是事实。据我所知，轰轰烈烈的运动到了当时俞老先生所在的文学研究所，相对来说还是锐减了许多。这与郑振铎、何其芳等有关领导的关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56年3月，刘少奇在家里召见周扬等人，指示“对作家要注意宗派主义、关门主义，运动当中反了就赶紧团结。”两个月后，陆定一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公开为俞平伯赔礼道歉，还指责批评俞平伯的一些文章，“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语调也过分激烈了一些。”随后，俞平伯相继发表了考证一类文章若干篇。1958年初，俞平伯校订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大量出版。篇首是俞平伯写的序言，何其芳为之修改润色。要知道，这要负载着多大的重压？

　　1961年《文艺报》登了俞平伯的文章《古为今用》，据说当时《文艺报》负责人兴高采烈地说：“俞平伯这个名字在《文艺报》上出现，就是一个胜利。”1963年，在何其芳的关注下，《文学评论》发表了俞平伯的《<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还值得注意的是，何其芳在这一时期还发表了一篇自称是“写议论文字以来准备最久，也写得最长的一篇”——《论<红楼梦>》的文章。

　　另外，据当年中央党校文艺理论专业班副组长王继武告诉我：1962年至1964年，周扬、林默涵、何其芳等商定，在中央党校办文艺理论专业班，邀请当时文艺界许多专家学者来授课，俞平伯是其中之一。俞老授课的内容是：如何欣赏宋词的问题，如对李清照的《声声慢》一词分析，讲到作品巧妙地用铺叙手法和叠字运用，吐露女词人的哀愁，充满了颓丧以至绝望的情绪。对其艺术特色作深入细致地分析，深受学员们欢迎。俞老当堂吟诵起“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那沉浸之势，至今历历在目……

八十年代初文学所同事在云南合影，左起毛星、王平凡、严平、陈荒煤、何洛

　　谈及文学所的往事，与文学所、外文所共同经历五十多年风风雨雨的王平凡老人感叹到：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些可敬、可亲，甚至很有个性的大师、学者们一个个已离我们远去，今天真的很怀念他们……

　　■本版供图/王素蓉

　　征稿

　　近些年来，民间撰写回忆录的人士越来越多，写自己写亲友朴实感人，从侧面反映了共和国峥嵘起伏、变化发展的岁月痕迹。我们想征集一部分民间个人史的专题文稿，字数以五六千字为宜，期盼赐寄。投稿信箱为chenguohua@yne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