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至今，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已经走过了平实而丰富的３０年。尤其是从上世纪的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本土的传播、兴起，以及中国女性整体的社会地位提高，少数民族女性写作逐渐从宏大主流叙事中分离出来，挣脱了固有的民族、民俗的文化范式，在叙述中如经验的应用、角度调换、叙述节奏等技巧方面有了突破性的改变，女性叙事内涵也由自身而及同类，立足个体生命，着眼于人类群体共同的精神处境，体现了多元民族文化的审美追求，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在新世纪，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从边缘处正走向繁华。 
　　事实上，这为中国女性文学整体创作与研究注入了鲜活的原动力，也为突围女性写作困境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叙事方式。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文学基本上是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引领下完成着属于自己的女性叙事，以女性为欲望主体的“性话语”、“欲望叙事”、“私人叙事”及“躯体写作”，几乎成为突破女性叙事的最为有效的方式。进入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写作，表面上的繁华背后却存在有更大的焦虑与困境，即出现了“瓶颈”效应，女作家无论在创作视阈、叙事方式，还是理性思索本身方面，都无法超越女性一己的自我内心分裂与纠缠。在解构和击穿男权社会的神话面具后，中国女性写作却无法建构一种双性协作模式或更有效的范式，更无法寻找到女性叙事的生长点。
　　与此同时，我们却欣喜地看到少数民族女性写作开始了行之有效的叙事转身：从外部探索转换成对女性本体的生命与精神的深层叩问，即从取材于个人经验的叙事转变为基于对民族、文化、历史、现实等的叙事。而众多的少数民族女作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汇入整体书写。满族作家赵玫的小说《我们家族的女人们》、叶广芩的《全家福》等，在民族历史的追溯中呈现女性的生活状态，折射出满族文化在历史风云变幻中的传承、断裂和嬗变；满族作家钟晶晶的小说《你不能读懂我的梦》触及到人类灵魂深处隐伏着的“原欲”，对人类深层心理世界和情感世界进行探寻；藏族作家白玛娜珍的《复活的度母》《拉萨红尘》、央珍的《无性别的神》、梅卓的《太阳部落》《月亮营地》等小说，着力于对藏族女性生存的历史、现实的反思；维吾尔族作家哈丽黛·依斯拉伊勒的《小湖》《沙漠的梦》、海里帕·穆汗麦德的《这不是为了爱情》、热孜莞古丽·玉苏甫的《红遍乡村》（维吾尔文）等小说描写了维吾尔族妇女的生活、情感和复杂的精神状态，标志着维吾尔族小说已经走向多元化；回族作家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陈玉霞的《爱之彷徨》、白山的《一夜无话》、于秀兰的《也有沉沦的时候》、马瑞芳的《蓝眼睛·黑眼睛》等小说真实地展示了特定历史时期女性的困惑与选择；蒙古族作家阿拉坦高娃的《纯净的太阳》、色仁的《夜梅》、阿尔毕吉呼的《云层里的太阳》、齐·敖特根其木格的《巍巍罕山》、韩静慧的《富家女孩》等小说，都以一种率性对女性的生存现实做了理性解析；朝鲜族作家李惠善的《红蝴蝶》、金仁顺《绿茶》、李英淑的《一个漂泊女人的情结》等小说，对女性命运发出了慨叹；彝族作家阿蕾的小说《嫂子》《根与花》着力于对彝族女性的生存和命运的展示；白族作家景宜的小说《谁有美丽的红指甲》《骑鱼的女人》《白月亮》等小说充满浪漫的民族风情与色泽。此外，哈萨克族作家哈依霞·塔巴热克的小说《魂在人间》《魂在草原》《魂在大地》，揭示生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哈萨克民族的情感与历史运命；佤族作家董秀英在《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通过佤族女青年妮拉与祖母、母亲两代女人命运的对比，真实而生动地表现了阿佤人向新时代的转变等等。 
