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资深的文学期刊编辑，程永新是晚近四十年当代文学的亲历者与见证者，所以他对各类思潮、流派、现象、文本谙熟于胸。但这种知识性和体验性的积累，对于评论也许有用，对于创作可能并无太大裨益：一方面他必须要去抵抗模仿既有题材、技法与风格的诱惑，那毕竟是一条便捷的道路；另一方面当长久地浸润在某种文学场域之中，他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所接触的对象只是广阔生活的局部，需要突破它们所构织成的网络，如果对这个网络的狭隘性不自知，其局限性则将构成一种难以摆脱的牢笼，很容易蒙蔽张望现实的眼睛，窒息开阔的胸襟和创造力。上述两方面都会让写作悬浮起来，让写作者陷入到可能蒙羞的危险境地，所以当程永新拿出小说集《若只初见》的时候，不免要让人有点担心。

　　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因为他太熟悉创作的现场了，你不知道他会不会在杂花生树的文学丛林中目迷五色。金庸《天龙八部》里有位广撒英雄帖围剿萧峰的薛神医，医道如神，受人敬仰，他以治病与人交换武功，学了各种博杂的精妙绝招，但武功终究稀松平常，因为他并没有融会贯通，化为自己从整体上驾驭的能力。事实上有很多从事职业文学编辑的作家，他们的水准参差不齐，优秀者固然各有各的出色，蹩脚者则往往很像薛神医，懂得很多技法，可以娴熟操练文字，并且知道如何在意识形态上投机，但未必能写出令人惊艳的作品，最大的可能在于他们会被某种带有时代性的惯常思维和美学观念所左右，从而熟极而油。不过，《若只初见》中的五篇作品倒是确实出乎我的意料。

　　同题作品《若只初见》情节漫漶地讲述了“我”和几个朋友的经历，主要集中在情感经历上。虽然一开始就介绍了女主角青青的名字，但是相信没有任何读者会记住，人们只会记得她的特征“女王”。 “我”因为对女王的迷恋，而经历了她种种自私的要求而无理的折磨，多似乎对她有了一些认识：“女王在情感方面让我思考很多之前不会思考的问题，从某种角度说，是女王教会我如何换位观察世俗与禁忌的关系，如何真实地面对自己。”但这与女王本身的人格与行为并无关系，只是跟一个自反的“我”有关。因而，许多年以后，当我与朋友在网上交流这段往事时，总结说：“抛开伦理，换一个角度看，也许女王是人类探索自身命运的殉道者，我从她身上反观到自己的狭隘、偏执和局限。每个人充其量是一条小河，女王有可能天生就是大海，吐纳天地间，辽远而广阔，幽深而丰饶。”这无疑将她拔高了，有意思的是，朋友对此发了一个不置可否的微笑表情。

　　就世俗规范与道德常理而言，女王无疑是一个极度自我中心的人物，缺乏对他人的基本共情和同理心，以至于某些时候显示出偏执狂式的精神症状。从美序良俗的角度来说，这几乎是一个反社会人格，“我”几乎是被她毫无顾忌利用的工具人。文学是否需要对某种社会风俗与道德负责，在不同的立场上会有势同水火的看法。反道德论者一般以倾向于自由主义的论调鄙视陈旧的日常俗套，而彰显那些惊世骇俗的出格言行中潜藏的可能性与创新性，尤其是当某种离经叛道被赋予了革命的意涵之后，甚至还能焕发出辞旧迎新的魅力。相比之下，道德主义者的面目则容易被污名化和歪曲为保守、陈腐的象征，因为它不自然，背离了人的基本原欲。尽管古往今来绝大多数伟大作品骨子里都是道德保守主义的——道德与秩序凸显出文明社会成立的基础，那些作品中如果有类似反道德的角色，更多凸显出的是人的生命力所在。必须要指出，这两者本身都有其合理性，我并不是要区分它们的价值，而是罗列出其类型差异。就《若只初见》而言，女王的行为丝毫没有显示出反叛某种既有道德，毋宁说在她的世界中是剥离了这一层面的，她更像是一个凭恃并遵循本能生活的人。这让她在日常世界中成为一个另类，反倒具有了某种令人着迷的独特性，也是“我”念念不忘的原因。但我觉得程永新的这个作品并非讲述某个独特女人的行状，因为她只是“我”所经历的悠长人生与丰富生活中的一个片断。如同女王让“我”一直难以理解一样，那些突如其来的人生转折和不成连贯的生活遭遇也是“我”不可索解的。一起参加笔会的女教师为何在远嫁日本前与我春宵一度，大卫的妻子在七年之痒后抛夫别子遁入空门……这些无缘无故的事情既无来由又无征兆，或者即便有，也是当事人所无法察觉和无从了解的。程永新让人、世界与日常生活成为一个没有答案的谜语。

