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当代中国的乡村叙述与政治、经济、社会变迁密切相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规划中，农民、农村、农业结合为“三位一体”的集体性存在，对于其的叙述有着确定性的目的论与宣传鼓动色彩。伴随着工业发展和体制性城乡二元结构的建立，身份差异、机会平等与福利制度等方面的多重张力关系，影响到“三 农”的文学形象与表述形态。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叙述显示了由市场经济与实用理性所产生的“流动的现代性”而导致的美学不确定性。新世纪的城镇书写、基层乡村微观权力刻画、城市底层文学及非虚构写作呈现出变化了的现实中的多元样貌。乡村振兴不仅体现于政治、经济与社会层面，更体现于文化、精神与价值层面。重新于不确定性语境中追寻新的确定性，是文学叙述以理想的应然世界超克现状的实然世界的尝试。

　　[关键词] 乡村题材；“三农”文学；确定性；目的论

　　引 言

　　关于农村、农民的现代书写，以知识分子敏锐感受到的现代性对乡土中国的冲击为基质，引入了国民性省思与现实主义关切。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伴随“劳工神圣”与“到民间去”的平民意识自觉，乡土文学与感时忧国、新民立人的时代命题相结合，成为现代文学的主流脉络之一，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了以自然人性为宗旨的乡野边民的忆念与想象性书写。前者以鲁迅、许钦文、许杰、台静农为代表，侧重沉郁的现实描摹与批判；后者则以师陀、沈从文、孙犁为代表，侧重明丽的浪漫寓言与象征，两者的共同之处是外部视角，乡土中国及其民众作为客体与对象存在，支撑其叙述的是启蒙现代性话语。

　　从农民角度或者至少是努力贴近“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1］的农民与农村书写，则源于共产党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以及延安文艺观念中对群众和民间文化的提升——农民与农村不仅是对象和题材，而且农民自身也被鼓励及成长为创作主体，更主要的是农民感知、思考与参与自身和世界的群众文艺，成为一种书写的合法性所在。由阮章竞、李季、赵树理延伸到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与人民公社建设书写，农民、农村以及此前并没有广受关注的农业才进入到文学领域之中——“三农”真正意义上作为联系在一起的集体事象，完全浮出历史水面，而在此际的评论与表述这些作家与作品时也采用了与“乡土文学”不同的“农村题材创作”。现代乡土文学中的批判性写实与想象性表现，加上新中国成立后有着明确政治色彩的农村题材创作，构成了当代乡村叙述的三个源流。

　　伴随着不同的历史情境，乡土文学、社会主义农村题材创作、农村改革小说、文化寻根与乡土家族史、打工文学、农民进城与底层写作等，各以其主题与观念的现实感呼应着社会及时代的变迁和召唤，并且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乡村叙述脉络。与那些从审美自律与形式风格层面出发的文学观念不同，乡村叙述的意义与价值主要建立在其对象与主体之上，与“三农”的现实历史处境密切相关，除了作为必备素质的美学要素之外，经济与社会以及它们背后的政治意识形态极为重要。但是，在“新时期”之后，乡村叙述出现了从“三农”的“三位一体”到农村、农业、农民的彼此分离、从未来愿景与召唤式书写到回溯历史的宿命式表达、从集体化的总体性到个体化的人性论的转变，回响的正是文化政治愿景上确定性的显与隐。关于社会主义乡村的明确观念与目标的张扬与退隐，构成了“三农”政治经济变革与文学书写嬗变的理念背景。我倒并不一定认为“介入”现实或勾画蓝图是乡村题材文学的旨归所在，但毫无疑问，不唯在创作观念上，同时在批评方法上，以确定性的显隐作为线索进行考察，是对中国乡村现实真切认知的基础，而在这个基础上也才能加深对乡村题材的创作与生态的理解——它是国家、社会、个体之间交互作用及对这种交互作用想象与实践的结果。

　　一 “三农”的主体与双重确定性

　　与通行的文学史分期略有差异，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乡村叙述嬗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 年到 1985 年，大致是社会主义集体文化的建立到农村改革文学阶段，以农民翻身为起点，高晓声创作高潮的落幕为结束，是较为直接地面对“三农”政策的书写；第二阶段是 1986 年到 2002 年，出现了多样化的书写，体现为诸如乡土文学的回归、乡村文明的寻根（农耕文明之外，也出现了游牧与渔猎文明的题材）、先锋小说借用乡村题材的寓言式表达，以及“打工文学”和农民进城书写等各种驳杂门类。这个阶段整个国家发展方向在“现代化”话语下侧重于工商与市场经济改革，政策方针上“三农”问题不再是国民经济重心；第三阶段是 2003 年直至当下，以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为起点，表现为随着宏观调控及乡土中国向城镇中国转化的底层文学自觉、现实主义回归与非虚构兴起，直至当下的扶贫攻坚、乡村振兴书写，“三农”问题重回国计民生的中心，并且呈现出与综合国力提升相映照的特点：兼业与生计方式多元化、科学技术融入生活、乡村产业结构优化。

