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时代发展和创造实践，这是民族文学创作中“现实性”内涵的概括。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中，风险与挑战更加纷繁复杂，而对“真正”的现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把握，是很重要的，因为遵循了社会发展趋势，文学创作就有了判断的前瞻性，作品境界就有了思想的张力。所以，我们要在整体上把握现实，用全面的、联系的观点，即使凝视一个细节，也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细节；要从过程中把握现实，因为随着条件的改变，事物会发生变化甚至是质的变化等，尤其是看到以怎样的范围为背景的现实：背景有大小，区域、国家甚至是世界的，在相互比较融通之后，现实的意义就显出不同。

　　好的文学作品首先是有力量的，是在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审美关系上，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生活的启蒙书，或在道德情感和伦理行为等方面，给人以积极的、美学的，特别是充足人文情怀的影响和冲击。

　　民族文学创作中的现实性不仅仅是一种写实性的叙事方式，更是一种饱含民族精神的创作意志。在思考、明确创作方向性问题的时候，要看到两个关于文学艺术发展的理论思维特点：一个是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里着重讲的是文化与政治的关系； 一个是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里重新定义了文化与市场的关系。这两个理论思维都是紧紧贴近时代，根据现实社会需要对敏感问题进行的重点论述。它们相互联系，有继承有发展。我认为，这里涉及的两个关系是文学创作中现实性的评判基础或发端。

　　当代著名的文艺理论家钱谷融认为：“主观的真诚与客观的真实相统一的时候，才有现实主义，二者缺一，或者二者割裂，都不会有现实主义。”主观上的真诚则是看待社会发展、社会人生时要有实事求是的思考和批判精神，而客观上的真实则是以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为底色，讲究局部与整体、主流与支流的适宜的表现方法。

　　作家有个体追求和张扬的自由权利，也有社会影响和效果的责任承担。在民族文学创作中，我们应该深刻理解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以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坚固的价值观。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寻求社会进步、抒发人文情怀的生动现实，是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时代特征。

　　实际上，反映时代变迁、人民奋斗和多彩生活，总会关乎到宏观的背景；就是描述日常生活和个体生命中，所谓微观政治也是嵌入其间的。文学中隐性政治的存在，是一个普遍的历史事实，而文学作品达成感染力的最高境界，应该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

　　文学作品的社会使命和责任，就在于升华思想和激扬精神。文学作品的思想性，非常考验作家对社会的认知程度，反映作家的价值追求。文学作品应看重它对社会构建及发展的倾心程度。在这里，可以概括为所谓“三心”。

　　第一，对心灵培育和滋养的耐心。文学归根到底是关乎心灵活动的，关乎审美与择善，它让人的认知情绪变得丰富而鲜活。作家汪曾祺谈自己的文学创作时说，他常常是从“小”处着手，“以小见大”，特别是关注底层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以日常生活及细节的叙事方法，展现关于大美的憧憬。好的文学作品的共同点，就是在于呈现社会、开掘人性、探视历史上下了大力气。我们探问人性，为的是有一段多面情节；我们追问历史，为的是有一脉深度起承。实际上，文学作品的政治、思想和文学的高度大抵都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

　　第二，对社会警示和发展的用心。有人把文学作品分为或歌颂真善美，或揭露假恶丑。这样如此泾渭分明的评判褒贬态度，是一种懒人作风。好的文学作品不仅是一种基于社会认知的创造，而首先是成熟心智的必然产物。社会的生命力，有时就源于矛盾的存在，以及运行的波诡云谲。作家对生活的境况，应该用头脑思考，用感情理解；在高于生活的观念下，艺术地塑造出各种力量运动的碰撞，使读者在文字的方寸之间有一番经历，觉一缕深刻，把因阅读而升起的现实和历史的厚重感长久地留在记忆里。

　　第三，对民族文化积累和传承的尽心。当前全面小康的建设、扶贫攻坚的实践，是一种民族的、历史的壮举，以此为题材的优秀作品，必将为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增添新的内涵。在很多情况下，民族文学创作就是一种田间采访、史料分析和艺术再创的工作，而从长远观点看则是一种文化积累与传承的文化事业。好的文学作品承载着时代和民族的信息，尤其是那种宏大背景下的叙事描述，倘若与日常生活的个体生命融合，常常让人从多侧面、多角度看到现实社会的真实状态。

　　“文艺创作是观念和手段的结合”，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来的。把端正创作观念、娴熟创作手段作为认识问题的出发点，看到两者的相互配合、彼此支持，不仅是阐释民族文学创作规律的一个思路，也是检视文学创作中现实内涵的一个视角。在此，作家不能不潜心思索什么才是真正的现实，如何表达这个现实，才能获得比较好的社会效果。我以为，复制现实，未免简单；抄录琐碎，丢失文学。要看到进步的东西，要有希望和理想。

　　缺少理想的现实是不真实的。在逼近现实的文学作品中，如果现实暂时把人物抛进了一个黑暗期，或者挫折地，而没有光明的可能，或重生的再造机会，这样的作品是不完整的，而不完整的描述就是一种失真，叫人灰心。恩格斯曾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所谓典型，就是在社会真实基础上的文学艺术追求，尤其是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的聚光下，在反复周密观察，有了充足的理由以后，才被完整地而不是片面或零碎地呈现出来。它是社会的浓缩、文化的积淀。

　　缺少理想的现实是不丰满的。骨感的现实，丰满的理想。无论是改革开放追求现代化，还是新时代谋求民族复兴，我们既需要撸起袖子的真抓实干，也需要自由和超越的创造力。为此，在文学创作中，就需要各式矛盾变换的衬托，需要现实与理想交织的充实。有时现实是粗糙而贫瘠的，但是有了事物发展过程，有了人物成长经历，特别是必然或偶然原因的出现，营造了冲突悬念的故事魅力，以及情节细节的跃然生动，最终升起的是审美情感的文学气氛。就是说，文学创作方法是多样的，其目的就是让作品好看而深刻。

　　“哀而不伤”，说的是过度现实，不利于自己也会殃及社会，所以要哀得适度；“发乎情，止乎礼”，说的是不能任着性子被情绪左右，而是知道在该停止的地方就让理智来调整一番。毛主席说，《金瓶梅》虽然写得不错，但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

　　真实是丰满的真实，需要作家的内心格局。倘若把浪漫主义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那么面对冰冷严酷的现实，就用积极的浪漫化解它，而狂热躁动的现实，就用消极的浪漫冷却它，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元素在文学创作中的灵活运用，也是哲学意味十足的现实生活的真实。

　　当我们了解了缺少理想的、浪漫的思维在文学创作中所带来的局限性以后，就自然明白它不能被社会或多数读者认可的道理了。我想，一部文学作品有没有现实生活的灵魂，有没有思想的穿透力和艺术的概括力，就应该从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辩证思维中去寻找。这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认同——那种不易达到的但必须达到的深层次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