　　《风的行状》则直接讲述了一个迷案，但它并不是一个常规的悬疑小说，虽然小说开头颇有惊悚意味。大学毕业生米林到图书馆报到，在“一扇黑漆漆的大铁门”后，“越过高墙后密匝匝的树叶缝隙，米林看到一幢古老典雅的建筑物掩映其间，默默伺伏着，像一个莫测高深的存在。他摁响铁门旁的门铃，不一会儿，铁门上打开一扇小窗，露出一张狭小的脸”，而“那张脸让他觉得有些恐怖”。然后，程永新用了当下小说很少见的大段篇幅对图书馆的院子、雕塑和建筑结构进行了详细描写，院深似海，隐隐有一种不详而怪诞的氛围，让盛夏之中的这一幕显得有些阴森诡异。这个开头不由令人想起《呼啸山庄》的某些片段，但是旋即小说又展开了另一副以都一敏母女日常生活叙事展开的面孔，彷佛在浪漫惊悚小说的进程中突然穿插进了伤痕与反思，以及新写实主义的散淡与琐碎。很快我们就发现，米林的身世也颇为离奇曲折，而他对图书馆院中位置不正的雕像的探查又与一段历史往事关联在一起。这种情节与风格的杂糅感形成了文本自己的风格，时而一切如常，时而乖张破碎，与错综绞缠在一起的情节一样，构成了一个个难以理清的谜团。那个无法言语乖戾暴躁的看门老头，似乎成为了谜团的隐喻，历史与真相失语了，并且无从追问，人们面对的只是暴烈的现实：机缘巧合之下，都一敏女儿的男朋友陈大志与同乡同样猜度院中雕像的秘密，进而在试图寻宝过程中杀死了都一敏。

　　如果用一个俗套的词，《风的形状》的情节与结构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从总体上来说，这确实是一个惊悚的故事，但它又不是单一的故事，所有的线索其实都引而未发，当读者以为小说会顺着米林的探秘走下去时，它转到了都一敏的无妄之灾。都一敏的故事隐隐约约有着以《人啊，人！》出名的作家戴厚英的本事，但是程永新没有回到人道主义或人性的讨论，而是让历史与现实的非理性以突如其来的方式给予人重重一击，就像米林头上挨的一下。身世未曾查明，谜底没有揭晓，但是在重击中恢复过来的人也只是继续生活下去而已。“事情要重来一次，他还是不知道在什么节点可以去阻止悲剧的发生”，当接受自己认知的有限性之后，世界忽然变得明媚起来。也许生活本身就如同风，它本没有形状，简单与纯粹反倒具有治愈作用，就像米林年轻的同事月亮那样，她才是“风的主宰”。

　　如果说《若只初见》有种“生活流”的味道，《风的形状》颇具悬疑要素，《青城山记》则转到了武侠类型，尽管这只是一个中篇，但无论从情节线索的复杂性、故事时间与空间跨度还是众多人物的性格形象上来说，都是长篇的格局。乍看之下，这是以明代为背景的武侠题材作品，起于忠良之后丰子随母亲的逃亡之旅，被青城山道长搭救后，丰子在道观习武成长，其后修炼长生术的吴道士被征召进朝廷受宠，丰子也受举荐为将，平定东山湖叛乱，进剿倭寇。与这个主线交织的是丰子对于父亲被陷害致死原因的困惑，仇家之子正是他平叛剿乱过程中的监军，涉及到政治斗争时他也无力对抗。尽管到后来真相已经查出，此时仇家却又去世了，丰子也不堪政局和战争的纷扰假死隐逸。事实上，当我试图概括这个故事的时候，显然已经丢失了很多旁逸斜出而不可理喻的内容，比如吴道士对动物的恐惧、以及他与丰子母亲之间的偷情之类，就像是一簇未经修葺整饬的杂草，棼扰杂驳，难以理清。