　　这种阶段划分是以“三农”问题在国家大政方针中的权重位移为标准，并不具备唯一性，其内部还可以再做细化，但总体而言，20 世纪 50 年代至70 年代，农村题材创作占据通行文学史的主角位置则是确定无疑的。这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进而建立了人民共和的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联。农民作为翻身了的国家主人之一，获得其阶级主体性，在新兴的文化生产场域中属于“新人”的一种；农村的土地改革（1950 — 1953）与合作化运动（1954 — 1956）是国家调整产业结构与生产资料配置、实现农业由小农经济向集体经济转型的举措。这个时间从政策与实践上来说分为两个阶段：土地改革的完成与计划经济的开始，虽然文学并不是现实的直接镜像投射，但因为主导性意识形态的强力推进，使得农村题材写作也遵循了与政治话语同样的语法。在此期间出现的李准《不能走那条路》、赵树理《三里湾》、周立波《山乡巨变》、柳青《创业史》等作品，从观念上是对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观念的回应，从美学上则接续了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暴风骤雨》的现实主义并逐步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目标迈进，它们后来构成了“一体化”时代的“红色经典”。

　　这些作品在后来的“新时期”人性自主与美学自律的话语中，被认为尽管不乏局部的贡献，比如对于民间与传统表述方式的吸收融汇，从而使得现实主义获得中国化的形态，但总体上缺乏恒久而细腻的人性内涵和对于生活多样性的展示，因而是图解政治的传声筒。但是，我们很难套用哈贝马斯所说的“系统”（System）对“生活世界”（Lebenswelt）的侵蚀所引发的现代社会“合法化危机”［2］来解释这个问题。“新时期”话语的事后之见，固然有着对某些简单化的作品（比如浩然《金光大道》第一、二部）所引发的反拨因素，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再阐释时的认知范式发生了从革命向人道主义的变化。要给予这些作品以客观定位，必须回到中国革命的历史现场。革命之于中国“三农”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正如汪晖所概括的中国革命的核心内容是，“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建构农民的阶级主体性，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工农联盟和统一战线，进而为现代中国政治奠定基础……以革命建国为方略，通过对传统政治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改造，将中国建立为一个主权的共和国家，进而为乡土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提供政治保障”［3］。如果没有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农民依然只是缺乏自觉意识的分散个体，就像马克思通过形象的比喻所说的那些装在袋子里各不相属的马铃薯［4］。

　　在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文化中，身在其中的作家与农民同属于“人民”范畴，作家的创作实际上是参与社会主义生活实践的一种方式，而作品的独特性价值恰在于表现出了普遍性与特殊性、集体与个体的合一。也就是说，国家（政府）与社会（民众）之间并非二元对立的，而是同一的。无数此前分散的、原子化的农民融入到社会主义的集体事业之中，确立了宏大的主体性。尽管此种主体带有乌托邦色彩，却是第一次让“三农”登上历史的舞台中央，因而我们很容易在这些作品中感受到乐观积极的情绪与明快生动的风格。那是一种主体意识与尊严感的外显，体现了对于确定性的未来的信念——政党与国家允诺所加持了的信仰与理想，使得对于当下方针与未来道路的信心确切而真实，当发生“两条路线”斗争的时候，毫无疑问，社会主义路线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而这个时候的“三农”书写也确实与现实之间紧密互动，与其说是创作主体响应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召唤，毋宁说是他们主动参与到新文化的建构、宣传与动员之中。

