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饶雨亭是云南当代文学创作界被忽视的一位作家。长篇小说《摩兰》是以大学生村官子书为叙述主线，谱写了一曲摩兰山彝族人民的生命赞歌，真实地展示了云南边疆哀牢山的民族自然风景和彝族的生存命运，体现出作家对少数民族独特的价值取向和人文关怀。文学与彝民族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文学的发展得益于作家对民族风景的再现与想象。在全球化语境下，饶雨亭长篇小说《摩兰》正是对当代地方风景文化的修复与建构，从而丰富了地域文学创作的审美内涵。

　　关键词：饶雨亭；《摩兰》；民俗文化；风景；命运

　　新世纪以来，云南民族文学越来越以强劲的创作趋势展露中国当代文坛，各种文体文学创作取得较大的成绩。实质上，与其他地域文学创作不同的是，新世纪云南文学既有紧跟时代步伐进行跨越式创作的趋势，又有不忘记云南各民族地域文化的族群记忆。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多民族历史文化与多民族集体智慧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同时云南美丽的山川水源作为独特的自然风景又激发了作家的创作灵感，这种内在与外在的艺术旨趣共同催生了云南当代民族文学的繁荣与发展。

　　当前，文学创作存在一个最大的误区在于作家对日常生活缺乏真诚的体验与丰富的想象，缺乏对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与感受，从而导致文艺作品缺乏一种生命力和感染力。在全球化时代，由于人们受到市场化的影响，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破碎化、拼凑、组合、快餐式、泛情感的“浅写作”成为当代文坛的一股潮流。奇怪的是，恰恰是缺乏思想深度、艺术特色和教育意义的这类文学作品往往受到读者的欢迎。可以说“浅阅读的盛行孕育了巨大的商机，为文化市场注入一种规模化的需求”。[1]我以为，真正代表时代、地域特色的文艺作品，往往很大部分产生于民间。民间民族生活的丰富性、多样性、多元性足以产生优秀的文艺作品。但是，我们的一些主流作家却远离边缘生活，仅靠大众媒介传播了解地方民俗文化，掌握肤浅的少数民族生活的相关知识，远远是不够的。即使寻找到了艺术创作的突破口，作家依然难以深入到民族的精神内核里面去，也就难以写活民族生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作为栖居云南的大多数本土作家，长期对云南的地方历史文化和现代社会生活有着切身的体验，一种艺术的灵感往往触发他们自觉地去从事本民族文学创作，承担拯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并从骨子里去感受那种悲情体验和民族豪情，既把持住时空关系中地方性和时代性，又捕捉到现代化生活中民众丰富的心灵世界。

　　在当今云南众多的民族作家中，饶雨亭是不能不引起我们重视的一位隐藏在民间的作家。他以诗歌和散文见长，爱好琴棋书画。他的创作接地气，富有灵性、生活性、民族性，地方气息很浓厚。实质上，最令笔者感兴趣的还是来自于他的长篇小说《摩兰》所透视出民族文化的艺术魅力。这部小说显现出丰富的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学和心理学等方面的相关知识。作家花了十多年的心血去精心创作或许不值得注意，但是这部小说渗透出来的彝民族生活风景和人物的生存命运足以令人震撼。“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民族的历史和领土融合在一起，成为一道民族的记忆风景”。[2]小说的叙述事件应该定格在20世纪90年代，这恰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它借一个大学生村官的命运沉浮来挖掘、展示一代人的生存命运，以民间民俗传奇的话语方式揭橥乡村摩兰彝民族现代乡村发展、民族文化记忆、自然风景、情爱故事和生存悲剧，在具象的繁复中熔铸了彝民族的精神力量的同时作出了理性的思考和生存价值的追问，充分展示了彝族先民的民族史、创造史和心灵史。

　　一、风景之发现：展望与再想象风景

　　风景之发现，不仅是地理学和人类学的问题，而且也是图像学和文学的艺术生命之源。著名人类学和历史学教授J·达比在论及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的风景时，认为这一话题一直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因此她从英国民族、身份、性别角度通过追溯风景的文学和艺术的根源，来探讨关于民族美学意义的话语，并以“想象的共同体”为基点探究人类社会内部的本质关系。实质上，风景不仅仅指自然界人文风景本身，而且在此基础上还附有浓厚的文化意义、社会属性，并且“从‘行走’人类学角度考证社会关系如何空间化及空间关系如何社会化的问题，深入探讨在社会分裂、全球经济重构和欧洲整合背景下，徒步如何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建构力量，形塑着个人身份与共同体意识。”[3]一个对风景有独到认识和体悟的作家，在其创作中往往描绘了奇异的人文地域景观，并对地域文化产生个体记忆，以此增强文学艺术表现力和审美力。甚或说，作家对风景的发现与叙述，又是与特定的社会关系、人物情感和民族信仰有着紧密的关联，呈现出作家独特的民族文化记忆与审美经验。