　　可以说，少数民族女性作家更加侧重于对本民族文化的体认与寻找，以民间素朴的话语方式逼近女性生存的历史与现实，强调原始状态的风景与现代都市景观的多重呈现。无论是民间本土的叙事抒写、多种民族文化的沟通抒写，都融入了主流文学的写作，都着力于对女性生存、民族的历史与现实进行反思。其精神向度大致在三个路向上延展：
　　其一，基于女性经验对女性叙事作了富有个性的建构，侧重在民族叙事与女性叙事之间，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揭示民族文化，同时也在发掘文化痼疾、寻找女性生命本体与民族延续之间的关联所在。如梅卓的小说《太阳部落》《月亮营地》，冷静地揭示女性自身的软弱与无能，以及藏族文化对她们的塑造。而一些作家注重女性叙事与母性、民族精神性上的一致性，如满族白玉芳的小说《秋霄落雁女儿情》《神妻》，作家的想像是在民族的现代与历史关联中完成的，并有机地吸纳了神话、神歌、神词、神舞等因素进行民族叙事，通过对母性生命形态与女神的原始精神追随，展示民族的深层内涵与民族文化的精髓。
　　其二，回到原始生命—精神形态的寻找：审视女性生存与意义本身，强调自我生命本体与原乡自然生命形态的容纳与契合，寻找民族文化、精神生态资源的生长点。应该说，当经济大潮来临时，回到自然理性，为灵魂迷失方向的人们从遥远的原乡记忆中获得回归精神家园的途径与方式，这种对现代化的理性警觉、抵抗，是具有先验的生态文化意识的。蒙古族作者萨仁图娅的《当暮色渐蓝》《寻梦者》，以及水族作者石尚竹的《卯节》《我的竹叶儿》《水家山妹子》等诗歌是对女性在原生态生活场景中的展示；而藏族作家梅卓的《梅卓散文诗选》描绘出了藏族人文与生态的景象，如《心怀西藏：香巴拉》《青海隆宝滩：鹤之故乡》等；鄂伦春族作者空特乐的散文集《鄂伦春风情》里的《额勒敦》《图腾之灵》等具有原始部落文化的色泽，闪烁着宗教和自然的光芒，以及对生命和文化原型的歌颂，其价值远远超越了地域，提供了重要而独特的文化生态资源。达斡尔族作家萨娜的小说《诺敏河》体现了女性与自然和谐的生活画面，《达勒玛的神树》则是写一个与森林相依为命、和谐共存的达勒玛老太太面对疯狂砍伐的无奈与绝望，最终只能选择一个人躲进大树的洞里，求得心灵的皈依和宁静。萨娜的小说是“达斡尔原乡叙事”，具有明确的原乡意识，有着对于传统民族文化在现代性冲击下的矛盾心境，以及对富有原始自然生态与精神文化生态生命力的坚守，具有挽歌意味。
　　其三，无论是用母语写作，还是大多数以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女性作家，民族叙事仍然是她们的写作追求，基于本民族的书写，兼容了多种审美文化精神的诉求，呈现出了多元民族文化景观。这不仅由于传统的民间文学如史诗、传说等有着丰厚的底蕴，而且各民族亦有各自的历史、文化、思维方式、地域等特点。女作家们超越了自我心理束缚和男性话语引导的阶段，也挣脱了社会性话语和“民族寓言”的遮盖，开始有了女性个体与群体的经验，视野日渐宽广。如满族作家庞天舒的小说《落日之战》，看似写一个发生在宋代的三对男女的悲欢离合，实质上作家以此进行历史碎片中女性身份的思索与多元民族文化的追寻。汉人苌楚为了生存，其身份发生了多种改变，经历了从汉人—契丹人—女真人—汉人的身份置换，是战争改写了她的命运，是历史修改了女性自身族别的划定。作家通过女性命运的遭际来反观民族发展的事实：融合与排斥。白族作家景宜的写作则不局限于本民族，她的报告文学《东方大峡谷》《金色喜马拉雅》《节日与生存》体现了汉、藏、纳西、独龙族等民族文化的融合、交流与协作；小说《茶马古道》围绕着丽江马帮首领木家、三江土司格桑家、大理茶王杨家和拉萨巨商尼玛家四家的恩怨，展现了各民族多元共存、血脉相连的民族关系与民族发展历史。
　　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承接民间话语的演绎，其内在逻辑发生了改变，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平面走向立体，从区域走向全方位。女性写作主题也得到了内在转换：写作目标由宏大主题走向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关注，寻求精神个性的发展，使得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呈现出了多种文学景观共存的优势。
　　当然，少数民族女作家的数量虽然在文坛上占有很大的比重，还存在着整体发展比较缓慢，发展方面不平衡的情况。希望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这道文坛上非常亮丽的风景，能在新的时期平衡发展，继续繁荣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