　　然而，这种关于“三农”未来规划的宏大确定性内部还笼罩着另一种具体确定性。在彼时的内外政治环境与经济发展整体趋势之中，要建立建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工业化是必走的道路，然而国内外情境决定了工业化所需要的原始积累无法通过对外获得，只能对内汲取，尤其是从农业中汲取。“三农”就成为宏观计划经济中重要的资本积累方式之一，不久的政策调整逐渐形成了日后影响深远的城乡二元结构。195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出台，居民在城乡之间、大小城市之间的流动受到严格限制。1977 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通知，限制户口从农村向城市、小城市向大城市、大城市向特大城市的迁移，并且提倡反向迁移。户籍壁垒和刚性的社会控制不仅是人们居住地与劳动处所的固化问题，同时牵涉到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粮油供应、就业、社会福利），尤其是统购统销和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因而造成了巨大的城乡差距。也即，政治身份与户籍身份之间发生分裂，尽管同属于政治上平等的公民，却因为户籍差异出现了日益扩大的收入与文化鸿沟：虽然平均主义制度与经济上实行了“去阶层化”，但经济上的平均主义掩盖不了身份上的差别［5］，进而影响到农民的精神状态与尊严感。农民进城被视为“盲目流动”，进而产生了一个后来在 80 年代末广为流传的词语——“盲流”［6］。在这种身份差异中，农民陷入另一种社会流动固化的确定性之中，可见的现状与未来的阴影，消磨了情感与精神上的活力。在政治主体性意义上，“三农”做出的权利让渡和利益奉献可以视为局部利益从属于全局利益的风险与牺牲。

　　双重确定性之间不乏龃龉之处，但文学书写似乎滞后于现实的变迁，因为宏大确定性笼罩了具体确定性，至少由于意识形态的导向，当时的作家很少直接叙述此类问题，对社会主义内部的身份区隔缺乏应对。这种情形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开放初期，才以伤痕与反思的形式出现在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何士光《乡场上》等作品中，部分地显示了翻身后的农民缘何在精神风貌上重回“老中国的儿女”状态的原因。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说，就是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批评中提到的大小仁政之别：“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 ? 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7］或者用经济学家的理性解释：“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初期实行较严格的社会流动限制绝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为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创造条件。假定缺少这些较严格的社会流动限制，那么社会经济状况就难以好转，以后也就不可能采取较宽松的社会流动改革。”［8］“后来历史也证明恰恰是如此堪称严苛的制度与生存方式转型才奠定了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迅速崛起的基础。集体的意义就在于整体性思维，即通过组织化的内部协调和局部牺牲来获得整体的推进，但是理性上的全局统筹很难获得超越个体的理解，或者即便理解了，在情感上也难以认同。” ［9］这也是文学之所以不同于政治、经济的价值所在，它让身经历史变革洪流冲击的个人不再是统计数据与工具化的社会机器，而具有了鲜明的面孔，拥有了真切动人的情感。从更久远的时段来看，周克芹、高晓声等人的现实主义写作不只是提供了我们对于某个时段政治与经济肌理的认知，更是贯通了人们的普遍共情。

　　1978 年 11 月 24 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自发立下了包干保证书，拉开了农村集体经济改革的序幕。基于农业的重重危机，1982 年 1 月1 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此后，政府不断稳固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1958 年开始的“一大二公”人民公社制度到 1984 年终止，从实践到理论上都承认了集体利益当中包含合理的私人利益［10］，从而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农民兼业、农业增收乃至农村经济面貌的改善并没有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身份认同矛盾。这一年路遥发表了《人生》，以乡村精英青年试图跨越身份界限所做的努力与失败，直白地展示出城乡差别问题，引发了广泛而强烈的情感共鸣。《人生》中的“能人”高加林并没有像《创业史》中的“新人”梁生宝一样自信地投入到乡村建设中，而是竭力要摆脱与逃离农村处境与农民身份。这种矛盾隐藏在乡村叙述的内部，其持续性后果日益发酵，即便在改革开放之后也未见改观，即农民有改变职业的自由，却并没有获得改变身份的自由，这是一种“等级身份制”［11］，并且带有代际传递的可能，它与现代社会的契约性质相左，意味着计划经济整体格局有待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文学的改革也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风起云涌，农村题材创作的现实主义取径在现代主义崛起过程中逐渐式微，关于“三农”的书写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而不再只聚焦于响应政策的现实反映上。

　　二 不确定性与城乡互动

　　乡村叙述从 1986 年到 2002 年的内在理念，可以视为双重确定性的瓦解与不确定性的诞生。如果说，前一个阶段的乡村叙述大致还是在国家内部文化的一种自主创造，到了这个时代则因为西方各类文学话语的引入而在观念与技法上都多少融入了国际性的参照与借鉴。这个过程也可以用 1992 年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标识，分为前后两个段落。前一个段落是乡村书写的多样化，后一个段落是社会结构性变革以及流动性所带来的趋向于集中的主题：农民进城、城乡互动。

