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语写作的价值

　　目前，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使用汉语外，其余的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到2003年底，有22个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文字。新中国成立后，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无论在司法、行政、教育等领域，还是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都得到了尊重和使用，而且在全国使用范围广泛。比如：蒙古语使用人口近400万，主要使用范围包括内蒙古自治区、辽宁、吉林、黑龙江、甘肃、青海、新疆的蒙古族聚居地区;新疆的维吾尔族有830多万，大多使用维语，哈萨克语使用人口约111万;藏族分布在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地，有540多万，青藏高原藏族生活地区面积约250万平方公里，占我国陆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强。

　　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也是民族文化的要素，是民族文化交流传承的重要载体。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和语言都来自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具有本民族文字和母语写作传统的少数民族，母语写作在描绘本民族生活、表现民族文化、表达思想情感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在各民族老中青三代作家的努力下不断开创局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母语写作也迅速发展，创作队伍不断壮大，作品数量倍增，出现了一大批在全国影响卓著的作家，比如维吾尔族诗人尼米希依提、铁依甫江·艾里耶夫，蒙古族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阿尔泰，哈萨克族的库尔班阿里等。母语写作者包括新疆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等少数民族98%左右的作家，东北95%左右的朝鲜族作家，内蒙古、青海、甘肃、西藏等地的蒙古文、藏文作家，还有彝、壮、景颇、哈尼、傣等民族中的一些母语创作者。

　　母语写作也是作家对民族身份的认同，对民族文化的自觉坚守，充分体现了我国少数民族拥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和自由。母语文学在承载各民族独特的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民族学、文化学、宗教学、民族心理学等方面内容上，在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上，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母语写作在我国的广泛存在和繁荣发展，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民族政策优越性的有力证明。

　　母语作家以其民族特有的审美方式感知和认识世界，以自己的母语反映本民族社会历史生活，表达作家及其民族对世界的独特审美观照，他们创作出的具有民族特质的人物形象、生活内容与思想情感，丰富了中国文学画廊，扩大了中国文学版图。如果缺失少数民族母语文学，民族文学是不全面的，中华文学也是不完整的。

　　我国的少数民族多生活在祖国的边疆，很多民族是跨境民族。我国少数民族与边界民族之间的交往频繁，比如新疆与中亚北亚国家、内蒙古与蒙古国、延边与韩国、广西与越南、云南与缅甸等跨国边境地区，母语文学的交流频繁发生。母语作家的创作对于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具有特殊意义。少数民族母语写作，既是民族文化发展和中国文学全面发展的需要，也是促进国际文学交流和加强睦邻友好关系的需要。在全球化、文化趋同化背景下，中国少数民族母语写作对于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具有特殊意义。

　　然而，由于翻译成汉文的母语作品为数不多，目前我们还无法获知少数民族母语写作的全貌，从有限的翻译作品中，我们只是初步了解到少数民族母语写作的现状与发展态势——

　　首先，少数民族母语写作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色，母语作家一般都具有自觉的民族意识。他们把探索的目光深入到本民族广阔的社会历史生活，从民族历史文化纵深中发掘创作的资源。在反映时代进步和民族发展时更注意从本民族的现实和文化特征出发，思考民族的未来发展及人类命运问题。在题材选择、主题开掘上具有各自民族的独特性，如蒙古文文学充满着浓重的草原生态文化意识;维吾尔文文学继承了文学传统的劝诫讽喻功能和幽默风趣的风格;藏文文学富于哲理思考、充满宗教文化意味;朝鲜文作家多倾向于书写家庭婚姻、亲情、人情和爱情的传统主题，表现细腻的情感;彝文诗人人才辈出，具有强烈的彝民族文化意识。

　　其次，母语文学艺术探索正在多向度发展。新时期以来文学自身观念的发展，增加了文学表现的自由度，少数民族母语作家大胆借鉴和吸收汉族作家和外国文学的创作技法，在创作方法上吸收了意识流、象征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现代主义创作手法，又与本民族文学传统融合，表现手法丰富多彩，文学风格五彩斑斓。各民族母语文学在继承中发展，题材的多样化、主题的深刻性、表达形式的多样性，在少数民族母语写作中都是前所未有的。

