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给我们时代的文学状况作一个白描，大致可以说，这是一个文本生产过剩，大众阅读力相对不足的时代；是文学事件广受关注，而文本本身遭受忽略的时代；是视听图文等“泛文学”大行其道，大众厌倦深度思考的波普消费时代；是文学已经远离了思潮与文化的核心地带，特定的个案和人物却能够成为一定时间里公共话题的时代。像一切过往的时代一样，对于文学而言，这既不是最好的时代，也不是最坏的时代。2008年少数民族文学的阅读体验，给笔者的最大感受就是：这是一个寻常年份，没有比此前几年更有惊人之喜，但是亦不乏可圈可点的踏实资质。在一个依然热气腾腾的文学现场要总结该年度的少数民族文学现象，不免让人有力不从心之感，因此以下的观察只是一个扫描，力图捕捉本年度那些独具少数民族文学特色并且有一定影响力的现象、事件、作家和作品。


　　骏马奖

　　从盘点近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实绩来说，去年最具意义的事件无过于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2005-2007）的评定，35部获奖作品基本代表了最近几年少数民族文学在各种体裁上的最高水平。从中可以发现少数民族作家紧扣时代脉搏，书写出反映时代变迁和社会现实的作品，把探索的目光深入到各民族悠久的历史，从民族历史文化纵深中发掘创作的资源，作品在贴近现实和挖掘深度上都有所加强。在获奖作品中，少数民族母语作品就有14部，共有藏、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朝鲜、壮、景颇7种少数民族母语作品获奖，充分显示出了作家们的创作方式多样化，创作思想多元化。改革开放促成了少数民族文学自身观念的转型，促使作家们扩大了文学表现的自由度，文学思想观念越来越充满着开放性和包容性特征，作品的风格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公共话题

　　从社会、文化、经济、民生等诸多方面来说，2008年都是个多事之年。对于许多重大事件，比如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神七飞船的太空行走，少数民族文学都通过诗歌、散文、速写等形式做了迅速而积极的回应，显示了文学与生活之间互动和交往的努力。关注公共问题是一个伟大的文学传统，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可能比主流汉语文学要体现得更为充分。

　　在2008年的少数民族小说中可以看到，许多小说可能并不是一流的作品，不过却反映了当下民族生活和民族写作的种种真实面相。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许多作品不同于前卫文学的地方在于，它们似乎有些“落后”或者“过时”，没有那么“现代”乃至“后现代”，但却是我们时代少数民族生活的现实写照。

　　文化的物哀

　　在现代生活方方面面狼奔豕突的追逐中，少数民族文化固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多样性共存的语境中得到主流话语的重视，然而许多敏感的作家认识到在科学、技术和信息传媒的高速运转中，许多传统避免不了地陷入残阳夕照的局面，有可能被取代、流逝、替换和消亡，因而对于本民族文化的同情、哀伤、悲叹、赞颂、爱怜、怜惜，就构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在“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趋势中，他们用一己之笔留下文化的印记和心路的历程，或者带有砥柱狂澜的悲壮，或者饱含黄昏依恋的怜悯，为自己的民族留下一抹可能渐行模糊的身影。这种物哀气质是多方向的，既有对于特定文化理念的礼赞，也有对于某种陋俗的贬斥，更有身经历练于某种文化的透达理解。

　　这方面最著名的代表无过于叶广芩（满族）和萨那（达斡尔族）等人。王华（仡佬族）的《家园》通过绮丽的文字和想象力营构出了一个叫做安沙的世外桃源，并以二元对立的方式为其树立了镜像黑沙，通过依那（陈卫国）在两个地方之间的身份和心灵转变，讲述了一个当代寓言。小说以夸张的类似魔幻的描写，揭示了底层民众生存困境的荒诞性存在，现代工业社会与传统人情人性的对立和冲突。形式和内容其实构成了内在的契合，即现实和荒诞往往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人类在对自然环境的开发和索取中制造着现代文明，同时又在颠覆和摧毁这个文明赖以存在的根基，在精神沦陷之时同时也就是寻求救赎之刻。唐樱（壮族）的《南方的神话》以壮族始祖布洛陀的神话作为情节的遥远背景，创制了一个当代的神话场景：北方女大学生杨扬因为神话的魅惑来到了偏僻的南方山寨当老师，最终与壮家青年韦湘成就了水晶般的爱情。小说18章分别以雪、酒、石、山、风、火、树、鸟、歌、水、路、门、土地、雨、年、月、雷、太阳等诸路神祗的话为引子结撰故事，形式上承继了壮家古歌的流风余绪，精神上则充溢着纯净的天人、人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与统一。《快意时空》是李骞（彝族）20多年来写作的诗歌精选结集，从时间和风格上来说，几乎完整体现了从朦胧诗之后少数民族诗歌的一个演进线索。在“白话方阵”小辑中有西方诗歌的影响，而最能体现作者诗歌特质的则是“我的滇西北”小辑中对于故乡云南红土高原的热情讴歌和冷峻反思，《圣母》、《彝王》、《创世纪》则以一种宏大的史诗情怀打捞民族的历史，抒发文明的幽怀，弘扬地方性的精神和气质。　