　　在 1992 年之前，乡村叙述已经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

　　一、乡土文学的回归，汪曾祺《异秉》和《大淖记事》、刘绍棠《蒲柳人家》、孙犁《孙犁小说选》、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等，以所谓“三画四彩”（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和自然色彩、神性色彩、流寓色彩、悲情色彩）［12］构成主要的文体审美特征。它们接续的是废名、师陀、沈从文的现代乡土小说脉络，与赵树理、柳青、浩然那些具有明确意识形态指向性的作品不同，偏向于远离政治的自然风景、风俗民情与日常人性，带有抚慰峻急革命所带来的情感与心理创伤的功能。

　　二、农村改革小说则脱离跟随主旋律的解读与阐发，向历史纵深与空间褶皱深处触及，贾平凹“商州系列”等反映改革波及偏僻乡村生活的中短篇小说以及长篇小说《浮躁》可以作为代表。《浮躁》中的州河与河间生活的人们同样躁动不安，并不局限于商州的具体地域，而成为整体性“文化结构”的象征。贾平凹在《序言之二》中写道：“我再也不可能还要以这种框架来构写我的作品了。换句话说，这种流行的似乎严格的写实方法对我来讲将有些不那么适宜，甚至大有了那么一种束缚。”［13］他道出了一种时代的文学感觉，确实在这个时候现代派逐渐占据新潮文学的主流，形式的变革与观念的变革一体两面，显示了勃然思变的情绪。

　　三、寻根文学中的传统农业文化反思，如韩少功《爸爸爸》、叶伟林《五个女人和一根绳子》、李锐的“吕梁山印象”系列等。与此际日益甚嚣尘上的西化思潮及部分精英对“蓝色文明”的崇拜相对应，本土文化根性的寻求与批判上升到了民族性的焦虑程度。

　　四、一部分以农村为依托体现出对人性的深掘以及象征化处理的先锋小说，如莫言《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苏童的“枫杨树乡系列”等。意识形态崇高客体被转化为关于爱与欲、生命原力与被压抑的人性幽暗角落的展演，乡村及其人物承载的是普遍性的诉求，题材的现实意味淡化，情节故事很大程度上也是去地方化、去时间性的，也即外部具体历史语境不再是根本性的因素。

　　五、边地与少数民族书写，如张承志《黑骏马》、董秀英《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乌热尔图的《琥珀色的篝火》《七叉犄角的公鹿》等，让此前不怎么为人注意的蒙古族、达斡尔族、佤族等及其生息地的农牧渔猎生计与生活方式呈现出来。少数民族题材的土改与合作化故事在“十七年”时期以“共名”的形式表达国家意志与吁求（代表性作品如《新生活的光辉：兄弟民族作家短篇小说合集》），到了“新时期”则由于很多少数民族出身的作家主体意识的树立，而具有了表述自我的欲望，从而丰富了乡村叙述的内容。

　　以上五个方面，只是取其主导倾向，并非界限清晰的划分，很多时候它们彼此之间互相渗透，它们的多样性风貌显示出在前一个阶段乡村叙述所共享的确定性观念分散了。1986 年 9 月 7 日至 12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组织召开了“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主题是“新时期文学观念的变革及其流向”［14］。这个会议固然有总结与展望之意，但是会议上所讨论的“主潮”——无论是人道主义，还是现实主义，或者民族意识——都无法框定此后创作的“流向”。关于“三农”的写作在1985 年之后也确实呈现出与现实乡村变革疏离的趋势，而 1986 年中共中央发布了第五个指导全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一号文件”后就停止了，直到2002 年——这似乎暗示了在“顶层设计”层面对于“三农”问题关注点的转移，也意味着原先“三农”发展确定性路线进入到重新规划与探索状态。