　　第三，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发展不平衡。在作家队伍构成上，蒙、藏、维、朝作家多，翻译成汉文的作品也相对较多，哈萨克、柯尔克孜、彝族等民族的母语作家虽然也比较多，但是翻译出来的作品屈指可数，而壮族、哈尼族、景颇族等南方民族的母语写作者寥寥无几。在文学体裁上，小说数量多质量高，诗歌在其次，散文最为薄弱。与少数民族汉语写作相比，汉文小说、诗歌、散文齐肩并进，争相媲美，近年已经有一大批年轻的汉文写作者引起全国关注，而年轻的母语作家在全国的影响力还稍逊一筹。这其中存在翻译的问题，也有母语文学的表达方式、写作技法及思想内容含量等方面的因素。少数民族母语写作水平的提高依然需要突破发展的瓶颈，任重道远。

　　变革时代的写真

　　颂扬变革的主题和鲜明的时代性是少数民族母语写作的突出特征。虽然各少数民族母语地区历史发展、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多有不同，但是在共同的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母语作家把握住时代发展的脉搏，与祖国同呼吸，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记录下了新中国走过的辉煌历程和曲折经历，留下了社会发展进步的足迹，谱写出一首首充满爱国主义情怀的时代赞歌。诗歌表现颇为突出，比如铁依甫江《春的启示》(1981年)欢呼新时代的来临，铁木尔·达瓦买提的《团圆颂》欢呼香港回归，阿尔泰的《祖国》表达诗人的拳拳赤子之心和爱国情怀。在汶川大地震、玉树地震等大灾难面前，作家们饱含血泪写下了《众志成城，定能战胜灾难》(铁木尔·达瓦买提，伊明·阿布拉译)、《维吾尔人的心》(穆罕默德·巴格拉希，铁来克译)，《让我们共同面对》(普拉提·艾孜维拉，铁来克译)、《祭礼》(嘎代才让)等诗作，表达全国各族人民血肉相连、万众一心、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心声。还有《写给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岗迅，才朗东主译)、《圣火在燃烧》(穆罕麦提江·萨迪克，狄力木拉提·泰来提译)等诗作记录了喜迎奥运、举国欢庆的美好记忆。

　　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地区实现了跨越性发展，母语文学深刻反映了现代文明进程给民族地区人们带来的外在生活方式与内宇宙的变革。同样是改革题材，随着时代变化，文学主题和情感基调却有不同。上世纪80年代，作家在新旧冲突中书写人们创造新生活的激情和理想，欢呼新时代的来临。而90年代之后，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价值观走向多元，作家集中表现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焦点问题，比如人性的异化、生存的焦虑、对金钱和现代文明的反思。

　　如蒙古族作家阿云嘎的小说《赫穆楚克的破烂儿》(哈森译)通过村民赫穆楚克购买一辆车后经历的酸甜苦辣及各种新鲜事折射出时代的变化。善良的赫穆楚克原本尊崇传统思想给村里任何人跑腿跑运输帮人不求回报，可是自己却费神费力还费钱，固然无法这么无私地帮忙下去了。于是自然地逐渐收起了钱，结果挣了老乡的钱又让人生出嫉妒，更有竞争。人心及人情都因为金钱的作用而发生变化。赫穆楚克明白到了开车的年代，思想观念就不能再停留在骑马的年代了，他通过一辆运输车懂得了交易和竞争，还知道了价值交换和钱权交易。小说真实再现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赫穆楚克为代表的新一代牧民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小说人物形象及其言行具有民族独特性，而他们从传统进入现代、走向市场竞争的甘苦历程却是这个时代致富路上各族人民的共同轨迹，具有时代普遍性意义。阿云嘎是一位出色的双语写作者，小说《黑马奔向狼山》以精练的文字叙述在草场分到户、草滩被人分割后，牧户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变化。人们狭窄、自私的心胸已经容不下一匹好马在草场生活，黑马被人驱赶、鞭打，最后只好奔向没有人类的狼山。作品没有直接写变革生活，却通过一匹黑马的命运折射出时代和人心的变化。