　　也正是在这种婺乱之中，显示出《青城山记》的反套路——它并没有试图给予漫长岁月中各个人物一幅清晰的命运图谱。它似乎延续了武侠小说中常见的复仇原型母题，但这个母题其实早在余华的《鲜血梅花》中已经被解构了，而程永新也同样没有聚焦于复仇；它又如同一个成长叙事，但并没有聚焦于从身体到精神的阈限式跨越；它时而有江湖的绚烂斗技，却又夹杂了貌似写实的战争与官场。从江湖豪气到官场机心，从西南深山到沿海战场，每次情节的发展都出乎意料地反窠臼，而人物的性格与形象也总是去脸谱化，从而让它成为一个游离在武侠、宫斗、历史和玄幻之间的作品。这一切不是作者有意面对着武侠文学史的写作，而从属于他对世界的认知。小说以近乎神迹的方式结了尾，强化了世界的神秘与随机。

　　或许我们可以称程永新的这些作品带有浓郁的后现代气质，但它们并非解构式的要拆卸某些僵化的意识形态之类，而是如其本然地呈现生活的不可知性。《麻将世界》写的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大学生活，但学习的生涯基本上付诸阙如，反倒是友情、恋爱、跳舞、组乐队、打麻将这些学业之余的琐碎日常。很显然，它浸润着一种“80年代”精神，表面上看去是日常主义的，骨子里却是浪漫主义的。大学生在社会与校园之间游走，其行为与兴趣更多地表现出精神和情感层面的探索，琐碎的经验性内容极为简化，甚至是心理化的。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在形式上别具匠心地采用了麻将牌的结构，内容上却情节琐碎而散乱，只是相关性的叠加：与“麻将”这一充满内在精密逻辑的游戏相比，生活不仅散漫而且是偶然与非理性的，灌注于其中的是一种世俗性观念的弥散。于此种形式与内容的张力之间，我们可以看到先锋小说，甚至是晚生代/新生代的风格。

　　《麻将世界》写到了“我”和几个朋友，这些人的面目和性格并非个性化而是含糊模糊的，毋宁说他们共享了某种超越于日常的天真与浪漫之气。主要的线索以“我”的眼光和经历展开，疑似同性恋的阿克隆与毕森似乎是情节的中心，但所谓的情节并无明确的主线，而是在一种漫不经心的氛围中漫漶于生活点滴，如同墨汁在水中洇染开来。情节的去因果逻辑最为明显地体现于小说的结尾，当阿克隆出国以后，“我”收到两封装在一起寄来的信。一封是阿克隆以前的情人“女排一号”从美国写来的，另一封则是受委托将这封信转来的李芹，据称是女排一号的大学时代好友。有意思的是，李芹的信中并不认为自己和女排一号是好友，甚至对她不乏微词。这两封措辞截然不同的信自然让“我”心生好奇，但是当“我”按照李芹的地址寻找时，发现那个地址并无此人。小说终结于这个震惊性的情节和“我”的困惑之中。

　　较之于发生于记忆与历史中的此前诸篇，《我的清迈，我的邓丽君》是现实题材。小说写阿格、大胖、建国三个中年男人到泰国旅游，入住拉缇兰纳酒店、邓丽君去世前居留过的美萍酒店，去酒吧喝酒唱歌，到双龙寺、松德寺、金三角村庄游玩购物。如同任何普通观光客一样，他们的行为按部就班、平庸乏味，以游客之眼看到的风物人情也没有超出于预期，带有一种限知视角的异域风情感。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在写实般的描写中，夹杂着浓郁的抒情意味，意识流式的回忆与梦幻，揭开了这次旅行的另一个侧面：除了大胖没心没肺地纯粹游玩，建国有着旧梦重温的隐秘渴望，阿格则更是行事神秘。随着情节的展开，关于阿格的身世往事逐渐浮现出来，他的母亲可能患有性亢奋症，当局长的父亲无法忍受而离婚，阿格由哥哥带大，母亲则自杀，哥哥又离奇地失踪了。阿格此次到泰国旅游也有着寻找哥哥的想法。这些情节是由阿格的心理活动呈现出来的，程永新在日常情节剧式的叙述中营造出一种如梦如幻的场景，与邓丽君离奇地死亡一样让人真相莫辨。也就是说，所有关于阿格的家史可能只是一种类似他做到的关于邓丽君死亡的梦一样，本身就是纯出于心理的臆想。虚实相间，让整个旅行带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诡异感。相交多年的老朋友彼此之间并不了解对方，甚至连人物自己也未必理解自己和自己经历的一切。小说结束于一个莫名其妙的细节：阿格留在泰国追查他想象中的哥哥的下落，而他在金三角买的木雕则在遗失后，出现回国的飞机上一个僧侣的背包中，并被建国发现拿回。