　　“三农”是改革开放的原发地，当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拘泥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时候，农村政策部门已经率先提出改革的“市场取向”。只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促进生产力的同时，其原发的势能也逐渐在消耗，农村市场化改革以后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发生了三次危机：1984 年的粮食难卖，1989 — 1992 年农业主产品难卖，1997 年农林牧副渔所有农产品的全面难卖。第一次危机是农业与农村经济内部调整解决了问题，后两次则有待于国民经济启动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全面调整［15］。这中间最突出的现象是农村与农业的分离及“民工潮”出现。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非农产业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逐年升高，农村与农业已经完全无法等同视之，农村显示出其日益多元的面相，农民也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在兼业方式上，也在身份生成和社会流动中发生变化。如李培林指出的：“农业与非农产业比较收益差距的拉大使农作物种植业几乎成为‘最不经济’的产业，失去了劳动收益的边际弹性；与此同时，城市的发展（特别是服务业、建筑业的兴起）和市民子弟的‘贵族化’（不愿再干脏、苦、累、重工作）以及城乡之间制度化壁垒的松动为农民进城提供了大量的‘机会收益’。民工潮的潮起潮落，都与这两方面的合力的推动有关”［16］。孙立平也有类似观点：农民进城务工，不仅仅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最根本的是“普遍的贫困化使得几乎农村中的每个劳动力都是潜在的流出者，而不管他们是属于剩余的，还是属于非剩余的”［17］。由于流出农民多为农村精英，这造成了社会侵蚀，乡村的退行与城市化的复杂性成为突出的现象。农业与农村的分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农民流动所带来的身份转变，加上城市内部工业的国有制改革造成的工人身份转变，使得城乡互动在现实与文本中都成了最为显豁的主题，新中国初期农民、农村、农业整合为一体的格局让位于此时三者的再度分离。

　　在这种时代背景中出现的历史寓言式写作，如张炜《九月寓言》、陈忠实《白鹿原》，可以视为80 年代文学话语的集大成也是终结之作；而迟子建《白银那》《额尔古纳河右岸》、夏天敏《好大一对羊》这样的现实题材与现实手法的作品，则趋于边地风俗化与理念的抒情与抽象化。除了少数作品，90 年代的乡村叙述是绝缘、静态与景观化的，缺乏对于内部细致的道德习惯、资源结构、权力关系、舆论场域的描写，并以亲属关系、人情往来、欲望与经济理性替代了更为整全的分析，从而使得村庄被化约为原子式的生命挣扎、固态化的生活裂变以及缺乏个性的抽象类型。乡村于是成为一种意象，而不是为民众所共有的具体生活世界。

　　在这个急剧转型的时代，涉及“三农”题材的作品反映的时代主题是“农民进城”——农民已经不再拘囿于农业与农村内部，而向城乡互动乃至城市化进程渗透。农民离开农业与农村，不仅是对于历史定型的自我形象的逃离，更是对新型自我的构想与实践。刘庆邦《神木》《到城里去》、荆永鸣《北京候鸟》等作品表明，此际的农民进城与 80 年代初《人生》中的进城形同实异。高加林是从一种确定性（农民的无望的生活与前景）奔向另一种确定性（城里人丰富而充满可能性的未来），而 90年代在市场经济中的农民工，则是从一种不确定性（分裂重组的农村、农业与农民）奔向另一种不确定性（未知而流动的城市现代性）。在“成为他人”与“做好自己”的移形换位中，是对于不确定性的感知与适应——恰是这种不确定性使得生活尽管充满艰辛、卑微、苦难乃至残酷的境遇，但是他们依然“九月飞蛾”（叶梅的一个中篇小说的篇名）般地奋不顾身。因为不确定性尽管不乏风险，却也暗藏着改变既有身份与处境的活力与潜能，促使他们不断通过努力试图改造自我、改变身份。

　　乡下人进城书写中，一个常见模式是城乡人物在情感上的隔膜以及由此造成的冲突。这种隔膜来自于经济上的差距以及文化上的差异，它们聚合为误解乃至于彼此孤立，沟通无效或者拒绝沟通。如果要给这种隔膜寻找原因，显然不仅是由来已久的身份社会的痼疾，而是城乡二元制度、户籍管理与人口流动刚性僵化等因素的后续影响。当行政主导性的城乡二元结构转化为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时，计划经济时代出台的社会政策和制度并未完全突破，反而随着农民进城而被带到城里来了，在城市内部复制了一种二元体制，即农民工体制：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一城两制、一厂两制、一会（工会）两制、一校两制的不公现象普遍存在。这反过来形成了农民工社会流动的惰性：身份变迁落后于职业变迁，社会地位变迁落后于经济地位变迁，职业的转变不能带来与城市社会的融合，农民工被排斥在城市化进程之外；公民权的变迁出现错位——有着比较自由的就业权，却没有相应的就业保障权、迁移权、教育和培训权、社会管理参与权［18］。因而，很多时候，伴随工业化过程对农村与农业的过度汲取所带来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困，无法归结到进城农民的“素质”之上——这恰恰是很多“精英”的误区。农民工生活方式、意识与习惯的转变，需要漫长时间的潜移默化，这种转化不能仅诉诸个体的自我刷新，更主要的是要有与社会结构、与人员身份转变相适应的深化改革。