　　满都麦的小说《骏马·苍狼·故乡》(钢土牧尔译)沉痛叙述了纳木吉拉老人和孙子苏伊拉图老少两代人尖锐的矛盾冲突。老人热爱故土，遵从蒙古族草原传统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不愿意跟着孙子到城里生活，而以两条狼狗作为生命的伴侣扎根草原。可是孙子苏伊拉图进城经商做买卖，满脑子商品意识和金钱观念，用金钱来衡量计算一切。他先是要把老人心爱的狼狗出售给商人，又背着老人把祖先的驻地牧场都卖掉了。失去了草场也就摧毁了老人的精神支柱，他在悲伤绝望中一蹶不振，命丧黄泉，生前还叮嘱邻居万金以古老的野葬方式料理后事。作者其实并无否定经济发展之意，但是在朴实客观的叙述中严厉控诉了拜金主义者的贪婪和人性的异化，及其对自然的践踏和对草原优秀文化的腐蚀，令人警醒。

　　藏族作家南色的短篇小说《三代人的氆氇袍》(觉乃·云才让译)通过节日盛装氆氇袍地位的变化来反映时代的变迁。果曼村龙珠家有一件传承三代人的宝贝氆氇袍。这是盖世英雄祖父用生命换来的渠楚改装而成的，象征着地位与富贵。龙珠要拿出全家的积蓄来购买水獭皮，像过去那样把水獭皮镶在氆氇袍上，让新媳妇根吉穿上华贵的氆氇袍去参加节日活动。可是儿子才让和媳妇都不喜欢传统的东西。龙珠自己也悲伤地发现现代年轻人都喜欢款式新颖的便装而对氆氇袍不悄一顾了。穿着不仅仅是外在的表现，更是人内心思想观念的体现。这篇翻译作品虽发表在《民族文学》2007年第1期，可是原作却是1987年发表在《章恰尔》藏文杂志的。由此可见翻译的滞后，但可以感受到那个年代人们对变革的憧憬和对新生活的希望。读到《民族文学》2008年第10期拉先加的小说《冬虫夏草》(龙仁青译，原作刊于《章恰尔》2007年第1期)，可以发现藏族地区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如乡村贫富差距的拉大，市场经济规律冲破了人们原有的生活规则。勤劳本分的藏族农民群曾早出晚归在自家的土地上劳作着，收成却一年比一年差，于是加入了挖虫草的行列。带病挖虫草给孩子上大学的杨先大叔意外地在草原上和儿子相逢，儿子却是带着女朋友来游玩的。作品既有对现实的生动描写，也隐含着作家对人性、民族性格的深沉思索，体现了母语作家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责任意识。

　　维吾尔族作家穆罕默德·巴格拉希的中篇小说《卡玛力丁》(狄力木拉提·泰来提译)描写几个世纪以来像婴儿一样沉睡的村庄如何学会了做买卖变得热闹起来。作品集中描述了原本本分、孝敬老人的青年卡玛力丁逐渐学会了挣钱，却异化成贪婪、虚伪、变卖家产的罪人，反映了金钱和商品经济给乡村带来的巨大冲击，揭示出金钱对人性和民族性的严重考验，并表达了这样的思考：如果以牺牲民族的传统美德来换取物质生活的改善，思想文化素质没有提高反而走向堕落，其后果不堪设想。马合穆提·尤利瓦斯的小说《青芦苇……》(甫拉提·阿不力米提译)也展示了乡村在市场经济影响下发生的变化。故事的起因在于阿卜杜勒征用了公共的芦苇地，叙述者“我”受雇看守芦苇，乡亲们以前可以随便收割芦苇现在却必须付钱，最后愤懑的村民烧了芦苇地。大火可以被浇灭但是村庄的焦躁却只是刚刚开始，利益冲突打破了乡村的和谐与安宁。

　　凯赛尔·柯尤木的《苹果树下的梦》(伊力亚·阿巴索夫译)通过梦幻巧妙地将主人公分割成现实中的小职员巴图尔与梦境中的富翁巴图尔老板，普通百姓生存的困境与精神的迷茫通过巴图尔个人卑微的生命体验深刻地表达出来。古丽巴哈尔·纳斯尔的小说《爱情担忧》(苏德新译)和亚森江·萨迪克的小说《星星，别眨眼》(苏永成译)描写家庭婚姻和情感的危机，不但反映维吾尔族家庭婚姻模式从传统走向了现代的巨大变化，也揭示出带有普遍性的现代家庭婚姻问题。穆罕默德伊明·阿布都瓦里的《特殊行当》(苏永成译)深刻表现了现代社会金钱观念下人性的异化和残酷的生存斗争，启发人们对金钱问题的深刻反思、对民族优秀品德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深沉呼唤。