　　文学创作与地域风景有着紧密的关联，这是不容置疑的。但这又让我想起了文学与风景隐含的另一层意义，这不能不从柄谷行人这里谈起。他对风景有独特的认识，试从风景的视角来观察日本的“现代文学”起源，明确指出所谓的风景与以往被指称为名胜古迹、自然山水的风景有着本质的区别，“毋宁说这指的是从前人们没有看到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没有勇气去看的风景”。[4]在柄谷行人的想象世界中，风景不仅是指内在的发现，还指外在的显现，具有宽泛的意义。这里又不由得回到饶雨亭这部长篇小说上来。饶雨亭对风景的发现，主要体现在对彝民族地域风貌、自然景观、人的生存命运的发掘和展示方面。可以说这部小说更为精彩的是作家对自然风景的发现。当然作家把主要精力用在自然风景的描述方面，不单是为了这种风景的独特表现，而是从风景的描绘中去把握彝民族人民生存的精神世界。

　　饶雨亭在小说的开篇就以大学生村官的视角来叙述一个没有传说的地方——摩兰。作家借助村官的视角把整个摩兰的自然风景、地理位置以及人物关系作了全面地叙述。“摩兰村委会就在这几个村中间的那条细长的山梁上，被层层梯田和麦地包围着。值得一提的是村委会呈直角的屋子再过去五六步有个大池塘，长满水草，一红碧绿，山里人给它起了个诗化的名字——草海塘。”[5]这段文字描述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揭示了摩兰人的人居环境，地理坐标，另一方面展示出了自然风光的奇异风貌，可从中挖掘彝民族丰厚的日常生活。作者以村官的视角不断去追问村委会领导关于摩兰古老的传说，但是每一次问及，都没有得到理想的回答，反而是那些风景优美的自然山水陶冶了村官孤独的心灵，很快让他融入到这种天然的具有原始风味的彝族村民纯朴的生活中，继而体味到青春的浪漫与人生的酸苦。

　　要让这种原始的自然风景真正成为活的艺术，小说叙述无疑是最好的表达途径之一。哀牢山的自然风景是异常丰富而充满诱惑力的。滇南莽莽群山，沟壑纵横，积淀了丰厚的历史风景，以一幅幅生动的风景画向世人传达出彝民族的心声，隐藏着彝族人民的现代思考。毫无疑问，“风景作为一种媒介不仅是为了表达价值，也是为了表达意义，为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最根本的，是为了人类与非人类事物之间的交流。”[6]作者将熟悉的事与物融入到自然风景中，不仅是对自然风景的书写，更表现出作者既想追溯那些逝去的时光，又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摩兰”这个不为人知的秘史。摩兰山虽不是饶雨亭的故乡，但他对摩兰有着浓厚的感情。作者描写摩兰的风景，对山中人们的日常琐事、男女情爱、人世苦难等等都能娓娓道来。比如说写古驿道，这条绝对静止的古道伴随着历史的沧桑而染上了厚重的痕迹。小说中叙述道：“夕阳当道，照红了寨子边上那棵枯藤老树，也照红了那条向上蜿蜒的石级。铜铃声响，一群毛驴驮着化肥盐巴归来，无数游动的脊梁连成一条起伏的波浪线，在余晖斜照中显得极其壮美。”[5]文本叙述是富有诗意的。彝民族在常年的劳动过程中，铸造了这道美丽的自然风景，让我们从中感受到了生命的坚毅与顽强，执著与勇敢，传递着民族的勤劳与集体智慧，从而展露了彝民族积极奋进的精神。