　　这种隐形的“农民工体制”或多或少反映在同时代的文学书写之中，但虚构的文体在面对迅捷的现实时往往显得捉襟见肘。乡土中国的地缘与血缘关系尽管在社会结构重组中依然发挥着某种潜在的作用，但古老的共同体本身也在濒于瓦解，即便转换了形态延续下来，却再也无法组织起大规模的合作关系和持久而稳固的社群观念。与此同时，分工合作秩序的重构与扩展，要求有新的信任与合作，其构建过程不仅涉及显性层面的法治建设，更关乎深层的文化认知与情感转换。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道德与伦理的移位与裂变，正是不确定性社会的活力所在。记录与描绘这种不确定性，也是文学参与情感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的建构方式之一。

　　三 追寻新的确定性与乡村振兴

　　“改革之初，受益者除了‘大包干’的农民，还有个体工商户和深圳特区的拓荒者。但是当改革的中心移向城市，受益者就变成了新生的企业家阶层、通过寻租活动迅速富裕起来的政府官员与勉强可以称之为群体的城市中产阶级，而作为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群体——九亿农民，非但不是受益者，还因为增产不增收，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今不如昔’的局面。”［19］这是陈桂棣、春桃在《中国农民调查》“引言”中的一段话。这部轰动一时的报告文学诞生于农村税费改革的背景之下，而税费改革则是因为农业税费问题已经到了无法不解决的时候——此前的 2000 年 3 月 2 日，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给朱镕基总理的信中写“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20］，引起高层领导的密切关注与巨大的舆论影响。就像当初小岗村农民的自发改革一样，21 世纪之初，“三农”问题再一次从下到上成为公共性的重大时代命题。

　　2003 年国务院办公厅以一号文件的形式下发《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21］，这是时隔 16 年后重新将“三农”工作提到政府工作的显要位置。这一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3 月 27 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税费改革在全国推开。2005 年，中共中央开始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2006 年，国务院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专门部署，农业税全面取消［22］。从 2004年至 2021 年，中央政府连续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了“三农”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重中之重”的地位。

　　“三农”问题重回政治经济议题中心，显示出一种追寻新的确定性——一种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努力。如温铁军所指出的，“从中国历次应对危机的经验中，可以清楚看到‘三农’对经济周期波动导致的经济社会系统运行压力的承载和调节功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后，这个作为中国应对历次经济波动的最基本的‘稳定器’和‘调节器’，其内部社会经济结构和外部宏观环境都发生着根本性变化”［23］。即便从冰冷的经济学“涓滴效应”（trickle-down）来说，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成果也需要由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带动后富起来的人，从体制改革初的“分享艰难”走向“分享红利”，从城市的“虹吸”（siphonage）与马太效应转向全民的普遍受惠。从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初心与对于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允诺而言，也需要其他产业通过转移支付或其他方式，回馈为市场经济改革奉献良多的“三农”，以保证全社会的稳定发展：不仅是缓解农村的绝对性贫困与在总体产业机构中失衡的问题，同时，反馈给“三农”的红利也会成为加大“内循环”和作为二次发展的基础。这也延续了 2004 年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趋向”的判断：“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农城乡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24］在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一系列新的确定性的摸索过程中，乡村叙述也陆续出现了城镇书写、基层微观权力刻绘与城市底层文学几类突出现象，以及在 2010 年后非虚构写作的兴起。

　　一、城镇书写。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区别于欧美现代性的特色之处在于它是一种城镇化的形态。1982 年全国城市规划会议，就已经明确提出并实际执行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方针，1998 年中央提出“小城镇，大战略”——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人地矛盾、城乡二元的问题，但城市化道路的观点争论从未停止［25］。中国的复杂性就在于幅员极其辽阔、人口民族构成多样、区位自然地理与人文环境差异大，小城镇之路属于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举措，也催生了新世纪以来尤其是 70 后、80 后作家大量的城镇书写。如田耳的佴城（《天体悬浮》）、路内的戴城（“追随三部曲”）、林森的澄迈小镇（《小镇》）、林培源的潮汕小镇（《小镇生活指南》）。这些“城镇书写”回响着 80 年代初路遥“城乡交叉地带”的声音。较之于源远流长的“乡土中国”传统，城镇中国是一种已经从古老的乡土共同体中剥离出来的生活与文化形态，是一种当代性事物，体现出来的是具有本土特征的时代嬗变。城镇已经不再是乡村或山寨那种联系着农耕、游牧或渔猎生产方式的空间，而是一种新的生产与生活展开的处所。就文化位置而言，城镇置身于国际化的大都市与偏僻落后的乡村之间，是一种时刻生发着变异、不断有人迁徙、永远充满机会和风险的进行时状态。