　　朝鲜族母语写作充满浓郁的人情和人性内涵。朝鲜族诗人金哲几十年笔耕不辍，近期发表的《一棵树》等诗作从自然感悟人生，思索生活，别具意味。再如金春植的小说《无法饶恕的父亲》(金莲华译)讲述了病重的父亲为了不让妻儿伤心假装吸毒，让亲人憎恨自己，甚至和妻子离婚，客死他乡。在小说末尾真相揭开后父爱的伟大跃然纸上，令人动容。金锦姬的《拨浪鼓》(成龙哲译)道出一位年轻母亲充满矛盾的内心和痛苦的成长历程。新世纪，随着时代的变化，家庭和亲情关系中出现了新的内容，主题和题材都呈多样化发展。朝鲜族打工文学中，朝鲜族作家将审视的目光从国内朝鲜族的打工生活延伸到韩国底层劳工的生存境遇，叙写底层劳工经受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煎熬，反映现实与梦想的巨大反差，在少数民族母语写作中别具一格。如孙龙虎《艰难的抉择》(陈雪鸿译)是国内打工题材作品，可是小说将笔力集中在留守家庭男人的苦恼与压抑上。许连顺的小说《往地漏里掷石子》《跟屠宰场里的肉块儿搭讪》《回来吧，妈妈》《荆棘鸟》(金莲兰译)饱含同情叙写朝鲜族家庭婚姻的困境与女性打工者多舛的生命体验，在得与失、忠诚与背叛、真情与假意、真善美与人性之异化等矛盾关系中刻画人物，引人思索回味。李惠善的《礼花怒放》(沈胜哲译)着重描写离别家庭赴韩打工十年的女子惠贞回国后，家庭拥有了金钱，却丢失了爱，主题深刻，启人深思。据统计，目前有40多万朝鲜族人在韩国打工，离开家乡在国内打工的亦为数不少，于是东北的“朝鲜屯”产生了很多空巢家庭，出现了众多留守的老人和儿童。文学对这些生存状况的真实描绘留下了民族发展进程的宝贵记录，不但具有文学价值，更具有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价值。

　　塔吉克族阿提凯姆·翟米尔的小说《冰山之心》(苏德新译)叙述了年轻的主人公阿尔曼和赛尔维纳兹突破传统的包办婚姻习俗而追求自由爱情的故事，特别是阿尔曼勇于挑战祖先厌恶经商的观念而办商铺、做生意，成为新一代改革者形象。作品虽然只有7000多字的短小篇幅，但是作者选取最能够体现生活实质的细节和对话，诠释了民族发展的巨大变迁。柯尔克孜族曼别特吐尔逊·玛铁克的小说《埃里尼厄斯之爱》(赛娜·伊尔斯拜克译)描述了新时代出现的情感故事，其中年轻人为爱结合，可是因为生育问题女主人公巴勒布布自动要求离婚，反映出柯尔克孜族新一代女性情感生活的新景象。

　　彝族贾瓦盘加的《火魂》是第一部彝文长篇小说，作品描写了主人公成长为县委书记的历程并叙述了他为民谋利、照亮人心的动人事迹，是唱给新时代的颂歌。可惜目前只看到阿牛木支选译的其中的一小节。壮族余执的短篇小说《山村两姑娘》(覃祥周译)，生动记录了壮乡姑娘走出乡村谋发展的历程。景颇族岳丁的小说《一片绿叶上的槟榔汁》(穆直·玛散译)描写山里的少女孜孔阿稚接触到外地来的地震考察青年，内心引起朦胧的爱意，山外的信息引起少女心灵的地震。左金惠的散文《到密支那跳目瑙》描述了作者到缅甸密支那参加目瑙盛会的经历，展示了跨境民族的文化魅力。

　　现代性反思与文化追寻

　　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地区以高速发展的姿态进入现代化进程，同时带来了社会的生存环境、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改变，比如人们面临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道德沦丧、信用危机、人文精神萎靡等，出现了与传统完全不同甚至是对立的人生观念和价值取向，比如拜金主义、世俗化、物欲化、消费主义等。可以说，市场化对民族地区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的冲击较汉族地区更为强烈，甚至是颠覆性的。拥有民族文化认同感的母语作家，看到了个体、家园和民族文化受到的冲击。他们立足本土，从现实生活变迁中反思现代文明给传统文化带来的危机，思索引起文化危机的根源及其后果，探寻民族未来发展及人类的未来命运走向。比如草原生态环境几十年来遭受着毫无节制的开发，受到严重破坏，草原生态文化危机是新世纪蒙古族、维吾尔族等草原游牧民族母语作家创作的突出主题。