　　族际翻译

　　族际间文学翻译与传播，可以说是少数民族文学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在公众阅读的印象中，翻译文学似乎只与他国文学挂钩，少数民族翻译文学则提示了国内不同民族语言文学上的差异与互补、共生与共荣。这其中许多少数民族文学的翻译者，比如苏德新、苏永成（回族）、乌雅泰（蒙古族）、照日格图（蒙古族）、许东植（朝鲜族）、金莲兰（朝鲜族）、努尔兰·波拉提（哈萨克族）、伊明·阿布拉（维吾尔族）、克然木·依沙克（维吾尔族）、狄力木拉提·泰来提（维吾尔族）、龙仁青（藏族）等默默地作了许多贡献。语言是构筑知识与思想的前定因素，而文学又是语言的艺术，在这些用少数民族母语创作的文学之中，也许最能直观地显示出言为心声、语作心镜的特色，它们是少数民族文学中最具有民族风情与文学个性的部分。少数民族翻译文学很大程度上赋予了“文学”以更开阔的界定空间，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以及不同的文学观念，其实构成了文学多样性的生动画面。

　　麦买提明·吾守尔（维吾尔族）的《白大寺》在众多翻译作品中是一篇包含多重意蕴的精彩小说，全篇以边境地区的一座叫做“白大寺”的清真寺为线索，将对白大寺历史起源的不同叙述同现实的情节串联起来，这个小说深沉的内涵有赖进一步的挖掘。而穆罕默德·巴格拉希（维吾尔族）的《七月流沙》以横云断峰的笔触写一辆在沙漠风暴肆虐中抛锚的长途汽车，一群身份不同的乘客，在随时可能被流沙埋没的生死攸关时刻，同舟共济、精诚合作。作者着重的是团结和尊重的主题，这大约也是一个维吾尔作家对于各文化交融共生的心声。多样性指向于同一性，尽管语言不同、文化有异，但是同样作为中国文学，不同的少数民族文学也都表述了共同的中国故事。　

　　底层叙事

　　底层叙事在近年来的文学创作中是一个较为热门的题材，它往往同打工文学、苦难故事、新乡土变迁勾画、城市普通市民描摹等联系在一起。因为直接来源于当下的生活而具有冰与火交织、天与人交战、善与恶争锋、人与鬼搏斗的张力。

　　在田耳（土家族）、李约热（壮族）、于晓威（满族）、杨家强（满族）等人的作品中，社会风气的潜移默化平实然而沉重地浮现出来，世道的残酷与温情往往就在真实中显示出其无可奈何之处。作家们在这些作品中所显示出来的伦理勇气和仁爱之心具有动人的力量。一些作品通过现代性与传统伦理的冲突，意在彰显残存的民俗传承在现代社会中的洗礼功能，而夹杂在文本中的市场逻辑对于乡土认同的冲击比比可见，给予小说以真实的力度，也赋予了小说以温馨的念想。

　　女性的面容

　　女性写作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创作中一支极为重要的分部，在少数民族文学中也是如此。在这些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写作中，有的与本民族的风情、心理、历史、现实发生关系，从而具有甚至超乎男性的角度和力度；有的文字缓和清朗，沁透人心，而又包含廓大，带有母性的仁厚无边；有的生发于来自身体的感受和体验，丰足柔韧，抵达人性的深处；更有的凭借想象的轻逸，体恤艰难时世的苍凉，又用女性的柔性去宽慰悲伤。

　　金仁顺（朝鲜族）的《春香》是个从现代女性视角改写传统故事母题的小说，这篇根据旧作《伎》扩写的长篇是对于朝鲜古典小说《春香传》的颠覆和翻新。它不再讴歌爱情的忠贞不渝，反而否定和怀疑爱情，并且将艺妓一业当做反抗男权、获得女性自由的一种手段。小说写得华美旖旎，芳香四溢，但这种耽美其实不过是一种小资式的一相情愿：艺妓生涯的假恶丑被隐去，留下的是如同童话般清真的美妙，不过作者显示出来的文字素质和更新观念却可以让人窥见时代女性思想的一个侧面。有些更为年轻的少数民族“80后”作家，有着令人欣喜的表现，让我们看到少数民族不仅有传统的、民族的、地方性的元素，也有与发达地区、主流文学交叉的板块。比如米米七月（土家族）的小说笔致灵透，触角敏锐，作者对于细节、动作、语言、心理、人情世故的敏感实在给人少年老成之感。　 　　

　　回眸2008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总体态势，我们大约可以得出一个这样的印象：在不同民族参差多样的文本背后有个总体的追求，在差异性表述的底部是对于和谐社会的向往。愈加明显的趋势是：同在经济领域相似的是，外省少数民族文学人士向文化中心城市的单向流动，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人流，也是文化场域的哺乳；伴随着文化遗产和文化符号的传播，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声音进入到大众传媒，暗示了新鲜文学力量的崛起，虽然前途未卜，也已令人兴奋不已；少数民族文学依然在其民族与在地的民众生活中发生巨大的影响，作为其生活的一部分，可能会引发关于诗性的智慧、人文日常亲密无间的种种思考；少数民族文学不仅拥有源自其悠久传统的美学品格，也有应激当下的现实观察，同样也有关乎主流话语的思考，提示了一种多民族文学动态互补的景象。所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可能就是我们对于当下少数民族文学的态势认定和美好愿景吧。