　　“静态的，甚至是原始的‘风景’既成为作家作品描写的资源和资本，同时也成为人类面对自然进行和谐对话与抒情的桥梁。”[7]远眺水面，轻波缥缈，蓝天碧映。远处，山峰起伏，青翠欲滴，空灵寂静。这是对摩兰自然风景的真实写照，能够涤除人生中的杂念和烦恼。摩兰山柔美而富有灵性，恰似丰富而韵味十足的少妇。美丽坚毅的哀牢山，不仅是地方文化风景的标志，而且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象征。从山林间传出来的鸟叫声，虽然打破了山林的宁静，但却充满一种生命的气息。百坟山透露出来的阴郁的气息，象征着人生最后的归属。蝙蝠洞显得幽深可怖，马鞍梁子石林耸立，独显神韵，摩兰山的天梯，石城的钟灵内秀，七星塘的神秘莫测，老屋里传出动听的彝族老歌，三月摩兰小学风光旖旎。一切景象都在作家笔下得到淋漓地展现，从中透视出这片景象对彝民族心灵空间的接纳与包容，灵性与智慧。

　　在摩兰生活了数代的彝族子民，他们的祖先早已化为灰烬，但摩兰山的人文自然风景依然呈现在那里，见证了一代又一代摩兰儿女的爱与恨，悲与苦。 “最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将‘风景’和主题表达结合得天衣无缝、水乳交融的佳构，这样的作品才有可能成为最好的审美选择。”[7]饶雨亭站在子书的视角描绘了“细长山梁上层层的梯田与麦地”、“一大片稀疏的竹林，耸立数间草房”等丰富的人文景观，把彝民族特殊的生存环境和生活风格诗意化地糅合在一起，表征着独特的人文气质和美学力度。摩兰，这个全县唯一不通电话的村委会，却显示了它的原始与质朴，美丽与纯净。摩兰虽然通了公路，但是依然处于闭塞的状态。摩兰的风景在彝民族人民看来是自在而自由的，是静止的。对外来者来说，摩兰的风景是被遮蔽了的，要更深层次地了解风景，真正读懂风景，只有对这片神秘的土地有着切实的生活体验和艺术想象，才能够触摸到人类风景的社会本质。

　　二、过去与现在：民俗文化的发掘与表达

　　毋庸置疑，作家在这部小说中融进了丰富的地域民俗文化知识，折射出彝族人民的精神生活、宗教信仰和生存理想。“文学与地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从某种角度说，文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地域文化的丰富多样性。”[8]地域民族民俗文化哺育了少数民族文学，彰显了作家创作的艺术个性、话语方式、审美心理和生命形态。

　　彝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具有丰富灿烂的民族传统文化。彝族人民生活浪漫，不乏情趣，有着积极奋进的精神追求和生命感悟。摩兰子民把艺术带入生活，使艺术生活化，也使生活艺术化，体现出对生命本质的认识和理解。饶雨亭善于把这种丰富的彝民族文化知识很好地融进小说的故事情节中，这不仅推动了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而且也体现出生活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人们的生活状态、精神表现和价值诉求。大学生村官子书来到摩兰，不仅附带着一种政治使命，更大的意义还在于他以一半彝族血缘的身份寻找本民族的传说故事，追寻遗留在血脉里的文化基因。可以说，在全球化语境下，现代文明固然开启了偏僻地区人民的民智，转变了当代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但也不能否认，伴随着全球化来临的现代文明，对固有优秀传统文化的摧残和吞噬，其负面影响也不容置疑。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学生积极响应到基层去锻炼的强烈号召，从中带去先进的思想文化和农业技术，帮助村民改变乡村落后的生活面貌和对世界的认识，让其过上现代化的生活，这是无可置疑的。但在另一个层面，作家从大学生村官角度发现了一个优秀民族文化如何发现、如何传承与保护的这一根本问题。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作者似乎发现了这一问题。在摩兰山附近几个自然村庄，久居着彝民族村民。叙述者有意去探索彝民族的文化，可是行走在几个村庄中，却难以找到完整的民族历史。或许，彝族人民的历史生活只有隐在地呈现在彝民族的精神脉络中，而不是展现在外来者的文明世界里。于是，这种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与外来的现代文化自然形成一种叙述张力，无疑这种叙事张力又增添了小说内在的艺术内涵和外在的表现形式。