　　这样的小说让评价者几乎无从入手，事实上上述五个作品都是这样，我们无法按照任何既有的文学理论和批评贯口对它们进行评析。它们读上去顺理成章，但并不构成情节与主题的单一性，从而也就让理论的套路归于失效。这让我想起金庸《书剑恩仇录》中的一个细节，红花会少舵主陈家洛的师傅天池怪侠袁士霄有一门独创的武功叫“百花错拳”，那是他年轻时遍访海内名家，或学师，或偷拳，或挑斗踢场而观其招，或明抢暗夺而取其谱，将各家拳术几乎学了个全，中年隐居后融通百家，别走蹊径，创出的拳法。这个拳法不但无所不包，其绝妙之处还在于一个“错”字，也就是说每一招都和各派祖传正宗手法相似而实非，一出手对方以为定是某招，举手迎敌之际，才知打来的方位手法完全不同，其精微要旨在于“似是而非，出其不意”。别人看来只以为都打错了，而不知道正是因为全部打错，对方才防不胜防。因为既然是武学高手，见闻必博，所学必精，于诸派武技胸中早有定见，这样一来就不免“百花”易敌，“错”字难当。程永新的这些作品就是一种写作中的“百花错拳”，逼迫你走出思维的舒适区，挑战你的认知和惯习，让你感到惊奇。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文学性”得以浮现。

　　惊奇、震惊、陌生化……这些属于文学理论中经常讨论的审美体验。需要指出的是，《若只初见》中诸篇带来的惊奇感，并不是由于修辞的独特性，而来自于打破日常生活的突兀情节所造成的对于熟视无睹、听而不闻、习以为常的常态的警觉。它们是在常态中的变态，那些变态不从属于因果关系，也不符合叙事逻辑，甚至破绽频出、漏洞百出，但是它们就是生活的组成部分，提醒我们意识到，也许常态只是按照某种认知方式结撰出来的叙述。程永新的叙述就是要还原那种世界的原初状态，枝蔓丛生，难以捉摸，进而迸发出文学本的创造性功能。

　　这种功能或者说文学性就聚焦于认知的当代性上。《若只初见》中的人物没有特别强烈的主观意向性，或者他（她）的明确意愿总会节外生枝，遭遇挫折，总体而言他们对于生活普遍是散淡和随机的态度，至少不由自主地随波逐流。虚虚实实、奇奇怪怪、真真假假、朦朦胧胧的生活，是对明晰清除的因果链条自然而然的放逐，在程永新这里倒也并非虚无主义或者解构式的颠覆，而是将这种态度呈现为一种当代世界观。也即，在时间中行进的当代人，无法认清历史前行的逻辑，并且失去了强行从现实中整合出一套完整逻辑的主体性，因而他们及其他们生活就体现为不含目的的。所以，程永新的这些小说就呈现出一种吊诡的阅读体验：它们在某些情节与人物设置上有些乖张，但是当真正去质疑的时候，却发现它们又具有了某种经验上的可信性。这是一种“后真相”时代的当代性，人与事实之间处于若即若离、似是而非的关系，这自然会带来了漂泊、流动和不确定感（我们会发现程永新的人物都是在不断地在时间、空间和认知的游走之中），取消了稳定与安全感，因而产生出一种惶惑感。

　　当代的这种不确定性，让稳固、秩序和结构清晰的古典世界踪迹全无，当然，后者也许只是短暂的理性建构。如果回顾文学的源流与演变，我们可能会发现，不可理喻的驳杂才是常态与多数。苏童的观察不错，在这些看似每一篇都不同的作品，其实共同讲述了时间与探险。每一篇情节都没有束缚在特定的时空当中，而总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通过自然时间的流逝、记忆与回溯、怀想与梦幻，具体的人与事在其中流淌，那种流淌是肆意的或者说是随意的，没有一个条理分明的走向，也就是说，人物和命运没有被规训，他们都是在时空中探险。于此，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程永新会在“题记”中说：“我在外省各处游荡，与月亮和星星相伴，一次次被旧时的云彩所追赶，迷失在绵绵无尽的梦境之中”。那些梦境般的表述既是日常的，又是超越了常规的，或者说让日常显示出它暧昧、混沌而包容的当代面孔。

原文发表于《小说评论》2022年第3期，注释和参考文献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