　　二、基层微观权力刻画。较之于 90 年代乡村题材写作的乏善可陈——新兴的“市民文学”与消费文学占据主导［26］，新世纪以来的乡村叙述则伴随大量乡村子弟通过教育、商贸和务工进入到城市，涌现出许多关于乡土消逝与怀旧的个人化体验，颇能引发集体记忆的广泛共情。但乡村叙述中较为引人注意，或者说体现出与之前作品不一样的经验性内容的，则是对于基层权力关系现状的书写，尤其是在民主选举、基层治理与血缘宗亲、宗法家族残留的张力之间，凸显出现代性观念在基层的曲折运行与各种权力毛细管错综的博弈。此际也正是土地确权、乡村选举、土地流转等问题在农村成为核心问题的时候，法治与德治、共同体与社会交织在一起。20 世纪以来行政村体制的建立，使得行政村日渐成为基层秩序的主要决定者。但如同贺雪峰曾经指出的一个普遍现象：行政村往往只是提供了公共的行政空间，只是一个半熟人社会，自然村才是真正的熟人社会，有着共同的生活空间［27］。行政空间与生活空间的交叉与融合涉及当下乡村社会基本的文化变迁。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刘庆邦的《黄泥地》等，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这方面现象。只是这些作品更多是经验性描摹，显示了情感与理智、观念与事实的冲突［28］，很难提供新鲜的美学创造或思想性的启迪。

　　三、城市底层文学。这是在以市场与消费为主导的文学潮流中出现的新现象，包括农民进城与城市边缘群体两大主题，它背后涉及全面市场经济改革以来文学的后撤问题。如果说直到 80 年代末，文学依然有着强力的乌托邦之维，那么到了 90 年代中后期商品与消费的兴起，一种新型的面目模糊的意识形态崛起：它奉行物质利益至上，强调发展为王，“抹平阶层、地区、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深刻差异……披挂上形形色色的‘现代化’符号；‘市场’、‘世俗化’、‘自由主义’、‘消费时代’，等等”［29］，时代的文化英雄让位于“成功人士”，去政治化的经济学霸权主义排挤了超越性与批判性的精神生产。“中产阶级”美学与市民观念成为文学的主要观念，反向激发了新世纪之后“底层文学”的勃发。以事后的眼光看，“底层文学”对于苦难的呈现与不公的批判，显示了文学的道德担当与正义诉求，但其思想资源延续的是左翼革命话语，未能有效与当下社会变革进行对接，对现实发生影响。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虚构能量的退减：一方面由于中产阶级美学话语依然是主流，使得不符合其观念的内容在传播场域中遭到遮蔽；另一方面，文学固然不一定要与现实发生一一对应的关系，但就乡村题材而言，缺乏现实问题意识的写作是无效的，必然导致创作上的滞后、狭窄与隔膜。

　　四、非虚构的兴起。在 2010 年之后非虚构兴起，其中尤以关注“三农”的作品最为引人注目，如梁鸿《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梁庄十年》，以及更多由农民（工）自我表述的《我叫范雨素》之类作品。伴随着进城农民的经济与文化生活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愈加凸显，他们需要获得自己的命名。基于写作方式与形态的变化，社会工作者与社会学家的一些作品也作为非虚构写作被论列，如吕途的《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和《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顾玉玲的《回家》［30］。“新工人”的命名体现出文学回馈社会现实的尝试与努力，但知识分子式书写之中，“新工人”往往是“迷失”在城乡之间的存在，浸润着“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式的悲情［31］，这一点反倒与务工人员的“城市建设者”的自我认定发生了背离，并且依然沿用了城乡二元的结构预设，而这种预设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至少已经部分失效了：城乡一体化的统筹在更广泛的层面展开，进了城的农民身份与社会态度也呈现出分化。这个时候的文学生态也面临着一个表述之变，即现代文学以来启蒙式的作者神话不得不做出调整，因为曾经作为被表述对象的农民获得了自主表述的权力，迫使作者放弃“创造”的幻觉，部分让渡主导书写的权力，加入到行动者中来，作为一个有限度同时也是自我启蒙的个体，来应对现实中的变革。