　　彝族的民歌给小说带来了强有力的叙述力度。作家把民歌这种文化资源纳入小说的叙述中，可以揭示出青年人的情爱心理和精神世界。比如小说写到彝族姑娘阿妮早上在厨房里柔声细语地吟唱的歌曲，“相约在多依树下，好玩呀不过小妹；小妹好玩难遇着，大好时光莫错过。”这种天然质朴的歌声，暗含着少女内心跳动的情愫。彝族是一个崇尚音乐、崇尚文化的民族，是一个永不言愁，从音乐中找到欢乐的民族。李百涛和李百川兄弟脚步敲打着高山草甸这面大鼓，以健朗的歌声向大自然尽情挥洒发自内心的豪情，感受祖辈流传下来的曲子。彝族民歌《惹打》《都火》《犁地歌》《牧学歌》等，书写着彝族人民的爱情、宗教信仰、农耕方式等内容，体现出对本民族强烈的文化认同。

　　彝族作为一个古老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模式。“春风吹来满山红，阿妹走来花更开。好花要等贵人来，阿妹只等好人才。”看似简洁平淡的几句话，个中却充满了丰富的意义。自然风景与人的心境有机结合起来，透露出彝族姑娘的情感取向和价值诉求。小说中“杜鹃树”有着彝族最古老的传说，它象征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希冀，也表征着作家对少数民族生活的人道关怀。

　　我们从小说的叙述中明显地感知到，时空压缩使得全球性与地方性相互交融，构成了“全球地方感”的新理念，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维模式和审美空间。六月，摩兰将迎来真正属于自己的盛大节日——一年一度的火把节将把彝族精神境界展现出来，我们从中能够透视出少数民族的审美心理和感知方式。彝族人民的山歌是天然的，出自内心的涌动和情感的迸发，体现出豪迈、粗犷、有力的审美特征。他们能一边翻着空心筋斗，一边用葫芦笙吹出美妙的音乐。弦声响处，数十人甚至上百人手拉手跳舞和对歌。彝族小调入歌，老幼传唱。这透视出彝民族豪迈的情怀和自在乐观的生活态度。摩兰山的小伙子与姑娘们敢于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他们在晚上围着熊熊篝火继续跳阿乖乐，传达着素朴的爱情观念，体现出作家一种回归原始的美学期待。作家在传统与现代文明的沟通与交流，交融与碰撞过程中，始终保持地方文化的自足性，而不是消抹地方化，把地方转化为无限的空间。

　　从某种程度上讲，对摩兰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小说字里行间无疑透露出一丝忧虑。作者有意安排人类学者牛博士到摩兰村寨考察，其用意是非常明显的。牛博士想借助同学之力，找最后一位毕摩——白如雪，以便顺利完成论文《毕摩，现代文明下正在消失的最后一丝光环》，这不仅为彝民族文化传承做了记录，而且还为保持彝民族原生态文化提供了建议。白如雪保存了彝文典籍——《摩兰谱系》，传承了民族文化，从谱系中可以窥视彝民族的生活习惯、精神信仰和民族精神。但是，白如雪作为最后一个毕摩的传承人离开人世后，叙述者深刻地叙述到：一个民族，一旦有了文字，便是文明史的开始；一个民族，文字尚能流传至今，必有很深的内涵能负载这个民族走向历史深处。当然，这也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主题。

　　饶雨亭对摩兰有着深切的生活体验和感受，并艺术化地展示彝族的民俗风情和语言文化。这既满足了饶雨亭记录和保留这些风情民俗的文化需要，又给读者呈现出了一幅活的风俗民情画卷，带来奇异的阅读体验。《指路经》是彝族中流传最为广泛、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彝文古籍。它是给亡者举行祭祀活动时念诵的一种经文，集天文、地理、历史、文学、艺术为一体，可谓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这本彝文古籍充满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始终饱含着高度的热情，想像极为丰富。在毕摩的指引下，亡者带上自己的财产，赶着自己的牛羊，以风驰电掣般的速度，或立于某山之巅，或游于某江之畔，或过于某坝之泽，最后终于到达了先祖故地，从而找到了人生的归宿。《指路经》不仅是一部为亡者吟诵的经书，还是一本对活人有着较大人生启迪的典籍，更是文学书写的艺术主题。