　　如阿尔泰的诗大多为草原为祖国而歌，他的组诗《我的草原》(查刻奇译)将对草原和祖国的爱融为一体。而在《贝丽花》(哈达奇·刚译)中诗人描写的却是再回故乡见不到碧绿草原后的痛苦：

　　去年/我回故乡/贝丽花把我忘了/去年/我为何要回故乡//我回到乌力雅斯太怀抱/那里已是不毛之地//我那摔在地上的笑声/像干塘里的鱼儿翕张着嘴//我盼贝丽花/出来/迎接我/她原是/我的太阳/常送给我晨曦/贝丽花/没出来/她忘了我/那天/我没有晨曦……从刈草场回来/我孤寂的心上/留下了一道道/镰刀的创伤

　　朴素的语言里饱含沉痛的哀伤，催人泪下。

　　满全《嘎达梅林的草原》(道·斯琴巴雅尔译) 在怀念草原民族英雄嘎达梅林中反思现实，“今晚我默默地向梅林祈祷/凉风难以吹干如注的泪水//失去清澈湖水的鸟群、衔着我的童年飞到了远方”，充满了深沉的文化思索和忧伤情绪。

　　蒙古族和维吾尔族作家大多在儿时的心灵深处就描绘了一个理想的精神家园，那是水草丰美、牛羊成群、牧歌缭绕的草原绿洲。可是，时过境迁，作家放眼现实诉诸笔端追寻到的往往是梦想的幻灭，如：蒙古族青年作家吉·清河乐的小说《遥远的香柏洼》(王玉丽、吉·清河乐译)、格日勒图的《天鹅之复活》(伍·甘珠尔扎布译)、瓦·萨仁高娃的《草原蒙古女人》(朵日娜译)和阿尤尔扎纳的《一个人的戈壁》(照日格图、山花译)等都是关于草原梦想与现实背离的故事。吉·清河乐以深情的笔触讲述一个神圣的精神家园——香柏洼对主人公生命历程的特殊意义。虽然父辈一代还见过香柏洼，但是到了“我”的童年时代，香柏洼只能存在喇嘛爷爷的故事中。《草原蒙古女人》中，女主人公“我”从无根的都市到吉日格图草原上寻找到了生命的寄托，可是草原被挖矿采矿队伍严重破坏了，米杜格玛姐姐为挡住侵犯草原的机器和炸弹被炸死，草原梦想幻灭了。《天鹅之复活》中老人“我”带着老伴的骨灰叶落归根，回到科尔沁故乡，“我”痴痴寻觅心目中充满爱和美的天鹅，拍摄天鹅图片，可是天鹅被人猎杀。《一个人的戈壁》中老额吉发现了沙漠里的吉兰绿洲，当“我”带着掠夺的工具走进时，“它”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同样的，维吾尔族作家穆罕默德·巴格拉希的小说《心山》(狄力木拉提·泰来提译)叙述了夏库尔村三个少年为了寻觅传说中的心山而命丧沙漠的故事。心山是传说中祖宗的生活之地，象征着民族文化的根源。三个少年以生命为代价的文化寻根与年长者麻木的民族意识形成鲜明对比，有力地批驳了村人对祖先对民族文化精神的背叛，充满了强烈的文化重构意识。卖吐逊·拜都拉的小说《沙力老汉》(艾克拜尔·吾拉木译)里老人苦苦坚守呵护着沙漠里最后一片树林，以他亲手培育的那片树林作为幸福与快乐的源泉，可最后还是人毁林亡。不论是遥远的香柏洼，还是故乡草原或戈壁上的树林，既是一种自然生态的存在，更是草原民族文化的依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个个寻根梦想的幻灭背后饱含着作家对民族文化与未来发展状况的深深忧虑。

