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广西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更好地总结其文学特点，展望其发展趋势。其发展历程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

　　一是1949年到1978年，属于与时代共名的民族书写。在这一时期，广西少数民族文学与整个时代的文学整体氛围是一致的，意识形态表达比较突出。在一些作品里，作家能够比较好地将时代命题与民族元素较好地融合起来。比如，长诗《百鸟衣》表现了劳动人民与封建势力之间的冲突，控诉土司制度的罪恶。这些内容的表达是蕴含在民族元素之中的。但我们看到，在大多数的作品中，民族元素只是为作品披上了所谓“少数民族”的外衣，很少触及深层的民族意识、民族精神，而民族元素只是作为政治图解的点缀，服务于意识形态表达。

　　二是1979年到1988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的民族性逐步加强。以韦一凡小说《姆姥韦黄氏》为例，这部小说写壮族婚俗，新婚三天新娘就回娘家住，直到怀上孩子才能到夫家坐喜盘。也就是说，孩子出生前，女人不能算作夫家的正式成员。作品通过这个风俗化的叙事，塑造了女主人公韦黄氏勤劳、善良和坚韧的形象，同时也抨击了落后婚俗给人带来的悲剧命运。这部小说对少数民族人物形象的勾勒只是初步尝试，深挖民族精神的作品在广西文坛还不是太多。

　　三是1989年至今，少数民族作家不断进行创作上的突围。这一时期，广西召开了两次文学理论讨论会。一是大家熟知的广西文坛“88新反思”，二是1989年“振兴广西文学大讨论”。会上，广西作家评论家大胆提出超越刘三姐模式，要进行文学上的创新。在这之后，鬼子、凡一平、李约热、田耳、红日、杨仕芳等少数民族作家不断涌现，使广西文坛涌现了一支庞大的文学创作队伍。

　　在广西少数民族文学的不同发展阶段，民族性的呈现方式是不大一样的。从新中国成立到1980年代末，广西涌现出陆地、李英敏、韦麒麟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作家，他们为广西文学在全国争取了荣誉和地位。这种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的创作是与那个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百鸟衣》《刘三姐》等与时代共名的民族题材创作，昭示出一种“看得见”的民族性。

　　到了90年代，从鬼子开始，广西民族文学逐渐呈现出一种“去民族化”的创作态势。无论是鬼子、凡一平的小说，还是李约热、田耳、杨仕芳的小说，我们已经很少能看到民族化的显在元素。90年代后的广西民族文学大体上是一种融入主流的创作，而且非常鲜明地体现了三个特征：超越民族身份、突破地域性、摆脱对少数民族叙事资源的依赖。这种“去民族化”的创作所追随的是全国的文学潮流，确切地说，就是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借鉴与融合，鬼子、田耳、李约热的小说就不乏先锋色彩。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广西少数民族作家对民族性的放弃，只不过他们将对民族性的书写隐含在文本的内核，而不是直接显现出来。比如，杨仕芳曾说，他的小说试图挖掘广西三江侗族同胞的隐忍性格。不难看出，90年代以来，广西民族文学创作的民族性书写不再表现为民族题材以及地域民俗民风的显在书写，而把民族性书写内化为一种民族文化性格的发掘。

　　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中，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正确对待民族身份、民族题材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从全国层面来看，那些取得较高文学成就的少数民族作家，比如四川藏族作家阿来、宁夏回族作家石舒清等获得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作家，他们的代表作都与自己的民族文化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以《尘埃落定》为例，这部小说描写土司王朝的生活方式和藏族神秘的民间禁忌、巫术、风俗、宗教等。但阿来并非就民俗而写民俗，他很警惕那种显在民族性，而更看重对之进行审美转化。首先作者写出了狩猎民族的英雄主义本质。应该说，任何时代都呼唤民族英雄的出现，这可以说是恒久不变的文学主题。其次，这部作品体现了文学是人学的理念。作者通过傻子的形象完成一种“至美人性”的书写。这种至美人性所代表的精神价值刚好与90年代物质主义的时代氛围构成一种张力结构。三是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的民族信念。民族题材的审美转换归结到一点，就是为了实现民族人文地理刻度与精神坐标的建构，这是一种内在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的审美建构。

　　从近期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来看，田耳的《一天》、李约热的《人间消息》、杨仕芳的《而黎明将至》等小说集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广西的人文地理刻度及其当地的精神坐标。凡一平的上岭村、田耳小说中的佴城、李约热的野马镇、杨仕芳的侗族乡村等，已经成为广西的重要文化地理。这是他们的创作获得许多认同的重要原因。

　　但不能不指出，与其他省份少数民族文学书写相比，广西民族作家的民族化书写体现了一种“看不见”的民族性。这种内在的民族性书写的审美辨识度不高，容易让读者产生一种审美错觉。所以，对这种“看不见”的民族性，有待进行进一步的理论概括、梳理和研究。而事实上，民族性书写的审美维度是多元的，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将文学评判的标准进行单一化处理，对民族文学来说尤其如此。

　　总的来看，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越来越呈现出融入文学创作主潮的创作态势。与此同时，凡一平、田耳等作家作品进入各类文学排行榜，影响越来越大。其实，他们的创作很难说是以民族性的缺失为代价的，而是呼唤着一种新的民族文学评价体系。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种民族辨识度不高的创作看作是对民族性和地域性的超越。即便作为一种权宜之计的表述，这种“超越”也不是说要放弃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所依赖的民族身份和民族题材，而是要通过人文地理刻度和精神坐标的建构，深入挖掘民族文化之魂，书写少数民族精神史与心理史。应该说，这是新时代广西少数民族作家所肩负的责任与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