　　饶雨亭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和表现姿态对传统民俗文化进行了想象性的型塑，“从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开始，深入层层的记忆与表现，通向深埋于几世纪前甚至是几千年前的最初基岩，并再一次地激活它，使它重获现代社会的认知。”[9]出自摩兰脚下的土锅寨，制作简陋，外表是赤红色，状如葫芦，大小各异，从中表现出彝族人的生活本色。“左脚舞”传说、“姑娘房”、“跳菜”、烤茶相亲习俗等风俗文化，都是特定地域民族文化习俗、社会风尚的共同表征，是彝民族之间心灵沟通、建构和谐精神家园的有力传播媒介。

　　三、民族理想：生存命运的透视与阐释

　　长篇小说《摩兰》是作家以真切的生命体验和丰富的艺术感知全景式地再现了西南边疆彝民族生活的苦难历程的一部力作。作家写彝民族的自然风景和民俗文化的最终目的，就是从这种生存环境中去挖掘、捕捉和表现彝族人民的精神生活、生存理想、个体命运和生命价值。“一个地区的人们采用怎样的居住方式，是聚居还是散居，显然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原生的形态很可能主要受到其生存环境的制约或影响。”[10]可以肯定地说，摩兰山正因为特殊的自然风景和民俗文化，才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与外界的隔阂，即使通了乡村公路，也没有给摩兰山村民带来根本性变化。当然，也正因为与外界隔阂，才显示摩兰独特的风景。一个地方的人文环境和地方气息，培养地方人的个性和心性。饶雨亭饱蘸着人文关怀意识深入到摩兰彝族生活地区，真切感受到了这里彝民的纯朴、勤劳、坚韧而又有着安于现状的精神状态，洞察彝民自乐的生存方式和对生命价值的认同形式，以更深入的笔触挖掘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者在小说中重点叙述了彝族人民生活中不同的命运遭际，展现了他们各自的生命理想和价值追求。在全球化影响下，他们带着很大的勇气解构了传统文化的一些规约，为了生活而自在地去寻求理想的人生方式。在摩兰，但教学条件相当落后，大多数村民的孩子在这里识字算数后就离开了学校，融入了社会，重踏父辈的生存之路。随着通讯技术的日益发展，摩兰村民也与外界有了联系，以大学生村官为标志的现代象征文化符号逐渐在村庄产生了影响，也逐渐改变了传统村民对外界的根本认识和价值评判。子书凭借自己与彝民族的血缘关系而全心尽力为这个民族图谋划策并企图改变这种落后的生活方式，但是这种典型的现代知识分子又无法从根本上改变、颠覆传统的生存方式和文化认同感。

　　作为新时代的一部乡土小说，其主题依然回避不了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纠缠与碰撞，回避不了在边地生活过程中人类的悲惨命运。可以说，作家在叙述一系列人物时，调动了所有情感，全力去关爱他笔下的所有人物。“以情动人是文学永恒的魅力，‘有我’才能‘有情’”。 [11]真切的情感叙述正是这部小说感人的地方。子书在小说中是一个重要的叙述者。他以青春的激情和当代大学生的理想来到摩兰村，但他的雄心和壮志，并没有推动自身的进步，相反，他义无返顾地与摩兰村的几位青年姑娘产生了朦胧的情感，在某种程度上沉浸在个人的想象世界中。这种情感在表面上给他带来了诗情，但在另一个侧面却给年轻女孩们带来诸多挂念与忧伤。不能否认，子书把更多的心思放在女性的身上，而对如何改变摩兰村庄的落后面貌始终是迷茫的。他与雪波、小咪、阿妮、芸芸、林珍、怀珠、桃花、红妹、雪儿都有或多或少的情感关系，恰恰是这一致命因素制约了他在摩兰村庄的发展。

　　必要指出的是，森宝也是小说中值得重视的一个人物。他一村之长，摩兰村庄年轻一代的骄傲和榜样，因家境贫困不得不中途辍学，有才华而得不到施展，只能回到贫瘠又偏远的村庄。他与心爱的女人子樱最终未能走到一起，却接受了旧式婚姻习俗，与另一个女性结婚过着平淡的日子。但他并没有安于现状，而是不屈不挠地与命运进行顽强抗争，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在老福的帮助下，他为摩兰村人修路、栽树、修建小学等，贡献出自己的力量。然而命运却给了他另外的安排——意外死亡。这不仅给子书的心灵带来巨大冲击，而且也给村庄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