　　少数民族母语作家对现代性的反思和对民族文化的追寻，不仅仅体现在对民族生存环境、自然生态文化的表现上，还体现在对人性、人的价值观念、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描写与考量中。比如满都麦的《骏马·苍狼·故乡》既是两代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冲突，也是现代文明与草原文明两种文化的冲突。他的另一篇小说《尾随族群的流星》(苏荣巴图译)中罗来老人一家孙儿分散在世界各地，儿子娶了美国、日本和北京的媳妇，孙子对草原生活缺乏感情，即便是留在草原的孙儿对草原也变得淡漠要住进新建的移民村，惟有老人痴心于传统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感念草原。两篇作品都表现了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草原文明的冲突，表达了草原文化走向衰弱甚至消亡的主题，是献给草原文化的深情挽歌。

　　维吾尔族作家麦买提明·吾守尔的创作代表了维吾尔小说的发展历程。他的小说在上世纪80年代以颂扬为主，如《瑞雪》《吉祥的早晨》等;90年代中后期以来他着力反映现代人对金钱的崇拜与异化行为，如《猪的节日》《芦花公鸡》《镶金牙的狗》等。特别是对民族性问题的思索达到了新的高度，如《白大寺》(苏永成译)。小说以一座古城遗址旁建立的清真寺为纽带，让寺庙勾连历史和现实，贯穿其中的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生命求索。“白大寺”既是一个客观的民族建筑，也是一种文化符号。一个富翁在生命的最后顿悟促成这个贫瘠的土地上一个富丽堂皇的清真寺的诞生，它的存在赋予长途跋涉者精神的鼓舞与物质的慰藉。这些都深刻诠释了个体生命与民族生存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小说的主人公之一、穷困潦倒的塔依尔外出寻求出路，60余年后回到已经由传统走向现代、处于经济转型中的故乡。老塔依尔决心用自己的财富将白大寺翻修重建，可是陷入金钱迷狂的人们以为寺内有金宝而在一夜之间把清真寺给摧毁了。跟着白大寺一起倒下的还有民族的信念、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民心的团结等。麦买提明·吾守尔对民族性与时代性问题的深刻反思，在中国文坛都是独具特色的。

　　少数民族对自然满怀敬畏之情，人与动物之间相互依存、人与自然浑然融为一体的生存状态，在多个民族的母语写作中都得到了生动的展示。如蒙古族希儒嘉措的小说《风骨》(伍·甘珠尔扎布译)通过苏纳木老人与马的共同命运，反映了人与自然唇齿相依的关系。维吾尔族艾尔肯·沙比尔的小说《老人与戈壁》(苏永成译)叙述了维吾尔老汉只身一人在戈壁进行的生存斗争，描写了帮助老人度过劫难的马儿形象，表现了维吾尔人民顽强、乐观、敬重自然的民族性格。两个老人都将马儿视作自己的生活伴侣，人与马的感情构成了草原文化中人与动物关系的温情描述。

　　还有很多关于动物的故事，如藏族德本加的《老狗》(万玛才旦译)、朝鲜族禹光勋的《猎犬猸狸》(陈雪鸿译)、麦买提明·吾守尔的《打狗》(苏永成译)、哈萨克族阿布都哈孜·扎汗的《库特盘狗的遭遇》(努尔兰·波拉提译)等。写动物并不是为了纯粹自然的描写，而是通过动物而反观人类，刻画动物与人共通的“人性”，并通过动物的命运变化反观人性的变化，反映民族独特的心理素质、性格特征、伦理道德和文化传统，借此反映时代变迁与人心的变化。如《猎犬猸狸》和《库特盘狗的遭遇》都写到了狗的忠诚，甚至为主人献出了生命，可是有的主人却只是利用狗的忠诚。主人内心的冷漠和狗持之以恒的忠诚形成了鲜明对比。《老狗》对甲贝打死狗偷吃狗肉之后内心的惶恐进行了生动形象的描写。《打狗》更是通过一条狗的命运描绘社会人生百态，把人物内心的隐秘和复杂以及对人良心和灵魂的拷问刻画得淋漓尽致。作者还灵活采用反复、荒诞手法，使得小说的主题思想和艺术表现有效地融为一体，意味深长。

　　新的活力与挑战

　　新世纪以来，一大批“70后”乃至 “80后”母语作家如雨后春笋，脱颖而出。他们成长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无法拥有老作家那样厚重的生活积累及生活的沧桑感、沉重感，但是这批年轻人挖掘生活之广和情感之深、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民族使命感和文化的自觉意识，都显示了艺术追求的自觉与成熟，为新世纪母语写作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开拓出少数民族母语写作的新前景。