　　进入新时代以来，乡村题材创作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敦促着对于乡村的再认识以及美学的再创造。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设定为总要求。这是在综合国力提高、城市化水平显著增长的情形下，政策上反哺“三农”的行动。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脱贫攻坚。脱贫攻坚的工作可以追溯到 1986 年 “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的成立，以及 1988年“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建立。但取得突破性进展还是在晚近几年，在这一期间涌现了诸如赵德发《经山海》、关仁山《金谷银山》、舒飞廉《云梦出草记》、袁凌《世界》、蔡家园《松塆纪事》、纪红建《乡村国是》、王宏甲《塘约道路》、彭学明《人间正是艳阳天：湖南湘西十八洞的故事》、哲贵《金乡》等作品，出现了一种与自下而上的非虚构写作相并行的由上而下的主旋律写作的趋势。当“共同理想”与“共同利益”饱受质疑的时候，确立了乡村振兴、综合农业发展、提升农民获得感与幸福感、全面奔向小康社会的共同奋斗的总体目标，并以这种蓝图来规划与扶持相应的写作，可以视为一种文学上确定性目标的重新树立。

　　结 语

　　前文论述中，我尽量避免陷入具体作家、文本与现象的分析之中，而竭力将当代中国乡村叙述的演变与政治、经济、社会的变革联结为一个整体性生态演进系统。这并不是机械地将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而是将两者视为相互作用的有机组成。只有激活这一一度被庸俗化的文学社会学维度，才有可能对当代乡村叙述的表象、功能与意义做出具有理论意义的概括——尽管这种初步的概括可能粗陋而不乏漏洞，但唯有进行尝试，才会在辩难与质询中获得更清晰的认知。“新时期”以来所形成的文学话语以其强大的惯性使得文学与政治的疏离成为一道令人难以跨越的鸿沟，但任何一种书写却又难以摆脱其政治无意识，用确定性的显隐来梳理乡村叙述时，是重申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当文学以确定性的面目出现时，意味着“理念先行”的自信，而这正是启蒙现代性和共产党观念中文化领导权的显现——“理念先行”当然需要与“概念先行”做出区别 ，前者是以理想与应然的态度整饬现状与实然，而后者只是其机械化与庸俗化。但是，如同前文所描述的，80 年代中期之后，全球范围内的确定性都面临“终结”的命运，现代性自身成为一种“液态”的存在。社会学家鲍曼（Zygmunt Bauman）归纳过这种不确定性的现状：现代性从“固态”走向“流动”，权力与政治的亲密关系松懈，民族—国家的权威在收缩，长期性计划与行动日渐崩溃，环境变化多端，个体则承受着由政府或社会机构卸载下来的风险。他做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比喻：现代以前人类对于世界的态度类似于“自然”无为的猎场看守人；现代世界观和实践则如同着意安排秩序的园丁，这是一种有着确定性的乌托邦理念；但是现在我们则身处于不确定性时代，人人都被鼓励成为消费主义的个性化“猎人”，而这是一种没有终点的乌托邦，无法对生命提供意义，而陷入一系列自我关注的追求之中［32］。当文学也陷入不确定性中时，那它就只能成为某种现状与实然的反射物，丧失了作为一种想象性反身力量的存在意义，当下大量的模式化的写作已经显露出类似的危机——对于确定性的追寻才是文学“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意义所在。

　　2020 年 7 月 15 日，中国作协召开“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这种由文学组织机构召开的会议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文学生产的独有形态，它通过主旨宣扬，显示出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导权的召唤机制，同时试图弥合“新时期”文学话语所割裂了的审美与政治、文学与生活之间的裂缝。城乡互动与一体化进程形成了开放、动态而生机勃勃的乡村现实，强有力地扩展了乡村的经验领域、题材范围与表述空间。乡村振兴带动传统的扬弃、传承与创新，意味着新型乡村主体的发现与创造。当代乡村不再是静止、凝滞、有待发现与改造的空间，而是流动、敞开、主动变革与更新的关系性场域，无论从生活方式、认知感受还是精神结构上，都承载着中西古今一切文化与技术的成果，并且时刻不停、永无止息地在创造着自我与世界。在全面步入小康社会这样一个中国数千年未有的历史性时刻，乡村叙述的开创者鲁迅的话仍然不失其意义：“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33］。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也就存于这种开放、包容、自信与奋斗的实践之中。

本文原载《文学评论》2021年第6期，《新华文摘》2022年第3期全文转载。文中注释从略，请参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