　　作家在生活体验中寻求文化的地域性和差异性，深刻地挖掘摩兰村“人化自然”的本质特征，表现生活在此地人的心灵世界和生存命运。摩兰村人始终对生活秉持一种坦然的态度。他们虽然有愚昧、狭隘、落后的一面，但是也具有乡村的朴实、本真、善良、醇厚和豪爽的可贵品质。阿妮的出嫁，毕摩传承人白如雪的去世，乡村医生林珍的惨死，阿妮的代销活动，桃花进城后不幸的悲剧人生，红妹考进大学，这些日常琐事，在摩兰人看来，显得平淡自然。老福作为摩兰村有见识的人，格外引起关注。他母亲生下十二个子女，只有他一个成长起来，母亲又在28岁时患了水肿病而去世，这给老福增添了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苦难的情感体验。老福在摩兰生活了一辈子，没有宏大愿望，只想着在自己的余生还能看到摩兰的发展。

　　我们深知，不同的作家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命运的安排，总有不同的叙述方式。尽管当前有些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叙事结构、故事情节等出现“同质化”的倾向，但对于生活在云南边疆的饶雨亭来说，他却努力回避。“从通常意义上说，文学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特殊产物，也是作家个体审美思考和艺术实践的话语行为。”[12]在这部小说中，对人物的命运叙述，最为不幸的是桃花和子樱两位女性。桃花从小就没有见到过父亲，得不到父爱，因贫穷不能继续读书却走上了邪路，成为梧桐县城做建材老板黄琛的玩偶和施暴的猎物。她尽管巧遇初恋男友唐风，但也只是暂时的心灵慰藉，遇到退伍的周谦，相约走进乡村，试图过着宁静的生活，也没有逃脱牛氓黄琛的折磨，最后桃花抱着走进监狱的态度把黄琛打成废人。子樱本可以幸福地嫁给森宝，但意外地嫁到外地。当她死了丈夫后，生活失去了依靠，在洗发店里做洗头小妹来维持生活。可以说子樱从自己的悲惨遭遇经历者到后来的悲剧制造者，都是人生命运所安排，从而渗透出女性生存命运在特定的地域风景中无法摆布的悲惨境况。

　　另外，作家对雪儿、阿妮和芸芸的命运叙述也是不容忽视的。雪儿与子书的相遇是富有诗意的，但她的远离不仅是因为自己对待爱情的严谨态度，而且更相信人生的希望在更远的地方。在她理想的人生追求中，子书只是她人生旅程中一个无法修饰的点缀。阿妮具有彝民族的勤劳质朴、纯真善良的性格特征。她不矫揉造作，对子书日久生情，在得知与子书不可能结合之后，坚决嫁给憨厚的赵六九，过着平淡的生活。芸芸作为现代文明传播的外来者，其人生命运也是不幸的。作者对她的叙述最见深情。她是知识分子的代表，不愿委身权贵，有自己的人生价值追求，勇于到最偏僻的少数民族居住区传授知识文化，认真踏实地工作。但是命运偏偏与芸芸作对，当丈夫因公牺牲后，芸芸借此调往县城，也未能改变她的生活方式，最后因难产而离开人世。

　　彝民族的生态、民俗、人文风情等文化是饶雨亭创作的主要文化元素，同时作家又以现代性的眼光审视彝民族当代生活，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结合起来，作出对彝民族生活和生存命运的审美体察。毋庸讳言，一部三十多万字的《摩兰》凝聚着饶雨亭的心血，渗透着作家敏锐的艺术发现力和哲学洞察力，为读者呈现出了一幅西南边疆彝族人民美好的生活风景。饶雨亭在地域文学书写中，有一种敏锐的文化身份意识，“这种文化身份意识的觉醒使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开始更多地关注本民族文化，更多地关注本民族的族群心理和思想，开始去挖掘本民族传统文化中有生命力的东西和找寻本民族文化的根源，”[13]穿透出文学艺术的生命力，体现出独特的美学风格，从而丰富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审美意蕴。

　　作者简介：张羽华，重庆酉阳人，土家族，副教授，南京大学文学博士，西南大学博士后，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目前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中国现代文学论丛》《文学研究》《文艺理论与批评》《中国出版》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主持并完成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项目1项，重庆社科规划一般项目1项。现主持教育部社科规划一般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规划一般项目1项，重庆市博士后特别资助项目1项，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横向项目1项。目前主要从事多民族乡村戏剧研究，文化传媒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原文载于：《社会科学论坛》2018年第4期，注释请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