　　青春，是文学的永恒主题。青春书写，历来都为文学的发展注入活力。青春的梦想、爱情的追寻、事业的求索，是文学对青春故事的共同表达。少数民族年轻的母语写作者也留下了时代发展的青春记忆。比如，藏族作家端智嘉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创作的小说《被霜摧残的花朵》(龙仁青2007年译)描写改革开放初期年轻人爱情的苦涩。克珠群佩在80年代中期创作的小说《命运的抉择》(班丹2009年译)叙述了年轻的藏文教师索杰在病魔的折磨下进行的生命抗争，让人感受到那是一个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欢腾时代。拉加才让1987年发表于《章恰尔》的小说《理想》(觉乃·云才让2007年译)描写了吉米多杰和桑达老师虽然教学和教师个人生活都困难重重，但是人物内心充满阳光和爱的温暖。三篇作品都创作于80年代，虽然翻译发表滞后了20余年，可是人物的情感记忆、梦想的追寻及其责任意识依然闪烁着超越时代的文学之光。

　　在年青母语作家的写作中，多有青春的故事与成长的话题，但是难以再感受到上世纪80年代青春的崇高理想和豪放激情，而择业的艰难、生存的困境与精神的焦虑成为突出主题。比如，藏族拉先加的小说《影子中的人生》(索南多杰译)，主人公扎西刚刚步入社会，爱情和事业经受着生活潜规则的考验，年轻人的锐气一点点被生活磨掉了，成为一个没有自己的影子的人。朝鲜族朴春兰的小说《当心狗狸》(张春植译)以弟弟的奋斗求索为主线，生动展示了当下年轻人身份的焦虑和生存的无奈。维吾尔族女作者热孜古丽·卡德尔的小说《迷雾》(铁来克译)，女主人公作为一个代课教师，充满了择业的艰难和爱情的焦虑。可贵的是，面对生存的困惑和精神的焦虑，年轻的母语作家们依然保持着对真善美的追求，表现出改造社会、创造新生活的探索精神，弥足珍贵。

　　青年母语作家从自身及社会到民族历史文化，目光深入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如小说凯赛尔·柯尤木的《苹果树下的梦》对社会的深刻反映和对人性的深沉思考，马合穆提·尤利瓦斯《青芦苇……》揭示金钱对人性的腐蚀、对生活的冲击，阿依努尔·多里坤的《伊尔法的日记》从孩子的生活体验中展示现代维吾尔人的生活及教育问题，吐尔逊·麦合木提的《叔父的桃树情》从叔父的人生追求及经历中折射世态的变化，吉·清河乐的《遥远的香柏洼》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追寻，查黑尔·特木日的《巴拉嘎日河边的故事》叩问历史和良心的勇气，拉先加的《冬虫夏草》对生活艰难求索的多重表现;散文部分，昂格图的《弟弟的冰糖》、新醍博的《祖父》、赞德来的《奶之佳话》、玉苏甫江·达吾提的《给母亲的信》等通过对亲人、亲情的描写透视人生，亲切感人，令人思索回味;诗歌如海日寒的《北方蒙古屯》、呼·布和满都拉《忽必烈狩猎》、嘎代才让的《对一只小绵羊的怀念》、阿亚提努甫斯·买买提的《清晨的独白》、买买提江·达吾提的《塔克拉玛干》、哥布的《大凉山词》等，在诗意的表达中浸润着诗人对民族文化、对个体生命及社会的独特思索和感悟。

　　新世纪以来，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而出。随着国家对文化的高度重视，民族文化、原生态文化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和文化特点得到了很好的重视。这对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特别是母语文学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具有本民族语言优势的少数民族作家，可以更加便捷地深入到本民族人民群众的生活当中，从民间立场和民族文化视角出发审视本民族的现实生活与文化发展进程，探究和思索自己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未来走向。作家铁凝说，如何用文学延续本民族的精神烛火，如何弘扬魅力独特的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作家正在思考和实践的命题。对于母语文学，寻求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新的突破，也正在于此。当然，只有民族性和时代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作品才能经受得住读者和时代的考验。

　　少数民族青年母语作家承担着承上启下的重任，更需要提升自我，加强艺术创新，提高思想修养，在题材、主题思想和艺术表现上突破发展的瓶颈，和汉族作家站到同一起跑线上，把少数民族母语写作推向新的高度，创造出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